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汉韵·天津会
春夏相交之际
天气也是极好的
除了偶尔骤降的暴雨挥发出最后一丝凉意
其余的时间
若能约上三五好友
喝茶 赏器 畅叙古今 谈天说地
甚是畅快
酝酿了近两年的时间
不辞劳苦奔波拜访多位老师藏家
夜以继日精心布展
得一堂 此次“胡风汉韵” 特展
终是要与大家见面了
此次展览囊括南北
以公元五世纪下半叶至公元七世纪前期的
南方青瓷与北方青瓷、白瓷为展品
岳州窑、巩县窑
活跃于南北朝及大隋帝国时的两大窑口
似是被尘劳关锁的明珠
不被辨识、久被遗忘
而得一堂此次“胡风汉韵”特展
我们得见器物身后的波澜壮阔的史诗
这辉煌而短暂的几百年时光
终将在得一堂尘尽光生
2018.05.26 —— 06.23
天津得一堂
壮丽史诗
等你来读
特别鸣谢
深圳考古研究所 任志录所长
为此次展览给出的专业指导建议及赐名
感谢
岳州窑青瓷文化研究中心
桃花源艺术空间
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
对此次展览的支持
我们此次展览的
设计思想
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上，青瓷诞生于何时以及白瓷诞生于何时一直是两个热门的研究课题，与之相关的研究著述颇丰。但已发表的系列研究中鲜有学者对于南方青瓷系统的发展脉络与北方青瓷、白瓷的出现及互相影响做系统性的实证分析。
为此，我们便产生了设计此次主题展览的想法——选择一批公元5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初的岳州窑青瓷、洪州窑青瓷、相州窑青瓷/白瓷以及巩县窑青瓷/白瓷，按照品种及时代序列陈列，以期反映出这一历史时空下南、北方瓷业文明的全貌及交融历程。
关于我们这次展览涉及到公元5世纪到7世纪的中国陶瓷史上的相关学术问题，主要有三：（1）、南方青瓷窑业的全貌；（2）、北方瓷业格局的初始状态及演进历程；（3）、这一时期中国陶瓷的艺术风貌，下面将予以综述之。
公元五世纪至七世纪初
南方青瓷窑业的基本格局与北方瓷业格局的
演进历程及文明互动
过去，在大众意识中每每言及南方青瓷首先就会想到越窑。诚然，越窑在中国青瓷史上乃至中国陶瓷史上都有着居功至伟的地位，它一次又一次地改写着历史，并在许多历史时期引领了整个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方向与艺术标准！越窑的窑业文明可上溯至商周时期，以德清、湖州、绍兴等地的早期青瓷窑业为代表。可以说，越窑的窑业文明之始亦是中国瓷业之始。纵观它的整个历史，其高峰期主要分布在两个历史时期：其一是东汉至西晋时期；其二是晚唐至北宋中期。这两个时期的越窑都代表了当时南方青瓷的最高工艺成就以及最高的陶瓷艺术典范。而在这两个时期之间，也就是公元5世纪至7世纪，则恰恰是越窑的低谷期，这一时期的南方青瓷的龙头转移到了被唐人陆羽在《茶经》中称之为“岳州窑”与“洪州窑”的两大窑业区域。岳州窑位于今天湖南湘阴境内的湘江流域，沿湘江上下绵延70多公里，分布着自西汉至近现代的窑址几十处。洪州窑位于江西丰城县境内的赣江流域，有自汉代至唐宋时期的窑址百余处。岳州窑与洪州窑均同时创烧于汉代，并与越窑一样，都是在东汉后期掌握了成熟青瓷的烧造工艺。自汉代至西晋时期，岳州窑与洪州窑都处于向越窑学习、模仿的阶段，至东晋时期则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至南朝时则完全超越了越窑，成为南方青瓷之两大龙头。因此，在公元5世纪至7世纪这段历史时期，岳州窑与洪州窑才是南方青瓷的代表。并且，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北魏至隋代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南方青瓷器绝大多数都是岳州窑、洪州窑青瓷。在北朝晚期，中原地区青瓷窑业的出现所受到的外部影响也应来自于岳州窑与洪州窑为多，这从釉相特征似可做一推测。岳州窑与洪州窑的青瓷釉相是高度类似的，都属于高钙石灰釉，其釉相特征是釉面流动性强、釉质玻化程度很高，具琉璃的质感、开细碎的冰裂纹。这种釉相特征贯穿着自东汉晚期至中晚唐时期岳州窑与洪州窑的整个兴盛期。
