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最具价值的70个观点，值得关注！
2017年最具价值的70个观点
作者：人民论坛网
摘要
2017年，思想界理论界贡献了许多兼具影响力和思想深度的观点。按照关注度、权威性、深刻性、新锐度的标准，人民论坛编辑部经过多轮筛选，评选出2017年度理论界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个领域中最具价值的70个观点，以供广大读者学习讨论。
经 济 类 观 点
厉以宁：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陷阱。但是中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突破是解放了劳动力。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十八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所以中国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经济网，2017年7月25日)
吴敬琏：去杠杆去产能应由市场主导，行政手段调控经济难成功
借行政手段“去”和“补”将产生“副作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负作用。主要表现就是用行政指标要求“去”和“补”，企业总有办法绕过这个行政命令。要强调通过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通过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和再配置，一方面去产能，另一方面补短板。不要政府去指定发展哪个产业，市场自会告诉你需要什么产业，需要什么产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2017年2月19日)
刘伟：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均源于供给侧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生产要素成本全面大幅度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突出表现在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都大幅度上升。现阶段，面临经济下行和潜在通胀压力同时存在的双重风险。经济下行风险，表面看是由内需疲软导致的，实质是源于供给侧。因为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缺乏升级空间，创新力不足，缺乏优质投资项目。双重风险中的另一重风险即潜在通胀压力上升，这不是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而是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其实质也是供给侧出现了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新浪网，2017年4月1日)
林毅夫：中国要懂得利用后发优势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能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后发优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而要实现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就要求企业不断技术创新并且不断地转型升级。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技术创新就是在商品生产的时候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进入的行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附加价值高就是产业升级，不见得要新发明，只要把其他国家用过的成熟技术和产业引进，那就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
(《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11日)
刘元春：开启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要通过问题导向的改革调整，逐步触及新常态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开启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探索目前各类凸显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二是要探索解决深层问题的各类基础性改革的步骤和可行的方案;三是要将各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基础性引领性改革和机制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建立在坚实的机制和体制基础之上。比如，采取正确方略和有效办法推进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去库存和补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降成本的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经济日报》，2017年9月15日)
陈文玲：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关键周期会拉长
中国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周期、制造业繁荣的周期会拉长，这将为中国争取持续发展的时间窗口。原来所谓战略机遇期是2000年到2020年，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我们创造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就会重新开始。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已经40年了。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到2020年实现GDP增长6.5%没有问题。到203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再有10年持续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就可以实现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过的。中国农业需要现代化，但这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强国。强国之基、立国之本还是制造业。繁荣的制造业周期还是要尽可能拉长。我们在转型升级中，产业迈向中高端已经出现端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北京日报》，2017年12月11日)
盘和林：去杠杆与稳增长并非经济的“矛”与“盾”
从国民经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去杠杆与稳增长并不是一维空间，并非“矛”与“盾”的关系，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结构平衡，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去杠杆甚至对稳增长尤其是长期增长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短期来看，我国宏观经济有很强的韧性，产业之间、新旧动能转化、“双创”等腾挪的空间较大，这为“去杠杆”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提供了很好保障。长期来看，去杠杆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抓手，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工具之一。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网，2017年12月4日)
周其仁：“中国奇迹”的逻辑与续写奇迹的关键，体制成本至关紧要
中国的基本经验不是别的，正是经由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体制成本。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举其大要，破除国家对工业和其他较高收益产业的行政垄断，欢迎外资落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解除国际贸易的国家专营，启动汇率改革(特别是主动减除严重的本币高估)，持续改革进出口体制，根本改善外贸服务，所有这些改革硬仗，一役也不能少。归结起来，就是把先前几乎无穷高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同时也包括降低中国人接受一切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的学习成本。在此前提下，中国潜在生产成本优势才开始得到激发，中国出口才开始发力，世界也才得以发现中国经济拥有惊人的比较优势。因此，真实的中国经验是以降体制成本为纲领，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形势很清楚，以全面深化改革抑制并扭转体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势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产权与中国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姚洋：未来的挑战是劳动力质量不够
