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发文开炮，国产大豆产业为什么会崩溃
编者按
“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今年大豆种子白送都没人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石人镇农资销售员时晓晶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大豆种子卖不动，大豆肥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卖出的700多吨化肥中只有1吨大豆肥，可见几乎没人种大豆了。”
2012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创1992年以来新低，产量创1993年以来新低，进口量再创纪录，我国大豆消费外贸依存度首次跨过80%的台阶，达83%，比2011年增长了约8%。中国作为大豆的原产地，现在在靠进口转基因大豆支撑着大豆产业，国产大豆的产业链处在崩溃边缘。
郎咸平等阴谋论者喜欢说中国大豆产业是被美帝国主义用政府补贴低价倾销搞垮的。简单地查一下数据就可驳斥这种无稽之谈。2011年，中国大豆平均种植成本如下：
http://futures.hexun.com/2011-10-10/134056653.html
包地成本（公顷） 4000-4500元
化肥、农药 1700
人工成本 1500
收割成本（柴油费用） 800
总计为8000-8500元/公顷
再来看看2011年美国大豆的生产成本：
http://www.soystats.com/2012/page_12.htm
运营成本（种子、肥料、农药、燃油、电费等）：365美元/公顷
分摊费用（雇工、租地、设备、税收、保险费等）：645.20美元/公顷
总成本：1010.27美元/公顷
可见美国大豆的生产成本比中国大豆种植成本还要低。产量更没法比，中国大豆平均产量是1.8吨/公顷，美国是2.74吨/公顷。所以即使没有美国政府直接补贴（中国东北种大豆也是有政府补贴的，每公顷补贴900元），美国大豆的收益也比中国大豆高得多。巴西、阿根廷的大豆成本更低，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现在中国进口的大豆有60%来自巴西、阿根廷，在郎咸平看来这应该是巴西帝国主义、阿根廷帝国主义阴谋了。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豆化肥、农药成本只有102美元/公顷，而中国大豆化肥、农药成本高达1700元/公顷。
造成中美大豆成本和产量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种植的基本上是转基因大豆。2012年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占了美国大豆种植面积的93%。转基因大豆有抗虫害和抗除草剂两种。抗虫害可以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抗除草剂可以节省除草费用和减少除草剂的用量。这些都能大幅度节省生产成本，并间接提高了产量。美国已种植了十多年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已几乎全是转基因大豆。而中国却以保护国产大豆资源为由，一直不批准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就只能靠进口其他国家的转基因大豆来满足市场需求。中国大豆产业是自己搞垮的，怨不得别人。
到现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批准95种转基因作物，而中国多年来不批准转基因作物，至今还只批准6种，实际种植的只有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木瓜两种。美国的棉花、大豆、玉米、甜菜等主要作物基本上都已是转基因的，而中国除了棉花，其他都没有种植。转基因技术代表着农业的未来，如果中国的农业政策还在受那些反转基因人士的谣言的干扰，在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种植方面必然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崩溃的，岂止是大豆。
2013.6.18
美日等国高价进口中国非转基因大豆做药吗？
《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苏文洋在引用了甘肃张掖市委书记陈克恭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言论后，称：“美国日本英国一些国家从我国大量高价进口的是非转基因大豆，他们不光是人吃，还作为医药原料。我们出口一斤非转基因大豆，能买回3至4斤美国转基因大豆。……仅仅告诉国人转基因大豆吃了安全，却把国内有营养的非转基因大豆都卖给外国人吃，那也是不行的。”（按，这段话被传成了是陈书记本人说的。
http://business.sohu.com/20131217/n391939717.shtml ）
这完全是妖言惑众。201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豆是2011年的6倍，但也只有区区91,362吨（占美国大豆消费量的0.2%），总值70,675千美元，即每吨价格774美元。而2012年美国出口中国的大豆是25,969,188吨，总值15,381,173千美元，即每吨592美元http://www.fas.usda.gov/gats/ExpressQuery1.aspx 。美国从中国进口大豆的价格是出口价的1.3倍，何来的3～4倍？2012年中国大豆产量为1280万吨，出口为32万吨
http://rcsoybean.com/info_Show.asp?InfoId=441&ClassId=43&TopID=0 ，占产量的2.5%（出口美国的仅占0.7%），何来大量出口把国内大豆都卖给外国人吃？
说美国转基因大豆不能用来提取异黄酮，只能靠从中国进口大豆来提取作为医药原料，也是谣言。转基因大豆并不改变大豆的营养成分和生物活性成分，据日本研究，转基因大豆中的异黄酮含量与非转基因大豆的没有差异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2635335 。
陈书记说：“最核心之处就是所有在张掖的制种企业必须签承诺书，承诺他们繁育的玉米种子不是转基因的。……一旦违背承诺，就从吊销执照、没收非法所得、没收产品开始一路执行到底。……只要中央不规定全国必须种转基因作物，张掖就可以有选择不种的权利。”
