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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政府与蒋介石“反攻大陆”

2018-04-05 北方青杨 北方青杨

肯尼迪政府与蒋介石“反攻大陆”

作者|刘子奎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蒋介石在太武山上题写成语“勿忘在莒”,鼓励台湾军民勿忘反攻大陆


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一直把“反攻大陆”、恢复国民党对全中国的统治作为最高目标。对于蒋介石而言,能否实现其目的关键在于能否取得美国的支持。本文根据有关解密资料讨论肯尼迪政府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的。

  

一、肯尼迪政府与蒋介石1962年“反攻大陆”


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美国的支持和参与下,国民党不断发动对大陆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其他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破坏活动,但均告失败。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60年代初中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际上同苏联分裂加剧。蒋介石认为这是重返大陆的天赐良机,于是积极策划“反攻大陆”。1961年3月,蒋介石提出在大陆空投二三百人的计划,要美国提供帮助。7月,肯尼迪批准的计划只同意台湾当局在华南分批空投6个20人的小组。但准备工作完成后,台湾当局因人数太少不愿执行这一计划。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蒋介石担心美国公开实行“两个中国”政策,更担心美国与蒙古改善关系成为与大陆改善关系的序幕。为阻止这种局面的出现,蒋介石设想通过“反攻大陆”把美国拖入军事行动中。1962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公开宣称“国军对反攻作战,已有充分准备,随时可以开始行动”;1962年的任务是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蒋介石非常清楚,“反攻大陆”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就是纸上谈兵。1月24日,他询问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因,“同肯尼迪讨论全部问题的时机是否已 34 42233 34 14399 0 0 7201 0 0:00:05 0:00:01 0:00:04 7199经成熟”。 


在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之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科默向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邦迪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科默在对大小规模登陆的可能后果进行仔细分析后说:“我不赞成放松对蒋介石的束缚”,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就成功地推动了北京和莫斯科的再次紧密团结”,建议阻止蒋介石的行动。科默的建议代表了美国政府内部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但对肯尼迪政府而言,是否支持蒋介石采取行动是个两难选择。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台“大使”庄莱德告诉蒋介石,希望他的新年讲话并不意味着政策变化,并提醒其行动前需与美国商量。但庄莱德认为这样做只会使蒋介石对肯尼迪政府的中国政策更加忧虑,拒绝按照命令行动。美国国务院转而要求庄莱德与台湾当局“外交部”谈。但由于庄莱德过分亲蒋,科默建议派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作为特使传达这一信息。 


在哈里曼赴台前,美国派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到台湾摸底。在2月23日的会谈中,蒋介石坚持“反攻大陆”,宣称他并不想要美国参加,而只是要求美国“默认”并给予可能的或间接的后勤支持。威廉·邦迪没有做承担任何义务的回答,只是强调共同磋商的重要性。但他感到,对蒋介石的建议不做回应是困难的,而且无论是否支持其“反攻大陆”都对美国不利。于是,庄莱德建议继续讨论,一旦台湾当局提出特别计划,美国军事部门将研究其可行性并提交政府高层考虑,并提议在双方讨论中不应“直截了当”地否定,应要求台湾当局“提出具体的能支持其对大陆情况的估计和在人民中鼓动起义的可能性的情报”,以免蒋介石铤而走险。美国政府基本上采用了这一使蒋介石颇为棘手的策略。


由于庄莱德任期届满,美国政府派海军上将柯尔克为新任驻台“大使”。由于柯尔克对蒋 介石“反攻大陆”计划持反对意见,实际上很不利于蒋介石向美国“推销”他的计划。庄莱德在返美之前拜访了蒋介石。针对蒋介石担心庄莱德离任后美国将改变对台政策,庄莱德保证美国无意改变对台政策的同时阐明了美国反对发动大规模反攻的立场。他说,美国“希望采取小规模的行动以探测中共的反应和收集情报”。而蒋介石坚持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认为“任何拖延都会使中共从目前的形势中恢复过来”。庄莱德只得要求他考虑整个世界的形势和 美国的责任。为安抚蒋介石,庄莱德补充说:“相信大陆的情况会继续恶化,或许会有更好的机会”,“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冒险将会对大陆的行动提供良机”。


