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三百年来的珠穆朗玛峰测绘（上）——世界上最高山的发现 !

主  办：中国测绘学会边海地图工作委员会

       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

主 编：徐永清

副主编：韩昭庆  应  申

出 版：中国地图出版社

三百年来的珠穆朗玛峰测绘

徐永清

中国测绘学会边海地图工作委员会 

摘要：人类认知珠穆朗玛峰（简称“珠峰”）的历史，最早是从仰视其高度、描绘其地形地貌开始的。珠峰的测绘史已经有 300 多年，应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对世界最高峰的认识过程。随着科学水平不断提高，技术手段不断更新，各国的科学家们更加热衷于科学考察珠峰、测绘珠峰。大大小小的珠峰高度测量开展了数十次。直到现在，测绘珠峰的热潮仍然没有减退。

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的地形地貌、准确高度，素为世人瞩目。

历史老人攥着一把卡尺和一支绘笔。人类认知珠峰的历史，最早是从仰视其高度、描绘其地形地貌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历史也是一部测绘史，已经有 300 多年。应该说，珠峰的测绘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对世界最高峰的认识过程。

随着科学水平不断提高，技术手段不断更新，各国的科学家们更加热衷于科学考察珠峰、测绘珠峰。大大小小的珠峰高度测量开展了数十次。直到现在，测量珠峰的热潮仍然没有减退，在过去 30 多年中，各国科学家就进行过 10 多次测量。

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一直是人类想要证明攀登能力的圣地。登顶珠峰，是激活人体内的冒险因子的永恒主题，是人类挑战自身、挑战极限、创新纪录的不朽篇章。一次又一次登顶珠峰的背后，是更多的征服欲和荣誉感，是人性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努力和付出—从肉体到思想，甚至到生命的付出。科技发展，的确有缓急之分，也有先后之序。从无到有，从认识自己周边的环境，到认识更加高峻广阔的世界，正是科技发展的鲜明轨迹。珠峰地图的绘制，对于人类深化对大自然的认识、了解攀登世界之巅的路径，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珠峰高度的定位，对于研究地球地壳运动、自然环境变化、气候生态变迁等，都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绘制珠峰的准确地图，就是在绘制人类勇攀高峰的壮丽画卷。测量珠峰的精确高度，实际上，也是在测量人类科技高峰的高度。

1  清初大测绘（1708— 1717 年）

1930 年 9 月，著名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翁文灏（1889 — 1971 年）在北平（今北京）中国地学会的会刊《地学杂志》第 18 卷第 3 期，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清初测绘地图考》。 这篇文章根据《中华帝国全志》的记述，以相当篇幅谈到了西藏测绘，也涉及西藏测绘背景下的珠穆朗玛峰测绘。

清朝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地图测绘。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五月，康熙下令纂修《大清一统志》，谕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等：“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几之余，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

18 世纪初期，在康熙直接指挥下，清朝驻藏官员、喇嘛最初实测于青藏高原，西洋传教士集成于皇都北京，欧洲地理学家后来加工于法国巴黎，共同完成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西藏地图。就是在这一批以现代测量方法绘制的地图上面，第一次标绘了珠穆朗玛峰。

翁文灏在《清初测绘地图考》中说：“中国地图之重要根据，首推清初聘用西洋天主教士之测量。以后虽经西洋游历家多次续测，究皆沿循路线，或局于一隅，不及清初之有整个的计划与普遍的实测。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央及各省测量局皆测有详图颇多，然皆注意局部地形，而未作全国之大地测量。故迄今中国地图十之七八，实尚源自清初。当十七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实为中国地理之大业；虽出异国专家之努力，亦足见中国计划规模之远大焉。”

清初大测绘的主要动因，是西方测绘技术传入中国和政治、军事对于测绘的需求。明末清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他们通晓天文、历算、地学等科学知识，擅长测绘技术，参与制造仪器，编译测量、制图书籍，传播了西方地理知识。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了《测量法义》，撰写了《测量异同》。1631 年，传教士罗雅谷与汤若望撰订《测量全义》，收入《崇祯历书》。清初，西方测量数学的传入为中国开展全国性经纬度和三角测量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文算指》《灵台仪象志》和《测量高远仪器用法》等著作，包括了同时期欧洲测量科学技术的主要内容。

1708 — 1717 年，在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策划下，以西洋传教士为科技主体，清朝采用当时的先进测绘技术，开展了全国性的大地测量，最终绘制完成了皇皇地理巨制、全国性地图—《皇舆全览图》。

据黄伯禄《正教奉褒》载，康熙下令测绘始于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1708 年 7 月4 日）：“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上谕传教西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并咨各省督抚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四月十六日（公历 7 月 4 日），白晋（Bouvet）、费隐（Fridelli）、雷孝思（Regis）、杜德美（Jartoux）奉派往蒙古绘图。”

