《幻影公众》：公众如何在“舆论剧院”选个好座？
主笔 | 张子涵
编辑 | 张子涵 陈银儿
校对 | 邵叶凡 谭凯莉
公众必须归位，做他该做的事，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让我们每个人更有可能摆脱迷惑的野兽般的戏谑和怒吼。
《幻影公众》
作者：【美】沃尔特·李普曼
译者: 林牧茵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3-1
ISBN：9787309093025
传统民主理论家视若神明的公众，在李普曼的笔下却被形容为幻影。真正的公众缺乏对事件全面了解的同时还深受“拟态环境”的限制。与其期待这些公众形成统一而智慧的舆论，不如让“公众归位”，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本书共三部分，分为十六章节。李普曼在第一部分向传统民主理论发起批判；在第二部分提出公众如何运用舆论的具体标准；最后在对现实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的讨论中作结。
在书中，李普曼系统地阐释了传统民主理论的缺陷，重塑了更为真实的公众形象，试图探索一条民主优化的新途径。
作者
沃尔特·李普曼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政论家和作家。自1910年从哈佛离开，李普曼开启了他长达60余年的时事评论生涯。
他先后供稿给《先驱论坛报》、《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等几大报刊杂志，当时的美国人都习惯先看他主笔的专栏“今日与明日”再与朋友谈论时政。他虽然不指挥千军万马也不参与政治活动，却拥有引导民心的强大力量。
拥有远见卓识和冷静观察眼光的李普曼一生多次转变政治立场，却从未冷却对民主政治的热忱。他会奋力维护自己信仰的理论，也能够果断背弃自己不再认同的观点。他一生坚守一个新闻人的职责和理性，为“更为久远的过去和更为遥远的未来”冥思苦想。
李普曼与赫伯特·克罗利等人合办的杂志《新共和》创刊号于1914年11月7日出版。
1
迟到的观众
公众在演出进行到第三幕的时候抵达，在演出结束前离场，只要能辨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他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全书伊始，李普曼就引入了这个著名的比喻——以坐在后排的聋哑观众形象地比喻公众在民主政治中的尴尬地位，即拥有至高民主权力的他们却在民主决策中被边缘化。
在传统民主理论家看来：公众是民主的代表。他们期待公众发出体现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舆论。然而“拟态环境”无法给公众提供全面而真实的信息，灌输式的教育又不能教会公众如何做出正确选择。公众在现实政治中要如何发声？
李普曼在第二章从理论、遗传、教育、道德等各方面打破了传统民主理论对公民处理公共事务能力的幻想。在李普曼的剖析中，公众走下神坛，成为剧院最后一排的聋哑人。
历年来（1789年—2018年）大选（蓝色）和中期选举（黄色）的投票率，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大选年的投票率一般在60%上下波动，中期选举年在40%上下。
书中，李普曼揭露了代议制投票中多数原则的本质。
多数原则一直被认为蕴藏着“大智慧”和“上帝的声音”，然而“任意人群中51%的多数就能代表美德与智慧”，这种将权力理想化的想法并不合理。在假设公众对民主选举有足够的热心和兴趣的条件下，复杂的政治考量根本无法在一张只能勾选三四个人名的选票上呈现。
除了多数原则，两党交替执政的方式也受到了质疑。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其实只是党派人士竞选的话术。选举仅意味着政治事务的管理由一些新面孔接替，政策的方向不会因党派交替而逆向，否则，每一次选举的失败者都会难以忍受而蓄意谋反，这并不符合成熟而稳定的社会运行需要。
公众就这样失去了原本的光环，但作者又授予他们一种新身份——“局外人”。
2
“局外人”与“局内人”
李普曼提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常常会被人误解为精英政治——将公众置于政治之外，将政治置于公共生活之外。要理解他提出的划分方式，需要首先站在李普曼所处的时代和身份上观察当时的美国社会。
19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高速发展的现代工业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了美国原本的社会结构，但并没有消除社会贫困。物质丰富与社会进步间的“二律背反”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和社会骚动。
为恢复民主政治的控制力和权威，美国爆发了进步主义运动——意图发展人的理性，重获对民主和个人的控制权。进步主义运动带来的反思和一战后社会矛盾爆发的现实，使得李普曼重新思考公众舆论的意义。
作为一个时刻关注社会现实的政论家和新闻记者，认识到公众对待民主政治的态度和舆论带来的各种问题后，李普曼又亲自调查了一战中媒体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看到真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相距甚远的李普曼陷入思考，而后提出了新的民主理论构想——“局内人”与“局外人”。
