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究：五十年生活历练了我
作者简介
朱维究，女，1944年11月生，民革党员。196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原北京政法学院)。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台湾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导师;1983年起历任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教授、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比较法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宪法与行政法导师组组长、民政部社团复议委员会委员，中国警察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等教学、行政及社会职务;现仍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监察部特约监察员、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建设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等职。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行政法与比较公法教学以及行政管理学研究工作。2006年2月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原以为感性思维的神经已被沉积的岁月涤荡无存，只是偏爱孤远，唯愿独享静僻，在别人眼里那个特立独行的我，不会再泛起感情的涟漪了。然而在毕业50周年特殊的日子，却未能脱俗，同样感伤时光流逝，叹息岁月如梭。似时间的指针回转，如思绪的记忆回放，初入校园的意气风发和对青春美好的向往，仍然羁绊着，令我心绪难平。
韶华如水忆逝年，如何描述我这五十年呢？脑海闪现一幅幅画面，眼前映出一慕慕场景，我努力地想理出头绪，却生平第一次对写作，那本是聊以糊口营生的本事，产生了些许担心。索性，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尽可能追忆这五十年的我和我的这五十年。
最“反动”的学生
多数人并不知道，习法弄政本非我最初志愿。文学、历史、哲学和西方语言学，这些更自由、更活泼、更加生动的学科是我所爱。高考那年，我最中意的是北大西语系，却因为一道课本注释的小题失分，从此偏离最初的人生构想，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62级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是历届入学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当年很多学生都闹过专业思想情绪，我却没有。只是纯真地想，既然党和国家安排我学习政治、学习法律，我就学，并且一定争取学好，也必须学好。在校期间，认真阅读西方政治学与哲学的经典，考试成绩都是优。
优异的学习成绩似乎并未给我带来多少喜悦和心安，在政治过左的大环境下，文革开始前不到两个月才勉强入团的我，总爱思考探究一个个为什么，让领导同学费解，不知怎么就不讨人喜欢。文革刚开始，就迅速被打成”反动学生”，被当做混进组织的“修正主义的黑苗子”。我的家也受牵连被抄。困惑中曾想，若不学习政治，我的人生是不是就可以过平凡安稳的日子？然而严酷的现实是：这代学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群体性磨难。
最终为我解惑的是父亲，一位参加过北伐、亲历台儿庄战役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是他告诉我“政治的祭坛上，哪能没有祭品？像彭德怀、贺龙、陈毅这样浴血沙场的元戎，都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变革政治祭坛上的祭品，我们又算得了什么？个人、家庭、家族变迁，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整体进程来说，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整个国家能走上更光明的前途，走向更好的未来，当祭品还是值得的”。
如今回首，确也如此，亦自释然。
离开学校的十二年
怎么来描述离开学校到文革结束这十二年呢？我想，“十次毕业分配不被接收、二年部队劳动锻炼、十年农村语文教师”算是一个凝练的总结吧。
很难有人想象分配十次未果该是怎样一段经历吧。因为“反动学生”的身份，我爱人一次次送我过去，又一次次被退回来，始终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收。当时的我只能坚强面对，让岁月去淡忘那愁苦的滋味。深秋，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把我和这些未分配的人放到68届毕业生一起去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总算有了着落。在那里开始了吹着冲锋号干活儿的劳动，插秧、割稻；种大田，耪长垄，我都干过。在部队的两年，我有一个信条：别人可以做的，我一定要去做，别人不能做和做不到的，我也要努力试着去做。所有的劳动，我都没有落下过。一天可以插一亩三分田的秧，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部队劳动锻炼后，我再次分到两年前该去的也是父亲母亲和妹妹赶回老家途中被审查吊打过的村子，在那儿教初中语文。因为没资格教政治，从此自修师范中文系函授所有课程，边学边教，直到胜任高中乃至县师范的语文课教学。几年后，被调到第一年建高中班更小的村子任教，除教高初中语文、化学外，还要教一个复式班，是教小学几个年级凑在一起的几十个学生的体育课和音乐课。也就是在那儿，我学会弹风琴教学生唱歌。这段经历不仅造就我成了一个多面手，也让我热爱上了教学工作教育事业。恢复高考后，我还教过一段高考补习班，其中有学生考取了满意的学校，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这些经历让我自信又欣慰，曾半开玩笑地说过：“细数起来，中国教育所有的教师岗位，除了幼教外，我都认认真真地站过岗，至今还未离开最后一站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导师的岗位”。