从 1708 年 7 月 4 日到 1709 年 1 月 10 日，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传教士先从长城测起，绘成长一丈二尺的总图，举凡长城各门（共 300 余处）各堡以及附近之城寨、河谷、水流，均行绘入。

1709 年 5 月 8 日，雷孝思、杜德美、费隐诸人开始奉命测绘清廷的发祥之地满洲（当时各传教士将满洲称为“东鞑靼”，Tartarie Oreientale）。他们先从辽东入手，东南至朝鲜边境图们江，东北至松花江之鱼皮鞑子区域。1710 年 7 月 22 日，康熙更命进至黑龙江（当时称为“Saghalien Qula”）测绘，12 月 14 日图成。

1711 年，测绘工作加紧进行，由雷孝思、麦大成（Cardoso）到山东，杜德美、费隐、山遥瞻（Bonjour）出长城至哈密，测绘喀尔喀蒙古和陕西、山西，当时陕西兼包甘肃。在山东完成测绘工作的麦大成等人，后来也参加了对山西、陕西的测绘。图成之后，汤尚贤（Tartre）亲自为康熙帝说明，颇蒙奖许。

河南、江南（即江苏和安徽一带）、浙江、福建，则由冯秉正、雷孝思测绘，并在1714 年 4 月至 5 月测绘台湾西部。

麦大成、汤尚贤完成了在山西、陕西的测绘后，又转到江西、广东、广西工作。

费隐、山遥瞻负责四川、云南的测绘。山遥瞻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云南孟定，费隐又患病在身，1715 年 3 月雷孝思到云南继续测绘，后又测定贵州、湖广（今湖南和湖北）两省。1717 年 1 月完成后返京。

1717 年元旦，最后一批外出测量的传教士和中国官员回到北京，至此，除哈密以西因准噶尔叛乱未平无法测量外，全国测绘已告完成。以统一的比例和投影绘成的分省图由因病留在北京的杜德美神甫合辑成总图，汇成全国地图一张、分省地图各一张。

1718 年，这份康熙自称耗费 30 余年心力、命名为《皇舆全览图》的地图集终于绘成进呈，大功告成。这样，关内 15 省及关外满蒙各地，皆已测绘成图，为中国地理测绘亘古以来未有之壮举。此图采用经纬线都为斜交直线的梯形投影法，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按 1∶1 400 000 ～ 1∶1 500 000 比例尺绘制。图幅的范围包括东北各省、蒙古、关内各省、台湾以及哈密以东地区，即西至西经 40°多，北至北纬 55°。全图由 28 幅分图拼接而成。其中东北地区 5 幅，蒙古 3 幅，关内 15 幅，黄河上游 1 幅，长江上游 1 幅，雅鲁藏布江流域 1 幅，哈密以东 1 幅，高丽（今朝鲜）1 幅。

2  清初大测绘中的西藏地图（1717— 1718 年）

康熙五十六至五十七年（1717 — 1718 年）编制的初版的铜版及木版《皇舆全览图》，缺少西藏和哈密以西、天山南北的部分。但是，一年之后，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清朝就把西藏地区的地图补入这份全国地图。康熙五十八年的《皇舆全览图》，与康熙五十六年的地图相比较，不同之处主要就是增加了西藏地图，填补了西藏地区的空缺。而西藏地图中首次标绘了珠穆朗玛峰。

18 世纪，清朝对西藏及珠穆朗玛峰开展实地测量和绘制地图，中外文献对此都有记载。《大清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实录》即《康熙实录》，多处记载了康熙关于 18 世纪全国测绘、西藏测绘的言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百四十七《西藏·山川》篇《冈底斯山》条，专门记载了 18 世纪西藏测绘的情形。

1735 年，法国神父、汉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 — 1743 年）出版了翔实介绍中国地理、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著作《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即《中华帝国全志》，轰动了欧洲，几年之内法文版出版了 3 次、英文版出版了 2 次，另外俄文版和德文版也出版发行了。《中华帝国全志》共四卷：第一卷记述中国各省地理，第二卷记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并论述经书、教育和科举，第三卷为宗教、道德、医药、博物等，第四卷是中国满、蒙少数民族研究。在《中华帝国全志》序言和第四卷中，杜赫德根据他在中国的传教士朋友们的来信与叙述，详细记述了 18 世纪中国开展全国测绘包括西藏测绘的情形。

康熙重视西藏，投入很大精力处理西藏事务，他也非常重视西藏地区的地图测绘，亲自指挥清初的西藏地图绘制，对此多次部署，详细指示，反复叮嘱。翁文灏在《清初测绘地图考·西藏地图之测量》中指出：“康熙时测量地图之天主教士，皆未亲至西藏。但康熙帝于派兵入藏时，已派人注意绘图。”

