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秋《行人卦·相思卦·鞋崇拜—<金瓶梅>风俗漫谈之一》

2017-10-05 刘桂秋 乐艺会

行人卦·相思卦·鞋崇拜

——《金瓶梅》风俗漫谈之一

刘桂秋

刘桂秋，男，1959年出生，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副教授。主要承担“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民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导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曾先后获得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南大学师德标兵、江南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等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等。出版著作有《汉诗选译》《陆游诗词选译》《吴地节日风俗》《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无锡名人》《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等六部，点校整理著作两部。参编著作九部。在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在《金瓶梅》第八回“盼情郎佳人占鬼卦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西门庆新娶了孟玉楼之后，便把潘金莲冷落在一边；潘氏久候西门庆不至，乃“用纤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红绣鞋儿来，试打一个相思卦”。明崇祯本于此回并附有插图，图上画潘金莲侧卧床上，枕头畔有一双弓鞋。但书中并没有谈到打卦的具体方式。那么，这种所谓的“相思卦”是由什么发展而来的呢？为什么要用妇女的弓鞋来打卦呢？其打卦的具体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下面试就以上的问题作一简单的勾勒描述。

“卜王”刻辞卜骨（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在我国古代的信仰民俗中，占卦是一种极为古老的迷信习俗，是旧时人们预测吉凶祸福的重要手段。上古时期的主要占卜方式为“卜”和“筮”，即“卜以龟裂，筮以蓍草”。当时设有职掌占卜的官职“卜人”和“筮人”，专司蓍龟之卦兆吉凶。

在“卜”、“筮”的基础上，后来又演化出多种形式，如鸟占、杯珓占、日月占、风角占等等。从所占内容看，可以占候、占梦、占年、卜世、卜士、卜战、卜宅，卜筑、卜地、卜老、卜嗣、卜名、卜妻、卜居、卜食、卜邻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占，无所不卜。

刻辞卜骨（商代，安阳出土，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刻辞龟甲（商代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在各种占卜内容中，卜问行人归期，也是常见的内容内容之一。重团聚、怨别离，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再加上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和其它因素，所以古人往往把离别看得很重，甚至认为“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悲莫悲兮生别离”。

在行者，或远赴疆场，或上京求仕，或外出经商，或被征劳役，往往一去经年，吉凶难定；而在居者，于行者杳无音讯、归期难知之时，便只好求助于占卜问卦。

竹笋卦（武当山道教协会藏品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例如：早在西周时期的筮书《周易》中，就有一些卦的卦爻辞讲到行旅之事，如《复》卦卦辞云：“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今人高亨注云：“……古人常占问行人返期，筮遇此卦，七日可返，故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1]又同卦六四爻辞云：“中行独复”，高亨注云：“中行独复者，与人同往，至中道而己独返也。”[2]

阴阳鱼铜筶（武当山道教协会藏品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又如，本世纪初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产生于唐五代时期的石室遗书中，有几份十分珍贵的文献，即伯三八六八、伯四七七八《管公明卜要诀（经）一卷》，伯三八○三《占卜书残卷》，伯三三九八《卜法》，都是当时的卜卦之书，其中经常可以见到“远行定来”、“行者速回”、“行者不来”（以上《管公明卜要诀》），“行者即归”、“行人即至”、“远行归乡”（以上《占卜书残卷》）之类的卦辞。显然，这些卦辞都是用来回答占卦者关于行人“能否归、几时归”之类问题的。

三峡博物馆藏民国卦子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如果说，这种卜问行人归期的举动是出于居者对行者的思念；那么，这种思情别绪表现得特别强烈的，当莫过于具有情爱关系的男女。于是，便又有了“相思卦”的出现。唐代女伶刘采春曾作有《啰唝曲》六首（一说此六诗系刘采春所唱而非其自作），其三云：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

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另一位唐代诗人于鹄也曾作有《江南曲》一首，诗云：

偶向江边采白蘋，还随女伴赛江神。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

又敦煌《云谣集》中《风云归》“闺怨”，描写闺中少妇对远戍边关的丈夫的无限情思，词云：

绿窗独坐，修得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想得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终朝沙碛里，已凭三尺，勇战奸愚。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待公卿回，故日容颜憔悴，彼此何如。

