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的山头：人大是超级山头 北大是一级山头
中国经济学界的“山头”
白卫星
中国经济学界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争鸣，确实存在不同的派系。程恩富的“海派经济学”就比较突出。这种派系是由于所持的学术观点不同所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因此，观点不同的学人展开争鸣，有利于集思广益，博采众长。
从所持的学术观点看，中国经济学界确实“山头林立”。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要准确描述各“山头”的情况，由于涉及的学术体系、代表人物和时代背景比较复杂，难度很大。我想从经济学家的培养（学历教育）和分布于高校研究机构的人才数量这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山头”作粗线条的描述。这里，主要考虑各“山头”培养的数量，也考虑各“山头”吸引人才和向外输送人才的数量。本文所搜集的资料基于400多位经济学家的情况，有的经济学家的硕士、博士学位在不同的高校获得，我把他们视作共同培养，加之资料整理繁杂，肯定存在不准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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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山头”——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再到华北大学，一路走来，培养出的经济学家有86位：
童大林（1918—2010）、李成瑞（1921—2017）、徐禾（1925—2002）、黄达（1925—）、马家驹（1927—）、苏星（1926—2008）、王亘坚（1923—）、卫兴华（1925—）、宋养琰（1925—）、项启源（1925—）、何建章（1926—2004）、何伟（1926—2012）、石柱成（1927—2006）、周诚（1927—2014）、胡钧（1928—）、周升业（1929—2015）、熊映梧（1929—2003）、王贵宸（1929—）、严瑞珍（1929—）、闻潜（1930—2008）、张维达（1930—2008）、孙尚清（1930—1996）、汪海波（1930—）、刘光杰（1930—）、林森木（1930—）、汤在新（1931—2007）、高涤陈（1931—2014）、罗精奋（1931—）、刘方棫（1931—）、吴易风（1932—）、施正一（1932—2015）、吴树青（1932—）、吴家骏（1932—）、冯玉忠（1933—）、萧灼基（1933—）、于祖尧（1933—）、陈耀庭（1933—）、周新城（1934—）、李成勋（1934—、胡乃武（1934—）、江春泽（1935—）、桂世镛（1935—2003）、陆百甫（1936—）、罗肇鸿（1936—）、邓荣霖（1937—）、杜厚文（1938—）、白钦先（1940—）、刘福垣（1944—）、陈佳贵（1944—2013）、刘树成（1945—）、杜晓山（1947—）、张晓山（1947—）、李连仲（1949—）、陈锡文（1950—）、洪银兴（1950—）、金碚（1950—）、周其仁（1950—）、黄卫平（1951—）、温铁军（1951—）、李扬（1951—）、陈淮（1952—）、刘鹤（1952—）、杜鹰（1952—）、魏杰（1952—）、许小年（1953—）、林岗（1953—）、曹远征（1954—）、盛洪（1954—）、谢平（1955—）、马晓河（1955—）、王国刚（1955—）、宁吉喆（1956—）、蔡昉（1956—）、范恒山（1957—）、范剑平（1957—）、杨瑞龙（1957—）、黄泰岩（1957—）、吴晓求（1959—）、王东京（1959—）、高培勇（1959—）、赵锡军（1963—）、刘尚希（1964—）、张宇（1964—）、陈雨露（1966—）、张晓晶（1969—）、杜志雄（1963—）、潘云（1963—）、祝宝良（1963—）。
在这86位经济学家中，有27人留在本校（包括部分属于工作后期调出本校的），近60位经济学家输出到原国家体制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四川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国家发改委、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辽宁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财政部、国家信息中心等单位，输出比例74%。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看，有14位经济学家加盟该校：
吴大琨（1916—2007）、张朝尊（1924—2003）、方生（1925—2002）、林文益（1930—1997）、钟契夫（1925—2008）、顾海良（1951—）、顾海兵（1959—）、刘再兴（1926—1999）、李宗正（1923—2000）、孙敬之（1909—1983）、李义平（1951—）、戴世光（1908—1999）【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高鸿业（1921—2007）【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王传纶（1922—2012）【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