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劳动力质量不够。提高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适应新的时代，是政府应该做的。教育部已经提出来一个目标，要推进普通高中的教育。对于未来，人民生活首先要从勤劳致富转变为适度享受。如何能达到适度享受，首先就是环境保护，至少到2035年，要把环境生态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其次是补充社保，把个人账户做实了，建立起养老账户，建立养老基金，让老百姓自己去投资。再次是城乡一体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11日)
白重恩：企业税费负担重的原因在于社保缴费
其实我们说税负，应该说税费负担，因为在我们国家叫“费”的一些东西，在其他国家也叫“税”。比如说我们的社保缴费，在美国它就是一个税。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企业的税费负担确实是比较重的。我们企业的税的负担并不算重，即使是按照官方的税率，做一下国际的横向比较，它并不是很重的。我们负担比较重的是费，社保缴费是其中负担最重的一个。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第一财经网，2017年2月15日)
黄群慧：扭转“实虚失衡”亟须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这些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供应体系质量不高，影响实体经济供求失衡，实体经济效率逐步降低;大量资本开始“脱实入虚”，或者进入房地产市场炒作，或者在资本市场自我循环，追求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进一步形成资产泡沫，随着泡沫的愈来愈大，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最终形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脱实向虚”问题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即“实虚失衡”。这种“脱实入虚”的失衡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资产泡沫会越来越大，最终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基于此，必须实现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方能扭转“实虚失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参考报》，2017年2月13日)
匡贤明：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和计划经济挂上钩，是对新经济的误解，也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
即使把过去所有的数据全部交给了人工智能，它也很难知道下一秒钟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所有生产者的决策、所有企业家对风险的判断和把握。因此，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和计划经济挂上钩，是对新经济的误解，也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也容易忽视当前发展数字经济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过程中，新经济领域还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需要回答。与其把注意力放在数字革命与计划经济上，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形成数据驱动发展模式所需要的政策与体制创新上。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新京报》，2017年12月11日)
钱颖一：人们应当对不擅长的工作进行调整，学会用人工智能增加效率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一个机器算法，特别核心的就是图像识别。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随着技术工具的改变在不断地调整，过去是打算盘。我记得我们以前还用到计算尺，有了计算器就不需要，这部分的功能精力可以放在其他地方。现在人工智能也是一样的，所以必须要做出调整，把注意力转向另外的方面。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人们应当对不擅长的工作进行调整，学会用人工智能增加效率。教育也是如此，这样才可能让教育行业产生更长远、更深刻的变化。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广播网，2017年12月2日)
刘尚希：高成本意味着高风险，要加快改革化解风险
由于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所有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由此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避免风险累积和集聚。当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下降的时候，即公共风险呈收敛状态时，经济、社会整体的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北京日报》，2017年12月18日)
谢鲁江：中国公有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开始真正进入资本积累的阶段。即公有制经济不再是依赖来自自身之外的财富的“输血”来发展壮大，而是依靠自己的财富生产和创造能力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资本的积聚扩张，即从依赖外部积累为主转变为依靠内部积累。如，不再依赖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形成企业利润来源，而是主要依靠企业的市场竞争来获取收益。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5月上)
高培勇：支持实体最要紧的是直接税改革
从2013年到今年，将近四年时间里，我们看到的税收制度改革基本上都发生在间接税上，基本上都是以减税作为基本行动路线。结构性税制改革是一种此减彼增的改革，增的改革没有显现。这几年我们国债的增发、赤字的增列，地方债巨额的发行所带来的风险，等等，都和这些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借钱来支撑税收制度改革的道路。其实在目前的中国只有一件事该做也必须做，那就是加快推进直接税的改革。考虑到中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我们也得从脚下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制、房地产要开征这样一个路子开始起步，从而收获既定的改革目标，同时又不加剧甚至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参考报》，2017年8月30日)
樊纲：稳定房价不能要求房价绝对不变
央行货币长效机制还得靠市场，还得坚持市场化的方向，稳定房价不一定房价不变，真正不变的是相对价格，只要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关系基本稳定，我们住房市场就应该能基本稳定，不能要求房价绝对不变。这一轮房地产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两极分化，大城市价格飙升，三四线小城市库存积压，去库存着重讲的就是去房地产的库存。我们这里说的三四线城市是指偏远地方的人口流失小城市。要从供求双方来理解我们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来寻找所谓的长效机制。住房真正的需求基本是三个部分，不管是买还是租是三个部分：一是所谓刚性需求，刚性需求是人口增长、孩子结婚。二是改善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也很重要，现在是幸福生活的需求，特别是城市住房，大家收入提高了需要改善。三是迁移性需求。要在供求两个方面进行调整，长效机制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且不能回到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路上，完善房地产市场的制度，使这个市场更加稳定、更加健康地发展，使国人的居住条件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目的。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财网，2017年12月11日)
张军：中国经济增长步入“超级城市”时代