三首诗词都是通过打“相思卦”的细节描写，刻画了思妇盼望行者能早日归来的急切心情，同时可知当时所用的占卜方法是所谓的“钱卜法”。按钱卜法源于《周易》中的筮法，据清代学者钱大昕考证，此法产生时期不会晚于南北朝至唐初。

汉“长毋相忘”字样钱佩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钱大昕说：“古人先揲蓍而后以钱记之，其后术者渐趋简易，但掷钱得数，不更揲蓍。故唐人诗有‘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之句。”[3]意思是说，最早用钱来筮占时，仍需通过“揲蓍”之法来确定各爻位上的“四营”之数(指九、八、七、六四数)[4]，以至成卦，而钱只不过是记数的工具。

但到后来，则由繁趋简，不再揲蓍而直接以“掷钱得数”，其法为“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5]

宋代绣罗荷包南京市博物馆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此外，还有闺中女子以头上所簪之花来作为占卜工具的。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著名的委婉词［祝英台近］，写一女子之闺怨，中有“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之句，然此法似亦仅只见此一例，词中的女主人公大约是思郎心切，便随手取一易得之物以占之，故俞平伯先生说：“以所簪花数目，试卜归期，乃无聊之意想，花卜或非有成法。”[6]

《簪花仕女图》（唐·周昉网络资料）

明代金镶宝花簪南京市博物馆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到了元明清时期，闺中女子则流行用弓鞋（睡鞋）来占相思卦，又称“占鬼卦”。元代兰楚芳的套曲《粉蝶儿·思情》，中有一曲《迎仙客》云：“傍芝兰吸露花，游字宙步云霞，我则见窄弓弓藕芽儿刚半扎。践香尘，踏落花。浅印在轻沙，印一对相思卦。”明杨慎《生查子》词之二：“两朵活莲花，一对相思挂。”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凤阳士人》一篇，叙一丽人曾为凤阳士人“度一曲”，歌曰：

黄昏卸得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何处与人磕闲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

“会校会注会评”本的《聊斋》于此曲后有吕湛恩注曰：“《春闺秘戏》：夫外出，以所著履卜之，仰则归，俯则否，名占鬼卦。”

又清代俗曲集《白雪遗音》卷二中收录有两支俗曲，一云《手拿睡鞋》：

手拿睡鞋占一课，一只仰着一只合着。问归期，多咱与奴同欢乐？问归期，多咱与奴同欢乐？病恹恹，叫奴那里去寻相思药？时时刻刻，我这心窝里垫着，相思把我磨。哎哟！磨得我没奈何。思想我那情人，他的恩情多。今晚不回来，还是奴家独自个。红绫被儿冷，叫奴独自实难过。

一云《睡鞋占课》：

嗳哟嗳哟实难过，半夜三更睡又睡不着。睡不着，披上衣服坐一坐。盼才郎，脱下睡鞋占一课：一只仰着一只合着。要说来，这只鞋儿那么着；要说是不来，那只鞋儿又这么着。

两曲中所叙的占课方式和《聊斋》吕注所说的一致，即将睡鞋用手向上抛掷，下落后视鞋的合仰以卜问其归否，“仰则归，俯则否”。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两鞋一俯一仰，则所呈示的卦象仍会给人以模糊不明之感，故曲文中有“要说来，这只鞋儿那么着；要说是不来，那只鞋儿又这么着”之叹。而明代文学家李开先在他的《词谑·鞋打卦》中所叙的打卦方法，又有所不同：

鞋打卦，无处所求，粉脸上含羞。可在神面前出丑，神前出丑。告上圣听诉缘由：他如何把人不睬不瞅，丢了我又去别人家闲走？绣鞋儿亵渎神明，告上圣权将就。或是他不来？或是他另有？不来呵根儿对着根儿；来时节头抱着头，丁字儿满怀，八字儿开手。

