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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个读书人

2017-11-10 国馆文化 国馆文化


夫士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国馆君按


这是国馆 大师堂 的第 24 篇文章

全文约6900字,阅读大约需要 15分钟。带你了解中国最后一位读书人的传奇人生。




士者,为往圣继绝学


1893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北京下着小雨,淅沥如飘小雪。

安福胡同,梁府。


婴儿的哭声突然从深闺传来,全府上下一片欢呼,婴儿五官缩成一团,隐隐沉闷。梁漱溟就是在这样一个小院子出生,如同他看这个世界的一眼,从小便沉默寡言,郁郁寡欢,身体虚弱,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眉头紧蹙。


6岁时,梁漱溟还不会穿裤子,那时候,裤子都需要用一根袋子系上,梁漱溟学了半天,总也学不会,索性不学。


有一天,梁漱溟和妹妹拌嘴,妹妹一气之下,不帮梁漱溟系裤绳。梁漱溟只好仰天八叉,躺在床上。


母亲觉得奇怪,问:“为何迟迟不起?”


梁漱溟委屈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


全家人哄堂大笑。


但父亲梁济的脸上却隐隐有忧虑之色:“这孩子这么笨,身子虚弱,以后可怎么办呐?”


从来左手疯子,右手天才。梁济不会想到,未来,这个笨笨的梁漱溟会成为一代宗师,“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甚至被西方人认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14岁那年,梁漱溟发现一个现象,他觉得自己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忙忙碌碌,做饭、洗衣、干杂活,很是辛苦,却并不觉得苦,脸上常常挂满笑容。


梁漱溟便问她:“你天天如此辛苦,却为什么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女工答:“习惯了就好。”


梁漱溟陷入沉闷,自己虽深受家人宠爱,衣食无忧,学业顺利,内心却十分苦闷,反观女工,虽然辛苦,笑容常在。


梁漱溟从此认为,人生的苦乐与外部环境,其实无关,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


这种思考与佛学一拍即合,梁漱溟便拼命地看佛书,渐渐通晓佛理。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头拉车,坐车的催他快跑,老人一急,跌倒在地上,磕到了下巴,血染白胡。


梁漱溟在旁边看着:“突然眼泪就掉下来了。”暗暗发誓:“从此一生不坐人力车。”


佛法,已经让这种少年,能够体会到众生的疾苦了。


“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从来没有向人家说过。一个人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梁漱溟在佛学禅宗的大道上狂奔不止,要把这绝世的智慧撒播给世人。


《究元决疑论》


后来,梁漱溟写了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引发关注。他拿这篇文章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看:“我向来北大念书,可以么?”


蔡元培看完文章,惊呆了:“不用了,你来北大教书吧,就教《印度哲学》。”


在北大,有一次梁漱溟读《论语》,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你可知,孔子一生命运多舛,东奔西跑,郁郁不得志,但他留下的话,却全然都是欢乐的,“乐以忘忧”、“仁者 30 38528 30 11866 0 0 3166 0 0:00:12 0:00:03 0:00:09 3165忧”。


梁漱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能量,这种能量,更甚于佛学。


“为什么孔子一生都在失败,却能乐以忘忧呢?”因为孔子心中有“仁”,梁漱溟对于“仁”的理解便是——生命的原动力。


从此,梁漱溟放下佛学,转而研究儒学,研究孔子思想中蕴藏巨大的生命能量。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以一切西方文化为标准,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


梁漱溟当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逆潮流而动,狠狠地批评胡适鲁迅那一帮人,“儒家文化才是中国复兴的基石。”


有人拿他与鲁迅相比,“梁漱溟和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以为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


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他真的做到了,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士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1938年1月,梁漱溟去河南、山西游历,名义上是视察防务,其实只是一个幌子,他越过渭河,坐着牛车穿越黄土高原。


随从问他:“我们要去哪儿?”