北方中原地区的青瓷业诞生于北齐之时，窑业位于邺城周边区域(涵盖了今天河南安阳、河北磁县、河北临漳县以及邯郸峰峰矿区)，今人多以“相州窑”之名对这一区域出产的北朝至初唐的陶瓷以概括性称呼，本文为方便理解，姑且采用这一命名。北齐时期相州窑青瓷亦属高钙石灰釉，釉面玻化程度高，流动性强且亦开着细碎的冰裂纹，与岳州窑、洪州窑相类似，这种釉相特征反映出当时南、北方青瓷的制瓷工艺有着同一性，再考虑到南方的岳州窑与洪州窑创烧石灰钙釉青瓷的时间远远早于相州窑，故我们猜测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青瓷窑业的出现有可能由南方北传而成。
至隋代，河南巩县窑、山东临沂的朱陈窑、山东枣庄中陈郝窑、河北内丘——临城一带的早期邢窑也都是以高钙石灰釉青瓷作为主打产品，虽然这一时期的巩县窑、相州窑、邢窑都有了白瓷，但大宗产品仍以青瓷为主。隋代的北方青瓷从釉相上看与南方青瓷非常类似，碗、高足盘等日常用器与南方青瓷同类器物十分接近，甚至有少数产品很难区分，但如罐、壶、钵、盂、莲花尊等器物，差异却是非常明显的。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各省的青瓷窑业已不是受岳州窑、洪州窑直接的技术传播而来，应是石灰钙釉制瓷技术在北朝晚期传输至北方后二次扩散而形成的。可以说，入隋以后，高钙石灰釉青瓷在北方地区已毫无稀缺性，甚至成为滥觞，这就为白瓷的崛起提供了市场激励机制。因此，中原地区自隋代始开始风行白瓷，这既与美学观念、市场需求相关，又与北方的资源禀赋相关——在北方较容易采集到含铁量低的高品质瓷土。
从目前所掌握的的隋代白瓷的资料来看，多数仍属于高钙石灰釉，由于这一类白瓷的瓷胎是特定选择了含铁量极低的瓷土制成，故其釉质呈透明或半透明状态。另一类透影白瓷则是以高硅质瓷胎和釉药制成，达到了一种“胎釉同源”的效果，这应是当时的瓷匠追摩西域琉璃器而诞生的创新工艺。这一类白瓷属于这一时期工艺精度最高的瓷种，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透影白瓷的出现在当时应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中晚唐时期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著述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述有“中土有如琉璃般的异物”，这极有可能就是关于透影白瓷的记载。另，隋代岳州窑与洪州窑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瓷种：玲珑瓷。这种瓷的制备工艺系将器物的胎壁上钻出许多孔，然后整体施釉并以釉将孔封住而后烧成，这样器物胎壁上的孔便会因为孔洞中的釉具有透光性而整体显现出透影效果来。这是否是北方的透影白瓷激励了南方的瓷匠开动脑筋而发明了该创新品种，我们暂时还无法定论。由于岳州窑、洪州窑所在区域的瓷土普遍含硅量不足且含铁量相对较高，因此无法生产出具有完全透影效果的瓷器。但这两种瓷都是对于“透影”这一美学效果的表达而做出的不同技术路径选择，这种现象也可以归纳为南、北方瓷业文明的互动。
故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公元5世纪时，长江中游的岳州窑、洪州窑成为南方青瓷的代表，并以商品输入的形式影响了北朝中原地区对于瓷文明的认识，进而将制瓷工艺传播到北方，奠定了6世纪北方中原地区瓷业的基础面貌。而后，中原地区的瓷业在拥有一定程度的技术积累之后凭借着自身的禀赋优势，与7世纪初形成了以白瓷为主打产品的的产业特色。
公元5世纪至7世纪初的中国陶瓷艺术