3  第一次入藏测绘（1709— 1711 年）

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和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康熙皇帝两次派遣朝廷官员前往西藏实地测图，这两次赴藏测绘，有关人员都到了珠峰地区，并且第一次在地图上使用珠穆朗玛（满文）的地名。可能是出于地域偏僻、道路艰难以及人身安全方面的考量，两次西藏地图的实地测量，都没有西洋传教士参加。

第一次赴藏测图，时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那一年，全国性测图在各地正式开始后不久，康熙命当时驻藏大臣派人测绘西藏地图。“大员带去其主管机关之若干人员；留藏年余，皇上并命其作一地图，包括直隶喇嘛之地区。”

康熙派到西藏并负责绘图的这位“大员”，就是管理西藏事务的吏部左侍郎赫寿。赫寿（？— 1718 年），姓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四十三年，迁内阁侍读学士，不久授内阁学士。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兼管太仆寺。十二月，授礼部右侍郎，兼内阁行走。康熙四十七年，迁户部左侍郎。不久调任吏部左侍郎。赫寿至少从任内阁学士起，便负责管理西藏事务。

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统治全藏的蒙古和硕部拉藏汗诛杀第巴（西藏地方官员）桑结嘉错，西藏局势动荡。《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康熙帝派遣侍郎赫寿作为钦差大臣，带着金印，入藏到拉萨进行“安抚其地”，监理政务，较好地贯彻了朝廷 “抚绥人民，以安众番”的用意。

四年之后，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赫寿再赴西藏。《清实录》正月己亥条说，“寻议：‘……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臧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臧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臧办理事务。’得旨：‘依议。其管理西藏事务著侍郎赫寿去。’” 康熙帝派户部侍郎赫寿到西藏，协同拉藏汗处理西藏政务，此为设置驻藏大臣之始，但仅为临时派员，未成定制。

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三月，“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从之。”

可见，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年（1709 — 1711 年）的第一次西藏测量绘图，正是当时在藏的大臣赫寿受命组织实施的。

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年（1709 — 1711 年），随赫寿入藏的测绘人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勘测西藏地形，绘成一幅地图。他们于 1711 年返回北京，将所绘地图交主持《皇舆全览图》的法国耶稣会会士雷孝思审阅，以便编入《皇舆全览图》。

雷孝思认为，这次从西藏测绘回来的地图，缺乏天文位置，距离亦未经实测，没有采用经纬度，绘成的地图与内地用经纬度绘成的其他各图难以衔接。但雷孝思也肯定了这幅地图记载详细，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地图已胜一筹。

1711 年测绘的西藏地图，可以说是文献记载的关于西藏最早的一幅地图。由于该图未能流传下来，不知图上是否绘有珠穆朗玛峰。但是看过此图的雷孝思，也认为该图“面积甚广”，而主持测绘的赫寿，当时统管前藏、后藏事务，因此可以推测，测绘人员当时应是到达了后藏地区珠峰一带的。

4  再次入藏测绘（1714— 1715 年）

鉴于雷孝思认为 1711 年第一次入藏所绘地图不合标准、不敷使用，康熙“决重绘一图”。

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六月二日，康熙于畅春园蒙养斋设立算学馆，请钦天监洋人教授西方数学。教材为翻译的西方历算著作。蒙养斋也教授测绘学，教材有《测量高远仪器用法》等，仪器有绘图仪、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

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中讲述了清廷派员测绘西藏地图的经过，他引述杜赫德的文章：“已故康熙皇帝曾派一大员前往统一，俾有利于中国。大员带去其主管机关之若干人员；留藏年余，皇上并命其作一地图，包括直隶喇嘛之地区。1711 年（康熙五十年）乃以图示雷孝思，俾加入于《皇舆全图》，雷孝思审阅后，向绘图人提出若干问题，即表示不能接受此任，因绘图时并无一固定基点，各地距离仅凭土人口说，从未丈量。惟其图纵极不完备，然已窥其面积甚广，且充满可注意之事物；况吾人所有亚洲最优越之地图，亦仅记录甚少事物，且不详尽。皇帝曾声明此图仅足认识若干城市及经过之水道，决重绘一图，爰选喇嘛二人，乃曾在 Académie de Mathématqae（按即指设于蒙养斋之算学馆）攻读几何及算术者，命绘一自西宁至拉萨图，并由拉萨至恒河河源，且须取该河之水而返。喇嘛一一如命而行，1717 年（康熙五十六年）此奉旨绘成之图已入教士之手，命作审核。教士认为较前进步，且因出于曾经蒙养斋训练之喇嘛，不敢过于挑剔，即据以成图。”

1714 年至 1715 年，康熙再派官员专赴西宁、拉萨、珠峰、阿里等地测绘地图。其中一个是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另一个是理藩院主事胜住，二人都在钦天监（皇家天文台）学过数学与测量，均通藏语。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又名《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百四十七《西藏》条：“本朝康熙五十三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舆图，测量地形，以此为天下之脊，群山之脉，皆由此处起去。”

