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作霖逮捕处决李大钊：罪名为什么是“汉奸”？
最近忽发兴致，大量翻看档案馆中的张作霖史料，却注意力很快转移，被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死因所吸引。
张作霖打进北京、赶走段祺瑞和冯玉祥、控制民国政府，是1926年4月。教科书上说，这是北洋军阀的一次内讧。实际上，张作霖这么做，是因为段祺瑞放任冯玉祥，对外接受苏联红军的旨意，对内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政府面临严重危机，即将颠覆。这样看来，对南方国民政府而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顽固维护旧势力，是革命的死敌，但在北京民国政府方面，张作霖是民族英雄，反对外国势力插手，赶走因三一八惨案而声名狼籍的段祺瑞，挽救合法政府于危难。
至于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历史课本简明扼要，说军阀害怕说真话的记者，疯狂残害知识分子。为什么杀李大钊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在北大宣扬共产主义。
说到此，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忍俊不禁。
那是1998年4月，屠洪刚的公司要投拍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英烈》，先做“北大篇”，我是总撰稿，把《李大钊》一篇先写成样本，由北大党史专家汇审，提意见。一位女老师率先发言，批评我不懂历史，一是把北伐军说成是国民革命军，她认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部队在抗日时期的专有名称，20年代应该叫北伐军，二是我把李大钊写成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总指挥，她认为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蒋介石和张作霖南北呼应，分头屠杀共产党，所以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听着这番话，我半途已惊呆。如果她是中学历史老师，我尚能谅解，教学大纲如此，占有材料稀少，也只好简单地读解历史。但她是大学学者，居然一直寓于中学教科书的藩篱，可见教科书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其 实，多如牛毛的史料均可证明，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张作霖1926年4月进京，段祺瑞辞职，冯玉祥败走，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于兵荒马乱之际，草草枪杀。
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这位杰出的报业巨子、记者、新闻学家、传媒事业的殉难者，历史课本和新闻教科书的介绍，同样是单线条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依然对嫖娼和吃花酒抱有始终不灭的兴趣，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曾利用新闻报道，敲诈政敌，过着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
只有翻看史料才会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
李大钊就义，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 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在档案馆里查阅历史文献，常常发现教科书是误人子弟，培育简单的头脑，所有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先遵循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再划分一好一坏两个阵营，好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坏的特别坏，一无是处，然后颂扬好人，鞭挞坏人。这些年，观察国人品评时事，常显出儿童般的思维水平，确实与这种失败的教育有关。
从张作霖处死李大钊谈起
过去对历史的了解只限于官方的教科书。对历史的了解真可谓孤陋寡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闲谈中听沈阳大帅府的老馆长讲起了张作霖。这位老馆长是国内张作霖研究的专家。他的观点非常有独到之处。他谈起了老张在治理东北时候的贡献。当时在张作霖的治理下，东北政通民和，经济发展繁荣。他举例说了几个第一，比如在中国第一个建立了陆海空的军队，第一个建立了中国的空军，第一个建立了电报局，等等;
作为受过党多年教育的我，当时对老馆长的观点表示不赞同，并且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其中的一个观点是，张作霖是杀害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刽子手。我的本意是想用这个观点，驳斥对张作霖的赞扬。
可是听到老馆长的讲诉以后，我无言以对，并且由对立面变成了老馆长观点的支持者。当时表示，有时间详细听老馆长讲述他的研究成果。可惜，由于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
以下把当时老馆长的观点写出来，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张作霖的真实情况。
当时的军警在李大钊住所的床底下，翻出了当时苏联大使馆的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文件，无论是在当时和现在，叛国罪(现在叫颠覆政府罪)都是重罪，李大钊自己知道此罪必死无疑，但是他大义凛然，提出，你们可以判决我死罪，但是我不能死在枪下，更不能用斩首的野蛮刑法，他要求用西方的文明刑法，绞刑，对他执行死刑。
当时中国执行死刑，大部分还用的是杀头的方法，执行枪决已经是很进步了。按照常理来说，李大钊的提法完全是无理要求，任何政府包括现在的文明政府，可以置之不理。何况张作霖是个识别不了几个大字的土军阀。
可是事实完全相反，没有多少文化的土军阀张作霖不但没有不理，而且对李大钊的提议表示尊重。为此，他命令驻外领事馆，向有关国家购买绞刑架，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已经废除了绞刑，费了很多的周折，最后从美国买到一个绞刑架，完成了李大钊的夙愿。
听到这个故事，我不禁对老张的宽广胸怀肃然起敬。一个杀人如麻的土军阀，竟然对要推翻自己的敌人临死前的要求这么重视。实在可贵。他的胸怀实在值得历届政府的官员学习。
因为当时老张这样干完全没有宣传自己政绩的动机，他也没有想不到要搞什么统战，(他当年没有预见到后来的西安事变)。他只有最基本的动机——尊重死者的愿望，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人权。
联想到，多少年来，对自己认为的敌人都是采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革命做法。
我实在是对张大帅的做法佩服之及。
据了解，别看张作霖有好几个老婆，可是他的家法森严，没有一个家眷干政，更没有抬出老婆当办公室主任的做法，像现在的广为流传的裙带风气在张作霖的时代简直不可想象。
