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锋：山坳里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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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岁月荏苒，山坳里的寺院兴了、废了，废了、兴了。兴废之间，全是历史。当今泰山寺院的香火已不复往年盛状，但它们承载的厚重历史却永远忘不了，丢不掉，抹不去。
山坳里的寺院
作者：鹿锋
（一）
天下名山僧占多。
佛教来到中国便与山结下不解之缘。据说全国有70%的佛教寺院建在山上或山麓，有数以千计的山成为佛山或与佛相关的山。
佛教依山建寺有着多方面的因由：印度人的天国里有神山须弥山，印度人把山岳看作通往天国的神圣之路；寺院建在山上，藏风聚气，幽静空灵，契合佛教清净脱世的教义；山路蜿蜒崎岖，险要陡峭，还能考验修行者信念的虔诚；同时大山远去巷陌桑田，可以节约农地，避免与民争利。
泰山佛教兴于魏晋，盛于隋唐。魏晋以降，泰山先后兴建寺院约20座。观察这些佛寺的选址，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这些佛寺均位于中天门以下相对边僻的位置。中天门以上的佛教遗迹唯有山顶上瞻鲁台崖壁上未及完工的佛龛造像，并且这个位置也背崖面谷，隐蔽避人。除此之外，中天门以上再无其他佛教遗存。
如此选择寺址，实为约束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作为儒、道、释的会聚之地，泰山首先是皇帝的封禅祭祀之所，儒家为当然的家国正统；道家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在泰山得天时地利人和。而泰山佛教因其先天不足，在儒、道、释斗争、融合的博弈中，始终未能占据主导，泰山佛寺也始终未能在泰山占得显要之地。在强势难得的情势下，泰山佛教的传播者们便只有巧避锋芒、谋求智取了。在古代登泰山的必经之路上，佛教都建立了寺院：灵岩寺建在由北方来泰山的古驿道东侧，玉泉寺建在泰山北麓登山道路的起端，普照寺建在泰山前麓古御道的西翼。现在看来，这些寺院的选址视野宽、思路活，颇具你进我退、你明我暗、见缝插针、包抄卡位的游击战术眼光！千百年来，正是凭借这种不屈不挠的毅力、灵活机动的方法，佛教才逐渐在泰山占稳脚跟。
泰山现存规模较大的寺院尚有灵岩寺、普照寺、玉泉寺。国内叫做“灵岩”、“普照”的寺院有几十处，泰山的这两个寺院是名符其实的“一名多寺”；而玉泉寺又叫做谷山寺、佛爷寺等，是地地道道的“一寺多名”。灵岩寺自东晋始建，至唐代成为国内寺院“四绝第一”，到宋代达到历史最大规模，是泰山持续最长、影响最大佛教寺院。普照寺建于唐宋，盛极之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僧众多达千人，是目前距城区最近的禅宗十方丛林。玉泉寺位于群峰环抱之中，高崖飞涧之上，与泰山山前的市井喧闹相比，确为一处清幽古远的绝佳修行之地。泰山上的这些寺院虽屡建屡毁，但毁而不灭，它们在历尽沧桑中成为泰山佛教兴衰消长的生动见证！
（二）
有僧方有寺。
僧朗是泰山佛教的第一位高僧。尽管他不见得是第一个来泰山的僧人，但他定然是推动泰山佛教形成第一个高峰的第一人。
僧朗是佛图澄的学生。佛图澄来自印度或西域，是中国佛教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精通魔术，极具神通，据说腹有一孔，孔中出光，能呼风唤雨，兴云灭火。凭借神奇的法术和高超的智慧，佛图澄获得了后赵石勒、石虎叔侄的高度信任。石氏政权凶狠残暴但笃信佛法。佛图澄运用佛教教义，鼓励石勒、石虎入主中原，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石氏叔侄进行谏劝。在最高统治者的保护下，佛图澄大力传教，建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前后门徒达万人之多。佛图澄活到117岁，即使今天看来也十分神奇。
僧朗颇得其师真传。公元351年，僧朗来到泰山，创办了山东区最早的佛寺朗公寺，继尔又在泰山西麓兴建了灵岩寺。僧朗同样神通广大，据说能用法力让猛虎归附；讲经至精彩之处，山石为之点头。灵岩寺即因此得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泰山一带政权归属更迭频繁。僧朗审时度势，进退有节，让各方政权均对其尊重有加，支持有加，一时竟形成“六帝争请”之势。这种纵横捭阖的非凡能力，让僧朗在乱世之中安身传教且声誉日隆。僧朗之后的几百年间，佛教在泰山获得空前发展，至隋唐，泰山成为山东佛教文化的中心。
佛门代有高僧出。唐开元年间来泰山的降魔藏禅师留给泰山的最大遗产可能就是饮茶习俗了。禅宗讲究过午不食，僧人夜间修禅，容易困乏，煎茶为饮便成为提神解乏的好办法。久之，寺院的禅茶习惯普及到民间，进而引领了社会风气。灵岩寺也成为中国煎茶道的祖庭。
泰山神信仰东渡日本始于日本僧人圆仁。圆仁留唐求法，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在历经磨难从山东文登回国时，圆仁请回“泰山府君”神像。泰山神信仰从此传入日本。