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藏族大喇嘛，是康熙派到拉萨的特使。藏语楚尔沁意为戒，藏布意为贤，合起来的意思是戒贤。兰木占巴，为藏传佛教的高级学位称号。1722 年康熙帝的御旨曾谈及“西藏驻扎之喇嘛楚尔齐木臧布”，让他经西宁返京。《五世达赖传》也提到，这位大喇嘛于 1722 年春天入藏，给策妄阿喇布坦送将军印。《五世达赖传》1723 年藏历正月初的一条，称当时在拉萨的这位喇嘛为“皇帝的使者”。《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 1718 年二月庚寅条记载，“大喇嘛当尔齐藏布喇木扎木巴奏称：‘我等由刚谛沙（藏语gallgsties 的译音，今普兰县冈仁波齐峰）还至拉萨’。” 

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看来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七月，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据驻藏喇嘛楚尔齐木臧布、西藏办事知府石如金等禀称，在藏官兵不睦，策旺诺尔布软弱，副都统常龄、侍读学士满都、员外郎巴特玛任意生事，因而上奏清廷，建议将上述官员及驻藏大军撤回。议政大臣议复中，认为年羹尧听信捏造之语，诽谤官员，擅奏撤兵，应“严加议处”。康熙帝未议处年羹尧，下旨将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知府石如金及满都、巴特玛等从西藏调回，命署理陕西布政使事务塔林入藏办事，并署理四川巡抚事务色尔图进藏，管辖驻防四川绿旗兵丁。

胜住是理藩院主事，中央政府主管民族事务的官员。理藩院是清代管理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禄、朝贡、定界、官制、兵刑、户口、耕牧、赋税 、驿站、贸易、宗教等政令。理藩院所辖，先后尚有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喇嘛印务处、则例馆等机构。此外，还派司员、笔帖式等常驻少数民族地方，处理特定事务，定期轮换。可见，胜住也是理藩院派往西藏的常驻官员。

1714 年，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胜住从北京出发，经西宁至拉萨，又经过后藏珠峰一带，去冈底斯山和恒河源。但是，这一年正逢西藏大乱，准噶尔部的策妄阿喇布坦入侵西藏，把藏传佛教的寺院破坏得很厉害，喇嘛亦多遭害，所以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等人到了恒河源后，就受阻不能西进，他们至冈底斯山而返，来不及测量、订正经纬度，所绘地图虽经实测，但也不乏取之于传闻的材料。因此，欧洲传教士在其后编制西藏地图时，既利用了二人实测、采访的资料，又以当时业已测定的西宁、打箭炉、丽江三处为起点，根据它们与拉萨的距离，将拉萨定位于西经 26°、北纬 29°6′。编成的西藏地图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被绘入铜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从而填补了西藏在全国舆图中的空缺。

据雷孝思的记载，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胜住等测绘人员，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自西藏回到北京。从 1714 年至 1717 年，第二次西藏测绘历时约 3 年。他们测绘的结果和收集到的资料得到了传教士们的认可，被补入全国地图。

由于实测地区有限，清初西藏地图测绘水平的不足，正如翁文灏所说：“康熙所用测图喇嘛，虽曾略受训练，但因阻于战乱，亦仅亲勘西宁、拉萨、恒河一段，其余亦得之藏寺旧闻，加以编制。可见康熙时代西藏地图，殊不及内地及满蒙之详密。而于藏地西部，尤未详勘，故多错误。”

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这两位还带有康熙交代的重要测绘任务—探河源，即恒河源。康熙熟读佛经，特别注意恒河源，特命他们取恒河水回京。他们从西宁到拉萨，再由拉萨至恒河发源的地方，他们认为是冈底斯山，在今阿里一带。从拉萨去阿里，珠峰地区是必经之路。所以他们 1717 年回京交给传教士的测绘成果中，包括珠穆朗玛峰一带的地图，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康熙探河源，《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百四十七《西藏·山川·冈底斯山》，对此有专门记述，“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蕃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以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云。圣祖威德广被，薄海内外，罔不臣服。西南徼外，穷荒不毛之土，尽录版图。使臣测量地形，踰河源，涉万里，如履阶闼。一山一水，悉入图志。四十九年，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梵书言四大水出乎阿耨山下，有阿耗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主持言冈底斯者，犹言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圣言煌煌，始知宇内众山水，皆导源于冈底斯山。自是而载籍所传，皆可以按图以辨，猗與盛已。”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徐葆光任琉球副使赴琉球册封，他在《琉球三十六岛歌》中写道：“圣人声教弥六合，河源佛国归堂皇；天下全图成一览，朱书墨界穷毫芒。（原注曰：上近遣使探河源，历乌斯藏；又遣官四出，测量道里，绘天下全图，新成。） ” 这里的“天下全图”即《皇舆全览图》，注释提到“上近遣使探河源，历乌斯藏”，指为绘新图，康熙派人远赴藏区，探河源。