在新“大使”到任前,庄莱德推荐克莱因同蒋经国讨论“反攻大陆”事宜。台湾当局要 求美国支持空投几组二三百人的队伍到大陆,克莱因认为,如果直接拒绝这个要求会激起强烈反应,可能出现反美示威游行、打乱美国的计划,甚至可能促使蒋介石“冒险”进攻大陆,强行把美国拉入两岸冲突。为此,庄莱德提议,可为台湾当局发动一次50人~100人“反攻行动”提供空运工具和其他支持,但准备工作需要6~12个月的时间。但蒋介石坚持要在1962年进行“反攻”。3月8日,美国国务院情报和政策研究司主任希尔斯曼到达台北和蒋经国会谈。蒋经国阐述了1962年发动“反攻大陆”的理由,希尔斯曼则坚持要求台湾当局拿出更多的、更好的情报。3月14~15日,哈里曼访问台湾。肯尼迪要他转告蒋介石:双方1954年的换文仍是讨论“反攻大陆”的基础,“反攻大陆”应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在古巴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美国只同意空降6个20人小组的计划,进行200人的空降必须有令人信服的情报。“行动的规模越小,民国政府越能完全控制它,就越可能获得我们的赞成”。蒋介石先后两次与哈里曼会谈。蒋介石表示,重返大陆是台湾当局的事,台湾当局唯一的义务是同美国磋商而不是达成协议。哈里曼则坚持,不仅要磋商,还要达成协议。蒋介石只得表明台湾当局不会背着美国政府做任何事,也不会损害美国利益,并否认今后几个月台湾当局会采取行动。他还说:“反攻”必须得到大陆人民的帮助,只有大陆人民反对共产党政权时他才会发动“反攻”,但现在是第一阶段,需要从美国得到运输工具执行空降任务以引发大规模的起义。“现在是天赐良机,必须抓住,否则就永远失去了。大陆的情况不会变得更坏,明年秋天可能是决定性的阶段”。但哈里曼并没有被蒋介石的言论所打动,只是说美国希望谨慎从事。


3月21日,蒋介石携蒋经国与克莱因谈话,要求美国秘密保证:美国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支持“中华民国”的秘密行动并援助大陆的抵抗力量;当双方认为“反攻”行动可以进行时,美国应秘密支持“中华民国”的军事行动;美国应提供飞机运送大批武装小组到经过选择的目标地区。希尔斯曼和哈里曼回国后,3月28日,美国情报机构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景和后果进行评估,结论是:虽然公众对中共的不满和混乱会扩大,但新中国仍能应付内部的挑战;即使台湾当局的特别行动小组能在大陆立足,短时间内也会被消灭;在没有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时,没有人会加入“中华民国”的部队;要取得军事胜利,没有美国大规模的援助是不可能的;而美国若拒绝支持台湾当局采取特别行动的建议则会造成美台关系的紧张;即使美国不同意,在1962年台湾当局也会发动一些特别行动;新中国可能在海峡地区采取报复行动;一旦新中国受到威胁,苏联会利用这一机会把新中国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


