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馆丨不要让老师沦为了时代的悲哀
教育是人类的希望，而老师是教育最直接的实施者。我们给予老师重任与希望，也要给予他们空间和机会。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身为世范，为人师表”……
这一些让人肃然起敬的言辞都是在形容同一群人——教师。
然而，审视当下中国的教师状况，却让人唏嘘。
这些词除了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些新闻报道、领导讲话，以及学生的作文中以外，已然和大部分事实大相径庭。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传道，说简单了就是为人处世的道理，说复杂了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授业，人要生存，必有一技傍身。教人生存之技能，老师之职责。
解惑，“四十不惑”，然而谁可以真正无惑？解惑答疑（不仅仅是指考题的答案），老师之本分。
如果我们认同韩愈对老师的这个定义，试问今天多少人还能将“老师”这顶帽子戴得理直气壮？
如果非要给当代老师一个定义，我想比较接近现实的是：统一生产考试人才的流水线工人。
现实已然如此，我们不用去责怪谁。但是，如此一个高尚的职业，为何会沦落至此？却需要我们深思。
整个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如何苛责老师独善其身？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古如此，人性皆然。但是，对名利的追求，从未像现在一样迫不及待。
孩子的童年，再不是童话中那无忧无虑的时光，而是充满了考场的刀光剑影。
小学要择校，中学要中考，高中要高考。
哪个老师要是真正敢将素质教育落到实处，恐怕一大帮家长得找他拼命。
学校、教育局、政府、家长，评价一个老师好不好，唯一的标准就是“升学率”。
升学率的数据，可以否定一个老师所有的努力，也可以掩盖一个老师所有的丑恶。
在如此的社会环境里，苛责老师要因材施教，传道授业解惑，无异于缘木求鱼。
老师沦为鞭策学生考试的监工，每个人都是帮凶。
教师不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得不到重视
宋玉兰，山西省一个偏僻小山村的代课教师。
17岁开始在三尺讲台默默耕耘，40年未曾离开。
现如今，年近花甲的宋老师，月薪却只有150元。
150元！不足领导饭桌上一盘菜的价格。
当地教育局领导给的理由充分而理直气壮：没有公办老师的名额了。
我们不用追问名额去了哪儿，这压根儿和名额的事情没关系。在当地农忙季节，去别人家帮忙干一天农活，尚可挣100元。就是按简单的劳动报酬算，这也说不过去，和名额何干？
说到底，老师不能创造GDP，不能在领导的政绩成绩单上加分，政府就不愿花这“冤枉钱”。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谈钱似乎显得俗了。
但是，我们就这么对待我们的灵魂工程师吗？如若如此，我们有何理由责怪这些工程师造出了豆腐渣工程？
面对权力，教师直不起腰来
谭双喜，一名在长沙天心区铜铺街小学工作了12年之久的老师。
一天，谭老师忽然接到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的调任通知。她被调到了拆迁办工作。
原因是她婆婆的房子在政府商业拆迁范围内，而一直未达成拆迁协议。
组织决定让她去做婆婆的工作，做好了继续来学校上班，做不好，班就不用上了。
结果因为此事，谭老师不仅丢了工作，还和家里人产生了隔阂和矛盾，甚至面临离婚。
把时间倒回到80多年前的抗战期间。
蒋介石亲自发电报给北大教授周炳琳，邀请他来国民党政府担任宣传部长或社会部长。
周炳琳直接回电予以谢绝。
随后蒋介石又邀请周炳琳到自己的侍从室当顾问，做自己的亲信。
周炳琳再次谢绝。
后来蒋介石直接下达任命，让周炳林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务长。
周炳林虽然没有当即拒绝，但是上任不到一年，即辞掉职务，去西南联大当教授去了。
后来说到此事，蒋介石也不过是苦笑而已。
权力将教育当成了奴役的对象，教师无法站直腰杆，教育的独立与自主，又从何谈起？
有人说民国之后再无大师。这其中有多少无奈，恐怕也只有老师们自己知道。
老师承担了和职责不对等的责任
去年，曾发生了学生在跑步过程中猝死的事件。
再然后，就是各学校宣布暂停体育课跑步。
这大概是比因噎废食更让人无语的故事了。
停掉体育课，学校错了吗？老师错了吗？谁也说不清楚。
可怜的是，这好像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谁也不知道，在这种事故面前，谁会成为那个息事宁人的代罪羔羊。
社会风气浮躁、急功近利、道德底线低下……诸多问题，我们习惯将其归咎于教育问题。
这固然没错，教育肯定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根本。
但是，扪心自问，我们给过教育机会和空间吗？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老师们左看右看，前思后想，还是只有追求分数最安全。毕竟，教师也只是一个职业而已。
只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样的社会环境的形成，是我们每个人都贡献了力量的。也只有让我们的老师回归到原本的位置，不要让他们沦为这个时代的悲哀，我们的时代也才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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