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要地志”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冷门的话题，但对有的人来说却是值得付出一生的事业。7月13日，北京暴雨初歇。《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100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战场调查》作者沈克尼和国防大学徐焰教授、军事科学院余戈研究员做客昆仑书集，分享他们与地图和兵要地志的不解之缘。
沈克尼从小就产生了对军事地形的浓厚兴趣。在现场，沈克尼向观众展示了他14岁时学习《军事地形学》留下的读书笔记，其精细程度令人赞叹不已。后来，沈克尼阅读了《陆军兵要地志调查法》，由此从军事地形学上升到兵要地志，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6年，时任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沈克尼第一次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军事史林》杂志，迅速引起军内有关部门关注。这件事标志着沈克尼的兵要地志研究从爱好正式成为了事业。35年来，从一篇文章变成一本书，沈克尼坚信，“上天派我来就是让我做这件事。”
地图是“用兵之要”，所谓 “兵要地志”，就是指地图。在战场上，地图是一切军事活动的基础。看战争形势，普通人看平面图，作战指挥官要看等高线地形图；普通作战使用十万分之一、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但炮兵作战需要精度更高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一份精确、合适的地图，是兵家制胜的关键。沈克尼介绍说，八路军的神头岭伏击战和国民党军的万家岭战役，日军都是因地图错误而遭到痛击。日方资料中总结：“兵要地志失误和野外生存经验缺乏造成大量伤亡。”我国的兵要地志起源很早，但缺乏现代战争所需的科学性，也曾屡屡在作战中受到地图的掣肘。在甲午战争中，日军使用的地图精度远远高于清朝军队，这是清朝军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解放军进军东北时，中方只能从苏军获得针对各要塞工事的地图。同时，在中国，地图和兵要地志长期未获得应有的重视，用嘉宾余戈的话说，一些有有战史研究意义的地图在过去“被拿来糊窗户”。研究日军兵要地志的想法，即来源于沈克尼前期研究中的所思所得。我军在1950年曾经获得日军编写的台湾兵要地志并下发到准备攻台部队的相关层级，对台作战计划中的“准备12个军渡海作战”即根据日军兵要地志而来。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军队也在根据缴获的7种日军兵要地志制定对大陆作战计划。
昆仑书集，活动结束后主持人与三位嘉宾的合影丨陈小琴 摄
“日军兵要地志”是什么？为何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仍对此十分依赖？怀着这些疑问，沈克尼开启了对日军兵要地志的研究工作。沈克尼多次前往日本搜集相关史料。一次，沈克尼在东京的旧书店发现了侵华日军编制的中苏边境苏军军事地图。沈克尼当时花了身上所有钱买下这幅地图，最后只能徒步走回住处。遍览70多种兵要地志，沈克尼发现日军的军事地图做工精细，值得学习，但同样错漏颇多。一本兵要地志，折射出了日军侵华的战略以及日本人深层的民族性格。嘉宾徐焰教授评价：与沈克尼相处20年，沈克尼的勤奋治学精神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浮躁环境下，沈克尼这样的人是极为难得的。本书的出版对我国研究抗日战争史、现代军事史有非常重要的填补空白的作用。一个社会不仅需要“俗”，还需要严肃、专业的“高雅”内容。沈克尼的新书是一部高雅的学术作品，值得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嘉宾余戈研究员也认为：这本书是沈克尼的一个童年梦想、一生钻研的结晶。沈克尼在35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凝聚在兵要地志领域，体现了超乎常人的激情和意志力。以沈克尼为代表的社会军事研究者做学问“另辟蹊径”的角度激活了他自己的学术生命，“微观战史”倡导的从具象内容出发、准确、具体正是从与沈克尼的交流中得出。沈克尼让我们看到了充满热爱和激情的一生。尽管他没能实现自己的“从军梦”，但他用专业知识为军事领域做出了贡献，英雄梦想点亮了他的平凡生活。对于未来的工作，沈克尼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一是研究另一个给中国近现代史造成巨大影响的邻国——俄罗斯的兵要地志。一百多年前，俄罗斯的指挥官级别人物就曾来中国调查兵要地志，其中对蒙古民族的调查有较高学术价值。二是回归野外生存领域。此前沈克尼对野外生存的研究成果曾发到全军连队，这些年来，沈克尼有空就进沙漠、进戈壁，调查牧民和猎人辨别方向的方法、少数民族取食的方法。沈克尼希望能把这些研究资料，连同他在大学开设的课程结集成书。
