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沙门天王与辽武备
龚剑
毗沙门天王信仰在自唐朝开元兴起后，五代、宋初时期盛行一时。辽朝的毗沙门天王的崇拜继承于唐朝，诸多辽朝佛塔、器物中都有毗沙门天王形象的存在，甚至在军器中也大量出现了毗沙门天王。本文从史料、实物中分析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的皮室军与毗沙门天王之间的关联性。
一、毗沙门天王崇拜
在佛教的宇宙观中，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的须弥世界所组成，须弥世界又由九山、八海、四大部洲组成。人和一切有情的生物均被称为众生，众生生活的世俗世界可以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界。东方提头赖吒天王、南方毗楼勒叉天王、西方毗楼博叉天王、北方毗沙门天王，守护四方天下。毗沙门为梵文Vaisravana音译，其意译为多闻天，其守护的世界是北方。
毗沙门天王的信仰起源大致在印度贵霜王朝时期（公元1-3世纪）控制的犍陀罗区域，随着佛教的东传，沿丝路向中原地区传播，其形象和崇拜首先进入西域，而西域最为崇信的则是于阗国。隋末唐初时期，毗沙门天王信仰已经随着佛教进入社会上层，隋文帝杨坚的小字“那罗延”，是典型的佛教梵语“金刚力士”之意；唐高祖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小字“毗沙门”，说明了隋唐上层贵族对佛教的认可。
唐朝初西游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一书中提到了西域一带毗沙门天的信奉，据该书载，中亚缚喝国（大夏国）纳缚僧伽蓝素有毗沙门天王像，供奉的毗沙门天王保护了该国免于突厥的寇掠：“突厥叶护可汗子肆叶护可汗倾其部落, 率其戎旅, 奄袭伽蓝, 欲图珍宝，去此不远, 屯军野次，其夜梦见毗沙门天曰 汝有何力,敢坏伽蓝。因以长戟贯彻胸背,可汗惊悟,便苦心痛,遂告群属所梦咎征,驰请众僧,方申忏谢,未及返, 命已从殒歿。”毗沙门天王特有的军事属性，在早期崇拜中就被刻意的强调。
图1 毗沙门天王
该书同时记载了西域于阗建国与毗沙门天王之间的重要关联。于阗国王甚晓武，敬重佛法，自云是“毗沙门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王于此棲止”，开国君主年老无而嗣，恐绝宗绪“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 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 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自兹已降,奕世相承。传国君临, 不失其绪。”于阗国佛教信仰者编织了如此殊胜的建国因缘, 使得毗沙门天王受到特别推崇,神庙内多诸珍宝,国人“拜祠享祭, 无替于时”。
唐朝贞观时期设立安西四镇后，其军事上的主要对手从突厥转换成吐蕃，唐与吐蕃战争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军事矛盾，某种程度上期望获得毗沙门天王护佑,取得战争胜利的愿望被人为的放大，也促使毗沙门天王的战神的功能不断被突出。
按照于阗国的传说，在于阗被吐蕃围攻时，毗沙门天王显圣，破吐蕃军，于阗国得以幸免，于阗国崇拜毗沙门天王的信仰必然对唐朝军队产生了影响，毗沙门天王能护佑于阗国，也必能护佑唐军，由此毗沙门天王也成为唐军中崇拜的神祇。