当时的郭松龄(外号郭鬼子)反奉失败以后，被杨宇霆抓住以后，背着张作霖，偷偷的枪毙了。原因是张大帅曾经说过，郭鬼子要能在我的面前说出为什么要反我，我就放了他。
心胸狭窄的杨宇霆一方面妒忌郭松龄的才干，又怕张大帅真的放了郭，就自做主张杀了郭。以后，张作霖死后，在大帅府的老虎厅枪毙了杨宇霆，算是给郭报了仇，这是后话。
经常提到的伟大领袖，对自己封的彭大将军，和对战友的态度却是不能和老张这个大老粗相比。
审判李大钊：北洋时代最后一起司法大案
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路静人稀。一辆轿车急速驶入荷兰使馆大门。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从车上下来，他此行是奉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之命，专程拜访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的。
这是1927年4月6日清晨。
是日上午约10点，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和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使馆区。陈向欧登科递交了一份警厅公文，有言曰：“近来，大批共产党员躲避在使馆区内”“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这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损害外国人并破坏地方安宁与秩序”，所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抄查上述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京师警察厅致首席公使函》(1927年4月6日))
10点20分，欧登科代表公使团在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界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国闻周报》，1927年4月16日)
接着，中国军警按照事先画好的地形图纸，分别把守，“隔绝交通”。此次行动搜查的重点是苏联使馆的旧兵营。携全家躲避在此的李大钊等五十多人被捕入狱。
为何抓捕李大钊
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入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拥宣统复辟的张勋，都到那里避过难，中国当局奈何不得。而这次，李大钊成为例外。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第三国际共产党员。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在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相继失败后，苏共把目光从西方移向东方，从而深度影响并介入了中国革命。
1922年1月，列宁提出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办法，来促进后者的革命化。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这一设想具体化。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通过国民党要员张继的介绍，首先加入国民党。
此时，共产国际最关心的，是用什么办法尽快左右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因此，要求中共用一切办法“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这里所谓“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指的就是张作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正是凭借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身份，李大钊在中国的北方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及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方面，在吴佩孚、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联的关系方面，一直是重要联系人。
李大钊曾参与了苏联和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秘密谈判，一度使吴转向左倾。李大钊最成功的秘密活动是使冯玉祥倒向支持南方国民政府。
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玉祥在南方国民党和苏联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举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从1924年起，苏联军事援助不断支持冯玉祥，还派去了军事顾问团。李大钊就是冯玉祥和苏联的最重要联系人。除此之外，李大钊还推动冯玉祥与张作霖手下重要将领郭松龄达成密约，促使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3日公开起兵造反讨伐张作霖，并一度占领锦州。虽然郭松龄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此事给张作霖造成了沉重打击。
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警惕。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同年12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彼时，北京在名义上虽有一个顾维钧内阁，可是谁也不把顾内阁视为一个有实权的政府。
在反赤化的氛围中，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李大钊被列为安国军的重要抓捕对象。
辛丑条约的例外
为躲避搜捕，李大钊躲进了苏联使馆，同时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也一起搬进了苏联使馆。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苏联使馆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注意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总有人在讲话和争论。
据曾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王之相回忆，“法国人想知道苏联在中国搞的什么？除了李大钊外在国际上搞什么？”(《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及其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经过》，王之相口述，白晶泉、武育文整理)
法国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吴晋，同时也和日本使馆取得了联系。吴晋曾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使馆参赞，是亲法派，他很快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了上去。