驻台“使馆”官员高立夫认为,虽然蒋介石仍在为“反攻大陆”做积极准备,想把美国 逼上他设计的道路,但具体行动时间还不清楚。美国的态度应该是既不要鼓励也不要断然拒绝蒋介石,只要美国表明在根本目标上是同情台湾当局的,并愿意研究“反攻大陆”计划,至少在未来几个月台湾当局不会发动单方面进攻。高立夫建议与台湾当局讨论空降200~300人或更小的“反攻大陆”秘密计划,详细审查台湾当局的秘密行动计划,以便为日后美国反对 这一计划时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3月31日,美国政府召开了最高会议,听取克莱因关于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计划的报告并商讨对策。肯尼迪批准的最后决定包括七点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美国认为台湾当局所要求的行动规模没有确凿的证据;应当联合调查大陆的情况并对将来的计划细节相互磋商;美国赞成试探性行动,建议把重点放在使用海上力量袭击沿岸的可能性上;授权克莱因与台湾当局就“反攻大陆”进行磋商;美国将为台湾当局准备两架C—123运输机并在美国训练飞行员,当双方就行动达成协议时,美国将向“中华民国”提供飞机。此外,肯尼迪还特别加上“必须理解,我们正为这一行动做准备,但并没有决定实施这一行动的时间”。


美国政府一面实施拖延的对策,一面要求台湾当局不要大肆鼓吹“反攻大陆”。4月14日,克莱因返台后将美国的决定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把“反攻”日期从6月推迟到10月,还答应与美国合作搜集情报,但同时表示希望美国保证10月1日为空降日期,美国应“同意在空降成功后开始联合研究秘密或公开的军事行动计划,同意两国政府根据情况决定空降的实施和随后的行动”。但美国政府表示只考虑研究空降的可行性,拒绝讨论随后的行动,这使蒋氏父子“陷入绝望的低潮”。尽管十分不满,蒋介石还是表示“愿意接受七点原则作为今后研究与合作的基础”。不过,蒋介石并不甘心完全听命于美国,他悄悄加大了准备步伐,于4月批准了一项25亿美元的军事准备和特别税收计划。美国对此非常不满,要求台湾当局说明军费性质和内容,并威胁说如果不接受检查,美国政府将重新审查援助计划。在强大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承诺不再增加军费。 


此时,东南亚局势突起波澜,大陆大批灾民涌入香港。5月17日,蒋介石通过克莱因向肯尼迪转述他对形势的看法:难民潮表明中共公共安全控制体制开始崩溃,“反攻大陆”时机成熟,形势对美台双方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国民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支持大陆的反共抵抗力量;台湾当局高层特别是军方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日渐高涨,如果继续延期“反攻大陆”行动,将面临日益增加的不满甚至很难控制内部的反对;承诺在10月1日以前不采取行动,但若超过此时限将非常困难,如果美国能提供5架C—123运输机、16架B—57轰炸机、20~25艘坦克登陆艇,他就能向军方说明继续等待是值得的,也能使人民相信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希望肯尼迪理解,威胁报复和限制美援只会产生副作用,“只会毁坏中华民国政府的声誉并在台湾造成不稳和反美情绪”;最后,他保证台美“在任何问题上都可能进行合作”。与蒋介石对形势的判断相反,美国认为灾民涌入香港并不表明大陆人民准备把不满转变为政治行动或欢迎蒋介石重返大陆;大陆的经济灾难也不意味着普遍的有组织的抵抗中共的行为得到发展,新中国仍有强大的力量。但蒋介石还是向美国提出了准备在广东和福建沿海登陆、进而向两省内部推进的第二阶段“反攻大陆”行动大纲。针对此计划,希尔斯曼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认为台湾当局的政策由一系列紧密相连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组成,政治目标是继续确保美国的支持并保证美国不会走向“两个中国”;军事目标是寻求美国增加物质援助并使美国永久卷入其重新控制大陆的努力;核心是重返大陆。但在新中国,“反叛的范围超过一个省的机会几乎没有”,而接受台湾当局领导的“可能性更小”,如果“真正威胁到中共政权,苏联肯定会干预”,“对美国而言将伴随着一个从政治上的尴尬到战争升级的冒险”。对于美国如何应对,他提出了四个选择,即默许、直率拒绝、拖延应付、礼貌地延期。在分析了四个选择的利弊后,认为最后一个选择将使美台关系处于一种可以忍受的紧张限度内。