http://news.hf365.com/system/2013/12/17/013635245.shtml
陈书记把张掖当他家了？农业部批准允许种植的转基因品种，他有什么权力禁止种？有什么权力对种合法的转基因作物者吊销执照、没收非法所得、没收产品？中央没有规定全国必须种杂交作物，张掖是不是也可以禁种杂交作物？中央没有规定全国必须娱乐，张掖是不是也可以禁止娱乐？中央没有规定全国必须吃饭，张掖是不是也可以禁止吃饭？中央没有规定全国必须生孩子，张掖是不是可以禁止生孩子？现代法律的精神是法无禁止即可为，陈书记却搞成了法无规定即可禁，整个就一没有法律观念的土皇帝。
延伸阅读：
凤凰评论：方舟子、崔永元大战转基因，科学去哪儿了？
崔永元和方舟子的隔空骂战自2013年9月绵延至今，这场起始于方舟子“要创造条件让国人都吃转基因”微博的论争，先是纠缠于科普转基因的资格，继之以崔永元在美国的实地走访，终以二位意见领袖互揭阴私、对簿公堂的方式告一段落，即便如此，崔永元仍旧意犹未尽，称：“肘子终于决定告上法院了，太好了！就等这一天呢！咱们法院见！”
“法院见”究竟是崔永元预期中的结果，抑或是故作轻松的自语，我们不得而知，仅从旷日持久的论战过程来看，方舟子确实没赢。
在网上掐架这一专业领域浸淫多年的方舟子，面对经常流传“良心语录”的前央视名嘴，在公共形象上有着天然的劣势。尽管作为“生物化学博士，写了二十多本科普书”，也并没能给他在公共平台上夺得太多的分数，在微博投票中，方舟子只获得了4.63%的支持率。对此，方舟子的回复带有浓重的方氏风格：“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国民只占3%，这是科协根据国际标准问卷的调查结果，我认为偏高了。”
“科学素养”、“国际标准”，这些词汇或许能够概括方舟子论辩思维的一部分，他和崔永元的论战，无非也围绕着这几个要点展开。
然而，当一条条微博被简化成为“主持人有没有资格和生物化学博士讨论转基因？凭什么质疑国际权威科学机构认可的科学？”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方舟子原本身兼“反韩斗士”、“打假专家”的公共面孔上，自然又多了一重——高傲的转基因“专家”。
经历了论坛时代、微博时代信息洗礼的中国网民，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权威的质疑精神。一旦方舟子为之自负的专业背景、学位被置于他的粉丝、拥趸之外的公共空间，他的非专业言论能够得到的绝不会是赞美，尤其是这位“专家”还带着“唯我独科”的高傲姿态。
相比之下，方舟子的劣势恰是崔永元的优势，崔强调个人选择权力的核心观点，以及自费赴美日等国3次探访“转基因”食用情况的诚意，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对大众的尊重，即使这是一个“科学”议题，这种尊重也绝不会因为他的不专业“拉仇恨”，而会带来更广泛的公共赞誉。
如果这是一个关于权力分割的公共话题，这场辩论至此已见分晓。但是，群众的眼睛固然雪亮，却不可能穿透他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社会意义上的大民主对于科学求真而言，一文不值。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前辈们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教训。
当然，方舟子的姿态同样值得诟病，他以专业资格为门槛划分“转基因”话题的门内门外，门外者甚至没有资格置喙这样一个可能影响所有人的公共议题，其行为无异于将“科普者”等于科学本身。在此，科学成为一种宗教，科学化身造物主，科普者成为代神传言的神职人员，而无从触碰门槛的“愚氓”则只能沦为“不可使知之”的羔羊。
就此而言，这场关乎“科学”的辩论过程，根本看不到科学的精神，只有民粹化的情绪煽动和精英化的思想专制。民间科普中出现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悲哀。
那么，学院派的科学工作者又去哪儿了？
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崔永元、方舟子之争：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一文中集纳了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在官方媒体上发出的声音，相比方舟子、崔永元这样的民间人士，他们的“挺转”、“反转”报道实在是少得可怜。
尽管如此，这些专家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却是方、崔二人无法比拟的，只是上下分隔，形成了不同的信息占有格局，乃至于迥然不同的舆论场。
学院派专家在网络平台的失语，固然有上文中提及的网民排斥的原因，更关键的仍在于他们的科研、教育、生活在现行体制下是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区隔开的象牙塔里，学术体系内的自体循环，令他们不必深度介入更大范围的社会讨论。
正如几天前刚刚颁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所隐含的寓意，科研的成就同样能够造就旧日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辉煌。与此对照，面向大众的科普工作的内在动因，无疑就显得逊色多了。
呕心沥血花费“将近四个九年时间”完成《天体运行论》的先贤哥白尼，一直到临终前才将著作出版，在此之前，他只写成一篇《要释》介绍他的日心说，以手抄本的方式在朋友间流传。在哥白尼看来，科学探索需要坚持真理，但向人们传播真理却存在巨大的危险，这种危险近者来自愚昧，远者则来自于权力。为了手稿得以出版，他甚至在序言中写明将著作献给时任教皇保罗三世，希望得到遥远的至高权力庇护。
然而，权力自有其运行的逻辑，往往不以科学的真理为依据，每每出现以科学为注释，以科学家为刀斧的荒诞事例，如钱学森为大跃进中的“亩产万斤”撰文背书，如苏联李森科违背科学规律的“新生物学”经斯大林金口玉言确认登堂入室，反而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大肆批判……
正是有着诸多的前车之鉴，人们才更应该重温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的论断：
“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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