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在任期间通过一系列打击政商勾结的法律，促进了“进步主义”改革。他挖苦专门揭丑的记者为"扒粪者"。
李普曼划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标准是：个人在事件中所处的位置，也即个体与事件的利益关系远近。一个合格的“局内人”不是学识渊博或智慧过人的，而是能够清楚地了解事件并采取行动的。
是否对信息掌握充分，与谁是精英无关。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在面对不同政治事务的时候产生角色转换。这也是为什么他反对传统民主“所有人参与全部民主政治事务决策中”的要求。
在具体事务中，掌握真实信息的“局内人”参与决策与执行，公众作为“局外人”产生舆论监督作用。只有当具体事务或问题演变成危机之后，公众才需要出场制止强权专断的力量，支持那些“随时准备依据理性采取行动”的人，帮助他们拿出最好的方案，从而缓解危机。
这里李普曼补充道：危机的消失可能并不是正义得以伸张的结果，而是某种“应对危机的可行性方案奏效了”——理性的代理人被推举出来。
毕竟发现危机事件中的真理和正义并形成统一意见的过程，会占用公众大量的精力。所以与其在这些与个人事务距离较远的问题上花费时间和精力维护正义，倒不如选出真正了解危机具体细节的代理人来应对危机。
3
“李杜之争”
20世纪80年代，深受约翰·杜威和芝加哥学派影响的学者詹姆斯·凯瑞用“争论”、“冲突”和“竞争”形容杜威和李普曼的思想交锋。凯瑞在他的论文中建构了“杜威—李普曼之争”，其中对李普曼的批判被后世学者广泛引用。
李普曼对公众的悲观态度更多源自他在大众（mass）社会背景下，过多地关注原子化的、个体的人，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与李普曼相反，杜威对公众的能力和民主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在对李普曼《幻影公众》的回应中，杜威坚持认为公众并非幻影。虽然伟大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传播技术能为公众赋能，使得社会中的个体能够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他们最大潜力。
《公众及其问题》是约翰·杜威杜威的经典著作之一，该书是他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对民主未来所做的最丰富和最系统的思考。
在杜威看来，治疗民主衰落的办法是更多的民主。参与讨论的个体能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理性公众，民主也会随之诞生。但他的讨论更多地停留在理想化层面，对塑造理性公众的给予的期望太多，这使得他的构想在现实中也许根本无法实现。
虽然李杜两人在人们是否愿意参与公共事务、能否获取全面信息和公民意识教育的作用等方面产生了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人都承认公众要在政治事务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两人的观点实质上反映的是现实主义民主观与传统民主观的冲突。
美国大选的低投票率现象较之一百年前仍未改观，民众对民主政治的信任一次次地被大选结果辜负。关于民主与舆论的讨论仍在继续。
回看杜威的观点，即使在今天这个万众皆可发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式民主”——公众集体行动可以促进民主发展，产生为决策提供参考的舆论——真的因媒介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更加真实了吗？
新兴媒介平台和传播方式的日渐普及，使得信息获取不再如李普曼所在的年代那般备受限制。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和更多维的观察角度。人与人的互动在媒体技术的帮助下更为方便快捷，资源整合的效率也随之提高，蜂巢思维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
蜂巢思维：
“蜂巢思维”（Hive mind）出自凯文·凯利(Kevin Kelly)著名的《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简单的说“蜂巢思维”就是“群体思维”（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因为蜜蜂的群体结构，在蜂巢之中每个个体各有分工，自发维系整个蜂巢，蜂巢就像是一个整体，汇集了每个个体的思维。凯文·凯利用蜂巢思维比喻人类的协作带来的群体的智慧。例如：维基百科、Linux系统、知乎等都是蜂巢思维的体现。
电影《阿凡达》中纳美人之间通过联结交流思想，与互联网时代下公众的思维交流模式相似。
不仅信息是开放而丰富的，连智慧和思维都可以在一张互联网下共享，公众的理性力量已初露。
这，或许才是这个时代对李普曼观点的最大挑战。
当我们尝试思考公众舆论，按照它的真实样貌而不是按照它被幻想出的虚假样貌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
本文作者
张子涵
张子涵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2020级公共关系学 本科生
我知道我要找火，所以现在还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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