为应对蒋介石的进一步要求,5月29日,肯尼迪召开高级顾问会议,确立了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行动的方针:决定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准备一份“特别行动目录”,以获取大陆更多的情报,在没有确切情报的情况下不考虑参加公开行动;对于运输机、轰炸机和坦克登陆艇等要求采取拖延战术;说服蒋介石延期发动大规模空降。


为摸清蒋介石的意图并说服他接受美国的安排,6月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卡恩访问台北,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谈。蒋介石宣称只有大规模的两栖行动才构成“正式的军事行动”, 试图把空降200人的行动排除在需要获得美国事先同意的“正式的军事行动”之外。麦卡恩对此表示反对,并说空降200人是相当大的行动,应由双方充分合作和达成协议。之后,麦卡恩转达了肯尼迪有关需要收集更多关于大陆情报的想法。尽管表示同意,蒋介石仍坚持仅仅收集情报是不够的,还必须发动行动。为使蒋介石满意,麦卡恩表示,两架飞机正在准备过程中,另外三架也在考虑之中。


对于台湾当局不断宣称要“反攻大陆”并发动的一些小规模骚扰,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今后的关键问题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中央命王炳南立即返回华沙会见美国代表,了解美国的态度,争取美国出面制止蒋介石的行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从5月中旬就开始做军事上的应急准备,下旬东南沿海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7月初,各军兵种部队已在指定地点部署完毕。


美国对大陆在东南沿海大规模军事调动十分敏感。6月18日,麦卡恩向肯尼迪建议,美国应开始为两岸冲突储存装备,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认为没有必要。希尔斯曼也提交了对大陆军事调动意图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共首要目的是“阻止台湾对大陆的进攻,并确保对台湾发动的所有意外事件的防卫是充足的”,但他更倾向于相信中共是在“利用部队调动来制造新的沿岸岛屿危机”,建议美国必须尽快阻止中共行动。19日,肯尼迪召集军事顾问泰勒、麦·邦迪和麦卡恩等人讨论两岸形势,认为中共很可能全面“进攻”沿岸岛屿,要求台湾当局不要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或采取行动给中共“进攻”提供借口。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台湾当局不得不收起“反攻大陆”的高调。 


6月20日,肯尼迪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大陆军事调动意图。麦卡恩认为中共防御的可能性较小、而发动突然进攻的可能性较大。麦克纳马拉建议让准备返航的第四航母舰队留在太平洋;在台湾海峡附近布置航母舰队;对大陆进行空中侦察;增加高空力量。肯尼迪几乎批准了他的全部建议。会议还决定,通过苏联、英国及华沙会谈警告中共。肯尼迪还要求通过美联社透露美国已知道大陆的军事调动,探测中共的反应。


6月22日,代理国务卿鲍尔拜访英国大使,请他尽快通知新中国:美国目前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当天下午,哈里曼约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说派柯尔克为驻台“大使”并不表明美国支持或鼓励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如果中共的军事行为意在进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他希望苏联约束中共可能的进攻。6月23日,王炳南邀请美驻波兰大使卡伯特喝茶。王炳南表明,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正准备入侵大陆,美国必须承担责任。卡伯特声明,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任何进攻,根据条约,没有美国的同意,台湾当局不得发动进攻。他要求中共保证不进攻台湾,否则,将存在美军卷入的严重风险。通过这次谈话,美国判断出中共真正的担心是美国支持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 


