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能终结美国的自由民主吗？
摘要
民族复兴之路不能限于民族，超越美国之路需要经过美国。特朗普不是美国衰落的拐点，因为美国衰落此前就已开始。特朗普也不可能真正终结美国的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不是历史终结点，而只是世界历史走向更高成熟状态的必要环节与构成要素。人类的永久和平与道德尊严需要高于自由民主的理想与制度，但这需要通过自由民主的普遍实践提供创造、实验、反思与多元竞争整合的正当程序。
文 田飞龙
美国2016选战举世瞩目，牵动着世界政治的敏感神经。特朗普，还是希拉里？这不仅仅关乎美国民主本身，也关乎极其宽泛的世界霸权格局与世界历史走向。1989年，柏林墙倒塌，“历史终结论”出炉，“华盛顿共识”成为普适丹药。敏锐而狡猾的福山抓住那个特定的历史当口，抢注了“历史终结论”的思想标识，其逻辑基础固然是转道科耶夫而援引黑格尔的，但其经验基础实在是置身其中的美国自由民主的优越性。福山确信，历史终结于美式自由民主，今后的历史主要是对美国模式的精致模仿与技术性修正。因此，美国选战必须是希拉里这样规矩、典范、政治正确的自由派职业政治家获胜，否则就是某种对历史终结论的直接嘲讽。特朗普的不遗余力，是一种逆向的负重前行，是对美国自由民主之“岁月静好”的价值颠覆。
特朗普一定不能胜选，否则就可能出现美国主流社会想象的价值与政治灾难：自由民主终结于特朗普的个人历史。与希拉里相比，特朗普有着太多可能成为独裁者的履历暗示和潜质：其一，政治素人，素无政治经验，难以验证政治才能与操守；其二，暴发户和投机者，缺乏可信赖的行为理性与规则预期；其三，个人领袖欲，其商业地标一律以“特朗普”命名；其四，婚姻多变和歧视妇女，对家庭价值与传统文化有严重蔑视。因此，尽管特朗普个人在商业上基本成功，在共和党内部初选程序中过关斩将，但由于其太过特立独行，行为太过夸张渲染，民粹化、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与移民歧视劣迹斑斑，更有让美国重返“孤立主义”的闭关冲动，这些价值取向与施政愿景和美国的主流精英政治背道而驰，形禁势格。
也因此，他不仅遭遇到政治对手刻意披露的“纳税门”和“更衣室”丑闻，更有来自共和党内部的精英造反。特朗普的选举工程一波三折，但其个性更为张扬，矢志不渝，拒绝退选，如同美国选战中的“堂吉诃德”。最紧要的问题是：无论特朗普当选与否，他能够终结美国的自由民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反精英的民粹探戈
五月花号群体不是一群底层劳工或贩夫走卒，而是被英国贵族社会和宗教戒规所排斥的新教精英，他们寻求的并非简单的温饱生存，而是作为上帝选民的新政治实验。同样，作为这一群体后裔的建国之父们，无论是奋身于独立战争的革命元勋，还是齐聚费城独立厅的制宪元老，其共同的身份标识是“白人新教贵族”。这里的“贵族”几乎与“精英”等同，不是世袭贵族，而是一种精神贵族，是对政治事务的主动担当和对代表责任的理性自觉。1787年宪法有着深刻的精英政治气质：其一，汉密尔顿在开篇点出了美国担纲探索一种基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政治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的历史性责任，该宪法将超越欧洲，垂范世界，由此隐含了美国的世界帝国基因和普遍主义道德理想；其二，麦迪逊对代表制民主的开创性理论构造，超越了同期的反联邦党人的旧式共和民主制，为美国的精英民主政治奠基。
1787费城制宪有两个显著的“反革命动机”：其一，以新联邦主义的集权宪法取代1781年松散的邦联宪法，建立实效化的联邦机构及其从全国遴选之政治精英的治理架构，终结1776年独立宣言及1781年邦联条款中流淌的“各州高度自治与自由”的革命道德理想与政治浪漫主义；其二，以普遍的代表制民主和联邦宪制框架对独立革命以来高度膨胀甚至民粹化的大众民主激情予以降温和驯化，培育美国民主的精英理性气质。应该说，1787宪法的这一取向总体上是成功的，是美国持续繁荣稳定及日益走向世界领导者地位的政治宪法奥秘。美国宪法尽管对英国宪法多有超越，但其代表制因素则深得后者精妙。只是，作为曾经母国的英国在“脱欧公投”后已深陷直接民主滥用的泥潭，虽有反思调整，但似乎难得要领，尚需时日以召唤回精英责任伦理。