说中国人民大学是经济学界的“超级山头”，主要体现在培养出的经济学家多，输出的经济学家多，学术影响广泛，这在国内任何一所高校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个“山头”的奠基人是宋涛（1914—2011），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缔造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大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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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山头”——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历史就是中国经济学历史的缩影。经济学在北大是1912年严复先生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创建的经济学门（系），北大经济学院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建立最早的经济系科。从历史看，北京大学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的“山头”。这个“山头”培养出41位经济学家：
王耕今（1911—2007）、韩德章（1905-1988）、千家驹（1909—2002）、袁宝华（1916-）、魏埙（1919—2004）、张友仁（1923—2015）、宓汝成（1924—2015）、钟契夫（1925—2008）、黄万纶（1926—）、厉以宁（1930—）、黄范章（1931—）、经君健（1932—）、唐宗焜（1933—）、赵人伟（1933—）、巫宁耕（1935—）、谷源洋（1935—）、王梦奎（1938—）、王洛林、田雪原（1938—）、晏智杰（1939—）、王则柯（1942—）、梁小民（1943—）、苏东斌（1944—2012）、董志凯（1944—）、李善同（1944—）、李国璋（1944—）、曹凤岐（1945—）、雎国余（1946—）、海闻（1952—）、朱善利（1954—2015）、平新乔（1954—）、宋国青（1954—）何小锋（1955—）、李实（1956—）、孙祁祥（1956—）、刘伟（1957—）、易纲（1958—）、张宇燕（1960—）、杨开忠（1962—）、余斌（1964—）、赵晓（1967—）。
在这41位经济学家中，有14人留在本校（包括部分属于工作后期调出本校的），27位经济学家输出到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中国人民人大、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发改委、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输出比例66%。。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看，有21位经济学家加盟该校：
闵庆全（1918—2011）、胡代光（1919—2012）、刘方棫（1931—）、萧灼基（1933—）、周其仁（1950—）、杨开忠（1962—）、王逸舟（1957—）、赵靖（1922—2007）、曹和平（1957—）【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汪丁丁（1953—）【夏威夷大学】、张维迎（1959—）【牛津大学】。陈岱孙（1900—1997）【哈佛大学】、罗志如（1901—1991）【哈佛大学】、陈振汉（1912—2008）【哈佛大学】、马寅初（1882—1982）【哥伦比亚大学】、赵乃抟（1897—1986）【哥伦比亚大学】、平新乔（1954—）【美国康奈尔大学】、林毅夫（1952—）【美国芝加哥大学】、宋国青（1954—）【美国芝加哥大学】、海闻（1952—）【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樊弘（1900—1988）【英国剑桥大学】。
这个“山头”底蕴深厚，顶尖人才多，海归比例大。马寅初、赵乃抟、陈岱孙、樊弘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奠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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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级山头”——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人才的主要任务由研究生院承担。研究生院成立于1978年，历史不长，却培养出35位经济学家：
郭克莎（1955—）、刘福垣（1944—）、陈佳贵（1944—2013）、盛洪（1954—）、蔡昉（1956—）、张晓晶（1969—）、杜志雄（1963—）、张宇燕（1960—）、杨开忠（1962—）、马建堂（1958—）、华生（1953—）、易宪容（1958—）、肖金成（1955—）、郑新立（1945—）、陈乃醒（1945—）、吕政（1945—）、张承耀（1947—）、汪同三（1948—）、李晓西（1949—）、李剑阁（1949—）、杨帆（1951—）、顾海良（1951—）、杨小凯（1948-2004）、左大培（1952—）、樊纲（1953—）、袁钢明（1953—）、裴长洪（1954—）、陈东琪（1955—）、刘世锦（1955—）、郭树清（1956—）、王逸舟（1957—）、江小娟（1957—）、贺力平（1958—）、顾海兵（1959—）、李海舰（1963—）。
在这35位经济学家中，有几乎一半的人留在本社科院（包括部分属于工作后期调出的），其它一半的经济学家输出到国家发改委、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输出比例50%。。
中国社会科学院吸引66位经济学家加盟（包括后期调出的）：