这就是我一段难得的、也是有趣的经历。
站在法学的讲台上
一朝春雷炸响，拨乱反正的春风吹来；中国大地气象更新、万物萌生。7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81年我调回母校宪法教研室，挑起了恢复行政法学教学与科研的重担。从讲授选修课开始，一步步走过来，并不容易。行政法从宪法中分离时，我作为行政法教研室第一任常务副主任，所有的科研教学都亲自安排，还参与国务院法制局清理法规繁重的实务工作，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位教师一点点艰难地构建起中国行政法专业课的雏形和基础。83年研究生教学工作开始，86年有了第一届硕士毕业生。建博士点后，我和马怀德教授成为学校最早的两名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建立，又成为不多的几个能带博士后的导师。90年，我调入比较法研究所，开始“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研究与思考。2002年，为了适应我校“法科为主多学科并进”的改革需要，主动请缨受聘政治与公共管理院院长，在任职期间狠抓高教资源的获取，先后获取了政治学二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四个学科的硕士授予权以及MPA的授予权。为了掌握我校政治学与管理学发展的主动权，及时申报并获得了政治学、管理学教授的审批权。
关键时刻，不计得失，能够为母校尽份职责，有所贡献，足以令我欣慰！
迄今我从事法学公共管理学教学科研已超过三十五载，教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早已逾百名，如母校的马怀德教授、焦洪昌教授、薛刚凌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的胡建淼教授等，他们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宪法行政法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跻身于当代法学名家之列。还有很多学生投身法律实务工作，已成为公安、检察院、法院、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等的业务骨干。
不知是我执着明晰宣示一以贯之的学术观念，还是我身上达观超然的学术气质与不同的人格，吸引着致力于中国法治建设，特别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莘莘学子们，希望是两者兼有之。
探索学习的困惑成为终生的追求
学习政治和法律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在思考，虽然阶级性有所不同，但所有的政党和当权者都说自己是为人民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为人民，如何评判是为人民，怎么保证一直为人民？这就是当年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时常思考却不解的问题，也正因此才被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80年代后，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保证执政党、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切实保证为人民。按照法言法语，就是如何实现对公权力的制度制约和法律规制。当年学习中的困惑，后来成为我研习待解的问题，也是教学传承的内容和终极目的。
我的社会实践是从信访调研入手，法律实务则从制定重大的宪法性的法律开始。头一个是就是《行政诉讼法》，随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及《行政程序法》和《信访法》（正在论证中）等等。几十年来，我参与的这一系列立法，都是围绕对公权力的制约和规范展开的；同时认为法治化最终的落脚点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权力承担责任的国家赔偿与补偿的制度体系，即完成对国家公权力最后一公里的法律制约。86年起我参与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组，虽在单行法律或法规制定上做了研究推动工作，但是不系统、还没有从国家责任整体上实施把控，需要再次从诉访分离后的信访立法入手补课。
学生时代带来“灾难”的困惑，引发了大半辈子的思索，成为指引激励我，且为之奔走疾呼、孜孜以求、终不觉悔的理念；这信念将让我把剩余的时光还交给法治中国的建设事业，因为，这是我的梦。
学术思想一以贯之
在公法学界，同仁和学生评价我是“搞行政法的学者中，唯一一个从开始到现在，一以贯之没有轻易改变过自己观点的学者，”这个评价符合我学术研究的轨迹，是很高的我十分珍惜的评价。