自西晋灭亡，因中原地区连年战乱，“丝绸之路”被迫中断，中、西方的商贸往来及文明交流也随之中止。自北魏统一北中国后，中原社会渐趋安定繁荣，“丝绸之路”也再度通畅。北魏诸帝既重视农、牧业，亦十分重视商贸业的发展，颁行了一系列鼓励性政策以广纳中亚、西亚的胡商来北魏贸易，使得北魏的国际贸易日益繁盛，洛阳、平城、邺都、中山、信都等地的中外贸易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气象。至北齐、北周亦十分重视中国与西亚、中亚地区的商贸往来，中外贸易规模更是有增无减。据《周书》卷50《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一次出使北齐的胡商队伍就有两百多人，骆驼骡马六百多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因此，公元5世纪到公元6世纪，中原地区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处于极度活跃的社会氛围下，并一直延续至盛唐。在器用文明上，来自西域的金银器、琉璃器、玛瑙器成为中土之奇货，人相竞逐，王公贵族与地主富豪忝列期间。据《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记载：“（河间王元琛）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欧檠盘盒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杯、玛瑙盏、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在此种风潮之下，北朝时期的陶瓷器自一开始便带有浓郁的西域文明元素，如罗马、波斯、粟特等。
东晋与南朝因偏居江东失去了汉代所开辟的“丝绸之路”的商贸便利，但东晋与南朝均积极开发海上航行拓展能力，并立足于长江这条内河大动脉，深挖交、广二州至长江的内河航运潜力，通过水路与天竺、波斯等国建立外交及商贸联系。
据《梁书》记载，梁天监初年，天竺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称臣，奉献之物有琉璃唾壶、杂香等物。
据《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以及《武帝本纪》记载：“大通二年（公元530年）波斯国遣使献佛牙；五年八月，遣使献方物；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四月，又献方物”。
据《梁书》卷54《滑国传》记载，滑国（即嚈哒，白匈奴）国王给梁武帝奉献的方物中甚至有狮子：“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
由中国至中亚的海上航行路线在东晋时即已成熟，东晋高僧法显赴天竺求法即是通过乘坐波斯商船而抵达今天印度的南部。与此同时，东晋---南朝还利用四川西北部的“岷江道”与吐谷浑、高昌、柔然等国建立外交关系与贸易关系，也就是说，从西亚、中亚到东晋---南朝也是存在一条陆路交通路线的。据《南齐书*州郡志下》记载“益州西通芮芮（即柔然）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
除此之外，荣新江先生根据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残卷上波斯国条题记内容，引释道安《西域诸国志》残文，发现有“中大通二年遣使经犍陀越奉表献佛牙”等文字记叙，推断波斯使节从陆路通使南朝的路线恰好为“西域——吐谷浑——益州——长江——建康”。
东晋——南朝在海上、陆地上均开拓了与中亚、西亚诸国的贸易路线，于是来自天竺、粟特、波斯等国的胡物、胡风也随之传播到江南大地，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以另一种传播方式在南中国进行着，改变着东晋——南朝的社会文化面貌。这同样对东晋——南朝的南方瓷业也带来了影响，来自西域的各种器用的造型、纹饰融入了南方瓷业之中，推动着一系列具有域外文明元素的器物出现在历史的长河里,如鹦鹉杯、来通杯等。
因此，公元5---6世纪的中国陶瓷器最显著的艺术特征乃是摆脱了以周秦汉时期青铜器、汉晋漆器为母本的传统文明形态，广泛糅合了罗马、波斯、粟特、天竺等多种西域文明元素，从而创造了新的陶瓷艺术形态——既有繁复多元的华丽主义，又有优雅素净的极简主义。
当我们凝视着这些器物，我们不仅可以感知到我们祖先的思想与力量，仿佛还可以看到那些沙漠之旅上的蹒跚背影、海上怒涛中起伏的桅杆......仿佛还可以听到那遥远时空传来的声声驼铃，动人的龟兹乐，胡姬们天籁般的清唱......
