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
2016年12月的北京，雾霾笼罩、阴冷萧索，然而在距离市中心30多公里外的皮村社区工会办公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工人文学小组诗歌朗诵会却吸引了几十位工友前来，1997年出生的女工晨晨，打开自己微信朋友圈中的链接，开始朗诵一首关于劳动的诗歌：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惟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吊带裙》来自1982年出生的诗人邬霞，她14岁随着母亲从四川内江南下深圳打工，在辛苦的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诗歌，通过工人们的手机网络流传到全国。出来打工才一年、老家辽宁抚顺的晨晨从这个比自己大15岁的姐姐那里，读到了生产和消费的分隔、车间工作的繁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是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东北部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在“城里人”看来，这里是城乡结合部，混乱肮脏、荒凉闭塞、了无生气；可十几年前，几个打工青年在这里成立了工友之家，通过集体劳动、一砖一瓦地建起了工人剧场、子弟小学、打工博物馆和社区工会，让这破败的远郊逐渐热闹了起来。通过廉价智能手机和在地的工人文学小组，各行各业的工友们像晨晨一样，正每天同遥远地方素未谋面的中国数亿打工者在线上和线下相遇。在这个全民搭建自媒体、申请公众账号的网络时代，流动工人们也悄无声息地加入了移动互联的浪潮，涌现出基于各式技术和社会创新的网络化交往方式，开始诉说和传播他们的工作、生活、尊严与梦想。
中国新工人网络的崛起不在一朝一夕。与当代“数字鸿沟”的普遍认知相悖，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打工群体，并非我们想象中对信息传播科技完全陌生的落后人群；恰恰相反，在过去的30年间，他们如同候鸟，于内陆乡村和沿海工业带之间迁徙往返，在为全球消费主义生产订单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跨地域社会网络创新的最活跃生产者。他们对信息科技进程的参与和塑造可以追溯至网吧、小灵通、甚至寻呼机这些早期接入技术在中国社会中的采用。正如邱林川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中所写道，在中国的信息社会分层结构里，广大的流动打工者群体，恰恰是介于“信息拥有者（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缺乏者（have-nots）”之间的中坚力量——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他们的高度地域和行业流动性、不稳定的雇佣状况和分离式的家庭构造，使得他们必须依靠各类移动和互联技术，去处理如情感沟通、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不断升级的基本生存议题（existential issues）。正是在信息中下层民众基于生存需求的技术应用和创新中，他们开始彼此连接、生产内容、互相辨认、进而获得身份认同和生成跨地域的阶级情感。于是，新工人的网络交往开始从被动的求存回路，进化为主动的文化表达和身份建构，甚至上升到政治和经济的集体诉求，于无声中深刻塑造着中国信息社会的基本面貌。
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理想而奋斗/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我们用智慧和双手/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风里来雨里走/一刻不停留/汗也撒泪也留/昂起头向前走/我们的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
这首《劳动者赞歌》来自新工人艺术团——工友之家的前身。建立超过15年的“皮村工友之家”就是这种新型劳工文化表达和组织网络中的一个典型节点，他们不仅依托自己的网站、QQ群组、原创工人民谣MP3、诗歌和网络视频接入新工人的网络社会，更重要的是依靠在地的打工博物馆、工人文化艺术节、打工春晚、和社区工会、各类工人文艺小组和经济合作社组织获得了工人文化和互助经济如何在流动人口社区落地生根的物质经验。正是由于不可见的虚拟网络与线下物质空间的协同生产和联动，才使得这个紧邻首都机场的偏远“城边村”，成为了全国流动工人的“精神家园”，为那些背井离乡的当代打工者提供了不同于主流成功道路的另类选择。正如《劳动者赞歌》中所唱到的，“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理想而奋斗”，不同于工农作为国家主人的社会主义许诺，改革开放重塑了一个关于流动社会的寓言——“为了生计的奔波”与“为了理想的奋斗”被缝合在一起，成为动员底层人远赴他乡、遭遇苦难的“残酷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戏码。然而那些应许之地——包括向上的阶层流动、就业保障、教育与医疗平等以及个体自我价值的确认——却在资本的内在矛盾中注定衰变为不可兑现的泥沼；于是，关于美好生活的个人执念实际上成为劳动者联合起来实现理想、寻找出路的障碍。我曾在一篇讨论打工春晚的小文中写道：“当游牧的欲望触及了等级社会的隔板，文艺青年不得不重拾一份“不文艺”的营生，成为城市中的流动劳动力：打工——即离开了乡村，又不是城里人——正是这种共同经验中“苦痛（suffering）的团结”，使得原本由不同原因各自上路的个体获得了辨识彼此的可能。”于是，在动机各异的流动者们无地彷徨的处境中，皮村工友之家这样的工人组织孕育而生，为被个人奋斗所分割的中国工人们提供了映照自我和彼此，进而承担共同命运，踏上寻找出路的“征战旅程”。2015年，在煤矿工作了12年的矿工路亮来皮村看了一次打工春晚，之后就决定辞职离家，来到皮村成为工友之家的一名工作人员，只能拿到每月两千元，却可以创作自己喜欢的工人歌曲，路亮觉得这是自己很多年来“最有成就感的经历”。
与路亮年龄相仿的小海，15岁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常年工作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流水线上，期间创作了大量诗和歌词，也曾报名参加过《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选秀节目，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却从未能闯过初赛。几年前，失意的小海来到皮村，成为工友之家互惠二手服装店的一名售货员，收入比不上流水线，却可以每周来文学小组听课，这让他“第一次找到了家的感觉”。