秦柳方（1906—2007）、严中平（1909—1991）、狄超白（1910—1978）、王耕今（1911—2007）、王耕今（1911—2007）、顾准（1915—1974）、于光远（1915—2013）、刘明夫（1915—1996）、汪敬虞（1917—2012）、蒋一苇（1920—1993）、冯兰瑞（1920—）、宓汝成（1924—2015）、陈宝森（1924—）、宋养琰（1925—）、项启源（1925—）、戴园晨（1926—）、何建章（1926—2004）、马家驹（1927—）、董辅礽（1927—2004）、晓亮（1928—2012）、李琮（1928—）、茅于轼（1929—）、王贵宸（1929—）、周叔莲（1929—）、吴敬琏（1930—）、汪海波（1930—）、何迺维（1930—）、李京文（1933—）、高涤陈（1931—2014）、何振一（1931—）、吴家骏（1932—）、经君健（1932—）、乌家培（1932—）、张卓元（1933—）、唐宗焜（1933—）、赵人伟（1933—）、于祖尧（1933—）、李成勋（1934—）、陈吉元（1934—）、谷源洋（1935—）、陈栋生（1935—2016）、罗肇鸿（1936—）、王洛林（1938—）、田雪原（1938—）、杨圣明（1939—）、张曙光（1939—）、刘溶沧（1942—2002）、谈世中（1942—）、冒天启（1942—）、董志凯（1944—）、刘树成（1945—）、杜晓山（1947—）、张晓山（1947—）、邹东涛（1949—）、金碚（1950—）、程恩富（1950—）、刘迎秋（1950—）、朱玲（1951—）、王国刚（1955—）、李实（1956—）、高培勇（1959—）、张宇燕（1960—）、韩俊（1963—）、巫宝三（1905—1999）【哈佛大学】、孙冶方（1908—1983）【莫斯科中山大学】、刘国光（1923—）【莫斯科经济学院】、余永定（1948—）【牛津大学】、张守一（1931—）【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
这个“山头”吸引了如此众多经济学家加盟，固然有行政的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才积蓄得快而多，加上改革以来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达80位——占400位经济学家总数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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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山头”——南开大学、武汉大学
南开大学、武汉大学都是比较悠久的重点学府。南开大学是1931年成立经济学院的，武汉大学是1928年设立经济学系的。
南开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24位：
宋承先（1921—1999）、赵靖（1922—2007）、王叔云（1923—2002）、谷书堂（1925—2016）、熊性美（1926—2015）、林继肯（1930—）、任玉岭（1938—）、杨圣明（1939—）、常修泽（1945—）、逄锦聚（1947—）、刘迎秋（1950—）、周立群（1952—）、臧旭恒（1953—）、马君潞（1954—2014）、陈宗胜（1954—）、柳欣（1956—2013）、韩秀云（1956—）、蔡继明（1956—）、何自力（1957—）、金雪军（1958—）、马建堂（1958—）、王一鸣（1959—）、祝宝良（1963—）、赵晓（1967—）。
在这24位经济学家中，有8人留在本校（包括部分属于工作后期调出本校的），16位经济学家输出到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输出比例67%。。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看，有10位经济学家加盟该校：
滕维藻（1917—2008）、魏埙（1919—2004）、王赣愚（1906—1997）【哈佛大学、何廉（1895—1975）【耶鲁大学】、方显廷（1903—1958）【耶鲁大学】、易梦虹（1916—1991）【威士康辛大学】、鲍觉民（1909—1994）【英国伦敦大学】、杨敬年（1908—2016）【牛津大学】、钱荣堃（1917—2003）【伦敦经济学院】、季陶达（1904—1989）【莫斯科东方大学】。
南开大学早期吸引了不少优秀人才，大部分是海归。特别是他们得到了民国时期的两大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廷的加盟，南开这个“山头”就此独树一帜。改革开放以来，南开没有引来经济学家加盟，一方面距离北京太近，学术环境无法与北京竞争。值得称道的是，南开承担了向全国输送经济学人才的重任。
武汉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19位：
汪敬虞（1917—2012）、曾启贤（1921—1989）、万典武（1921—）、刘诗白（1925—）、刘再兴（1926—1999）、董辅礽、何炼成（1928—）、李京文（1933—）、朱玲（1951—）、华生（1953—）、汤敏（1953—）、田源（1954—）、辜胜阻（1956—）、国世平（1957—）、左小蕾（1957—）、邹恒甫（1962—）、曹远征（1954—）、范恒山（1957—）、赵锡军（1963—）。
在这19位经济学家中，只有曾启贤留在本校，其他18位经济学家输出到中国社科院、原国家商业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发改委等单位，输出比例95%。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看，有10位经济学家加盟该校：
刘光杰（1930—）、汤在新（1931—2007）、顾海良（1951—）、刘涤源（1912—1997）【哈佛大学】、吴纪先（1914—1997）【哈佛大学】、谭崇台（1920—）【哈佛大学】、李崇淮（1916—2008）【耶鲁大学】、朱景尧（1916—2013）【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杨端六（1885—1966）【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刘秉麟（1891—1956）【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