车道政领受敕命前往于阗国摹写天王样，是毗沙门天王于唐朝大规模流行的开始。大相国寺“西库有明皇先敕车道政往于阗国传北方毗沙门天王样来,至开元十三年封东岳时,令道政于此依样画天王像。”（《宋·高僧传》卷二六 《唐东京相国寺慧云传》）开元时期，唐密“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和尚持咒行法，请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领天兵天将，解唐军在西域被吐蕃之围：“往年吐蕃围于阗,夜见金人被发持戟,行于城上。吐蕃众数十万,悉患疮疾,莫能胜兵,又化黑鼠,咬弓弦无不断绝。吐蕃扶病而遁,国家知其神,乃诏于边方立庙,元帅亦图其形于旗上,号曰‘神旗’,出居旗节之前,故军出而祭之。至今府、州、县多立天王庙焉，一本云：昔吐蕃围安西, 北庭表奏求救, 玄宗曰：‘安西去京师一万二千里, 须八个月方到, 到则无及矣’。左右请召不空三藏,令请毗沙门天王,师至,请帝执香炉,师诵真言,帝忽见甲士立前。帝问不空,不空曰：‘天王遣二子独键将兵救安西, 来辞陛下。’后安西奏云：城东北三十里云雾中,见兵人各长一丈,约五六里,至酉时,鸣鼓角,震三百里,停二日康居等五国抽兵,彼营中有金鼠咬弓弩弦,器械并损,须臾,北楼天王现身。”唐军由于毗沙门天王的护佑，免于被吐蕃军攻灭。
至此，毗沙门天王由唐玄宗亲自推广下，开元朝开始大规模崇信。毗沙门天王形象开始在唐朝的壁画、绢画、器物中大量存在（图1、图2）。军中更是有毗沙门天王专门的祭祀仪轨，每次出战必定隆重祭祀拜请天王法力护佑，唐代宗时河东节度使都虞候李筌撰《太白阴经》卷七载：“……天王宜发大悲之心，轸护念之力，歼彼凶恶，助我甲兵，使刁斗不惊、太白无芒，虽事集於边将，而功归於天王”。《陀罗尼集经》记载毗沙门天王形象为：“右手同前，执矟拄地，左手屈肘擎于佛塔”，此形象成为敦煌壁画、绢画毗沙门天王的标准形式。
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北宋、西夏依旧延续了对毗沙门天王崇拜，军中专设天王堂毗沙门天王。《宣和画谱》中记载五代画家朱繇曾绘“北门天王像二、捧塔天王像一”这些画中神祇应该均为毗沙门天王。燕筠善于绘制天王像，《宣和画谱》记载收录“行道天王图一、天王图一”各一张，燕筠的绘画天王“笔法以周昉为师，颇臻其妙。然不见他画，独天王传于世。岂非当五代兵戈之际，事天王者为多，亦时所尚乎？至于辅世遗烈，见于澶渊，则天王功德亦不诬矣，宜为世所崇奉焉。”可见五代、北宋时期毗沙门天王仍然以军神的身份被军队所推崇。
二、契丹与佛教
契丹人原本为北方的游牧民族，随水草迁徙而无固定居所，其原始信仰是萨满教，于木叶山行祭天礼。唐末五代契丹势力范围不断扩张，与幽云等汉地的交流增多，当时在汉地十分繁盛的佛教信仰迅速为契丹贵族所了解和接纳，契丹人在发展过程中，原始萨满教己不适合社会的发展。加之契丹贵族不断吸取中原地区的唐朝文化、北亚地区的突厥文化，统治阶级开始选择佛教取代原始萨满教。
耶律阿保机建国后，效仿中原，建立封建王朝，辽太祖本人崇信儒家思想。《辽史》载：“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辽史》卷七十二 列传第二）耶律倍当时已被册封为皇太子，这段史料显示耶律阿保机本人希望在辽朝推行儒家思想，而且在他的心目中，辽朝是中国唐亡之后的正朔，除了阿保机本人之外，辽朝崇信佛教的已经非常兴盛，故在他询问时，周围的贵族“皆以佛对”。契丹立国之初，太祖耶律阿保机和皇太子耶律倍都试图用儒学作为整个国家的信仰基础。但是在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在述律皇后的帮助下夺取了皇位，这有悖于传统儒家思想，所以他当然不会崇信儒家思想。作为夺位的皇帝，他也需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和统治思想，他选择了佛教作为契丹国的信仰。佛教在辽朝影响力是在不断扩大，至辽中叶以后，辽人崇佛达于极端，以至于元史上评价辽朝对佛教的态度“辽人佞佛尤甚”，以至于“辽以释废”的评价。
辽朝立国后与幽云地区的后晋、北汉、后周等国多次交战，将当地大量人口北迁至契丹内地，仿照汉地规制新建城市，为了安抚这些汉地移民，巩固辽对新建城市的统治，辽国皇帝更是大力推行佛教信仰，广兴寺院佛塔。辽代佛教寺院的源流，直接来自唐代北方地区的佛教寺院，也深受延续唐代制度的渤海国佛教寺院的影响，因此从整体寺院的殿阁配置，到单体建筑的结构形式、空间陈设，都保留了浓厚的唐代遗风。现存的辽朝佛教遗址较多，有辽庆州白塔、应县释迦木塔等，辽庆州白塔周围浮雕武士像（图3），是研究辽武备的重要参考。