在历史演进与制度试错过程中，英美代议式的精英民主制有一个基于大众政治压力情势的技巧经验：将直接民主（普选）限定于选举环节，与实际政治架构及政策有关的治理过程则完控于精英代表。这种选举民主制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但其重心在于间接民主，在于精英治理责任。可是，这种选举民主模式有一个潜在的威胁，即无法直接阻止或绝对排除社会危机条件下魅力型、民粹型领袖的合法上台，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就是显例。因此，精英治理如要稳固，就需要积极塑造社会意识形态与公共价值观，即一种严格指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正确话语。罗斯福不是希特勒，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所谓的三权分立结构——比如联邦最高法院就被罗斯福威胁“包装”过，而国会是支持总统的——而是美国公民社会的高度成熟从而拒绝了颠覆自由民主宪政体制的威权诱惑和福利许诺。希特勒的福利许诺造成了魏玛民主的覆亡，而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也包含积极权利内涵，但其结果却是权利的有效发展，亦即桑斯坦所谓的“第二权利法案”。桑斯坦在近期著作《罗斯福宪法》中从共和主义角度阐释了“新政宪法”的权利哲学，即第二权利法案。这是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及其福利权改革的道德基础与宪法成果，区别于1791年的第一权利法案。罗斯福在1941年提出“四大自由”，凸显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将“安全”这样的积极自由内涵植入传统自由内部，扩展了美国人自由权的道德内涵与制度保障。1944年罗斯福“炉边谈话”具体列举了第二权利法案的八项权利，给出了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宪法保障性承诺，成为美国自身及战后世界人权领域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宪法保护的历史基础与理念渊源。 美国的公民宗教与宪法文化保持了自由民主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特朗普以民粹化形象展开选战，其所触及的正是作为美国立国精神的精英民主共识。特朗普的反体制策略难以奏效，因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依然巩固。美国的共和党、大众传媒、公民宗教与宪法文化是美国精英民主的坚实捍卫者。特朗普无论是否共和党候选人，都在价值上成为美利坚的背叛者，这会使得美国精英及多数民众在“特朗普旋风”带来的短暂快感刺激之后反向投票：特朗普的叛逆形象已经高度象征化，为了阻止不符合政治正确的特朗普上台，希拉里的缺点会被有意无意地缩小及模糊化，其结果是希拉里获得最终胜利。经历总统大选一、二轮电视辩论及曝光各种“门”之后，特朗普的魅力光环日渐衰竭。这也使得本次选战既精彩无限，因为有各种揭丑和突破底线的爆料，同时也显得枯燥无味，因为人们最终不是靠更喜欢谁而投票，而是靠更讨厌谁而投票。竞选博弈的主要议题也日益非实质化和非政策化，成为一场关于特朗普的道德审判和政治鉴定的全民运动，其非意图的结果很可能是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而特朗普则成为美国最新一轮公民教育的反面教材。美国公民拒绝特朗普本身成为美国的一次最成功的民主教育。特朗普反精英的民粹探戈，不大可能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新范式，而只是一种危机征兆，是对精英民主政治尤其是福山所谓的“否决政治”（vetocracy）的抗议，也构成希拉里执政后需要严肃检讨和改进的制度症结。
退回美国就没有美国