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康熙要大臣对新完成的《皇舆全览图》提意见，在九卿回奏的文中，提及“东南东北，皆际海为界，西南西北，直达番回诸部，以至瑶海阿耨绝域之国。”可见 1719 年呈送康熙审阅的《皇舆全览图》，已把西藏包括在内。

《清史稿》称“五十八年图成，为全图一，离合凡三十二帧”“乃铸以铜版藏内府”。

1719 年的铜版《皇舆全览图》增加了西藏图，图中西藏与满蒙地区的地名为满文。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1720 年 12 月），康熙“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祥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考明具奏”。

康熙指出“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目击详求，载入舆图”，即派人去青藏实地测图。他还具体要求“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

1717 年被纳入《皇舆全览图》的西藏地图，是现在能看到实物的最早的西藏地图。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还藏有这一时期 1 幅满汉对照彩绘纸本的《三藏分界图》，不著制者名，纵 3.7 尺，横 6.9 尺。另有 1 幅尺寸与前者相同的彩绘布本《三藏卡伦图》，亦不著制者名。这些显然出于入藏官员之手。北京大学教授林超先生说：“在这些地图中，都可以见到满文的珠穆朗玛。”

5  铜版、木版《皇舆全览图》上的珠峰（1719— 1721 年）

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刊行《皇舆全览图》铜版图，全图范围东起东经 29°以东（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起始线），西至西经 40°，南起北纬 18°，北至北纬 61°，绘有经、纬差各为 1°的梯形经纬网格。比例尺约为 1∶1 400 000。这一版地图上纬差 5°为 1 排，共8 排，每排分成若干幅图，全图共计 41 幅。其地名注记关内各省注汉字，关外均注满文，故称汉满合璧。以纬差 5°为 1 排，共分 8 排，41 幅，这种经纬度分幅的制图方法在中国是第一次使用。图上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中经线，经纬网采用梯形投影法。文字注记内地各省注汉字，东北和蒙藏地区注满文。故后人又将其题名为《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这个版本流传较广。该图已详绘西藏和蒙古极西地方，分省图和地区图增至 32 幅，其范围东北至库页岛（萨哈林岛），东南至台湾，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海南岛，西北至伊犁河，西南至列城以西。在西藏边境标注出朱母郎马阿林（珠穆朗玛峰）。

这套铜版舆图，由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主持镌刻铜版。马国贤是在华传教士参与清初测绘地图的重要人物之一。康熙皇帝一直想找人为他雕刻铜版地图，马国贤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康熙四十九年（1711 年），“很久以来，皇上一直希望手下的什么人能够把上面提到的地图刻印出来（地图指《皇舆全览图》，笔者注）。为此，他询问过德里格、蒂利希和我，即我们除了音乐、数学和绘画之外，还会什么。他们都作了否定的回答。我说我懂得一点光学，还懂得一点在铜版上用硝酸腐蚀的刻版艺术的原理。皇上听说这些，非常高兴。虽然没有做过，我还是准备尝试一下。皇上立即命令我开始刻印，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用点阵的方法，在一块涂上灯烟碳黑的板上绘制地形图，为硝酸腐蚀制版作了准备。我刚刚做完这些，皇上就急着要看。因为在版面上预备好的东西看起来非常漂亮，皇上非常高兴，命令中国画工画出地形图，以便我能在日后刻印。地图刚刚完成，就和原图一起，让皇上观看了。他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为复制品如此完美地接近原件，没有任何差异而感到吃惊。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铜版雕刻画，中国人自己大致的作法，是把画固定在木板上，然后用雕刻刀把二者一起刻出来。”

马国贤的这段回忆非常重要，说明在中国第一次尝试制作铜版画，绘制的是两张地形图；也说明马国贤绘制地图的技巧娴熟，他对于中国地图兴趣浓厚。这两块地图铜版及印出的地图，不知是否存于世间。

1713 年 6 月，康熙到热河避暑山庄，马国贤也随行，他回忆那时的情况说：“刻印完热河的风景图以后，我把印本呈送给皇上，他对此非常高兴，命令大量复制，送给他的皇子、皇孙和其他亲王们。因为对我把整个《热河三十六景》图装为一册的方式很满意，他还命令我用同样的方式雕刻一套《皇舆全览图》。后来我用了 44 块版子来进行印制，现在可以在我们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大厅里看到这个印本。”

可见，马国贤在热河行宫避暑山庄，雕刻了一套《皇舆全览图》，共 44 块铜版，并用这套铜版印制了地图，这套地图后来还挂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大厅里。从马国贤回忆录看，这套铜版他并未带回意大利，他带走的是印好的地图，而且不止一套。