梁漱溟:“延安。”


延安,那是毛泽东和中共所在的地方。当时抗战正酣,梁漱溟先是花了半个月时间,和中共领导人举行会晤。


接着,他参观了中共领导下延安军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完全被震撼了。深深为当地那种崭新的气象所吸引,所感染。


“在极苦的物资环境里,那里的气象的确是活泼,是发扬。”最令他感动的,是所有人的乐观,朝气蓬勃。虽苦亦乐,苦中作乐,乐以忘忧。各项人等,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


人人都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是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爱唱歌,爱开会,便是他们当中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人们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忘记。”


梁漱溟心中,甚至觉得,延安乃另一个天地。精神、物质,富足无缺。

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外甥邹晓青留在了延安。

1918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梁漱溟前排右二


在延安期间,梁漱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毛泽东举行了会谈,堪称孔夫子与马克思的对话。


会谈一般从晚饭后开始,梁漱溟喝茶,毛泽东喝酒;梁漱溟正襟危坐,缓缓发表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抽着烟,挥斥方遒,很有一种指点江山的味道。


梁漱溟是新儒家,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欧洲的社会结构不一样,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以伦理为纽结的熟人社会。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不能革命,只能温和地改革。


毛泽东完全持相反的意见,他一向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扫除一切障碍,彻底革命,才能重新建立新大厦。


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马克思,看来很难调和。于是,双方便都按照各自的理想奋斗了下去。梁漱溟事后回忆这番会谈,称赞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虽有争辩,而心中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天都可以舒服地回去。”


那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每个人都会这个国家怀抱极其大的热枕,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努力奋斗。


梁漱溟离开延安之后,即回到战后,投入到抗战后方改善兵役的运动中。


梁漱溟在当时的中国,是出了名的农村问题专家,而农村是抗战兵源的最大来源地。但由于当时问题迭出,导致一方面国家得不到好的兵源,另一方面,农村也因为暴力征兵而饱受困厄。


梁漱溟开始着手操盘这件事。一开始,改善兵役运动进展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四川反对,这项运动也没法开展下去,最终,梁漱溟的兵役实施协进会被蒋介石下令解散。梁漱溟来不及慨叹自己的成果毁之一旦,立马又马不停蹄体投入到抗日战后中,维系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


这就是梁漱溟,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


梁漱溟研究儒学时,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求自己。”他的家训是:“不谋衣食,不顾自己,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一生都在奔波,却从未为自己之私利而奔波。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常说:“父亲经常过年不回家,后来受到来信,他说:‘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心恻恻焉。’”


“夫士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万民兴亡为所求。”


梁漱溟堪当此誉。


梁漱溟手稿


士者,仁而不忧,乐知天命


梁漱溟从小心思敏感,常常惆怅,后来看《论语》,看到孔子“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开始思考两个问题:其一,人生究竟为何活着;其二,中国及其文化将要何去何从。


梁漱溟此后坚信,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后者,他在《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谈到:“概而言之,世界文化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故而梁漱溟一改往日愁容,乐知天命后,仁者无忧,认为老天派自己下来是有使命的,老天爷不会让自己轻易死掉的。


1939年,梁漱溟视察敌后游击区,好几次碰到日伪军扫荡,其实当时情势很危险,但梁漱溟骑着马,慢慢走,不急不躁,“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向奔驱。”果然转危为安。


后来,又到了一个小村庄。梁漱溟他们走累了,想去村子里找几户人家讨点东西来吃,突然枪声大作,满满的敌军围上来。梁漱溟一行人只好逃到后面的山洞里,没想到洞里人已经满了,便躲到另外一个山洞,但此山洞更加暴露于敌前,梁漱溟没有思虑过多,直接钻了进去。


结果,“三两敌人前来搜索,两次经过洞口,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


后在香港,梁漱溟为抗日筹集物资,也历经险象,他和同伴乘坐三艘船,他一艘,同伴一艘,装运珍贵药品的船一艘,结果在从香港到内地的过程中,其它两艘船都出事儿了,只有梁漱溟的那艘船,安然无恙。


梁漱溟说:“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他就像台风中心,即使其它地方已经一片狼藉,满目疮痍,而他衣冠整洁,毫发未损。