胡 风 汉 韵
公元五世纪下半叶至公元七世纪前期
南方青瓷与北方青瓷、白瓷
岳州窑青瓷文化研究中心 李 昊
瓷器出现于夏商之时，至东汉晚期，浙江、湖南、江西等地的制瓷窑业已能生产出釉层肥厚，釉面莹润而具有玉石/琉璃般色泽的青瓷器，是为中国陶瓷史中所述之“成熟青瓷”。这一时期，中国的制瓷业均分布于长江中游及下游的江南诸省，以浙江宁绍平原、江西赣江流域古豫章郡段、湖南湘江流域长沙铜官镇至湘阴县段等三个区域的制瓷窑业规模最大、工艺水平最高，其中尤以浙江宁绍平原地带的早期越窑为当时之冠；北方地区则以灰陶、铅釉陶等品种为北中国区域陶瓷工业之面貌。至三国——西晋时期，南方的青瓷业较之东汉有了更大的进步。这一时期的南方青瓷用料考究、精工细作，无不追求优雅的造型以及繁复华丽的装饰。与此同时，在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青瓷器作为一种高级的器用已开始取代漆器，从这一时期的古墓葬考古发掘出土品中可以窥得一斑。
东汉双系罐
浙江省博物馆藏 上虞越窑
自西晋亡于“五胡乱华”之后，中国陷入了长达近3个世纪的分裂格局，“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大量的北方汉人南迁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开发。纵观4世纪初至6世纪后半叶，北中国先后进入十六国时期以及北朝，南中国则先后步入东晋及南朝。相较之，北中国发生战乱的频度及破坏性远超南方，在此格局下，北方的社会经济在十六国至北魏重新统一北方这一时间区域内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南方的社会经济在这一时间段内则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态势。从这一时期南、北方的陶瓷工业面貌来看，汉代时中原地区已颇具规模的釉陶业此时已大为萎缩——十六国至北魏平城时代的中原地区的墓葬很少发现釉陶器，青瓷器更是趋近于无，但同时期位于吉林省的高句丽都城集安城、韩国境内百济时期的墓葬及城市遗址都出土有不少东晋越窑、德清窑的青瓷器，这些青瓷在当时应是通过海上运输的方式由南方传播到达东北及朝鲜半岛的。这说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因战乱频仍而遭遇了重创，致使中原至南方的商贸受到巨大影响。而同时代南方的制瓷业则保持着窑业规模、使用对象均不断扩大的态势——太湖北部的江苏宜兴地区、太湖南岸的浙江杭嘉湖平原、浙江宁绍平原、浙江温州——金华地区、湖南湘阴县至长沙铜官镇的湘江流域、江西南昌市丰城县的赣江流域等地区的制瓷业规模均数倍于东汉三国时期的水平；且这一时期南方诸省的平民墓葬及地方豪族墓葬、贵族墓葬都随葬有数量不一的青瓷器，尤其以后两种阶层人士的墓葬更突出，多者可达上百件。 公元3世纪末--4世纪丄半叶南方的制瓷业的迅速发展为后来的北传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三国 越窑青瓷罍
安徽省马鞍山博物馆藏
西晋 岳州窑青瓷香薰
私人收藏
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代晋而建宋，是为南朝之始。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中国。史学界一般以北魏统一北方的时点作为南北朝之始，至此，中国结束了散裂局面，进入南、北两大政权对峙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中国的经济、文化开始了新的发展。
北魏统一北中国以后使得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再次畅通，沉寂了多年的“丝绸之路”再度驼铃响起，往来于中原至西域的商业贸易活动日益繁盛，正如《洛阳伽蓝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北魏统一北中国还使得来自凉州的汉族儒士得以出仕北魏政权。