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崛起至关重要。固然中国已有常住人口在2000万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超级大城市，但超级城市的数量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显得不成比例。为了更多特大城市的发展，中国应放弃限制城市土地开发的配额管理制度。中国试图转向城市引导型增长模式的另一个推进战略是，因势利导大幅度提升城市群在未来经济增长中扮演的主导角色。都市圈的形成能大大提高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和获得来自经济互补性的巨大经济效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证券报》，2017年9月15日)
社 会 类 观 点
李玲：医改的核心是改革治理体系
医改的核心是改革治理体系，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协调好领导、保障、管理、监督等各方面的责任，整合医疗卫生各个子系统，把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这包括对医药卫生制度的整体设计、区域医疗资源的规划、医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对公立医院的合理投入，对医务人员的正确激励以及对公立医院运行的监管和药品人才保障，等等。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治理权限分割过大，超过16个部门有相关职能，但缺乏更高层面的统筹。因此，提升医疗卫生领域治理体系的协同性，是医改必须迈过的关口。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2017年7月6日)
翟振武：计划生育政策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
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验证的普遍规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但也减少了未来老年人口的总体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老年人口规模处于较高水平的时间。可以设想，如果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步入老龄社会的时间虽将有所推迟，却会在更长时间里面对更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面临更沉重的养老压力。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正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出生率时期积累的大规模人口相继步入了老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人民日报》，2017年8月20日)
李铁：小城镇建设要做好“三防”措施
推进小城镇建设要做好防止房地产热、防止简单复制和防止一窝蜂而上这“三防”措施。要将小城镇建设与降低成本、疏解大中城市功能紧密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避免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行为。未来应因势利导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中小企业的活力，营造特色小镇发展的软环境，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主体的创新发展成本。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参考报》，2017年12月18日)
青连斌：医养结合之“医”应同医院医疗服务区分开来
医养结合的“医”，应严格同医院的医疗服务区分开来，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养老院内设医院，或医院直接开办养老院。从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来讲，医养结合的主体是卫生和医疗机构，主要是开展社区医疗服务和上门服务，为社区和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医疗服务。但是，从机构养老来讲，医养结合的主体是养老机构，卫生和医疗部门是配角，是配合和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养结合、医养融合发展的一方。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
(《学习时报》，2017年6月19日)
丁元竹：互联网推动社会治理从多元迈向N元
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单一治理到多元治理是一个历史性飞跃，在互联网基础上的N元治理更是一个历史性飞跃。原来意义上的多元互动显示的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互联网和在线互动的“朋友圈”使成百上千的人可以同时互动，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互动。一般人们说的多元互动也不过是在街头、会议上的议题讨论，而且这种互动通常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但是，借助互联网平台，人们可以即时互动和N元互动，这是一种虚拟现实中的互动。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导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王俊秀：警惕老年人陷入“孤岛”
老年人受骗暴露出的除了法治环境、社会治理、养老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更暴露出老龄化社会的深层问题，老年人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多数人在一定意义上生活在被知识鸿沟、媒介鸿沟、信息鸿沟、组织鸿沟和情感鸿沟隔绝的“孤岛”上。为此，政府和全社会要一起行动，努力消除隔绝老年群体的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人民论坛》，2017年6月上)
郑功成：社会保障改革要坚持以共享为基石
中国已经确立了共享发展的新理念，这是对以往单纯强调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矫正，更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石。在社会保障改革中，如果动摇共享之根基和互助共济之根本，必定导致制度异化，但若要实现这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又需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让各方主体参与共建共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1期)
张颐武：正视中等收入群体的“无力感”
这些年，中国人生活的中产化大趋势，让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普遍提升。但这一群体又都处在拼搏上升之中，虽然经济上都已有相对较好的支撑，具备了提升生活水准的基本条件，但也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和家庭的更好生活而奋斗打拼。中等收入群体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需要社会支撑，需要更多的市场或社会服务，需要高效的法律支持。一旦缺少这些支撑，中等收入群体在遇到问题时就会感到无能为力，从而发现自己生活的“脆弱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环球时报》，2017年12月12日)
洪大用：国家治理与贫困治理要协同推进
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影响和制约着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归根结底，贫困是具有社会性的，是社会的产物。解决贫困问题要以优化社会环境为基础和前提。在此意义上，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就不可能有贫困治理现代化。反过来，贫困治理现代化无疑也将直接减轻国家治理的压力，促进和改善国家治理，并在特定方面体现着、丰富着、推动着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2017年10月9日)
党国英：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促进二元体制消失
当前，农村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从长远看，如果政府继续推进城市化、市场化与农业现代化政策，乡村社会发展随着政府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的推进，二元体制趋于消失。在农业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如果我国城乡人口布局有较强的自然演化性质，城乡社会治理的二元机制将失去存在的基础。绝大部分农民有可能在半小时的车程内到达一座城市，享受到城市的各类服务。如果国家面对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趋势，对行政区划体制做出适应性改革和调整，目前绝大部分行政村设置将不再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日报》，2017年10月9日)