1916年倒袁世凯运动后,梁漱溟(右一)与同事合影


这样的经历,让梁漱溟更加坚信自己的使命,也更加肆无忌惮地放开手去工作。有一次,在桂林,梁漱溟好友袁鸿寿先生请他吃饭,饭后在树下聊天。谁知,敌机突来,警报陡响,袁鸿寿大惊失色,慌忙找洞口去躲,唯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让袁跟在他身边,继续聊天。


敌机远去,炸弹都在旁边爆炸,二人毫发无伤。在1939年,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8个月,调查民情,搜集情报,境况十分凶险,梁漱溟每每都能全身而退。


同行之人莫不钦佩梁漱溟的镇定自若,“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真了不起,若无其事。”


不仅遇到危险能化险为夷,梁漱溟同样坚信疾病不会找上自己:“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不过由于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但这种坦然安定,却并非常人可及。


梁漱溟说:“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


在他看来,如若一个人只顾自己享乐,那么他死了也就死了,世间少了一个享乐之人而已,如果一个人顾全一家,一样,死了也就死了,无非是一个家庭破裂,但他梁漱溟“不谋衣食,不顾家室”,全然勤勤恳恳,为国为民,他不能死,他死了,中国就完了。


如他所言“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他坚信,只要天不亡中国,天就不会亡他。此话殊实狂妄,但狂妄的背后,确实一颗强大的心灵,他坚信自己有要完成的使命,即是复兴中华文化,他这一生,也在孜孜不倦而为之努力。


梁漱溟手稿




士者,庙堂江湖,皆忧其民


梁漱溟一生做过最伟大的事情,是他轰轰烈烈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


1917年,梁漱溟去北大教书。他的父亲,梁济在60岁大寿前夕,突然投湖自尽,留下一封《敬告世人书》: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漱溟深受震动,在学校里教书,虽可以知识救国,但一个人的力量在校园里究竟是过于弱小,而他血性尚存,又怎甘心于做个教书先生。梁漱溟遍寻救国之道,苦心研究西方诸国之政体,最终认为,议会政体,乃是救中国之最佳办法,而西方社会能够最终确立此种政体,正是因为其民众民智已开,有非常优秀的民主参政习惯,而中国广大民众,并不具备。


所以梁漱溟要做的第一件事:唤醒民众,广开民智。


1927年,31岁的梁漱溟辞去北大教授,用毕生精力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1921年,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老宅内,梁漱溟和黄靖贤新婚合影


1931年,历经4年失败之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学校: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梁漱溟从每个县招收10人,共270人。具体教学方法就是,实践出真知,学员必须深入偏远山村,撰写实习报告,实习结束后,才能回校学习,并讨论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在梁漱溟心中,乡村建设研究院,一方面是教育机构,负责教育民众;一方面是管理机构,管理民众。


1932年,梁漱溟开始安排学院里的先生到各个乡村去讲学,开始农村讲学运动之先锋,他还自己亲自动手,编撰了很多教材,例如《农民识字读本》、《识字明理》、《文武合一》《中华民族的故事》等等,开中国乡村教材之先。


除了教育,农业改良、公共卫生。梁漱溟所做之事,无所不包。“务必要使农民在思想上、教育上,有自我管理意识,农民必须代表自己。”


在那个战火纷乱的年代,有识之士皆在庙堂之上,或文或武,而梁漱溟却独树一帜,一头扎进中国最广阔的乡村地区,餐风饮露。


梁漱溟说自己:“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所谓大事,就是为国家谋未来,为民众谋福利,为民族谋崛起。


梁漱溟的学生们(熊十力不是)




士者,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


1946年,内战前夕,上海爆发10万余人士的浩大游行,要求停止内战,维持和平。


民主人士马叙伦等人前往南京情愿。


6月23日,他们才到南京火车站,刚刚下车时,便遇到一堆国民党当局策划的自称“苏北难民”的暴徒们狂殴,马叙伦等人当即被打成重伤,史称下关惨案。


梁漱溟听说后,暴怒不已,“此次下关惨案,情节离奇,遐迩莫不惊异,并非全由下关之军警不得力,而突出为一种特务活动,人所共见,不容否认。”