自此，北魏的儒风始振，汉文明开始浸入拓跋鲜卑政权之中，为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并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南北方文明标准的接轨，乃至隋唐之世中外文明的共融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自三国时期开始，南方政权为了增强国力以抗衡北方中原王朝，都推行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招收北方流民、减免税负等措施，这在客观上刺激了民间商贸活动的日益兴盛。“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 ......”，《三国志 吴书 三嗣主传》中的这一条记述反映了孙吴政权放松管制以刺激社会经济繁荣的施政方略所带来的影响。至东晋、南朝，这一方向的施政措施仍被沿用，据《隋书 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由此可见，东晋至南朝之时的商业税率很低，才百分之四，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一众史学家在治六朝经济史时往往据引此段记述推断南朝的商业已非常发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南方的瓷器贸易自然十分兴盛。
在北魏统一北中国后，南、北方的政权大抵稳定，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整个南北朝史上，北朝多次向南朝提出互市的要求，南朝均予以了应允。虽然在南、北朝发生战争期间，互市会随即停止，但一旦战争结束，则又会迅速恢复起来。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南、北朝的互市贸易更为兴盛，规模较之以前更为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南朝的勋贵豪族对于南北互市贸易十分热衷，不少人深度参与其中，这亦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南、北朝商贸业的发展。在此局势下，南方的特产方物不断通过贸易输出运送到北方，瓷器作为当时南方特有的物产亦随之大量流通至中原地区，尤其是做工精细的高等级瓷器，深受中原地区北朝勋贵们的热烈追捧，这从中原地区北朝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南方青瓷即可窥得全貌（见表1）。因此，从公元5世纪末至公元6世纪，南方的青瓷不仅广泛地进入南方诸省各阶层百姓的生活中，而且渗透到了北朝的贵族的日常生活中。瓷器作为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承载着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的职能。
表1：北朝时期中原贵族墓葬出土有南方青瓷器者一览
年 代 | 墓葬信息 | 墓主人身份 | 随葬青瓷器物内容 | 随葬品数量 |
北魏太和17年 |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 崔猷墓 | 散骑常侍 | 越窑青瓷狮型烛台 | 1件 |
北魏延昌4年 | 河南洛阳市北魏宣武帝景陵 | 北魏皇帝 | （1）、青瓷龙柄鸡首壶； （2）、青瓷四系盘口壶； （3）、青瓷唾 （4）、青瓷碗 | 12件 |
北魏神龟3年 | 山西太原辛祥墓 | 征虏安定王长史、义阳太守 | （1）、青瓷龙柄鸡首壶； （2）、青瓷托盘、盅一套； | 2件 |
北魏孝昌2年 | 河南偃师冉华墓 | 镇远将军、射声校尉 | （1）、青瓷蟾蜍座烛台； （2）、青瓷碗； | 3件 |
东魏天平2年 | 河南洛阳杨机墓 | 右光禄大夫、度支尚书 | （1）、青瓷碗； （2）、青瓷盘； | 11件 |
东魏武定8年 | 河北省磁县茹茹公主墓 | 公主 | 青瓷覆莲纹盖罐 | 1件 |
北齐天保2年 | 山东临朐崔芬墓 | 威烈将军 | （1）、青瓷龙柄鸡首壶； （2）、青瓷六系罐； （3）、青瓷碗； （4）、青瓷高足盘； | 5件 |
岳州窑 青瓷蟾蜍座烛台
染华墓出土
南方的青瓷在北朝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一方面证明南方的瓷文明取得了北朝各族的认可与追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北方地区制瓷业的发展。我们通过统计北朝各时期的纪年墓葬出土陶瓷器的器物类型可以归纳出北朝时期北方中原地区的制瓷业发展路径：