彭希哲：错位发展策略可延长各地区“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呈现东高西低、城高乡低的特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剧，老龄化的压力将通过人口流动传导至中西部地区。这将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复杂化，但同时也为东部地区延长了“人口红利”窗口期，创造了政策腾挪空间。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解放日报》，2017年11月20日)
迟福林：全国应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
“十三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应在原有制度上修修补补，不能把“暂住证”换个牌子变成“居住证”，也不能长期实行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双轨制”，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到2020年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作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取代，中国应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要从中央层面下决心，着力推进居住证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程和省际间居住证制度的相互衔接，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并使人口城镇化率(即居住证率)达到50%以上。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证券时报》，2017年3月5日)
贺丹：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
在我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家庭结构变动特点及低生育水平的大背景下，积极建设家庭友好型政策，发挥家庭的政策支点作用尤为重要。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第一，要树立家庭优先的价值理念，将家庭利益的审视融入所有经济社会政策。第二，要制定以生育支持、幼儿养育为主体的家庭支持政策，形成家庭友好的制度环境。第三，要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支持女性职业发展，消除女性的后顾之忧。第四，积极倡导代际间交流和互助，促进家庭和谐幸福。第五，要加强社区对家庭的支持，创造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2017年12月8日)
朱启臻：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在于人才
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在于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各级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对农业特点的认识和对乡村发展规律的把握，保障决策不偏离中央乡村振兴的大方向。另一方面，把具有基层“三农”经验的优秀分子选拔到“三农”工作岗位上，避免在乡村振兴实践中走弯路。同时要充分利用、整合“三农”学者的研究成果，吸收其合理成分，为振兴乡村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光明日报》，2017年12月3日)
郑风田：城乡融合就是城市与乡村互相吸收对方长处
城乡融合更深的含义是二者更深入地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并避免不足。城市要吸收乡村的特点有：美景与生态，要环境美，不能都是高楼大厦;同样的道理，乡村也要吸收城市的长处：基础设施要健全，生活要便利化，比如自来水、下水管道、污水处理、网络与无线信号等，都应该与城市一样，银行网点、购物、公共交通等方面也要跟上。城乡融合就是城市与乡村二者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城市要变得更生态、更绿色、更宜居，乡村应该在基础硬件上加大投入，应该更清洁、更便利化、更环保。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北京日报》，2017年11月20日)
张孝德：不能将生态文明简单等同于环境保护和绿化
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角色缺一不可。各级政府一定要转变理念，不能将生态文明简单等同于环境保护、绿化，而要把绿色发展上升到第一要务来抓，在干部考核、制度创新、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每一位官员都要对生态文明建设有足够的认识和关注，特别是各地的一把手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党政同抓的大事，而不只是某个部门的事。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网，2017年10月23日)
李立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必须注入“中国特色”
我国大学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必须寻求和确立自己的“魂”，把“中国特色”注入到大学建设的“魂”中，体现中国大学的学术自觉和教育自信。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发展路径与体制机制等方面，贯穿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等职能中，也就是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传承中国文化与教育理念。中国的高等教育，根植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中，每一条根脉都接受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滋养。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1日)
文 化 类 观 点
滕文生：人类文明发展需要不断交流、融合与超越
无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还是世界其他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不断表明，即使一种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行列中一个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对其他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切不可使这种地位和贡献成为包袱，从此孤芳自赏、固步自封，以为不需要向别的文明学习借鉴了;更不能以为自己的文明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从而轻视、鄙薄甚至排斥、打击别的文明，这种认识和做法是自取衰败之道。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相互不断交流、融合与超越。
——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卢德之《论共享文明》代序，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年12月)
陈先达：文化的吸取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底色
文明可以接受、移用。科技和科技产品，近代的铁路、电话以及一切西方发明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东西都可以进口，也可以借鉴、可以学习、可以仿造。文化则不同。文化不可能简单引入。文化可以交流，可以相互学习，但文化的吸取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底色，是吸收而不是被同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同化，表明这个民族之根已枯萎，它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
（《新华日报》，2017年7月21日)
李德顺：文化上以人为本，当“于细微处见精神”
在文化上以人为本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总是可以并应该“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实际上，在每一种文化形式、每一个文化环节、每一项文化工作中，都有一个是否敢于和善于以人的生存发展尺度去衡量和选择的问题。只有做到尊重和理解人的权利与责任，充分信任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固本强基，获得不尽的资源，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北京日报》，2017年12月4日)
韩少功：读经典不是复制知识