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严惩凶手,同时,“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证民众自由。”711日,下关惨案尚未血干,李公朴被暗杀,梁漱溟就再也坐不住了,即使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再好,这个时候,也跳出来演讲,痛斥国民党当局:


“现在的政治是这样的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特务手段来进行统治。”矛头直指蒋介石。


几天后,又传来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


梁漱溟当即以民盟秘书长的政治身份公开发表演讲:李、闻二先生都是文人、学者,假设这样的人都要赶尽杀绝,那就尽早收起宪政民主的鬼话,不要欺骗民众。”


有人劝梁漱溟,你就是一个书生,保全好自己就行啦,政治家的事情,管不了,就不要管


梁漱溟怒不可遏:“我就是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族的人士都杀光。”


一个文人的铮铮铁骨,终于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挺立起来。

1936年,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在山东济南合影


对国民党如此,对共产党也是如此,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


1953年,新中国政协常委会议讨论会上,梁漱溟觉得当时农民太辛苦,中共过度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便直接开口批判:“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从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城市里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农民生活依旧辛苦。”


这一发言被好事者总结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要向中共要“仁政”。


毛泽东听到极为不爽:“梁漱溟这种人简直没有一点功劳。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你说他有没有发展经济、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


梁漱溟面对毛泽东,丝毫不肯示弱,不服,要求发言,但会上几乎一边倒,攻击梁漱溟,甚至有人高喊:“梁漱溟滚下台来!”


后来,文革爆发,梁漱溟因为有过冲撞毛主席的行为,被红卫兵抄家,抄家被打耳光,但梁漱溟丝毫不气馁,仍然自尊自重,坚持着写自己的《人心与人生》:“这本书写不出来,我心不死。”


1968年,梁漱溟正在撰写的《人心与人生》手稿被红卫兵抢走,梁漱溟连续上书中央:“如不发换书稿,无异于宣告我的死亡。”好容易抢回书稿,梁漱溟又扎进写书中。整个60年代,70年代,梁漱溟苦中作乐,一边写书,一边太极,钻研西医与中医,日子清贫而充实。


时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就在政协会议上直言:“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就是治国不靠法治靠人治。”引得红卫兵怒火难平。


有人说,梁漱溟在文革期间失去很多东西,却唯独没有失去傲骨,他当初是怎么骂国民党的,就是怎么批评共产党的。

马一浮致梁漱溟的信


1973年,国内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控制》演讲,众人追问他“批林批孔”的态度。


梁漱溟昂首挺胸:“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


梁漱溟由此被红卫兵押起来批判,足足批判了半年,主持问:“你有何感想?”


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主持人勒令梁漱溟作解释。


梁漱溟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这个人杀掉,也无法夺掉!”


慨然傲骨,矢志永存。


梁漱溟不是一位简简单单的学者文人,他是真正的,在骨子里有儒家的脊梁,有中华民族的脊梁,不趋炎附势,不低头哈腰,只臣服于自己认可的真理。


你永远无法强迫这种人为奴,就像你永远无法通过无力强迫中华民族为奴一样,他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八十年代梁漱溟全家福



士者,为万世而开太平


1988年623日,梁漱溟去世,弥留之际,他说:“我累了,我想要休息。”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痛哭不止:“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梁漱溟去了,但中国,正在他当初设定的轨道上,奔波不停。


梁漱溟一生坚信,中国文化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于是我们有了重新挖掘5000年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国学热”;梁漱溟批评文革之祸,是因为人治,而不是法治,于是我们开始重视法律建设,有了法治中国的口号;梁漱溟一生坚信,他背负着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重任,于是,他给我们留下了浩浩千万言的《梁漱溟全集》,包含对于人生、家国、生活、文化的思考。


梁漱溟是真正的士人,一生无权无势无财富,只有一张嘴,一支笔,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双肩扛天下兴亡之重任,不害怕任何一方的刀枪,只折服于真理,他有着全世界最傲的脊梁,这条脊梁,是古代士人的脊梁,是中国文化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永远,都不会弯曲,永远挺直的脊梁。



梁漱溟晚年



本期编辑✎ 斧子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文由国馆原创,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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