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对沈克尼（左）竖起大拇指，说：“有这样的人，我们的民族怎么能不兴旺。”围绕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沈克尼讲述了他的研究历程和发现。甲午战争后，日本与中国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借机向中国派遣人员深入内地盗测地图。同时，日军重视利用俄军留下的地图。 一是偷；二是抢，占领沈阳、南京，日本获得了大量中国测绘的详细地图；三、 据推测，日军还利用了当地向导。嘉宾余戈补充说，在他走访战争原址的调查活动中，一幅70多年前日军地图中标注的隐秘小路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这条小路在我国当代地图中都没有出现。可以想象，日军必定借助了经验丰富的当地人制作地图。日军兵要地志的清晰程度、准确程度、细致程度，为多国的指挥官和研究者所公认。嘉宾余戈结合自己对滇西抗战多年的研究介绍说，对于横断山脉地区，中国难以绘制地图，日军同样面临着困难。飞机侦察只能获知大致地形，但就当时的技术水平，等高线地形图必须人力测绘。例如在一份出版于1943年的日军云南省兵要地志中，出现了整个地区的重复。余戈推测，这是由于日军分头行动，一些地区实在无法测绘，以至于在后期“拼图”中出现了错漏。另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来自日本人的民族性。嘉宾徐焰教授总结说，日军精于战术而疏于战略。这个民族有强大的工匠精神，却疏于从宏观上考虑问题。侵华战争失败的最大问题不是战术上的，而是“以蛇吞象”的战略和非正义的思想上的。例如，日军的兵要地志细化到一口井一棵树，却不能以此为依据做出正确的宏观决策。其次，日本人的性格中有岛国的狭隘成分。例如，日军重视在兵要地志中记录中国各省的人文地理，评论各省人的个性，甚至对长江以南中国人的性格做出了十几条总结。徐焰教授认为，其中有很多想当然的错误推断，日本人往往从与本民族文化的相似程度上来评价另一个文化。以自我为中心，不可能客观地认识其他民族。嘉宾余戈也认为，“中国人论”是日本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属于“兵要”的边缘，但以战争为目的的兵要地志研究往往只从“能不能打仗”一个角度切入，因而有失偏颇。抗日战争胜利70余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徐焰教授认为，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对近代中国危害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也是日本。在近现代史上，中国近代接受的“科学”“民主”都是从日语转译的。具体来说，中国现代测绘学也是来自日本。日本人的精致、细腻、敬业值得我们学习。对任何民族要学习其长处，也要以其短为戒。
嘉宾徐焰和余戈正在为大家分享
“我的抗日战争没有结束”。沈克尼认为，兵要地志研究依然任重道远，资料搜集是最主要的困难。兵要地志只有团以上司令部才能看到，通常只印发一二百册。同时我军在战争中成建制歼灭日军少，因而缴获的兵要地志寥寥无几。在日本投降后的第四天，日本便下令销毁所有战争相关地图和兵要地志。时至今日，地图测绘依然是战略性的国家机密。居安思危，必不可少。抗战时期，蒋介石向美国空军开放全境领空，美军因此掌握了我国的航测地图，但由于技术限制，美军无法获得等高线地形图。解放后，中国军事院校大多请了苏联教官讲授军事测绘，在带领学生实地操作的同时，也存在着机密泄露的隐患。近些年来，中国大陆还面临着更丰富、更隐秘的盗测风险，例如城市主要建筑物高度、材质、地下室深度，需要普通人提高警惕。
沈克尼为现场观众解答疑惑