饱读诗书如果只是读成个书呆子，读成一部留声机，就不如不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知识都需要用实践来激活，来检验，来消化，来发展创新。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说：“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根据这种知行观，读书、上课、拿文凭充其量只是一种“半教育”，只有读懂了人生与社会这本“大书”，在生活中尝过酸甜苦辣，才有一个教育过程的相对完整，才能使知识进入我们的血肉，成为真正可靠、可用的滋养与财富。
——中国著名作家
(《文汇报》，2017年9月21日)
何毅亭：21世纪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也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信心和底气，是因为中国的成功实践已经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中国道路不仅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发展的问题，而且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和办法;中国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了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集体自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了话语建设的着力点，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不再奉西方话语为圭臬;国际社会前所未有地期待来自中国的声音，愿意下功夫通过掌握中国概念来理解中国逻辑，不再简单地套用西方概念来比附。
——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学习时报》，2017年5月29日)
张立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精神价值世界，是真善美的艺术理想世界，它蕴含在世界各文明思想之中。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自古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引领着中华民族对价值理想世界(天下)的憧憬和永恒价值的追求。其表述的话语虽多样而异，但同归而一，形式分殊，其理不二。中国依据天时、地利、人和，化解全球形形色色的冲突和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最佳的天下应对之道，是人类新时代的新创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
(《光明日报》，2017年11月6日)
叶小文：文化滋润精神，提升现代人对精神世界的关照
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对精神世界的关照却相对滞后，甚至出现了精神上的病态。中华文明积淀了厚重的人文理念，正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慎终追远并非要搬出祖先来说事，而是为了以古鉴今、积德厚德，提醒人们在繁忙浮躁的当下想想根、定定神、稳住脚步找到魂。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人民网，2017年2月17日)
陈晓明：把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作为中国文化的立身之本
文化工作者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把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作为中国文化的立身之本，我们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就顺理成章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
（《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7日)
王岳川：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
中华文明继续保持可持续的影响力，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中国需要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而且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新的世界格局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日，都意在强调世界需要重视中国声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习时报》，2017年8月4日)
郝立新：核心价值观念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名片
世界发展新格局和中国地位的有力提升，需要我们展示大国姿态、大国风度、大国形象。中国价值观念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名片。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既有文明古国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文明的精神元素;既传承了泱泱大国的包容风范，又秉持了谦谦君子的典雅风度;既坚持了勇于担当的正义之气，又坚守了关心人类的和平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光明日报》，2017年10月18日)
范玉刚：文化产业能够强化意识形态的时效性和影响的广延性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产业不仅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基础，而且还能够强化意识形态的时效性和影响的广延性。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强化了意识形态传播的隐蔽性。必须从根本上领会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生产、价值传播的一种主导方式。只有依托健全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才能实现核心价值观传播、消费和弘扬的有效性;也只有在实践中积极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掌握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才能切实保障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从根本上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并维护文化发展秩序。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魏鹏举：警惕文化创新中的泡沫
无论政府还是社会，无论精英还是草民，创新是当前各界疾呼的最强音，这几乎没有异议。在发展焦虑与功利浮躁的社会情绪中，战略上的文化创新在短期激发为实践上的创新泡沫，这既反映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典型症候，也可视为创新转型期的必要成本。从文化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的视野来检视，技术性文化创新泡沫、资本性文化创新泡沫和体制性文化创新泡沫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并合理处置。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人民论坛》，2017年6月下)
胡钰：没有技术的文化是边缘的，没有文化的技术是乏味的
科技视角强调运用好新媒介、新技术手段进行文化创新创造。从印刷、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发展进程看，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引发更多文化创新创造。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综艺等成为流行的文化形式，网络技术、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正在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重要引擎。实践表明，没有技术的文化是边缘的，没有文化的技术是乏味的。文化与科技结合，能够为文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7日)
向勇：审美是文化创意产业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产品的审美性、忽略了物品的艺术性，导致许多城市没有自身的特色。现如今很多城市都在打造文化城市、创意城市，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创意人士是否愿意在这里生活，从而形成创意集聚、创意氛围以及创意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审美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1月16日)
刘悦笛：“原创”既是自我“创新”，也是自我“创生”