又为何曾浩浩荡荡的河流里/如今却尽是金光闪闪 或荒草丛生工人文学小组的组员王春玉，是名复员军人，来北京务工近20年，干过快递、保安、搬运、洗车等十几个工种。为了能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工友之家搬到哪里，他就跟着找活干到哪里。每周末的晚上，他都要步行往返一个小时，来皮村社区工会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在《快递员的心思》中，老王写道：
我在这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中，感觉自己是一颗小草；在建设首都的过程中，我是一粒石子；而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称呼中，我是这个国家‘新公民’的一员。
故乡的一个个老人们，如夕阳西下，用他们最后的光芒，挣扎着照亮这里即将黑暗的天空。我无力回天，也无法改变家乡的境况，只能叹息地看着房倒屋塌、十室九空，再过几十年，这个村庄将不复存在，我疑惑，到那时，故乡没了，我会在哪里落脚？
还有木工苑伟，他眼看工友的手指被立刨机打的粉碎，和木屑混在一起，连渣都找不到，于是写下了《漂亮的背后》：厂里的下脚料、锯末、木屑、灰尘被收走了，它们和那根手指，那根20岁的手指，那根打得粉碎和木屑混在一起的手指，一起压成板材，做成高档别墅里一个漂亮的柜子……
两年多以来，老王、苑伟和其他工友们的故事，集结成20多万字的两期《皮村文学》文集，其中数篇作品同时发表在网易人间、正午故事、尖椒部落、当代文化研究等不同的网络媒体上，这些作品触及并拨动了新中国历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的多根琴弦，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和声”与“共振”。这其中最为现象级的作者，正是2017年因《我是范雨素》而家喻户晓的家政工范雨素。文学小组的志愿讲师张慧瑜认为，范雨素的作品打通了新中国三代底层妇女的命运，赋予普通劳动者的生命以史诗感。作品出自流动打工者，借由微信人际传播走红，进而形成全社会的阅读和讨论，这是移动互联时代的“活的文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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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工人的网络接入、社会交往和文化表达，不仅仅改动了中国线上文化生态的生产与流通状况，更是解构了互联网所代表的传统中产市民社会的概念理想型，激活了一种关于“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实践路径。出租屋里翻唱《春天里》的“旭日阳刚”组合，在视频网站上借由亿万劳动者的下载与分享，登上了作为民族国家仪式的央视春晚，同时也出席了皮村工友之家主办的打工春晚。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写下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几乎成为了中国网络诗坛的年度金句。诗人的坠楼离世引发了全社会的震动和对当代劳动者精神状况的大讨论，他的诗集《新的一天》更是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获得了出版。许立志、邬霞和其他打工诗人的诗歌甚至在2015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
新工人的技术创新比其他阶层更具有想象力，借助网络众筹的不仅仅有工人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是他们的集体行动。2015年6月，深圳庆盛服饰厂的数百名工人因工厂搬迁发起了集体行动，这些为优衣库生产成衣的缝纫女工们，正在通过多个关注劳工权益的微信公众号发起众筹募捐，支援他们的行动。而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工权益账号正在将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工运动动态在社交网络中扩散，甚至制造出爆炸性的话题。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由关注人数不足数百人的微信公众号“劳工互助网”发布的东莞制衣厂千名工人的报道，竟然会在三天内获得10万以上的点击量。
由此可见，数亿新兴劳动者们的点击、围观、众筹和讨论无疑在改变着中国，移动互联时代的新工人网络预示着新的阶级力量和团结的潜能，是决定未来中国“国家—社会”关系走向的关键力量所在。因为这种团结既可以是苦难的团结，也可以是梦想的团结。邬霞因《我的诗篇》成名后，出席了多个光鲜的颁奖典礼，跟娱乐明星一起红毯走秀，然而这至今不能帮她获得一份写字为生的工作；范雨素说自己“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习惯了靠苦力谋生”，但她又在不停地追问“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要分三六九等，不能握个手平等地交往”。王春玉在北京工作近20年后，面临的是驱逐他的城市和回不去的故乡——国家“新工人”的理想能在何处安放？
新工人艺术团在2017年最新创作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辑《红五月》中唱到：
那么多兄弟姐妹在流浪/那么多绝望挣扎在沸腾/那么多人终将走到一起/火红的五月/只有你我新的登场
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认为，“未来”蕴藏于向现实中被压抑的、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的“复归”，这正如新工人的希望被压抑在苦难之中。为这苦难现实带来希望的，不可能仅仅是新工人群体的自我救赎与权益抗争，而必须是向着那“尚未被意识到的”大同理想的“复归”——那个民族崛起，国家富强，人民平等、自由发展的中国梦想。在那个梦想里，没有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穷困和富有之分，而只有自由的分工、火红的五月、每一个你我新的登场。
原文发表于《艺术广角》2017年第4期
本文作者｜王洪喆
本期编辑｜黄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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