在热河行宫的澹泊敬诚大殿两侧的东西山墙上，原各挂有一套《皇舆全览图》，这两套《皇舆全览图》现在不知放在哪里，不知是宫内绘本，还是木版彩印图，抑或是马国贤的铜版《皇舆全览图》？

马国贤这套舆图原铜版，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还深藏宫中。据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内府档案记载：“库掌五德，四德将现收贮铜版图四十七块并新造铜版图一份计一百四块，旨将铜版图四十七块着交盛京好好保存，不可磨蹭。”

1921 年，在沈阳故宫发现 41 块铜版，1929 年，用此铜版印刷若干份地图，由金梁题名为《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

1719 年的铜版《皇舆全览图》，范围包括西藏。西藏和边疆的地名注记用满文，内地各省用汉文。该图一共 41 幅，分 8 排，在第 6 排第 5 号图上，标注了珠穆朗玛的满文名称，这是关于珠穆朗玛峰可见的最早的地图。

康熙六十年（1721 年），《皇舆全览图》又刊印了一次木刻版，木刻版的总图已包括了西藏及蒙古西部，所包含的地域范围与 1719 年的铜版图相似，东起库页岛，南到海南岛，北达贝加尔湖，西抵阿克苏西的叶勒肯城。分省图和地区图增加到 32 幅。图幅大小不等，各图均绘有经纬线，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起始子午线。目前这一版图已不多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五十六年和六十年两次印刷的总图。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皇舆全览图》的分省图和地区图 30 幅。

1721 年木刻版满汉文的康熙《皇舆全览图》，西藏地名为汉文。此图比例尺约1∶2 000 000，与西藏有关的地图为第 9 幅《河源图》、第 11 幅《杂旺阿尔布滩图》、第 12幅《金沙澜沧等江源图》、第 13 幅《拉藏图》、第 14 幅《牙鲁藏布江图》、第 15 幅《冈底斯阿林图》、第 17 幅《（早期的）雅礲江图》、第 18 幅《（早期的）扬子江—湄公河—萨尔温江江源图》、第 36 幅《西藏图》。

1721 年木刻版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在《牙鲁藏布江图》上，标绘“朱母郎马阿林”，朱母郎马即珠穆朗玛，阿林是满语山脉之意，“朱母郎马阿林”为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字译名。康熙派往西藏绘制地图的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与理藩院官员胜住一行，虽然从青海一路进出西藏，经过前后藏远至阿里地区测绘，但是因为战乱，这些地区没有准确的实测数据，大致依靠推算入图。所以，在这幅地图上，珠穆朗玛峰以山形符号标出，“朱母郎马阿林”的位置放在北纬 26°40′，西经 29°10′（约合现在东经87°18′），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技术，其经纬度和现在经过测量所得的经纬度结果（北纬27°59′，东经 88°5′）有出入，尤其是纬度相差较大。而图上山川地势的相对位置，则是清楚准确的。

1721 年木版的康熙《皇舆全览图》，有北平辅仁大学出版社 1941 年珂罗版《康熙皇舆全览图》，一函 36 张，散页，内收《盛京全图》《河套图》《哈密图》《湖广全图》《江南全图》《西藏图》等，尺寸 35.5 厘米 ×26.7 厘米。在第 14 幅《牙鲁藏布江图》上，亦注有“朱母郎马阿林”。该图编辑者，是抗战时期在辅仁大学从事地图研究的 39 岁的德国学者瓦尔特·福克司博士（Walter Fuchs，1902 — 1979 年）。1926 — 1938 年，福克司曾有12 年的时间任沈阳一所大学的德文讲师。1943 年，他还在辅仁大学出版了包括 3 页前言、414 页正文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研究》一书。

6  法国皇家制图官唐维尔地图中的珠峰（1732— 1735 年）

康熙《皇舆全览图》绘制成图以后，参与测绘工作的杜德美及雷孝思等人即刻将地图和相关测绘记录以及有关测绘工作的回忆录邮寄给巴黎耶稣会中国分会的杜赫德神甫，由他负责整理和出版。法国当时的皇家制图官唐维尔（d’Anvilles）负责编制地图，他的团队根据在华传教士寄来的测绘资料，编制了一系列中国新地图。

1732 年，唐维尔在巴黎出版《中国鞑靼总图》，其中收入西藏地图 9 幅。唐维尔编制的法文版西藏地图，长方形，划方格，采用大地投影锥形或弧线，有经纬度。该地图的经度虽然没有标明，但显然是以巴黎为起始经度。在图下部标明了中国里数标尺，中国 50里为一单位标尺格度，相当于 5°。该地图依据在中国的传教士提供的测绘资料编绘，反映的是 1719 年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中西藏部分的内容。