国家大力倡导“创造性转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无论是针对本土传统还是外来资源，这种转化的关键词都是“创造”。有了创造，才有转化;转换成功，就是创造。只有创造了，才是自己的，才可以称之为“原创”。这里的“原创”，起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自我“创新”，二是自我“创生”，前者说的是富有“创造力”的新构，后者是具有“持续力”的拓展，二者缺一不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1日)
政 治 类 观 点
黄坤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生命力，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做到既不忘老祖宗、又讲出新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战略和战术相一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0日)
曲青山：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时刻担负了重要责任，在关键时候起了关键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襟和气魄，以一个大国领袖的气度和风范，以爱民为民的历史责任担当，以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重要的时刻担负了重要责任，在关键的时候起了关键作用，展示了治国理政的雄才大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领袖人物也对历史产生着重要作用。这个作用的具体表现就是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愿，对历史发展起着加速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是起了这样一个不可替代的重大关键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求是》，2017年第16期)
王伟光：只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势不可挡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前方还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需要全党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只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我们党始终先进、始终纯洁、始终坚强有力，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中国纪检监察》，2017年第21期)
李君如：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是统一的
关于新矛盾的概括，实际上是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样，就可以把“变”和“不变”统一起来。我们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强调“变”，但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去追求美好生活;另一种倾向是强调“不变”，不思进取，不能按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去探索去创新。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前线》，2017年第11期)
马建堂：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有机整体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破解发展约束，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思想，是新阶段经济发展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如何认识新阶段经济、如何发展新阶段经济、如何解决新阶段经济中突出矛盾的系统认识，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学习时报》，2017年5月8日)
许耀桐：政治建设发展的动力在于改革
政治建设发展的动力在于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政治建设发展。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是一个周期，1978年成了中国的“改革元年”的话，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则是改革的又一个新周期，2014年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民众的期盼、社会的需求，更是执政党的使命，领导者的职责。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党政研究》，2017年第6期)
韩震：全局性系统性的改革策略才能适应新时代新需求
在新时代继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改革是“片面的”“局部的”，而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现阶段，应当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提出更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策略，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小康社会时我们主要关注经济目标，到比较全面地关注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协同发展的目标，这个进程本身就反映了社会进程与社会认识、社会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是一同发展的。这个发展进程从局部启动、重点突破、以点带面，进入现在更加协调、更加包容、更加公正、更加绿色的阶段。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北京日报》，2017年11月27日)
韩庆祥：让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形成合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思想精髓或本质要义，主要就是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协调并形成合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需要我们做出新回答，展现新作为。这就需要我们在政治层面注重发挥党政主导力量，又要在经济层面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还要在社会层面挖掘出蕴含在人民群众中的磅礴伟力，使这三种力量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合力。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
(《人民论坛》，2017年12月上)
贾立政：习近平总书记的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治国理念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境界，为我们党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每一次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都实现了其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每一次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都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无不以认识和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为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的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治国理念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典范，十九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重大创新突破。
——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
(《人民论坛》，2017年11月上)
薛澜：“决策删简—执行协商”模式适应于现阶段的中国公共政策治理环境
转型期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呈现新的特征：政策制定环节被删简，政策执行作为决策补充而表现为权衡与协商的过程。“决策删简—执行协商”作为灵活的过程模式，是在当前中国大量政策议题涌现情形下塑造出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政府依赖决策删简机制，能够有效化解决策中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多元利益，提升政府公共决策和应对外界压力的能力;在执行协商机制下，政策方案逐步细化，利益冲突被内化解决，整体上可以保障深化改革的向前推进和政府治理的系统稳定。因此，这种模式适应于现阶段的中国公共政策治理环境，有助于推进部分领域的政策改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颜晓峰：政治能力是领导干部的第一能力