在吸引人才方面，武汉大学与南开大学有相同的特点，大部分是海归，包括上世纪最早的经济学家——杨端六、刘秉麟。这两个“山头”无疑地位显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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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山头”——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则是1922年设立经济系的。厦门大学的经济学历史比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还要早，其渊源可追溯于1921年建校初期的商学部。厦门大学的近百年经济学历史，自然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现代经济学教学科研重镇之一。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历史源头是1926年创建的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是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先生，但中间数十年是断层的。
复旦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15人：
江春泽（1935—）、刘明夫（1915—1996）、张薰华（1921—）、洪文达（1923—2014）、钱伯海（1928—2004）、伍柏麟（1928—）、叶世昌（1929—）、周叔莲（1929—）、吴敬琏（1930—）、郑绍濂（1931—2009）、洪远朋（1935—）、舒元（1949—）、程恩富（1950—）、史晋川（1957—）、张军（1963—）。
在这15位经济学家中，有7位留在本校，其他8位经济学家输出到原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厦门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在吸引人才方面，有陈观烈（1920—2000）【哈佛大学】、蒋学模（1918—2008）、宋承先（1921—1999）、苏东水（1928—）加盟该校。
厦门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12人：
许涤新（1906—1988）、葛家澍（1921—2013）、李宗正（1923—2000）、邓子基（1923—） 、苏东水（1928—）、吴宣恭（1930—）、胡培兆（1937—）、李江帆（1951—）、曾五一（1953—）、黄少安（1962—）、余斌（1964—）、臧旭恒（1953—）。
在这12位经济学家中，有5位留在本校，其他7位经济学家输出到国务院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中国人民人大、复旦大学、中山大学，输出比例58%。
在吸引人才方面，有林伯强（1957—）【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王洛林（1938—）、钱伯海（1928—2004）、王亚南（1901—1969）加盟该校。特别是王亚南及其子王洛林（经济学界少有的父子经济学家）影响很大。
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8位：
严中平（1909—1991）、于光远（1915—2013）、李琮（1928—）、陈清泰（1939—）、丁宁宁（1947—）、周小川（1948—）、钱颖一（1956—）、李稻葵（1963—）。
在这8位经济学家中，除李稻葵和钱颖一留在本校，其他6位经济学家输出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输出比例75%。
在吸引人才方面，有陈岱孙（1900—1997）【哈佛大学】、韩秀云（1956—）【德国慕尼黑国防大学】、胡鞍钢（1953—）、魏杰（1952—）、袁钢明（1953—）、蔡继明（1956—）6位经济学家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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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山头”
有几个小“山头”不能不提。“山头”不大，影响力却不小，他们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都有贡献突出的人物，加盟的经济学家都是某一方面的领军人物。特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在张培刚和林少宫的带领下，异军突起，培养出一批“60”后的经济学家。
中央党校培养7人：马洪（1920—2007）、熊映梧（1929—2003）、丁宁宁（1947—）、冯兰瑞（1920—）、王珏（1926—）、迟福林（1951—）、卢中原（1952—）。加盟4人：苏星（1926—2008）、王东京（1959—）、王瑞璞（1937—）、周天勇（1958—）。
北京师范大学培养6人：杜润生（1913—2015）、魏礼群（1944—）、曹和平（1957—）、孙敬之（1909—1983）、林凌（1926—）、汪丁丁（1953—）。加盟3人：胡必亮（1961—）【德国维藤大学】、李实（1956—）、贺力平（1958—）。
吉林大学培养7人：袁钢明（1953—）、何振一（1931—）、陈吉元（1934—）、王瑞璞（1937—）、纪玉山（1948—）、韩志国（1954—）、宋洪远（1959—）。加盟2人：关梦觉（1912—1990）、张维达（1930—2008）。
西北大学培养6人：魏杰（1952—）、刘世锦（1955—）、张曙光（1939—）、邹东涛（1949—）、张维迎（1959—）、张军扩（1961—）。加盟2人：白永秀（1955—）、何炼成（1928—）。
东北财经大学培养5人：乌家培（1932—）、陈栋生（1935—2016）、肖金成（1955—）、王玉霞（1956—）、周天勇（1958—）。加盟2人：汪祥春（1918—2011）【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林继肯（1930—）。
西南财经大学培养4人：贺力平（1958—）、曾康霖（1938—）、李义平（1951—）、张其佐（1962—）。加盟3人：陈豹隐（1886—1960）【东京帝国大学】、王叔云（1923—2002）、刘诗白（1925—）。
