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的心病：历史深处的答案

马云被约谈，反垄断雷霆启动，巨头胆战心惊，市场屁滚尿流。马云确实太飘了，须知，强极则辱，过犹不及，风光无限之时当怀临深履薄之心。他最该读读历史，读懂历史就知道夹着尾巴做人。《大秦赋》的真相是：商君之国，必诛强民，杀强存弱则国治，杀弱留强则国危。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古训：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

历史竟然也与七十年前那场战争暗自勾连，国运之战，后续引发的蝴蝶效应是极为复杂的，超出所有人的预想。今年趁机又翻了些旧书新著，很多资料刷新认知。认真考究，新中国后来的许多事件，命运的转折，都是草蛇伏线，伏脉千里，与之有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可以说，那场战争深刻决定了今日中国人的心态、面貌和生活。

战争不光是拼命，而且是烧钱。例如财政问题，史学界往往忽略了其真实的历史意义。1950-1952年，中国的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分别占财政支出总额的41.1%、43%、32.8%。其中1951年财政压力陡增，财政支出比1950年增加约1倍，军费开支占总支出的55%，也比1950年增加一倍。这是什么概念？2019年中国财政总收入是19万亿，如果按当年的比例，相当于每年掏8万亿，首富马云牛逼吧，打仗一年就蒸发20个马云的家产，而且是连续硬杠三年。

如何解决战争引发的财政危机，这是关乎新生政权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很多人不懂，战争本身固然可怕，战争引发的财政危机和恶性通胀才是最致命的。历史上很多大帝国，卷入战争，它们不是亡于军事失败，而是战争引发财政危机，才导致政府垮台，国家土崩瓦解。新中国面临的局面，没有殖民地，不可能海外掠夺资产来转嫁压力，我们也不干那种缺德事；对外举债融资的能力和渠道非常薄弱，只向苏联借了有限的“军火债”。唯一的途径就是内部解决，内部消化，国内财富转移和再分配。如果我们认真读《毛选》“论联合政府”等文，以及1949年开国大典制定的《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阶段预设是将会长期存在，民族资本是长期共存的统战伙伴，“三大改造”短期内根本不会提上日程。但在战事最紧张的1952年，国内突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铁拳锤完之后，后续的“三大改造”就紧锣密鼓的登场了。锋芒所向，表面上是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一个家庭头上就是一座山。影响不可谓不深远，现在为什么要反复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反复重申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保护产权？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理解的，很多人不明所以。在中国，很多事，如果看不懂的话，就回望历史，基本能找到答案或者线索。50年代作家周而复有部反映时代大潮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后来还被改编为电视剧，再现的就是那段轰轰烈烈的资本改造史。当然，不同人从不同角度能读出不同的“故事”。

网上看到一个有关老上海资本家的帖子。那时候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现在的民营企业家。论财富规模，那时候的上海滩资本家加起来也不如现在的马云、马化腾们有钱。汉语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不断创造“新词”，语义指的其实是一回事。

苏联的国有化改造是建立在契卡的腥风血雨之中，相比之下，中国的公私合营则显得异常顺利与和平。被合营的一方，往往敲锣打鼓欢迎，积极配合，争先恐后，生怕不被“合营”。当时大上海流传着一个“如何让猫自愿吃辣椒”的故事，生动形象的展示出决策者的个性特点和智谋韬略。因为公私合营之前，当年的民营企业家们先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洗礼，“三反”反的是贪腐干部，“五反”反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共内战期间，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统战对象，有一部分鸡贼的先跑路了，流到了深圳河南和大洋彼岸，大部分恋栈故乡，留下来参与国家建设。1952年是个转折点，政权稳定后，他们开始变成了改造的对象，各种荣誉和光环开始剥离，各种“罪名”和“丑恶”逐渐曝光。陈毅在上海算口碑极好的一任市长，以开明和宽容著称，沙叶新专门写了一出话剧&电影《陈毅市长》。即便如此，在其任内的“五反”运动也难免惨烈，斗争了半天，曾经留法吃过洋面包的他甚至不理解，“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也不肯坦白？”

有些人懵懂无知，有些人选择遗忘，有些人默记于心，所以，2018年一条自媒体瞎编的“民营经济退场论”，为什么轻松就把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吓尿了？读史可以明智，试问马云还敢那么飘吗？

附文来自公开出版的亲历者口述，很多谜团，答案都隐藏在历史深处……

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二月，噩耗从重庆传来，曾在抗战中组织“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保全国家命脉被誉为民族英雄的爱国商人，民生船运公司老板卢作孚，不愿受辱，自杀身亡。

在那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上海资本家自杀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从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蹶不振，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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