唐维尔编制的这些地图，被收进 1735 年杜赫德在巴黎出版的 4 卷本《中华帝国全志》中，此后流传欧洲各国。

1735 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杜赫德神甫，在巴黎刊印《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博物》，这部 4 卷本的鸿篇巨制，通常被简洁地称为《中华帝国全志》。书的封面上长长的书名下方，有三行说明文字：附有中国总图及分省图，西藏、朝鲜总图及区域专图，并含有大量人物和装饰铜版画。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序言中说：“这些地图无疑是我们计划中最主要而又令人感兴趣的部分。”

1735 年《中华帝国全志》的法文初版，包含了总图 4 幅（中国全图、中国内地全图、鞑靼地区全图以及西藏全图），中国内地分省图 15 幅，鞑靼地区分图 12 幅，西藏分图 9幅以及朝鲜图 1 幅。此外，还有 7 幅城市图，共包含 38 座城市。

杜赫德在序言中，对这些地图的母本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编绘过程进行了说明，还特别摘录了雷孝思神甫对地图测绘工作的记录。

杜赫德书中的各图，比例尺约 1∶2 000 000，与西藏有关的地图主要出自 1721 年木版康熙《皇舆全览图》，西藏地名为汉文，包括第 9 幅《河源图》、第 11 幅《杂旺阿尔布滩图》、第 12 幅《金沙澜沧等江源图》、第 13 幅《拉藏图》、第 14 幅《牙鲁藏布江图》、第15 幅《冈底斯阿林图》、第 17 幅《（早期的）雅礲江图》、第 18 幅《（早期的）扬子江—湄公河—萨尔温江江源图》、第 36 幅《西藏图》。

唐维尔的《中华帝国全志》附图，是以 1718 年、1719 年和 1721 年版《皇舆全览图》作为母本改绘而成，中国内地 15 省地图基本保持《皇舆全览图》的原貌，绘图的风格相近，但《中华帝国全志》附图上的地名比《皇舆全览图》略少。唐维尔说，《中华帝国全志》所包含的中国分省地图、鞑靼地图和西藏地图，都是依据从中国寄回的地图改绘缩小的，绝对服从原图、忠于原作。唐维尔改动较大之处，在鞑靼地区总图和分区专图上。他利用了传教士张诚的日记、宋君荣神甫的研究成果以及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地理材料。

1733 年唐维尔绘制的地图，是欧洲最早的一张关于西藏和珠穆朗玛峰的地图。相比《皇舆全览图》，《中华帝国全志》附图增加了西藏地区的图幅，由原来的 7 幅扩充到 9 幅，图上的内容也比原来有所增加。全名为《西藏及疏附哈密地区全图》的西藏总图标绘了珠穆朗玛峰，图下面注明根据中国耶稣会士地图和资料编制，完成的日期是 1733 年 4 月，比例尺约为 1∶3 500 000。另一幅比例尺为 1∶2 000 000 的地图《拉萨河雅鲁藏布江地图》，也标绘了珠穆朗玛峰。

在唐维尔标绘珠穆朗玛峰的西藏地图上，将珠峰拼成法文 M.Tchoumour Lancma，M. 是法文 mont（峰）的缩写。

唐维尔的西藏地图，珠穆朗玛峰的位置为北纬 27°20′，和现在测量的结果较为接近了。珠峰西边有 M. Dsarinpou，即《皇舆全览图》中的测里母布阿林，其北为 Nlio tsanpou R.（牛藏布），南为 Nitchou R.（牛楚河），均与《皇舆全览图》相同，北边除了 M. Nadsar（纳泽勒阿林）和 M. Tchel（扯拉巴罕）外，余皆略去。

7  对世界最高峰高度的首次测量（1802— 1856 年）

1802 年，在印度次大陆湿热的平原与山地间，英属印度测量局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巨大工程，印度大三角测量（Great Trigonometrical Survey，GTS）。

印度大三角测量旨在为整个英属印度建立“烤架系统”，即通过三角测量的模式，量测印度次大陆任意两点间的相对距离和高度。

位于西藏和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隐藏在亚洲的腹地。尽管地处偏远的山区，缺乏完整信息，在 18 世纪之初，喜马拉雅山还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尤其是活动在印度北部的英国探险家，他们意识到喜马拉雅高大的雪山、巨大的冰川与峡谷，正是隐藏着世界上最高山峰的地方。

印度大三角测量任务之一，是想确定世界最高峰的位置和名字。英国人和印度人的测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由东印度公司主导的印度大三角测量，大大低估了该项目的困难程度，原来初步计划花费 5 年时间完成测量，结果最终用了几乎 60 年。

