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安老板
◎来源 | 新周刊（new-weekly）
年轻人总是爱聊梦想。一定要去到大城市，见过大世面，人生才算得上没有虚度。
他们义无反顾，哪怕早就听过那句叹息：“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从来不缺满腔野心的年轻人。但与从前不同的是，年轻人的野心来得凶猛，淡得也更快了。
与其头破血流都闯不动北上广，为什么不回县城里买车买房呢？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低收入群体是指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2000-5000元；较高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5000-10000元；高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
网友炸锅——原来拿着5000-10000月薪的他们，悄无声息就跨进了“较高收入”阶层。可这个title并没能让他们买得起房、看得起病、追求得了诗与远方。
更关键的是，都已经是“较高收入群体”了，在大城里，再想往上，触目所及全是天花板。
既然闯不动了，那还有什么好坚持的？
他们如潮水般涌向城市，又如潮水般退离城市——回到县城去，有车有房，风雨不侵，波澜不惊。
01
县城里的田园牧歌
在县城做中产，比在大城当“较高收入群体”要舒服太多。
26岁的文峰是西部某县城一位普通公务员，月薪4000元左右，是这里平均工资的两倍。
文峰的家族里清一色是县城中产：姑姑在林业局、大伯是高中老师、大姨在国企、二姨在当地做种植生意.....像文峰这样的家族，是县城消费的主力军，也是县城魅力的主要受益人。
二两米粉4.5元、一把菜花1元、一斤猪肉13元……买20块钱的菜，一家人就能有滋有味地吃上两天。隔三差五，约着朋友一起找个夜宵摊撸串，聊着世界大事下酒，一顿都花不了200块。
小县城的路边摊，就像韩剧里的泡面一样，永远看着就很香。图/《追凶者也》
文峰爱吃洋快餐，但肯德基、金拱门，都还没进驻这座城区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小县城。
县城并不贫瘠，相反，它什么都有。大城里的各种品牌，都能在县城找到低配版。更接地气的审美和价格，抢占了县城消费的滩头。
没有苹果专卖店，oppo、vivo就占领每一个广告c位；没有阿迪达斯和耐克，安踏、361°成为了县城CBD的招牌；没有金拱门、肯德基，美味基、必胜基、麦肯基便如雨后的蘑菇般长了一茬又一茬。
如今文峰觉得必胜基的味道也不错，且相当实惠。约会的时候，他经常带着女朋友卉卉来这里。
这是县城里为数不多的约会场所，既能避开大街上转角就能遇到的亲戚，还可以在油脂焦香的气味里，咂摸到一丝繁华浪漫的情调。
即使没有香槟玫瑰，小县城也能滋养爱情。图/《地球最后的夜晚》
另外，和众多西部县城一样，文峰所在的县城也几乎是空心的。孩子们都在外地上学，比文峰更有野心的青年，都尚未衣锦还乡，这让它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慢悠悠。
比如，上班车程10分钟，不用堵车半小时；单位里能跟文峰竞争的对手屈指可数，几乎没有压力；挂号不用排一整天的队，就连广场上的小偷好像都去了大城，文峰走在路上，安全又放松。
文峰的同事阿锟住在乡下，每天开车半小时到县城上班，天还没黑，就再开着车跟着夕阳回家去。阿锟家里花了20万盖了三层楼，两兄弟各住一楼，叔伯邻居都在旁边，放假了一家人出去烧烤，几辆SUV并排停在乡间的河岸上，气势恢宏。
他和文峰一样，每次看到大城社畜的新闻，都觉得回到县里做中产，是他们最得意的事情。
越逼仄，越有暖意。图/pexels
02
放下野心，拿起体面
在广大县城的排面场里，公务员一直很吃香。这意味着收入稳定、人情关系繁茂、办任何事都方便轻松。
文峰的爸妈也是公务员，如今刚退休。
两口子摸透了县城的脉络，这些年的规划从没出过错。两个人的工资供儿子上学绰绰有余，所以赶着早些年两千多一平的房价，买了套房子囤着。等文峰上了大学，房价涨到三千多一平了，夫妻俩又琢磨着拿下了一套。
就算他俩如今没有退休金，家里三套房子的事说出去，文峰也不愁找不到女朋友。
文峰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跟隔壁杂货店老板的老陈家孩子完全相反。老陈家的儿子陈大吉跟文峰是发小，一个成绩优秀又听话，一个却天生反骨。文峰考上广州的985，陈大吉高中毕业就了深圳打工，老陈总是不大愿意在文峰爸妈面前谈起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儿子。
县城老人慢悠悠坐下，聊棋聊粮食，聊子孙聊天下。图/安老板
文峰带爸妈去过一次广州，在他学校里，文峰爸爸说，“起码有我们十几个县城中学那么大。”但是一听到学校旁边五、六万的房价，文峰爸爸又说，“这是人住得起的地方吗?”