华中科技大学4人：张军扩（1961—）、田国强（1956—）、胡星斗（1962—）、巴曙松（1969—）。加盟2人：张培刚（1913—2011）【哈佛大学】、林少宫（1922—2009）【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培养3人：杨纪琬（1917—1999）、谈敏（1949—）、刘小川（1956—）。加盟3人：胡寄窗（1903—1993）【英国伦敦大学】、程恩富（1950—）、田国强（1956—）【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养5人：张卓元（1933—）、贺强（1952—）、钟朋荣（1954—）、赵凌云（1962—）、贺铿（1942—）、胡必亮（1961—）。
7
几点思考
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这五大“山头”看，他们培养经济学人才的实力非常强。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因老一代经济学家比较多，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相对比较多，输出去的经济学家基本覆盖各重要高校、国家级智库和国家发改委等宏观决策部门，而且都活跃于经济建设及学术研究的前沿，这是其它“山头”不能比拟的。
从经济学人才输出比例看，中国人民大学74%、北京大学66%、中国社科院50%、南开大学67%、武汉大学95%，武汉大学最高，中国社科院最低。输出比例高，意味着学术影响大，人才素质高。在这方面，武汉大学做得非常突出。中国社科院输出比例低，背后的因素比较复杂，本身又不是以学历教育为核心，是一个国家级的高端智库，需要的高级人才比较多，她们凭借经济学家云集的优势，以研究生院为平台，在30多年来，迅速培养出一批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有一半都充实到社科院经济学部的各个研究所。
从吸引人才的情况看，中国人民大学吸引14人（含海归3人），北京大学吸引21人（含海归13人），中国社科院吸引66人（含海归5人），南开大学吸引10人（含海归8人），武汉大学吸引10人（含海归7人）。中国社科院吸引66人，但80%以上是建国前出生，建国后出生仅仅9人。实际上，中国社科院受行政影响大，老经济学家当年被动调来坐冷板凳的多，经济学人才实际在社科院存在断层现象，这或许是社科院人才输出比例低的一个因素。从吸引海归人才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阵地——中国人民大学和社科院非常少。而北大、武大、南开吸引海归的层次相当高，为这三个“山头”注入了“哈佛”“耶鲁”力量。特别是北大，吸引了张维迎、平新乔、林毅夫、宋国青、汪丁丁等新生代的经济学代表人物，北大“山头”的包容性更强、国际视野更宽，更有“杂交”优势，更有利于学术创新。
从所培养出的经济学家留校情况看，复旦大学培养出的经济学家47%留在本校，这个比例显然最高，很容易形成“近亲繁殖”，使得学术研究变得封闭僵化、没有活力。像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一律被逐出校门，留校几乎不可能。
客观地看，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的经济学文化内涵最为深厚。复旦大学虽然培养出的经济学家不少，包括周叔莲、吴敬琏等顶尖人物，但影响广度不及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一是南开首创中国物价指数，提出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催生了中国的MBA教育的历史影响；二是南开输送出的经济学家有16人，武汉大学输出18人，分布的学术机构和国家经济部门都比较广；三是武汉大学培养的董辅礽、刘诗白、何炼成，董辅礽的门生比较多，刘诗白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影响力很大，何炼成在西北大学又培养出张维迎、刘世锦等一批杰出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武汉大学的精髓。
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中，还有两个没有“山头”的山头。一是以陈翰笙为中心的“山头”——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个“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吸引了薛暮桥、孙冶方、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孙冶方、姜君臣、秦柳方等一批经济学家，包括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张培刚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保定调查中崭露头角。陈翰笙作为这个学术群体的先行者和引路人，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培养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群体。这个“山头”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二是以杜润生为中心的“山头”——“九号院”。“九号院”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包括林毅夫、陈锡文、周其仁、杜鹰等，是改革初期最伟大的智库，他们仍然活跃在改革前沿。这个“山头”对中国改革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这两个“山头”虽然不是学校，却培养出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是出类拔萃的，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这也告诉我们，不能忽视本土学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因为他们对国情的体验和了解是最深的。
来源：经济学人物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