特朗普反对移民，反对美国承担更多的普遍主义全球治理责任，抱怨美国过多的海外干预和援助削弱了自身国力及民众福祉。这些直觉式的抱怨在美国经济下滑及就业不足的背景下很容易获得弱势民众的欢呼与回应。特朗普真正的政治魅力或支持率的奥秘正在于此。那么，听从特朗普退回美国吗？从1917年的威尔逊世界主义退回1823年的门罗主义，甚至退回1787年的联邦党人主义？当然，无论如何是退不回1776或1781的独立宣言与自由邦联体制的。特朗普意图根据真正的“民主责任制”原理来衡量和矫正美国民主：只对美国选民负责，不对移民和世界负责。这是一个“民族化”的美国图景，它是真实的吗？是可欲的吗？这样的美国还是美国吗？
只对本国人负责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民主观，但不是自由主义民主观，更不具有普遍主义品格。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杂糅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及来自个人独特商业经验的机会主义。这些理念实质性背离了美国社会的本质属性以及美国据以强大和富有吸引力的普遍主义根源。美国梦如果仅仅是美国单一民族的梦，则根本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普遍的道德正当性。特朗普的美国梦就是一个民族化、民粹化的美国梦，从而是一个初步的、狭隘的、以邻为壑与不负责任的美国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1917年威尔逊世界主义以来美国的全球立法与治理行为就都是严格基于普遍主义伦理的，相反，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自私与傲慢正在一步步侵蚀其普遍主义理想的道德正当性与感召力。即便如此，美国是否要从世界进行战略性撤退而重新走向一种建国初期的孤立主义呢？特朗普在提示这种世界历史回环往复的可能性，而就历史发展而言，这并非不可能。然而，过度扩张固然导致美国实力透支及道德负担过重而面临衰落压力，但陡然抽身、抛弃盟友、取消承诺则会使得美国背上“背信弃义”的道德十字架而更快丧失其世界领导权。
美国社会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本土族群社会，而是一个自然的移民社会与世界化社会。所谓移民社会，是指美国有意义的现代历史开端于五月花号拓殖和文明化，这些来自欧洲的“流亡者”保存了欧洲新文明的基因与火种而在北美大陆耕耘播撒，开花结果，“感恩节”是这一过程的曙光初现。因此，移民社会不具有拒绝“移民”的历史正当性。再者，美国不仅仅是白人新教徒的单一移民社会，还是一个“世界化社会”，也就是所谓的族群“大熔炉”。由于新大陆的制度与经济前景之吸引力，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及其对全世界移民的高度吸引力构成了其文明的内部多样性和杂糅杂交优势，美国持久的文明与历史创新力根源于此。试想，如果美国不是对移民开放的自由社会，被纳粹德国系统化排斥的犹太精英怎么可能规模化地移民美国？又怎么可能带来美国科学技术与哲学文艺的真正世界代表性与创新奇迹？
当然，移民本身具有影响上的双重性：其一，优质移民带来了财富和技术资本，是美国持续创新和引领世界的不竭源泉；其二，低端移民甚至难民也带来了犯罪、冲突、福利负担甚至恐怖主义，造成了美国人生活的不安全感及福利水平的总体下降。然而，美国不可能仅仅享受优质移民的利好而完全排除低端移民的利差，更关键的是，对低端移民的包容和发展支持才更是美国道德力量与制度优越性的持久证明。美国崇尚实用主义，但不是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美国起步上存在功利粗鄙倾向，但其内在的道德精神一直有着克制这种粗鄙的正面努力和显著成效。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和世界化社会，在本质上是开放包容和自由平等的。美国不是特朗普的任何一家公司，尽管国家治理的某些逻辑与经验和公司类同。特朗普将美国看做一家超级公司，一家其意欲冠名的最大公司，是其商业经验的最大化，但却是其政治经验与道德理想的显著局限。