坚守与执着，并不是来自个人偏执和学术自负，而是得益于多年坚持的方法论和分析问题的视角。我一直以中国的国情、实务以及存在的问题作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张理性看待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与过去五十年法制建设的关系，认清中国法制建设的基础与背景，尊重中国的真实情境和中国法治进程的客观规律，理性地做出判断和结论。我也深感，单依靠法学解决不了社会实践中的复杂问题，科际融合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共同发力才是必然趋势；同时，方法论体系也应该是开放多元，融汇贯通的。因此，所有社会科学应该掌握的最新研究成果，所有有助于国家责任体系建立，有助于公共政策科学民主化进程，有助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人类知识文明，我都尽可能广泛吸收接纳。换句话说，对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哲学、公共管理学，结合公法学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都有目的地去关注，去思考，并吸纳其中有益的最新成果。
我潜心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努力当一个睿智的发现者，也往往成了一位相对客观公正的评判者。但这也经常使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显得新锐犀利，甚至不合时宜。当大家为改革取得的成绩欢呼雀跃时，我却保持清醒与克制，考虑得更多的是暂时被隐蔽的深层问题，更多的是思考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辩证关系的跨越发展，尤其是福利生态法治行政国家的终极架构问题。当大家开始为改革泛起的沉渣感到失望、焦虑和彷徨时，我则推出发现中国法的倡导，力图唤起立志中国法治学子的活力，推动弘扬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光大。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我从未更改当初学习时的追索，在我立足的黄土地上，饱含忠实与热忱、充满思索与考量，甘愿倾我所有，尽我所能，用中国的视角，中国的方法，中国的智慧，为实现法治中国的梦，出一份中国学者力所能及的力量。
这样的“一以贯之”是我毕生的骄傲。
肩膀上长着一颗自己脑袋
作为民革成员、我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常委社法委副主任委员，参政议政30余载，恪尽职守，多次直面高层领导，大胆进言献策。2006年2月，接到国务院参事的聘任书，被温家宝总理聘为参事。不仅在同期受聘的11人中，只有我一位是法学学者，也是文革后恢复参事室直到2014年，唯一一位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参事。尽管很孤独，但更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竭尽全力，经认真调研审慎思考，提出一个个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颇有政治使命感的一位民革中央委员曾如此评价说“朱维究的肩膀上长着一颗自己的脑袋”。是的，我从来都是独立思考，直言不讳，只要想到对国家有利，对法治进程有益，就要表达发出意见建议；对国计民生、对重大立法，对执政党建设，随时勇于发出法治思维下的忠告，即便有时逆耳，我也会找出存有不合法理或有违宪法法律之虞的问题，务必坦诚相告。
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我最佩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风云诡谲突变的年代“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政治信念坚定。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做她的诤友。经30多年的发展，中国又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作为政治朋友既要有真知灼见，又要坦诚直言，这就要全面了解当下执政党每一项决策的缘由，遇到的困难，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能够在关键时提醒，并尽可能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或可行的方案措施，最好是政治法律制度顶层设计的参与与建议。这就是议政的重要性，也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规定的党外朋友应尽的政治责任。
结语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它”。命运虽然有时残酷，但过去的时光总归是美好的，人生留给我们许多刻骨铭心的回忆，那是保存着青春痕迹自己的年华，更是不能忘却的成长历程；一路昌顺实为幸事，而挫折苦难亦是财富，且更加弥足珍贵，我庆幸自己能够拥有。近来常在想，我是受益者，感谢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曾或多或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帮助过我；鞭策我认识自己的不足，督促我不断接受磨练，一步步地去成就一个更好的我。
文革开始时，我有过痛彻心扉的挣扎，也曾发出渴望摆脱政治的内心呐喊，也不是没有想过以了结生命来抗争所遭受的精神摧残与折磨；但我终究是活过来了，而且要活得更好。政治风浪中最刻骨铭心的历练、蹉跎岁月中绝望谷底处最冷静的、不同寻常的逆反式思索，帮我奠定了可贵的思想认识根基和正确方法论的基础，让我更加从容豁达，坚不可摧。从我学习政治的第一天起，就注定终生与政治结缘。我用我的生命、我家人的安危，去认识政治、熟悉政治，体味政治。在政治的漩涡里，一浪一浪地走过来，我是幸运的；可能像我这样幸运的人并不多，起码在这沧桑巨变却又千载难逢的大好时代，我还有一份我深爱的事业，有一颗永不觉劳累的心，还能继续做我想做的事，钻研我想研究的问题，圆我未尽的法治中国的梦想。我着实感到庆幸，感谢岁月给予我的一切。
时光荏苒，感恩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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