在泰山传教二十多年的明代朝鲜僧人满空是拓建普照寺的功臣。今天普照寺的主要建筑仍为满空住持时的格局。满空去世后葬于普照寺旁。清代住持普照寺的元玉大师通儒善文，让普照寺成为泰山僧儒诗酒徜徉、唱和往来的聚会之所，普照寺的香火亦再度复盛。
僧兴寺，寺名僧。1600多年间，诸多高僧大德在泰山众善奉行，建寺传教。他们的名字与泰山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三）
泰山有高僧，但佛学无大师。
僧朗时代，佛教般若学迅速发展。佛学通过格义的方法，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诠释佛教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同为佛图澄的学生，僧朗的同学僧道安致力于研究经典研究，创立了佛教本无宗，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而相比之下，僧朗在泰山则更多地承担了宗教宣讲、组织、推动等宗教活动家的角色。隋唐时期，佛教进入本土化开宗立派的井喷阶段，八宗相继形成。但八宗大师均不在泰山，泰山未能成为如庐山、天台山、嵩山一样的宗派发生之山。
泰山佛教的主流是禅宗。隋唐时，泰山是禅宗北派的天下；至北宋，泰山成为禅宗南派的重镇。北宗神秀主张“坐禅”渐修，曾作偈云：“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南宗慧能主张“参禅”顿悟，让别人记下自己的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两个诗偈形象地表现了北宗与南宗的不同。历代泰山高僧中，除降魔藏禅师是北宗神秀的弟子外，宋后至元明清的仁钦大师、妙空禅师、古岩禅师等则均是南派曹洞宗的承嗣者。无论北宗时期还是南宗时期，泰山佛教均未产生创立禅理禅法的代表性人物。
造成泰山佛教代代有高僧而终究无大师的原因可能与泰山的区位有关。佛教开宗立派地的区位有两个显著特点，即要么能偏僻得静，要么能近城得便。佛教四大名山均位于当时的荒远屏蔽之地，这些地方宜于潜心修法，宜于参悟创见；佛教八宗祖庭均位于都城文化集中之地，这些地方经典丰富、信息畅达，便于高僧会集，便于讨论研析。相比之下，泰山这个地方既不僻静也远京都。这使得泰山既无参修之地利，又无人和之天时！特别是唐宋以后，泰山因封禅祭祀而变得愈加热闹。这时泰山佛教更为关注的是如何能够在泰山占稳一席之地，至于佛学理论的创新和实践自然难以顾及。以此来看，泰山佛教无大师或许也就可以充分理解了。
（四）
佛入中土，历尽艰辛。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独尊地位渐失，佛道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佛教初来乍到，要尽快融入异域，就必须找准切入点，探寻新门路。佛教弘法者们开动脑筋，找到了一个极好的方法：借助方术，谋得信誉，搭好便车，弘扬佛法。依托方术弭灾祛病的神异功能，佛学融入本土传统的矛盾得以弱化，佛教渐渐化生为熟，借土生根
尽管佛教在融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与儒道的根本不同仍然难以消解：如儒家讲入世，佛教讲出世；道教重今生轻来世，佛教重来世轻今生。这些思想的不同使三教之间的斗争无可避免。“三武一宗”灭佛让泰山佛教寺院散，经书焚，刻经停，僧人逃，但这些“法难”并没有让佛教消亡！灭佛的皇帝之后总有兴佛的皇帝。隋文帝杨坚诏令全国各县兴建佛寺，并为纪念在泰山找到其母亲而将朗公寺改为神通寺；唐玄宗、武则天尊佛，至泰山封禅时先至灵岩寺拜访。佛教在一次次的挫折后，都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获得一次次更大的发展。
至宋代，三教在泰山逐步由斗争走向融合。北宋先后有八个皇帝御书赐灵岩寺，并且规定寺院住持由皇帝直接派遣。南宋孝宗皇帝提倡“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思想逐步会通。
明清以降，儒、道、释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俗化程度。明神宗在泰山为其母建“天书观”，供碧霞元君，同时称其母为“九莲菩萨”；红门宫住道士，供奉太上老君、碧霞元君，但又供奉菩萨，同时宫旁建有“孔子登临处”石坊；斗母宫住的是尼姑，供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但又供奉斗母和二十星宿。在泰山，儒、道、释真真切切地实现了场所合一、仪轨合一、效用合一，呈现出“敲着木鱼念佛经，烧香磕头供元君”信仰奇观！
（五）
有人说佛教改变了中国，有人说中国改变了佛教，也有人说两者在这个过程中同时经历了改变。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佛教对中国的影响都巨大而深远！