退回美国就没有美国，这是一次严肃的世界历史考验。一个是普遍主义的希拉里美国，一个是特殊主义的特朗普美国。特朗普意图带领美国民族化和民粹化，回归本土，拒斥移民和开放性，是历史的倒退，是对美国立国精神的背反。如果万一其胜选，只能说明美国人作为整体已经遗忘了自身的普遍主义宗教基因与立国使命，而退化为一个具体的、自私的、保守的、单纯民族国家的美国。这样的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间与当代欧洲体系内的成员国之间比比皆是。特朗普的美国在远期道德愿景上是一个“非美国化”的美国，这才是对美国自由民主式的历史终结论的真正终结。这是否可能也取决于美国整体的精英理性与公民道德理想是否还足够强健。
只有始终保持“世界化社会”的本质属性与制度开放性，美国才能始终保持世界历史民族的历史正当性，也才具有充分的道德资格和力量继续为世界立法及领导全球治理进程。这些要点又何尝不是对崛起中的中国的严格教诲与启示呢？
不确定的未来与中国机遇
具体的美国选战还将继续，特朗普与美国体制间的“战风车”游戏还有精彩甚至意外剧情。以美国自由民主的精英质地和美国社会的世界化社会属性，特朗普胜选的可能性不大。即便胜选，美国具体的宪政制度也会对其产生结构性制约，比如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联邦最高法院会严格审查总统偏激行为的合宪性，而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多数因其精英价值观与政治正确而不大可能与同属本党的特朗普打好配合。保罗·瑞安近期与特朗普的政治决裂及其对特朗普选举工程的中止行为，就是这种党内分歧甚至于分裂的绝好征兆。何况，特朗普的党内初选历程波澜起伏，党内精英层对其政治纲领与人格的认同度一直偏低。这表明政党价值观已让位于社会共同的政治正确，而这正是美国政治文化相对成熟的表现。
长期以来，由于价值观日益巩固和宪政制度高度成熟，美国两党政治的阶级政治意义和“文化战争”意义早已消退，分歧与竞争点主要不在于体制本身，而在于具体的政策取向。此次特朗普脱颖而出，打破了美国选举政治中“政治和谐、政策纷争”的传统画风，而再次挑动起政党政治的阶级烙印和文化战争的敏感神经。虽然这种挑战未必成功，但确实暴露了美国精英民主政治的衰落与责任伦理的退化。抢注“历史终结论”思想标识的福山这一次同样抢注了“否决政治”、“政治衰败”之类的新标识。问题重重与芒刺在背的美国精英民主政治，不会因为希拉里简单的选战取胜而终结，毋宁是全新挑战的开始。再造精英民主，不但在脱欧公投后的英国成为特蕾莎·梅的责任，也成为世界民主总部的美国的希拉里的重负。而世界性民主危机的加深和世界民主责任光谱的女性化同时出现，尚不知是自由民主的吉兆还是凶光？
美元不是美国的软实力，甚至市场经济也不是，而自由民主才是。历史并未终结，承认的斗争以负面的恐怖主义和正面的中国崛起的双轨现象呈现，前者是全球化中失败民族的游击队式抗争，后者是有着深厚的异质文明基底与强大历史适应力的学习型民族的战略赶超。在美国的全球化领导权遭遇中国的“一带一路”体系化冲动时，美国以其全部战略资源和优势竭力封堵而使中国艰难痛苦，就像崛起中的中国的每一步突破使美国同样痛苦艰难一样。与美国选战相比，港台式的民主选战就只是美国模式的一个亚洲脚注，而美国才是正文。如果这篇正文翻篇了，脚注的意义就无从呈现。
在此战略博弈平台上，中国试图提出中国梦和中国式的普遍文明叙事与命运共同体框架，是对美国自由民主范式的一次战略突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机遇，是中国的文明复兴，而也有人认为是战略冒险和非理性冲动。事实上中国崛起本身就具有丰富的世界历史意义，无论你持有何种价值观，这是正在发生的世界历史事实，但其具体的崛起方式与内涵却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影响巨大。中美对抗不能演变成“修昔底德陷阱”下的新型“伯罗奔尼撒战争”，否则世界历史转圜两千余年而未能有实质性进步。中美对抗也不能助长中国的民族化和民粹化，就像美国不能追随特朗普而民族化和民粹化一样，因为中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民族，需要共享“世界化社会”的本质并修正自由民主的缺陷，如此才能有世界的自由文明秩序。当下中国也正处于四重复合的世界历史进程（民主法治国、新党国、区域共享主义命运共同体和天下主义人类共同体）以及重新理解与建构自身文明新体格的关键期。就像1835年的法国人托克维尔以外人眼光超越性地发现和总结“美国民主”一样，今日中国的模式与前景需要如何发现、理解和完善建构呢？是加拿大人贝淡宁发现的“贤能政治”吗？中国的四重历史进程虽有多层张力，但内政意义上服务于治理现代化的最低配置就是民主法治国的标准建构，这是其他各层次之扩展与结构化的基石，也是中国体制转型与成熟的本末关系。