1802 年 4 月 10 日，大三角测量正式开始。在靠近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威廉·兰顿上校测量出长 7.5 英里（1 英里≈ 1.6 千米）的第一条基线。大三角测量的大篷车，由南向北移动。威廉·兰顿的测量，一直到他 1819 年退休也没有完成。他将这一项目移交给时任印度测量局局长的乔治·埃佛勒斯（George Everest，1790 — 1866 年）爵士。

到 19 世纪 30 年代早期，大三角测量的先锋队伍，抵达了喜马拉雅山脉。在那里，测量师们竖立起用石头垒砌的 20 码（18 米）高的塔标，以便瞄准、使用经纬仪。1843 年，乔治·埃佛勒斯退出该项目。安德鲁·沃尔夫接过接力棒，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麓，继续进行测量工作。

1847 年，英属印度测量局将目光对准了珠穆朗玛峰。由于当时英国与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紧张，进入尼泊尔境内的要求几次遭到拒绝，英国人不得不从 200 多千米外对喜马拉雅山脉进行观测。英国人被迫沿着尼泊尔以南平行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德赖平原继续他们的观测。德赖平原的环境非常恶劣，时有倾盆大雨和疟疾。有 3 名勘察员死于疟疾，另有两人因日益不佳的健康状况而退出。

1847 年 11 月，印度测量局局长安德鲁·沃尔夫（Andrew Waugh），在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观测站，组织进行了山区横向三角网观测。测量师们的观测地点，最远的离喜马拉雅山有 240 千米（150 英里）远。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天气限制了勘察工作。

但是，喜马拉雅山脉的 79 座高峰最终被“确立”下来，其中包括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Qogir，又称 K2）、干城章嘉峰这 3 座世界上的高峰。

干城章嘉峰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最高峰。但安德鲁·沃尔夫注意到有座山峰比干城章嘉峰还要高。安德鲁·沃尔夫手下一个工作人员约翰·阿姆斯特朗，也从一个更西侧的地点看到了这座山峰。这次观测点在离珠峰 322 千米处，测定距离和一个垂直角，得到的珠峰高程为 8 783.7 米，未考虑任何误差改正。

1849 年，安德鲁·沃尔夫派詹姆斯·尼科尔森抵达了这个区域。詹姆斯·尼科尔森先是从距离珠峰 190 千米（118 英里）远的地方做了两次观测。然后他又带着最大的经纬仪向东行进，沿途做了超过 30 次测量，最近的一次，离珠峰有 174 千米（108 英里）远。

詹姆斯·尼科尔森后来回撤到恒河旁的巴特那，基于自己的观测做了必要的计算。他把所有的观测数据取平均值，得出了珠峰的高度大概为 9 200 米（30 200 英尺）。虽然这个结果中没有考虑光的折射，这有可能扭曲测得的高度值，但是，这个数字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珠峰要高于干城章嘉峰。

不幸的是，詹姆斯·尼科尔森下山时得了疟疾，最后不得不结束观测回家，使得计算没有完成。安德鲁·沃尔夫的助手米迈克尔·轩尼诗（Michael Hennessy），基于罗马数字开始给观测的这些山峰命名。干城章嘉峰为第 9 峰（Peak IX），珠峰为第 15 峰（Peak XV）。

1849 — 1850 年，印度测量局又从孟加拉平原纵向三角网的 6 个测站点上观测了珠峰高程，观测站距珠峰为 174 ～ 191 千米，观测站高程为 68 ～ 79 米，求得折光系数为0.072 7 ～ 0.075 3。测量人员开始了对珠峰实际高度的计算。由于需要考虑光的折射、大气压力以及温度变化等诸多因素，烦琐的计算是个庞大的工程，他们耗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最终才首次得出珠峰的高度—29 000 英尺（折合 8 839.2 米），高程互差最大 12.8 米。

1852 年的一天，来自孟加拉国的数学家和大地测量学家拉德哈纳特·希克达尔（Radhanath Sikdhar）和迈克尔·轩尼诗，来到位于新德里附近德拉敦的印度测量局总部，走进安德鲁·沃尔夫的办公室，拉德哈纳特·希克达尔兴奋地宣布：

“先生，我发现了世界上最高的山 !”

这一结果，意味着珠峰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但出于谨慎的考虑，这个结论并没有很快宣布。安德鲁·沃尔夫在 1854 年开始和他的下属继续研究詹姆斯·尼科尔森的数据，几乎花费了两年时间在计算上，试图解决从测量点到珠峰这段遥远距离里光的折射、大气压、温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最终，安德鲁·沃尔夫在 1856 年 3 月宣布了他的发现：第 15 峰即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为 29 002 英尺，即 8 839.8 米。干城章嘉峰的高度被宣布为 28 156 英尺，即 8 582 米。安德鲁·沃尔夫得出结论，第 15 峰“最可能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安德鲁·沃尔夫用他的前任局长的名字，将珠穆朗玛峰命名为乔治·埃佛勒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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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测绘学术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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