政治能力是领导干部的第一能力，是履职尽责的牢固根基。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说到底，是由于政治定力不够、政治意识淡化。新形势下，党领导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波澜壮阔，勇于破除国内国际、党内党外的重大障碍。面对复杂形势、深层矛盾、突出问题，领导干部只有具备高度的政治意识、高超的政治能力，才能够驾驭方向、掌控大局、破解难题、实现目标。政治能力不强，就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丢掉原则、失去底线，导致弊病丛生、人心涣散。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天津日报》，2017年4月17日)
邓纯东：党内监督发挥着内因的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左手监督右手”
有人把纪检监察部门和其他职能部门比喻成左右手，认为党内监督是“左手监督右手”，归根结底是自己监督自己，没有威慑力，不彻底。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起决定性作用;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起辅助性作用。因此，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键在于发挥内因的决定性作用，紧紧抓住党内监督这一中心环节。从现实情况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内监督绝不是走形式，而是动真格的。正是因为党内监督持续发力，政治生态才得以不断净化，“不敢腐”氛围才日趋浓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民日报》，2017年3月27日)
石仲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是由“四个伟大”的有机统一决定的
“四个伟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建设伟大工程，就不可能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新形势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好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人民日报》，2017年8月24日)
胡鞍钢：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和绿色生态四要素共同构成支撑起道路自信的支柱
现代化是目标，作为长期处于人类文明佼佼者地位的中国，只有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才能称之为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是路径，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确保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国家的稳定统一;中国文化是根基，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绿色生态是原则，只有走生态文明之路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前线》，2017年第6期)
张维为：中国“选拔+选举”的模式完全可以和西方选举模式竞争
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北京日报》，2017年11月27日）
房宁：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终结“历史终结论”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深刻影响下，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长期奋斗和探索中，形成了既体现民主政治基本价值和普遍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中国的探索丰富了人类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提供了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扬弃，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参考消息》，2017年9月26日)
何亚非：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契合世界需求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并没有让各国人民普遍受益，反而使国家间和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失衡、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当前，如何引导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国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迫切要求，中国提出了旨在推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既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欢迎。
——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人民日报》，2017年7月20日)
阎学通：反建制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并非国别性的，而可能是全球性的
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两极分化问题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同时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都十分严重。此外，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不断扩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的伤害大于收益。全球化的负面作用给反建制主义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反全球化、反外来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对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等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些思想都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
金灿荣：中国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诀窍，就是双轮驱动、双引擎，美国是单轮驱动，只有市场。“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正在变化，世界治理的主要平台以后将是G20，G7的作用会下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由中国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会更为重要。比如亚投行、金砖银行、亚信会议、上合组织。另外，“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网络”等日后的影响也会更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华网，2017年8月4日)
李兴：中国外交表现出大国作为、大国担当、大国胸襟、大国气度、大国贡献
中国的大国外交，不是简单地指大国之间的外交，而是指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要有大国作为、大国担当、大国胸襟、大国气度、大国贡献，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这里造福世界的“公共产品”，既包括安全、经济等“硬实力”，也指规则、制度、理念等“软实力”。中国的大国外交，不搞大国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以强凌弱。中国的大国外交，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不在于一时一地的经济得失，不囿于一时一事的成败输赢。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亚欧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论坛》，2017年10月下)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网（ID：rmltwz）
感谢您的阅读！
推荐关注
声明：文章均已注明来源，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后来留言，我们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