民族复兴之路不能限于民族，超越美国之路需要经过美国。特朗普不是美国衰落的拐点，因为美国衰落此前就已开始。特朗普也不可能真正终结美国的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不是历史终结点，而只是世界历史走向更高成熟状态的必要环节与构成要素。人类的永久和平与道德尊严需要高于自由民主的理想与制度，但这需要通过自由民主的普遍实践提供创造、实验、反思与多元竞争整合的正当程序。
（原载《多维CN》2016年11月号，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拓展阅读：
马尔科姆的国家理性钩沉
田飞龙
诺埃尔·马尔科姆的《国家理性、宣传与三十年战争》对于增进国内学界关于霍布斯早期学术、17世纪英国政治与历史、三十年战争以及国家理性诸主题的认知与理解有着明显的助益。马尔科姆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西方学界的霍布斯研究权威，克拉伦登（Clarendon）版《托马斯·霍布斯全集》总主编，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曾担任《观察家》杂志外籍编辑和《每日电讯报》政治专栏专家，自1995年起投身学界从事专门学术研究和写作。
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是一种古老而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属于密室政治与决断政治的范畴，在人类早期的政治治理中普遍存在，与现代性政治中的民主法治范式构成显著的历史与规范对照。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传统，国家理性则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大陆尤其是意大利启蒙学术范围中日渐崛起和成熟，代表性作家为马基雅维里。因此，国家理性本身就是“君主论”的传统，属于高级政治范畴，属于专家和政治家的密室合谋。然而，国家理性即便在其大行其道之际亦遭到主张客观性、确定性与理性政治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的严厉批判。
霍布斯本人对于国家理性的态度就十分复杂，本书作者借助霍布斯对《第二绝密谕示》的翻译实践以及霍布斯早期学术中的政治伦理立场，试图揭示霍布斯本人对国家理性的真实认知。作者认为，霍布斯对国家理性的必要性是承认的，但认为这种政治技艺不足以支持一种公民政治科学，不足以达到理性政治应当具备的客观性、确定性与科学性。霍布斯毕生致力于建立一种理性化的公民政治科学，希望以此取代国家理性传统，推动欧洲政治思想与制度的现代化。在包括霍布斯在内的数代启蒙思想家的集体努力下，一种排拒和超越国家理性的政治现代性成为人类政治新文明的规范核心，其基本标志就是公开的代议政治与规范的形式法治。这也是曼斯菲尔德所谓“驯化君主”的思想与历史过程。
当然，人类在启蒙心智下普遍向往“光明正大”的政治，反对“密室勾兑”的政治。可是，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以及人类政治事务的复杂性，使得国家理性尽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未能持久，却隐秘地进入了现代政治体系。即便在政治现代性充分发达的美国，三权分立的规范政治亦不可能穷尽国家政治的全部过程，而总统制下的安全与战略决策亦常常依赖于对总统私人负责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及其工作小组，帝国野心、大国竞争、风险社会与全球化博弈更使得密室政治与决断政治在民主法治的常规框架之外得以复活呈现。