毗沙门天王信仰同样存在于辽朝，关于毗沙门天王信仰最早传入契丹的时间，现已湮没不可考，不过鉴于辽代制度与文化多有因袭唐朝之处，既然毗沙门天王信仰在唐玄宗以后在中土已大为昌隆，那么这一信仰也势必在唐中期以后便从中原传至契丹。毗沙门天王在唐、五代时期一直被赋予军神的职能，被军队大加供奉。辽朝肇造于中国北方，唐亡后以中国自居，那么受唐朝文化巨大影响的契丹人也将毗沙门天王视为军神加以崇拜，选择护佑北方的毗沙门天王做为军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皮室军
北方草原民族的亲兵制度传统源远流长，契丹之前可追溯至匈奴、拓跋鲜卑、柔然汗国、突厥汗国、回纥汗国，契丹后世之女真、蒙古，在史料中国均可见创立侍卫亲兵制度。
耶律阿保机在任契丹迭剌部夷离堇时期，就开始组建自己的亲兵群，与阿保机为“肺腑之亲”并“相与易裘马为好”的耶律曷鲁，因担心耶律滑哥对阿保机不利，“常佩刃从太祖，以备不虞”；“太祖潜藩，日侍左右”的萧敌鲁；“早隶太祖幕下”的耶律斜涅赤，都是耶律阿保机亲兵中的核心人物，耶律曷鲁是耶律阿保机的堂兄弟。早期的耶律阿保机亲兵规模不是很大，多是阿保机身边的血亲、姻亲和值得信赖的人担任亲兵首领。在此基础上，耶律阿保机变家为国，实现皇权世袭，这势必受到部落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建立一支新的强大的侍卫亲兵成为当务之急，“腹心部”、“皮室军”应势而生。
“皮室”属契丹语，《辽史·国语解》中注释“皮室”为“军制”且“皆掌精兵”；宋琪在呈宋太宗的《平燕蓟十策》中称辽朝有“皮室兵约三万，皆精甲也，为其爪牙。”由这些记载可知，皮室军作为契丹的一支军队，成员精良，是耶律阿保机的亲信武装，天子禁军。辽初，“皮室军”作为耶律阿保机近身侍卫，保卫皇帝安全，其主要的职能是宫廷宿卫。皮室军在宿卫辽皇帝的同时，也随同辽帝御驾亲征。太祖耶律阿保机“北追剌葛”（《辽史》卷一 本纪第一 太祖上），腹心部首领“遏古只（萧阿古只）临阵，射数十人毙，众莫敢前”（《辽史》卷一 本纪第一 太祖上），于榆河大败耶律剌葛余党，平定诸弟之乱。右皮室详稳耶律老古随耶律阿保机南征，“太祖侵燕、赵，遇唐兵云碧店，老古恃勇轻敌，直犯其锋。”（《辽史》卷七十三 列传第三）。右皮室详稳耶律朔古“从（太祖）伐渤海，战有功”（《辽史》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天显十一年，太宗亲自率军援石敬瑭，左皮室详稳耶律颇德勒兵为援，“领轻骑袭潞州，塞其（张敬达）饷道。”（《辽史》卷七十三 列传第三）从诸多史料可知，皮室军在宿卫辽朝皇帝的同时，还随同辽朝皇帝出征作战。至辽圣宗朝，皮室军逐渐不再近身护卫皇帝御帐，开始驻防宿卫辽上京和皇帝“四时捺钵”的驻地，同时也常常做为对外征战的主力军，说明这个时期皮室军已经开始从宿卫部队转为野战部队。
关于皮室军名称的含义，《辽史》却并未提及。长期以来，后世学者依据北宋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记载，契丹称“金刚为比室取其坚利之名也”。认为“皮室”乃“金刚”之意。据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载，余靖通契丹语，能作北语诗。故余靖谓“比室”乃契丹语“金刚”之意，颇为可信。“金刚”一词来自佛教，意译自梵文vajra，佛教传入中国，也音译为“嚩日罗”、“伐折罗”、“跋折罗”等等，佛教典籍由梵文转译为汉文“金刚”一词时，保留了其在梵文中坚不可摧的意义，《三藏法数》说“金刚者，金中最刚”，即是此意。故余靖称契丹人以“皮室”命名军队，是“取其坚利之名”。最近国内学者对“皮室”二字有更多一层的解读，“皮室”极有可能是“毗室啰末拏”之略音，《金史》之中记载辽“皮室军”写作“毗室军”，而“毗室啰末拏”另一个转写是“毗沙门天王”。那么皮室军极有可能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接受了唐代以来军中崇信毗沙门天王的信仰，也将毗沙门天王视作军神在辽军中推行，加之毗沙门天王所守护的北方正是契丹国所在方向，故而便以其名号“毗室啰末拏”之略音“皮室”来命名自己的大帐亲军，希望以此使这支军队得到军神法力庇佑，兵锋所向，望风披靡。这是是“皮室军”名称的一种新解读。无论是哪一种解读，“皮室”一词都与辽朝佛教信仰有深刻的关联。