6月27日,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在该地区使用武力”,任何对沿岸岛屿的威胁都会使美国把它与台湾的安全和该地区的和平联系起来并做出判断。之后,肯尼迪要求驻台“使馆”向蒋介石表达他反对“反攻大陆”的“强烈愿望”。柯尔克到达台湾的第二天,就与蒋介石举行私人会晤并转达了肯尼迪的意见。蒋介石保证不会发动对大陆的进攻,但要求美国澄清在华沙会谈中向中共保证不支持“反攻大陆”是否属实。7月5日,在正式会见柯尔克时,蒋介石首先保证将与美国的政策进行协调,随即强调了保持人民和军队士气的重要性。哈里曼要求柯尔克坚持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立场。7月7日,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蒋廷黻拜会腊斯克,在保证不会执行冒险政策后,希望在大陆形势恶化并引起大规模的起义时,美国能采取“或多或少灵活的态度”。腊斯克则回应“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采用灵活政策”。8月3日,蒋介石要求美国提供轰炸机、运输机和登陆船等装备。美国国务院指示柯尔克,表示美国不拒绝提供登陆船和轰炸机,可以参与研究大陆形势恶化时台湾发动两栖进攻的能力,但不参加制订联合计划。为降低不利反应,美国答应送交已准备的两架C—123运输机,以支持小规模空降计划。8月22日,肯尼迪批准了台湾当局小规模空降行动计划,之后又同意为台湾当局购买的200艘橡皮艇发放出口许可证。


但蒋介石并不满足于此,想以推迟“反攻大陆”换取美国答应提供更多装备的承诺。9月6日,蒋介石与柯尔克进行了辩论式谈话。就在这场谈话后的第二天,即将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访问台湾并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首先表示了对重返大陆不可动摇的信心,继而对美国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表示遗憾,断定美国不支持的原因是害怕赫鲁晓夫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泰勒感到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越来越困难。在给肯尼迪的报告中,泰勒认为,美国允许台湾当局拥有进攻大陆的军事力量并帮助其平衡财政预算赤字,使蒋介石始终抱有“反攻”的希望;并建议告诉其美国不支持“反攻大陆”和美国的真实意图。11月30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对华政策文件。关于“反攻大陆”,建议美国“应避免,同时也要台湾避免采取一定规模的会冒极大损失风险的反对大陆的军事行动……但我们应继续支持或增加由台湾采取的用作收集情报目的的小规模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我们应向台湾清楚表明只有大陆内部的强大力量邀请他们重返大陆时,我们才能正视这种可能性”。 


1960年代的台湾政治口号


二、肯尼迪政府与蒋介石“反攻”重点的改变 


由于不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台湾当局便发动了一系列小规模袭扰。10~12月,新中国消灭了九组美蒋武装特务并公之于众。世界舆论的谴责使美国十分尴尬。1963年1月,柯尔克向台湾当局“外长”沈昌焕抗议,并指出现在在台湾海峡地区美国不能采取任何被谴责为侵略的行动。虽然遭到美国的抗议和众多国家的谴责,蒋介石仍坚持“反攻”。1963年,蒋介石多次发表“反攻”声明并训练伞兵、组建空降师。同时他还交给驻台美军司令迈尔逊《国军登陆指导纲要》,说明登陆地区和登陆规模,并说明该行动是“中国内部事务,是它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与任何其他国家都毫无关系”。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哈里曼要高立夫向沈昌焕表明美国不同意修改条约和换文,任何行动都必须双方一致同意。同时麦·邦迪建议为避免灾难性的结果,只送两架C—123飞机给台湾,以免台湾当局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 实行大规模空降。


柯尔克向肯尼迪建议重新审查台湾对美国利益的意义,公开“严厉警告不得进攻大陆,一旦蒋介石发动侵略,要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干预”。肯尼迪给蒋介石写信,暗示其不要绕过“大使”与他联系,并答应讨论把另外三架C—123运输机送到台湾。3月15日,蒋介石给肯尼迪写信,大谈大陆日益增加的骚乱和中苏分裂的加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反攻良机,敦促双方进行磋商以给台湾当局“解救暴政统治下的同胞充分的支持”。肯尼迪则回信说美国确信蒋介石的判断是错的,不同意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5月22日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但蒋介石仍命令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向美国代理副国务卿约翰逊探询,约翰逊基本重复了肯尼迪的观点。这样,蒋介石试图使美国支持他大规模“反攻”的计划再次受挫。