而在转型发展国家，其政治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指向了建立民主法治的标准化框架，另一方面又普遍陷入“国家能力危机”与“失败国家陷阱”而在某个节点或机缘下重新寻求一定程度的国家理性。可以说，始于人类政治蒙昧时期而中兴于中世纪晚期及启蒙早期的国家理性传统并未成为绝对的历史陈迹，反而因民主的退化、法治的僵化及国家竞争加剧与恐怖主义威胁而有所复兴。这是两种政治思想与实践传统的长期战争，本书呈现的正好是欧洲三十年战争初期（1626年）诞生的一部政治宣传册，其构思与写作形式是典型的国家理性范式，而霍布斯当时正服务于卡文迪什家族，其翻译实践表现了当时英国王权与议会政治的议题焦点与分化立场。
严格而言，国家理性要求的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切实分析与秘密建议，是不应该作为宣传文本而公开的，亦即“内参文”与“公知文”是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与功能指向。但作为国家理性文本的《第二绝密谕示》本身被公开，同时构成政治宣传的典范文本，则是一件颇值玩味的事件。从秘密到公开，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作者良知、保存者良知抑或敌人的揭露操作，也就是文本开头所言的“为了最高公益而披露”；二是公开本身即作为国家理性的一个实践环节，从而影响舆论和塑造民意。如此，秘密取向的国家理性与公开取向的政治宣传之间就可能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内在一致的。
这也提示我们，在真正的宪法性表达自由实现之前，公开资讯可能是选择性的，是国家理性的一部分。而现代宪制中的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就是要以多元化的信息与观点的博弈交锋给公众提供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从而使得真相与假相有一个相互冲撞、检验与抵消的过程，使真相及更加合乎公共利益的信息得以分享为必要的公众知识，而这才是现代民主商谈与公共理性形成的前提和关键。决断政治依赖于信息垄断，这是传统国家理性的奥秘。而信息垄断下的选择性公开则是现代政治宣传的隐秘逻辑。如此，政治现代性以公开性为核心要素，就正是对国家理性及政治宣传传统的一种批判与超越。
《利维坦》的作者不大相信国家理性，这种思想家内在的辩证张力本身就是国家理性在现代政治中之地位与角色的鲜活写照。国家理性，还是民主法治？这个关键性的历史与政治抉择正是西方政治现代性入口处的要害，西方思想家与政治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从而支持西方文明享受了数百年的自由繁荣及其全球化成果。然而，西方的力量依赖但不完全是民主法治的“光明”教诲，也以特殊的机制与方式吸收和转化着国家理性的决断收益和精英红利。本书提供了这个伟大转型过程的一个精彩片段，以深入解读霍布斯之《第二绝密谕示》英译本的方式呈现了三十年战争背景下国家理性、政治宣传与政治现代性之间的繁复关联。
霍布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思想人物，对国家理性的思想史与政治实践深有体验和洞察，因而也更加知悉其力量与局限。霍布斯主要的政治法律著作《法律要义》、《论公民》、《利维坦》等有着一个连贯一致的思想性抱负：超越国家理性传统，建构一种真正的公民政治科学，寻求公共政治的秩序理性与科学基础。尽管霍布斯的利维坦肌体内仍然存有国家理性的专制成分，但总体上已经是一种超越传统国家理性范畴的政治现代性视野。与此相关，霍布斯本人早期的这一次翻译实践就是其与国家理性传统的一种深层次对话，其效果见诸于霍布斯后期卓越而富有开创性的思想丰碑。国家理性是霍布斯政治思想与公民政治科学的对话对象与阐释背景，同样也是任何现代学者或公民更深刻与更完整地理解现代性政治所必要的知识背景。有鉴于此，本书或可在知识心智与公共文化上有助于增进转型期国人思考政法问题的凭据与厚度。
（原载《财经》2016年10月31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文中书目为Noel Malcolm, Reason of State, Propaganda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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