进入讨论环节，现场听众从军事和社会等角度与沈克尼和嘉宾进行了交流。沈克尼讲述了在黑龙江绥芬河博物馆发现日军绝密军事地图的经历。日军占领东北后，利用苏联地图，制作了五万分之一和十万分之一地图。在黑龙江的绥芬河市博物馆，沈克尼偶然发现一幅十万分之一地图，虽然一直被当作普通地图展出，但沈克尼利用专业知识识别出，这是一幅日军基于俄方资料制作的绝密军事地图。该图的再发现成为沈克尼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日本军事测绘先驱、近代情报之父福岛安正的故事吸引了嘉宾和听众的兴趣。福岛安正曾任日本驻德国的武官，与人打赌从德国首都出发，骑马跋涉到西伯利亚。由日军参谋部出资，福岛安正历时一年，以“体育竞赛”为名，跑死四匹马，调查柏林到海参崴的沿途兵要地志，到达终点时已“形如乞丐”。徐焰教授补充说，福岛安正的打赌背后隐藏着战略侦察目的。日本当时的计划是，一要打败中国，二要打败俄国。一旦西伯利亚大铁路修通，俄军的远东兵力将由6万人增加到70万人，日本将毫无战胜俄罗斯的希望。考察结束后，福岛安正意识到应抢在西伯利亚铁路修通前尽快对俄宣战，这一情报决定了后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战略决策。嘉宾余戈还介绍了专业研究中的地图运用。如果是军内研究，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保密条例。但对于面向社会的研究，余戈在“滇西抗战三部曲”中主要进行了原图重钩、信息解读、外语汉化，做到了在尊重版权的同时调制和修订原图，以方便普通读者。对于结合实地考察的历史研究，几位嘉宾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徐焰教授认为，历史考察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四面八方”法。所谓“古今中外”，是指一个事件不能孤立地看当时的情况，要和古今中外进行对比；“四面八方”是指考察战术战场要看现地、看地图、看高度，绝不能抓住教科书上的一句“地形十分险要”草草了事。沈克尼补充说，常常是险要的地方战场容量有限，展不开大量兵力；现地调查要带着目的看，也要重视指挥官的经验之谈。余戈介绍说，研究战史，要注意同一地区历史上的不同地名，只有统一地名，才能定位战场。这就要求研究者收集各个时代的各种地图，用好现在的谷歌地图等高科技工具。沈克尼认为，展望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大概率将是客场作战，人文地理将成为重中之重。同时，需要在全军提升“兵要地志”概念的普及程度和重视程度。在日本，兵要地理是中高级指挥院校的课程，对基层官兵只讲授军事地形学。编纂兵要地理的人员，大量都没有系统学习过专业的兵要地理过程，这导致他们缺乏指挥官思维，在“用兵策略”部分论述非常简略。这是我国在研究和实践中需要重视的方面。《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100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战场调查》（签名本）
沈克尼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
本书通过日本百余年来对中国战场调查的梳理，意在揭示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而做的种种战场准备，其细致和周密程度，令人咋舌。诚如乔良将军在本书序“沈克尼：奇人与奇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远在我全体军民奋身而起、浴血抗战十四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这个觊觎华夏大好河山已久的近邻，就已把其攫取的黑手，伸向了我们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份份地搜集情报，一张张地绘制地图，及至‘九·一八’后侵占东北、‘七七’后侵华战争全面打响时，日军对中国兵要地理的了解，常常在中国军队的战地指挥官之上。这是何等让人痛切的事实！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初中期与日军大打小打、会战决战、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多年来沉潜于兵要地志的搜集和研究，几近痴迷。书中配有200多幅图片，包括军用地图、书影和部分老照片。这些图片绝大部分属国内首次公开发表，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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