佛教的思想观念拓展了中国人的认知。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正是从佛教中才了解，每个人都面临着生死轮回，每个人都须经历善恶因果的考验，每个人都要依靠信仰、虔诚、修行来换得自己、家人、他人的来世幸福。这些观念都不是传统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今天中国人的很多日常用语都来自佛教，如烦恼、颠倒、作业、觉悟、实际等；盂兰盆节、吃腊八粥等风俗亦源于佛教。佛教的传入，使儒、道、释各有分工地妥帖了中国人的心灵：儒家讲仁礼担当，让人“拿得起”；道家讲宁静淡泊，让人“想得开”；佛家讲修行律己，让人“放得下”。儒、道、释实用周全地完备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佛教的知识体系让泰山信仰更加系统化。泰山本无地狱之说。在泰山原初的天堂、人间、冥世三重空间中，冥世只是一个进行死人登记的档案馆。东汉高僧安世高在翻译佛经时首先提出“泰山地狱”的概念，并依据因果说，将地狱作为惩罚恶行的场所：如果一个人生前为非作歹就会在十八层地狱中遭受油烹笼蒸、斧劈锯割等酷刑报应。这种惩罚性地狱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泰山神的职司，使泰山神逐渐由主管生死的全能神转变成主管地狱、功能相对单一的冥界王。
佛教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泰山学派”，并推动了宋初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孙复、石介、胡瑗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们所创立的“泰山学派”发宋明理学先声，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三先生均有排佛倾向，但他们已开始正视佛学的思想与方法，如“泰山先生”孙复认为佛教源流已深，无法剪除，只能因势利导。在与佞佛者的辩论与攻讦中，三先生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佛教概念分析的方法，发展阐释了形上性命之学的观念，开“理学”和“心学”两脉风气。人在环境中，攻防相依从。在治学方法上，排佛的“宋初三先生”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用武器的批判装备了自己批判的武器！或许这也正是历史进步中的相克相生与相辅相成吧！
佛教为泰山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品：佛教造像和摩崖刻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佛教造像中心在青州，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被名之为“山东样式”。灵岩寺千佛殿内的四十尊彩色泥塑罗汉像有三十二尊塑于宋代，八尊补塑于明代。这些塑像造型生动，表情传神，其人间化风格已与青州造像的出世风格大不相同。这些精美绝伦的佛教造像被梁启超赞誉为“海内第一名塑”！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石更是惊心动魄：在3000平方米的山涧石坪上，镌刻50厘米见方的大字，难度绝非一般！正唯其难，更见其诚。1400多年来，经石巨字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隐喻了佛教对文化空间的介入与占据，彰显了佛教传播者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与宏大气魄！
佛教扩大了泰山社会影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魏晋以来，来泰山弘法授徒的高僧多不是泰安当地人。僧朗是陕西人，僧法定、降魔藏禅师是河北人，释仁钦、释净如是福建人，僧法瓒、僧道辩是济南人，元玉是江苏人。求那跋摩是印度人，圆仁、邵元是日本人，满空是朝鲜人等。这些外来的僧人在泰山讲经传道，极大地提升了泰山的社会声望和国际影响。
（六）
千年泰山古寺院，多少山间风雨中。
岁月荏苒，山坳里的寺院兴了、废了，废了、兴了。兴废之间，全是历史。当今泰山寺院的香火已不复往年盛状，但它们承载的厚重历史却永远忘不了，丢不掉，抹不去。
寺在佛在。寺不在佛亦在。
郭沫若先生说：“泰山应该就是中华文化史的一个缩影”。佛教来到泰山，使泰山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结构。离开了佛教，泰山则无法成为中华文化的全息性代表，无法承担起中华文化载体的神圣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泰山为佛教提供了发展之地，不如说佛教成就了泰山的内蕴与格局。
寺院使泰山更丰富，佛教让泰山更中国！
作者简介：
鹿锋，男，山东省泰安市人。1965年10月出生。1984年毕业于上海机械专科学校企业管理专业。山东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农业推广硕士。高级经济师。业余从事泰山研究，论文《应建立泰山学》被《新华文摘》转摘，并获山东省社科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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