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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军:西方自由主义的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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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由主义的问题出在哪里?——关于全球疫情防治的文化思考
首先我们来看看“自由霸权”。在西方眼里,他们的自由主义文化代表着人类的普世价值,拿它来衡量其他国家,怎么看都不顺眼,到处都是问题和荒谬。有的国家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在人种和文化上唯我独尊,对其他文明不屑一顾,霸权主义傲气十足。这还不仅仅是文化优越感、排他性的傲慢心态,还表现为赤裸裸的霸权行径,通过文化侵略、舆论诋毁、武装干涉等方式在世界上推行他们的自由民主,这已经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完全悖逆了自由精神。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自由专横”。其“自由至上”的精神倾向,固然能收割自由文化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
一是它带有一定的偏颇性,很容易把人们引向极端自由主义。自由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却远不止自由一件,幸福、富裕、健康、安全、生存、发展、美丽等等,都是值得人类追求和珍重的,我们应好好权衡、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的价值谱系中,自由既不是唯一的,也不应是凌驾一切的。当发生价值冲突时,自由未必是优先选项,它可能是牺牲的对象。自由是个好东西,但在一些急迫情况下,它为其他价值作出必要的让路就变得合情合理。譬如发生战乱和自然灾害时,某些自由权利就应为救活生命或生存权让路,为整体利益作出必要的牺牲。为了民众幸福最大化,人们可以在各种价值中进行综合权衡。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不坚守的价值理性,不管他们如何崇尚自由。把某一单项价值至上化,就会造成价值失衡,继而带来社会生态紊乱。我们看到,这次疫情中,西方社会从普通百姓到国家领导人,不少人借着“自由”之名反对戴口罩等防疫措施,活像一群被惯坏了的十分难管的孩子。这方面,经过几个世纪大机器生产驯化的社会,没想到却成了如此放纵的社会,其国民远不如我国自由散漫的农民。“外国人戴个口罩怎么那么难?难道像平白无故戴孝帽子那样是一种忌讳?”中国的农民如是猜。在西方,公共场所安装一些必要的摄像头都嫌有碍个人自由,像我们国家的“天网”装置更是屡遭他们横加指责,那么请问,公共安全的需求又将置于何地?需要说清楚的是,世界上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不自由”:一种是遭受不法侵害,如暴政的压迫、敌寇的奴役、暴徒的强横欺凌等;另一种是受到合理限制,即出于公共利益考虑经价值权衡而作出的对某一权利的约束。针对前者,我们呼唤“公民的抗争”(包括革命),因为这种对自由的践踏,也是对公平正义的破坏,对人的尊严的侵害,需要抗争以对;针对后者,我们倡导“公民的自律”,若是没有这种自律,公共秩序和福祉就无法得到保证。“公民的抗争”与“公民的自律”都是值得崇敬的,二者同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新冠肺炎在美国大规模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为“争自由”而抗议“居家令”。
在这次疫情中,西方一些人士甚至有的国家领导人竟打着“自由”“人权”的旗号来反对戴口罩、防疫隔离,有的还举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横幅上街游行,这是典型的价值倒错。那些自由先驱若是天上有灵,他们望着人间发生这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闹剧,兴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时至今日,这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病疫已让近65万人不幸丧生。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但也有懈怠应对造成的人祸,人祸之中又有多少出自滥用自由之名?!看着这一片悲惨,罗兰夫人若是地下有灵一定会说:自由,自由,又一罪恶借汝之名!二是它带有民粹政治的先天基因。应该说,西方早期启蒙思想家对“民粹政治”“乡愿政治”是有所警惕的,尤其是有了法国革命“暴民专制”的教训,一些思想家对民粹主义更是抱有深深戒备和忧虑。但又好像是一般比较乐观,以为随着民主与法治的成熟,民粹主义是可防可治的。但近些年来我们这个地球村里上演的一场场民粹闹剧已经证明,西方自由主义带有民粹政治的先天病根,就像一个人患有先天性癫痫,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频繁发作。西方自由主义还是分离主义之母,它一旦附体到一个多民族国家,会借着民粹主义那股邪劲儿,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解体得七零八落。三是它很容易蜕变为“扯皮政治”“掣肘政治”。西方对公共权力抱有深深的戒备,好像警惕身边的洪水猛兽一样,给它上了一道道锁链。早期启蒙思想家和民主政治家在进行民主制度设计安排时,本以为“三权分立”“多党制”“两院制”等制衡原理像牛顿力学原理那样天经地义。没想到这种制度实践很快便呈现出它的高昂代价——扯皮、低效。政局始终像一个充满争执、吵闹的集市,政治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的角力游戏,动辄陷入僵局,其结果是谁执政都很难干事。弗朗西斯.福山曾说,如今的美国政治已从民主制蜕变为否决制。四是它体内始终潜伏着“丛林政治”“豪强政治”的病患。这种“自由至上”对谁最有利?对资本等豪强势力最有利。因为在这种自由角力游戏中就看谁能巧取豪夺了。有权有势的,既可以通过“黑金”操控政治,也可以通过建基金、养智库、办媒体来制造“黑论”、操弄舆论。人们会时常看到政治背后魔影重重,甚至能翻云覆雨,垂帘听政。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驯服政府。豪强势力的膨胀、横行总想摆脱政府、社会的制约,自由专横让他们在与政府、社会相抗衡中永远享受着游戏规则的便利,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 西方自由主义的现实告诉我们,一种“主义”一旦走偏了,极端化了,就会走火入魔。作者系民进省委专职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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