大学毕业后，文峰进了一家外贸公司，拿高薪。但是无休无止的加班、没日没夜的会议、疯狂怼来的方案，很快就掏空了这个能干的乖孩子。
两年之后，他依然买不起广州的房，也没空谈恋爱，深夜蜷在出租屋里像只无脚鸟。
广州的土地太硬了，哪怕拼命也扎不下根来。文峰很聪明，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很快就放下了野心，回县城考了体面的公务员。
县城里的路边市场，十年如一日地人热闹着。图/安老板
4000元，不到文峰在广州薪水的一半。但文峰几乎没有花钱的地方。住自己家的房，吃爸妈做的饭，以至于文峰很快就攒齐了汽车首付。
周末，文峰时常开车带着爸妈回乡下老家，今天摘个瓜，明天采个梨。看着车开过进村的大桥，村里人就知道他们回来了。谁都夸两口子养了个有出息的好儿子。
03
你远走他乡，我成家立业
如果鄙视链可见，文峰这样的年轻公务员，算是站在县城中产的顶端。有点学历和门路的，都在往机关单位里挤，去银行、收费站或是电信局。
这里不流行白领金领。在饭店、洗浴中心、KTV里打工的，过两年攒好钱和人脉，就自己开一家。如果县里开得太多了，那就去镇上，一层一层，安排得明明白白。
夹在公务员和服务员中间的，还有另一群人，他们在县里开发的景区或矿井、泥沙厂中工作，能进办公室的多半比较年轻，工地上的大都还是十几年前那一批靠苦力盖了房子娶了亲的人。
这些人混在同一座县城里，但划分清晰，彼此隔离。
中国小城，浆糊里也能分出泾渭。图/《白日焰火》
文峰的女朋友卉卉是他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回了县城当高中老师。她不带高三班，寒暑假有三个月假期，时常到处旅游。
文峰的爸妈对卉卉很满意，长相水灵、性格乖巧、工作也体面。卉卉爸妈又是教育局领导，家里两套房，双方算是门当户对。
过年时，许久未见的陈大吉开着宝马回来，引起左邻右舍的轰动。陈大吉把车停在父亲杂货店门口，街坊围过来观望，老陈红光满面，挺着啤酒肚迈着八字脚，在门口活像一尊弥勒。
湿哒哒暖烘烘的市场，是县城无数故事的温床。图/安老板
陈大吉出门时碰见文峰，他问文峰为什么不在广州做了呢，“广州多好，比小县城发展潜力大多了，我在深圳开了个厂，有空去我那坐坐。”文峰听完就笑笑，说自己准备结婚了。
卉卉觉得文峰有些失落，就跟他说，“有的人天生喜欢在外面跑，有的人就喜欢安定，没必要这山看着那山高，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文峰感慨卉卉是个通透的姑娘。的确，现在的生活对于文峰来说，真的再惬意不过了。
早在广州台风时躲在停电的城中村不敢出门买泡面的时候，文峰就想明白了，有的人适合劈波斩浪，但他不是，他就想要炊烟和被窝。
陈大吉在深圳的厂子没撑多久就倒闭了，宝马也再没开回来过。每当有人问起陈大吉如今在干嘛，老陈都盘在杂货铺得柜台边，皱着眉头说一句不晓得。
作家刘瑜在《不是每个人都有热气腾腾的灵魂》里写：“《月亮与六便士》里，查尔斯不肯老老实实做个丰衣足食的伦敦中产阶级，非要一意孤行跑到太平洋孤岛上画画，结果，他得麻风病了。《鲁宾逊漂流记》里，鲁宾逊不肯听从父亲劝告，非要去海上探险，结果，他被困在孤岛上几十年。”
有时候在烧烤摊上忆当年，文峰会默默地想，幸好，我在得麻风之前回来了。这里有医生，有稻田，有他的被窝和炊烟。
“去你的大城市，去你的梦想，去你的鸡汤，我在小县城当中产真的很不错。”
图/视觉中国
文章授权转载自新周刊
口述/叶檀
（财经作家、城市问题观察家）
采访/赵渌汀
辛苦来到大城市，最后发现大城市其实不过就是大县城。
县城和都市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它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资源互换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县城出劳力，出人手；都市出政策，出环境。双方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互助互利。
早年看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时，我对那个窝窝囊囊的主人公小林特别感兴趣。乡下的亲戚到城里玩，住在小林家时，对门的印度女人就说过，“看他们家那土样，一家子农村人”。
对于那些业已存在的城乡差距，那种大都市和小县城之间的落差，我总是很感兴趣。书里有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老家如同一个大尾巴，时不时要掀开让人看看羞处，让人不忘记你仍是一个农村人。”没办法，谁让小林是个凤凰男呢。
1995年，根据作家刘震云的两部中篇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改编的电视剧《一地鸡毛》中，陈道明饰演在机关工作的小林。图/《一地鸡毛》剧照
“乡下人往城里走”，总结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人口流动趋势，这是句通俗的归纳。在如今的北上广深，你和外乡人（或者叫外地人）之间的联系几乎无处不在：点个外卖，call你的是外地手机号；寄个快递，一个个外地口音询问你通信地址；买个蔬菜，摊铺都是以家乡省份为阵营做生意；在CBD咖啡厅里喝个东西更不用说，周围所有人都在使用普通话，方言算是彻底无用武之地啦。