词中所谓“（鞋）根儿对着根儿”、“头儿抱着头儿”、“丁字儿”、“八字儿”云云，指的都是两只鞋经抛掷下落后所自然排列的不同形状，以此来卜问对方的来否及对自己的情爱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以来对“《金瓶梅》作者为谁”的热烈讨论中，“李开先说”是直至目前仍然很有影响的说法之一。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词谑·鞋打卦》中所叙的打卦方式，是对《金瓶梅》中潘金莲打相思卦这一情节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由上可知，元明以后妇女用弓鞋（睡鞋）来打相思卦，并非是个别偶然的现象，似已成为一种流传较普遍的习俗。而这种习俗的产生，是有其一定原因的。在我国，自古以来一直有以鞋来象征夫妇或情人两情相谐的风习，这种风气源于古代人的语言灵物崇拜，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有神秘交感魔力的东西，这种观念导致了大量的谐音达意以求趋吉避凶的习俗的产生。按“鞋”与“谐”同音，因此两者之间很早就被人们人为地赋予了颇为密切的联系。钱锺书先生在他的《管锥编》中论《太平广记》一书时，曾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华阳店妪》（出《稽神录》）杨伯彦将行，失其所着鞋，诘责甚喧，妪曰：“此即神告也：夫将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谐矣！”按卷四八七蒋防《霍小玉传》：“梦脱鞋，惊寤自解曰：‘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此唐人俗语，诗中屡见，如王涣《惆怅诗》之六：“薄倖檀郎断芳信，惊嗟犹梦合欢鞋”；白居易《感情》：“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因思赠时语，特用结终始：‘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李商隐《戏题枢言草阁》：“及今两携手，对若床下鞋”；陆龟蒙《风人诗》：“旦日思双履，明时愿早谐”。洪迈《夷坚甲志》卷一一《李邦直梦》亦有“鞋者谐也”之语。张云璈《四寸学》卷一云：“今俗新婚之夕，取新妇鞋，以帕包裹，夫妇交递之，名曰‘和谐’；《中华古今注》卷中：‘凡娶妇之家，先下丝麻鞋一两，取和谐之意。’”[7]

古代妇女绣花鞋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对于这种以鞋示谐象的风习，我们从《金瓶梅》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该书第二十七回，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之后，失落了一只红绣鞋，于是发生了“鞋子风波”。费尽周折之后，还是陈经济从小铁棍儿手里得到，最后把这只鞋还给了潘金莲。下文紧接着便有四句诗：

郎君见妾下兰阶，来索纤纤红绣鞋。

不管露泥藏袖里，只言从此事堪谐。

在这里作者即是以鞋喻“谐”，巧妙地为后文写潘金莲与陈经济暧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暗线。

元代钱裕墓鞋子无锡博物院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钱先生在引了上举的这些例子之后，接着又援引了上面提到的李开先的《词谑·鞋打卦》，认为用鞋来打相思卦的风俗即是由“鞋”与“谐’的这种谐音关系孳生而来；这自然是极有见地的看法。

但我们如果仔细推究，这里面似乎还有一个问题：以鞋“示谐象”之风习早已有之，而用鞋来打“相思卦”，为什么要到元明才产生流行呢？笔者以为，这种“鞋打卦”习俗的产生，当还与流行于当时社会中（特别是在贵族官僚阶层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人中）的“弓足崇拜”以及它的衍生物“弓鞋崇拜”有关。

这种“弓足崇拜”及“弓鞋崇拜”现象，从美学角度看，是一种病态、畸形的审美情趣；从性心理学角度看，则是属于英国科学家霭理斯士）Ellis,1859-1939）在他的《性心理学》中所论述过的“性的歧变”的现象。霭理斯在该书第四章“性的歧变与性爱的象征”中论“物恋”现象时曾指出：

有几种性爱的物恋现象，就它们心理学的关系而论，是往往很有曲折的。最明显的一例是足的物恋现象或鞋的物恋现象；在文明社会里，穿鞋代替了赤足，所以足恋可转移而为鞋恋，二者实在是一件事。把足和性器官联系在一起，原是古今中外很普遍的一种趋势，所以足恋现象的产生可以说是有一个自然的根柢的。……在少数而也并不太多少的男子中间，女人的足部与鞋子依然是最值得留恋的东西。[8]