奉系军警马上派来密探，装做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学生，系中共党员，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联系工作。李渤海被捕后，将苏联使馆旧兵营内部情况全部供出。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 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深度卷入中国内战，对北方政权威胁很大。
得到法日公使提供的密报后，张作霖函商驻华公使团。虽然各国公使对搜查苏联使馆皆无异议，但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显系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议。于是，安国军总部将此意通告顾维钧。顾不愿负此责任，推诿拖延，奉系见此，决定自行交涉，于是直接派吴晋与欧登科接洽。
1927年4月4日，欧登科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双方达成一致——因为苏联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
李大钊是有机会脱身的。就在4月4日各国公使召开会议的当天，早在1922年就与李大钊相识的杨度，到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正好碰上旧友外交部总长汪大燮，得知张作霖已决定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杨度赶紧离席，当夜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俄国兵营的共产党人。
李大钊没走，是因为相信东交民巷享有治外法权。追随李大钊多年，时为中共天津负责人的王德周，上世纪50年代撰写《李 52 36100 52 18965 0 0 2426 0 0:00:14 0:00:07 0:00:07 4158 52 36100 52 18965 0 0 2151 0 0:00:16 0:00:08 0:00:08 4158大钊先生传》披露：李大钊说“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 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突袭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被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这些证据都证明：李大钊从事的使命，是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他是苏俄在中国利益的代言人。
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的，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 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因为在当时看来，北京政府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任何试图颠覆这一政府和试图借助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人都是汉奸。李大钊被捕后，对这些事实供认不讳。
李大钊被捕当日，也就是4月6日下午接受了第一次审讯。据第二天出版的《顺天时报》报道：李大钊“目光充足”“态度尚镇定”。
4月7日下午，李大钊又接受了第二次审讯。4月8日《晨报》报道说，“李大钊受审问时”“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李被捕时，着灰色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闻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
除捕人外，军警还搜走了足足七卡车的材料。《申报》刊发的题为《北京军警搜查俄馆界详记》的消息说，“除捕人外，尚搜得各种物件甚多”“物件之中，有步枪三十余支、手枪十余支、手提机关枪二架”“此外如宣传品及关于共产党书籍等，不计其数”。
李大钊被捕后，顾维钧尽管不愿承担责任，但还是在当日深夜，以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名义向苏联使馆发出了抗议照会，称苏联使馆“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装、宣传赤化之物品”“此实违背国际公法”与“中俄协定”“为此提出严重抗议”。(《顾维钧回忆录》)
4月19日，北京外交部将整理出来的证据提供给中外各报馆。同日，苏联代大使齐尔内赫率馆员黯然回国。
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晚年回忆：“对苏联使馆的突袭，曾搜出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和文件”，北京当局将“搜来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给新闻界和其他使馆，借此证明苏联人准备‘赤化’中国的阴谋”，“因为根据1924年的北京协定，苏联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这些文件表明他们违反了协定”，“事情的结果是苏联召回了驻华使馆的代办”。(《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
“交付法庭说渐有力”
查抄了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人后，张作霖连夜在顺承王府召开会议。
《世界日报》报道称，在这个紧急会议上，“张氏主张从宽处理，不究随从”“赵欣伯、杨宇霆、陈兴亚、张学良、于国翰各要人，亦均主张宽大主义”，会议决定分三步办理，包括：向各国使馆说明意义，并声明尽力保护俄大使和俄使馆；酌派军警看守俄使馆；通告各方，使社会“得明真相”，并声明对抓获各华人，除嫌疑轻者将予释放外，其余一律移送法庭办理。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教育界、政治界各方纷纷呼吁，应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
4月6日，李大钊被捕当天，傍晚6时，北京国立九校校长召开会议，讨论营救方法，并准备派代表向当局陈述意见。4月9日，北京国立九校委派的代表拜访张学良，提出“李大钊系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并要求释放其妻子女儿。12日，北京25所大学校长召集会议，决定发表书面声明，“希望奉系取宽大主义， 一并移交法庭办理”。(《世界日报》4月10日、11日、13日)
北洋政府的前高级官员章士钊亦有活动。章士钊游说奉系总参议杨宇霆向张作霖说情，称“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
彼时，在奉系军阀内部，对李大钊案的处置分成了两派。据《晨报》报道，一派认为应交军法处分，因为“奉方所讨伐者赤，则凡赤皆为敌人。况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另一派认为，应当依普通法律程序由法庭审理，因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破获共产党机关后，“未闻有以军法从事者”， 即便是君主国日本的涉共案件亦由普通法庭审理。