我们可以试着给在大城市打拼的外地人分个类：一类是由服务业带动、前来城里务工就业的外地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从事低端服务业，文化水平不高；另一类是接受良好教育后，在城里觅得工作机会的所谓“中产阶级”。这两类人的起点在县、乡、镇，但他们都在一个共同的大平台里，为城市的发展出力。
但如今的人口流动趋势也悄然发生着改变：乡下人不再那么一股脑地往城里闯了，他们更加理性，对城市的态度也更加谨慎。现在大城市里纯粹打工的人在减少，因为回流乡村的情况也普遍。不信你看看珠三角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最终都会回去。因为什么呢？最主要是因为户口。
上世纪90年代，“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响彻全国。务工者如潮水般涌入广东，而广州火车站则成为直面潮水的第一道闸门。图/网易
提到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提户口。
对于无资金、无技能和无背景（以下简称“三无”）的人来说，户口绝对是比天还高的门槛。那些户口限制越多的城市，城市资源和地位也越高，融入的门槛自然也就高，比如北京和上海。实现从县城到北京、上海的进阶，难度堪比移民。一个“三无”人员想在北京、上海扎根，彻底融入当地的文化社会生活，可以说是在国内进行一次“身份进阶式移民”。
城市不同，文明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对于县城人来说，融入城市的难度自然也就不一样。很多北方城市的发展还是走农业经济的路，而江南、华南很多城市的商业文明程度已经很高，甚至不逊于国外发达城市。
我在很多文章里谈过中国目前三大城市群的异同。《北京周边穷邻居，上海周边富亲戚？》这一篇提到京津冀和长、珠三角内部城市群微妙关系的异同：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市场内生的庞大城市群之外，京津冀显得比较不同。与发展和创造“富邻居”的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北京如同巨大的吸管仍在鲸吞各类资源，这导致人财物源源不断涌入北京。
即便北漂生活并不如人意，但都抵挡不住人们源源不断涌入北京。图/新浪
但我不同意“县城对城市作出巨大贡献”这个说法。县城在为城市输送人才的同时，那些从县城飞向更广大世界的人，也在享受着城市化带来的红利和资源。换个角度看，绝对的贫穷产生绝对的地位，很多东西是不能一言以概之的。好的城市化，是大中小城市相互配合、各司其职，而不是讲究谁贡献得多，谁占的便宜更大。
让县城强势产业延续到城市的现象很早就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城市的经济产业规模，都是以县城为单位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我对江浙经济关注得比较多，那时候浙江永康的五金是全国有名的，山东寿光的蔬菜外地人都会过去批发，很多浙江海宁人也背起行囊去外地做皮革生意。这种对外输出强势产业或者某个领域的新鲜理念的方式，在城乡融合的进程中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过程中，县城和都市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它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资源互换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县城出劳力，出人手；都市出政策，出环境。双方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互助互利。
县城和都市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主次地位？这个讨论毫无意义。其实国内很多所谓大城市，到如今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发展阶段。很多大城市就是大县城，外表光鲜漂亮，却深陷自身发展的桎梏。
刘姥姥进大观园虽然洋相百出，但却给沉闷的朱门带来了欢声笑语。这和“县城”与“都市”的关系惊人一致。图/87版《红楼梦》
这和《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是一个道理：“刘姥姥”和“大观园”的发展阶段固然有差距，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两者都难逃封建思想和小农经济的束缚，并不是说大观园就代表更为先进的商业文明。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点。
而在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就很少有这种问题存在。日本东京或美国西部的某些乡村，那里的发展模式也是商业化的农村经济，发展前景和富裕程度甚至高过都市。
来源：新周刊（ID:new-weekly）
编辑：蔡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