而本书的译注者、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译注以上文字时进一步指出：

中国缠足的风气以至制度显而易见和足恋的倾向有密切的关系，近人最早指出这一点来的是郭沫若氏，见于他所做的一篇《西厢记》的序言里，本节所称足恋。郭氏叫做“拜脚狂”。[9]

中国古代的缠足陋习，照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起源于五代时的李煜和宫嫔窅娘，经宋元至明清而大盛。缠足既和“足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足恋”又是一种“性的歧变”现象，因此在《金瓶梅》中，纵欲无度的西门庆，很自然的就是这样一个“足恋”者。

像书中第四回写“赴巫山潘氏幽欢闹茶坊郓哥义愤”写西门庆与潘金莲幽会，西门庆“掀起他裙来，看见他一对小脚，穿着老鸦段子鞋儿，恰刚半扠，心中甚喜……”；第七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写薛媒婆撮合西门庆与孟玉楼见面，“薛嫂见妇人立起身，就趁空儿轻轻用手掀起妇人裙子来，正露出一对刚三寸恰半扠、尖尖趫趫金莲脚来，穿着双大红遍地金云头白绫高底鞋儿。西门庆看了，满心欢喜。”书中此类描写甚多，不赘述。

我们想要指出的是，按照霭氏的理论，“鞋恋”是“足恋”的伴生物，二者几乎是二而一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古代，“金莲”这个词既可以指女人的弓足，也可以指弓鞋），所以西门庆是一个“足恋者”，同时也是一个“鞋恋”者。书中许多涉及到弓鞋的描写，都与此有关系。像第六回“何九受贿瞒天王婆帮闲遇雨”中写西门庆“吃鞋杯”（这在元明时的许多笔记、小说中如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书中亦多有记载，可见这是当时一些贵族官僚和文人士大夫的一种低级趣味）；

尤其是本书第二十八、二十九整整两回中，几乎全用一个“鞋”字作为贯穿情节的线索，也都是缘此而来：潘金莲在丢失了一只大红绣花鞋儿，便急得什么似的，命春梅押着秋菊到处去找，千寻万觅无踪影，便拿“出气筒”秋菊撒气，又是打又是骂，又是罚跪顶石头。这样大费周折的原因，正在于西门庆后来自己说的两句话：“我达达一心喜欢穿红鞋儿，看着心里爱”；在找鞋的过程中，秋菊无意中发现了藏春坞暧房内西门庆的书箧里“和些拜帖子纸、排草、安息香包在一处”的一只大红绣鞋，却又引得潘金莲妒火中烧，要把这鞋“剁作几截子，掠到毛司里去”，原来这是来旺子媳妇的鞋、被西门庆当作“情物”藏到书箧里去的；又潘氏的鞋后来虽被找到，却已被油污了，于是潘氏便又自己动手新作一双红绣鞋，不料竟引得李瓶儿、孟玉楼、庞春梅纷纷群起而效尤。

古代妇女绣花鞋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到底，还不都是为了讨“足恋”兼“鞋恋”者西门庆的欢心。于是，这小小的弓鞋，除了能“示谐象”之外，似乎又另具了一层能决定是否被宠得爱的神秘力量，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要用弓鞋（睡鞋）来作为占“相思卦”的另一层原因。

[1]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57年，第85页。

[2]高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57年，第86页。

[3]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卷一“筮用钱”，上海书店1983年，第10页。

[4]“揲蓍”的具体方法比较复杂，此不详述，可参见高亨《周易古经新注》第七章《周易筮法新考》。

[5]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卷一“筮用钱”，上海书店1983年，第10页。

[6]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91页。

[7]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679页。

[8]霭理斯著、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三联书店1987年，第205～206页。

[9]霭理斯著、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三联书店1987年，第265页。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此文曾刊发于1993年《东南文化》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