北洋前高官梁士诒主掌的奉系军阀内部的政治讨论会，明确主张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1927年1月，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政治、外交、财政讨论会，梁士诒为政治讨论会会长。4月9日，政治讨论会开会，关于东交民巷逮捕共产党人一 案，经长时间讨论，决议向安国军总司令建议，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处理，“以期昭示中外，以彰公允”。
政治讨论会之所以有此建议，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当时，为了决定是否将领事裁判权交还中国，英美等国组成法权调查委员会，对中国的司法状况展开调查，调查报告认为，军人对司法的干涉太多。
在此背景下，政治讨论会认为，东交民巷逮捕共产党人案“现在主张交法庭之最大着眼点，在鉴于本案受世界注目，而上次司法调查委员团，对中国法权，多有所借口，是此案正可借以彰中国司法独立之精神，以减外国不信任中国法权之意。”会议决定，“推举梁士诒、杨度二人为代表，前往顺承王府陈述意见。”
后来，梁、杨二人以事关司法为由，加约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前往。
形势似乎朝着有利于舆论的方向发展，正如《晨报》4月18日报道所说，“奉系对党案尚未定办法”，但“交付法庭说渐有力”。
“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
此时的张作霖面临巨大压力，举棋不定。
他给军阀张宗昌、孙传芳及前方各路将领拍了电报，说“在使馆界内捕获著名共产党员首领李大钊”，“倘有意见，可即电告”。
张宗昌、孙传芳等6名军阀给张作霖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顺天时报》4月14日)
半个月后，4月23日，李大钊案最终被交由军事法庭会审，依据是《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修正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李大钊等人虽非陆军军人，但属“勾结外国人或附从阴谋意图紊乱国宪及煽惑内乱者”。
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组成一个特别法庭，张 64 36100 64 23309 0 0 2472 0 0:00:14 0:00:09 0:00:05 4413霖大元帅府军事部长何丰林任审判长、安国军军法处长颜文海任主席法官，审理李案。
此时，张作霖对如何处置李大钊等人仍在犹豫中。4月28日出版的《世界日报》称，“再经三次预审后，即可正式开审，其为期当在下星期一二两日”。不料， 形势突变，4月28日上午10点，特别法庭在京师警察厅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立即执行。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决心，处死李大钊等20人？流行的说法是，来自前方将领的一封电报影响了张作霖。
4月29日出版的《世界日报》报道称：“军法会审各委员……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党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呈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
同日出版的《晨报》也发表文章《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称：“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文章提到一个细节：“前晚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 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这个“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谁？
1927年4月30日的《民国日报》报道了此事，称：“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报道在此处特别加了个“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
4月28日开庭当天中午，警厅调集刑车五辆，将李大钊等装入车内，下午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面的地方厅看守所刑场。
李大钊等20人被拥入看守所后，即由执行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台。看守所中有两架绞刑台，同时执行二人死刑。“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
1919年，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下令禁止用砍头法执行死刑，国民政府遂从英国进口一架绞刑机，开始改用西式绞刑代替砍头。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机， 是否是1919年从英国进口那架，已无从查考。从当时的报道看，坐落在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刑场摆设有两架绞刑机，李大钊是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人，用时较长。《民国日报》的报道说受刑时“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北洋画报》的报道说李大钊受刑时“二十分钟始绝”。据当年也被抓进监狱的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说：“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
被害后，警察厅早为预备了20具棺木。据《世界日报》报道，“官方事前对李大钊特预嘱买一上等棺木成殓。其余十九人则用中等。”“闻李之棺木，价洋七十元，其余则四十元上下。”“所用棺木，均由内右一区西单同顺木厂所购。”
此后，张作霖将从苏联使馆获取的7卡车文件档案，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包括“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等。
张作霖据此“取得”了杀害李大钊的理由：
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
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
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存在秘密关系；
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李大钊1927年4月被捕后的口供笔录材料二件，其中载有李大钊所言：“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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