经过这次挫折,蒋介石逐步改变了重点,转而强调“政治反攻”。高立夫在1963年9月6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除了小规模的试探性行动外,他没有看见台湾当局进行“反攻 大陆”的军事或准军事行动准备;蒋介石更关注政治行动和心理战;建议抓住时机和蒋介石 讨论,敦促其采取政治行动造成中共内部紧张。


9月初,蒋经国访问华盛顿,会见了哈里曼、希尔斯曼和已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克莱因等政要,转达了蒋介石对世界形势和“反攻大陆”的看法:即在未来的18个月不会“反攻大陆”,除非大陆发生叛乱;要求美国合作并支持台湾当局的秘密行动和努力增加准军事人员渗透的规模;美苏关系会继续维持现状,中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虚弱,苏联不会援助中共,现在是美国和台湾当局解决大陆问题而又不会触发一场世界大战的时机。蒋经国承认解决大陆问题是政治手段多于军事手段,而政治手段包括政治战、心理战、“外交”行动和诸如沿岸海上袭扰以及空降准军事人员的准军事行动。蒋经国还说,台湾当局已发现了中共的导弹和原子装置的位置,希望和美国合作除掉它们。威廉·邦迪说,美国高度重视削弱中共的措施,但反对发动一场会导致严重冲突的行动。他强调发动“反攻大陆”的时刻还未到来,可能永远不会到来。这实际上排除了国民党发动大规模行动的可能。


9月11日,蒋经国拜会肯尼迪。他首先转交了蒋介石的信,其中声称空降游击队员袭击时刻已到。然后蒋经国具体介绍了台湾当局的设想:要求增加另外5架C—130运输机和登陆艇,实施规模为500人的袭击。一旦时机成熟就占领江南一省或数省。肯尼迪说如果可能,美国也希望“削弱甚至推翻中共政权”,“美国愿意做任何合理的能削弱中共力量的事情”,但美国不会卷入注定会失败的进攻行动,美国的政策应由现实而不是希望来决定。但他答应美国将与台湾当局加强情报方面的合作。据此,美台成立了一个联合小组,制定对大陆行动计划,包括“反攻大陆”的政治路线;策反大陆党政军人员;破坏新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基地。美国将为此提供所需的充足物资。蒋介石终于认识到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反攻大陆”不会有实质的结果。1963年12月,新“大使”怀特报告说,“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沉寂下来了,没有迹象表明蒋介石正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行动。“反攻大陆”不得不黯然收场。


对于“反攻大陆”,肯尼迪政府采取了模糊政策,默许和鼓励小规模行动,但拒绝并时刻警惕台湾当局发动大规模行动,实际上决定了“反攻大陆”的限度。美国始终把危机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既使台湾始终依附于美国,也保持对大陆的持续压力,同时避免了卷入与苏联或中国的直接冲突。这是模糊政策带来的正面效应,但同时这一政策也使美国不能完全拒绝台湾的要求,在每次阻止台湾当局发动大规模“反攻”之后,总要作些补偿或不得不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因而,美国承担的代价越来越高,压力也越来越大,这是负面效应。台湾当局也就是在这种政策下得以保持其既有地位。


美国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采取的政策与其遏制大战略紧密相关。从理论上说,遏制苏联需要分裂中苏同盟。在肯尼迪政府看来,如果支持蒋介石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行动, 新中国面临威胁就可能向苏联寻求支持,中苏可能重归于好,甚至可能导致美国与苏联的战争。因此,肯尼迪政府不仅要向盟友显示其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性,而且要表现出其对盟友的可靠性,这样它不能完全拒绝台湾当局的要求,唯一可行的政策就是在反对台湾当局大规模“反攻”的同时默许甚至支持其小规模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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