四、出现毗沙门天王的辽军器
随着国内近二十年来对历代武备收藏的重视，国内武备收藏家收藏了相当数量的辽武备实物。在一些实物中，发现了毗沙门天王像和武士像（金刚）。
1、甲片
辽甲冑在辽武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辽史记载“辽国兵制……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视其力。”（《辽史》卷三十四 志第四 兵卫志上）从辽史可知辽军的武士、战马都披挂铁甲。“人铁甲九事”是指完整辽铁甲包含九部分，究竟是哪九类，史料并未详细说明。如果按照同时期北宋《武经总要》来看应该有“兜鍪、披膊、身甲”等几部分，其余诸件不得而知。辽甲冑武士图像极少，赤峰庆州白塔中有辽甲冑武士形象，总体与北宋石雕武士相似，身甲状态明显带有唐朝风格。
1953年发掘的赤峰大营子辽墓中出土“铁盔（兜鍪）1顶。锻制，体分四瓣，每瓣锻接处有凸起小棱，每面有铆钉十，前额部正中有铁叶，体高26，口径21厘米。”（图4）（《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考古学报》 1956年3期）此盔自从发掘后未见实物展出。同类风格的辽盔在徐州博物馆也有保存（图5），不仅国内曾经出现，在现俄罗斯外贝加尔赤塔地区也出土形制完全相同的铁盔（图6）。从已知的辽盔来看，辽盔属于八瓣式结构，正面盔叶上有向上弯曲的眉毛形装饰，盔体有一圈金属包边，正面盔叶下沿有护额，与唐敦煌壁画中唐盔有相似处，唐、辽盔的护额明显是受到了突厥风格影响。
图5 徐州博物馆辽盔
图6 俄罗斯 赤塔 契丹盔
赤峰大营子辽墓内还有铁甲叶出土，“出土时堆积一起，部分丝织品仍旧贴在冑叶片上，折合重量一百公斤左右。其中可分两类：一类，羽状甲冑片，下圆上方，背有四个小孔连在一起，长短宽窄不同，长5-7.2，宽2.5厘米。二类，楔形甲片，上宽下窄，背有钉四，长10.2，宽3.5-4厘米。”（《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 郑绍宗《考古学报》 1956年3期）一类甲片应该是属于身甲；二类甲片属于马甲，考古报告未提供甲片图像。
国内的考古中实物中没有发掘出完整的辽甲冑，部分辽墓中有残存的铁甲片，多锈蚀损毁。
武备收藏家马郁惟先生收藏有一套出自东北地区的鎏金青铜毗沙门天王甲片（图7.1），甲片上端呈圆弧形，下缘较为平直，正中有浮雕毗沙门天王立像，右手持戟，头戴高冠，脑后左右有牛角形，披膊为甲片编缀成型，胸前有两凸起圆护，腰部捆扎大带，由甲片编缀的甲裙较长至小腿，右臂曲肘手托塔。甲片左右两侧各开4孔，下端上下两排开7孔。在其中一甲片下缘，明显能看出7孔连接铁甲片的痕迹，笔者推测鎏金甲片下的铁甲片应是此种排列形式（图7.2）。此套甲片现存九片，应是同一范铸造而成，天王表面经过简单修形，表面鎏金层较厚。
除了马郁惟先生保存的此套甲片，武备收藏家潘赛火先生也收藏东北地区所出的类似甲片（图8），此甲片整体呈圭形，随外缘起双脊线，在双脊线内开7组孔，每组开双孔，毗沙门天王头戴宝冠，右手持长戟，左手托塔，胸口明显可见圆护，甲裙是分成三层，头顶两侧有明显的长足云纹。
这两类甲片都出自东北地区，从图样和材质来看是较为典型的晚唐、辽初时期作品，两甲片虽然虽然形制不同，但是在天王的帽冠、开脸、衣甲、长戟等细节上有高度的相似性，甲片中的毗沙门天王形象与敦煌千佛洞所出，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图9）、大英博物馆（图10）的晚唐、五代毗沙门天王形象极为相似，毗沙门天王的甲冑形式明显已经从初唐时期的“于阗式样”过渡的中唐以后“敦煌新样”，胸口出现两个较大的圆护，前后身甲由肩带连接，压于披膊之上。天王甲冑的“敦煌新样”明显是西域突厥式样的甲冑和中原甲冑结合后形成新造型，毗沙门天王右手持长戟，左手擎塔，头戴宝冠，身擐长甲的造型从中唐开始出现，逐渐成为晚唐、五代、辽、北宋的标准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