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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他起草的
北方青杨
昨天
“我们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习近平。
昨天，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会，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进程的政策措施。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这份振聋发聩的《告台湾同胞书》，实际上是由胡乔木和谭文瑞起草的。初稿写成后，邓小平只字未改，当即拍板“赶快分送政治局的各位同志过目”。此后再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最终发表。算起来，这份重要文告前后只用了10天时间。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有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经过协商发表《上海公报》。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关系，互设联络处，但美国仍然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继续在台湾驻扎军队。
到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希望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经过两国代表将近半年的谈判，终于在1978年12月16日达成协议，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美国接受中方坚持的“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原则，宣布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1978年12月22日闭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正式拉开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序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的贡献。”
时任人民日报社国际部负责人谭文瑞回忆道：正是面对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邓小平同志作出决策，在促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这就有了《告台湾同胞书》诞生的前提。
1978年12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指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让他负责起草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重要文稿。
胡乔木
于是，胡乔木找到当时人民日报社国际部负责人谭文瑞，告诉他需要在三、四天内草拟一个初稿。当时，谭文瑞正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为邓小平访美做准备的工作。
胡乔木向谭文瑞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在这份文告中，要表明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不再用“解放台湾”的口号，并要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沿海岛屿；提出两岸通航、通邮、通商。
“胡乔木特别叮嘱说：这个文告既要面对台湾老百姓，也要面对台湾当局。行文不用党报社论的格调，语气要委婉平和些，可以半文半白，适应台湾同胞的习惯，让他们能听得进去。”谭文瑞回忆说。
他花了四天时间，按照胡乔木所说的精神把稿子写成，给他送去。后者对稿子作了精心润色，并加了一些警句，比如“这种绵延多少岁月的互相思念之情与日俱增”等。
谭文瑞
当年12月24日，胡乔木和谭文瑞一起，带着打印好的修改稿送到邓小平家中，由他亲自审定。
“胡乔木让我当面逐字逐句把稿子念了一遍。小平同志听完后，只字没改就表示认可，当场拍板说：我看可以了，赶快分送政治局的各位同志过目。”
两天后，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
1979年1月1日，《告台湾同胞书》正式发表，并创造了多个“第一”。
如文告是首次提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害；
文告也是首次表示，大陆方面不仅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文告还是首次倡议通过两岸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推动两岸同胞自由往来，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两岸“三通”。
这些耳目一新的对台政策主张，当时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侨、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
昨天，习近平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可以说，和平统一本质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然结果，谁也阻挡不了它的瓜熟蒂落。40年前我们提出和平统一时还只是区别于以往政策的新路线标识，而今天它已随着民族复兴的日益成形而成为现实的愿景。
资料来源：新华网、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告台湾同胞书》起草记、直播港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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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知识精英的家国痛史，读罢心在滴血！
《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系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作者为前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岳南。
所谓“南渡”，是指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北归”，则是指他们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柳传志曾表示：“岳南的《南渡北归》，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至今不能全面反思文革，令人尤为痛心。这套书尽量真实地从某一个角度描绘当年的历史，文笔也好，很好看，学习历史，政治家可以更好地治国，我们老百姓最起码可以做个明白人。”
任志强更感言：“也许是年龄与时代的原因，我读《南渡北归》第三部更有味道，欲哭无泪。当“南渡残生梦独多”和“北归残梦终成空”时，历史还原了真相。同为天涯两岸的民族各自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却隔不断血脉相连的相思之情。”
即便是夏日，读《南渡北归》第三部，依然让我从心里感到寒意。窗外吹进的是丝丝热风，心里涌出的却是冰冰的寒凉，没有一点温热的感觉。
《南渡北归》第三部，讲的正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决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后，各自命运的遭遇和剧变。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这一年，毛主席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画了一条深刻的分界线。
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国外的阵地。
突然想起一句诗来：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回望历史，有时如梦一般，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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