(1)、十六国------平城时代的北魏。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使用灰陶，釉陶器都较少，盖由于社会经济遭受战争破坏较深所致。
(2)、迁都洛阳之后的北魏——东魏、西魏政权分立。这一时期，北方的釉陶业开始恢复，有相当数量的中原区域出产的釉陶器进入到当时中原的上层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青瓷器开始大量出现在洛阳、邺城区域的城市遗址以及贵族墓葬之中。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本地出产的釉陶器与来自南方的青瓷器并立成为中原地区陶瓷消费的商品形态，但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釉陶产自何处目前尚无考古成果予以支撑。
(3)、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根据目前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显示，东魏时期的邺城周边区域已经有一定数量及规模的釉陶窑业存在了，窑址分布在今天的河北磁县、临漳县一带。值得注意的是，邺城周边区域的北朝陶瓷窑业很有可能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制瓷窑业，这一区域的陶瓷业在前期皆以釉陶为主打产品，至北齐时已能生产青瓷器。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制瓷业的出现是建立在拥有长期的釉陶器生产制造的产业技术积淀之上的。东魏时期该区域的釉陶器物釉色多呈枣红色或酱褐色，器物的制作都颇为精致，不少器物都采用了裹釉支钉烧造的工艺。至北齐时期，邺城周边区域的釉陶窑业已发展到可以生产绿釉、黄釉、白釉、白釉绿彩、白釉黄彩、白釉黄绿彩等多种色釉的铅釉陶，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的多色釉系的釉陶器，为后来的“唐三彩”奠定了工艺基础。北齐时期邺城周边地带的釉陶业异常发达，不但釉彩多样，而且造型、装饰工艺均吸纳了中、西亚地区琉璃器与金银器的元素，使之呈现出强烈的东西方文明交融特征，具有很强的文化多元性与独特的艺术性。与此同时，邺城周边地带最晚在北齐时已能生产青瓷，这是综合目前北方地区所有古陶瓷窑业的考古资料所能确定的最早的青瓷窑业。
相关的证据依然是纪年墓出土的青瓷器物，如北齐武平7年李云墓出土的六系青瓷罐；北齐武平4年贾宝墓出土的青瓷罐等等。但这一时期邺城区域的制瓷窑业是否已经能够生产白瓷尚未确定，因为至今未在任何纪年北朝墓中发现有白瓷出土的记载。而在此之前部分学者认为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釉杯”是白瓷实属谬误，其应为釉陶器，非瓷器。
北齐武平7年 青瓷罐
北齐李云墓出土
根据上述对北朝时期的陶瓷进行分期归类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原陶瓷业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北魏至东魏时期的中原陶瓷业以单色釉陶器为主打品种———北齐时期的中原陶瓷业在延续单色釉陶的基础上掌握了青瓷生产工艺，并创新性发展了多彩釉陶的制作工艺。需要点明的是，北齐时期中原地区青瓷窑业的出现既受到南方青瓷的直接影响，又受到中原地区积淀已久的釉陶器物造型及装饰工艺的移植性影响，从而一开始就呈现出文化多元的面貌——既与南方青瓷保持着大体的同时代风格，又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
隋代国祚虽不长，但其对后世的意义实属巨大——完成了南北统一、开设科举考试、修建大运河等，这些举措都大大地推进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中国陶瓷史上，隋代也是该书以浓墨重彩的一笔：
1、隋代的制瓷业规模较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提升。在南方，安徽、广西、四川等省都开始出现了成规模的青瓷窑业。而之前传统的南方产瓷区域如湖南、江西、江浙地区的制瓷业规模也都保持着较大的产量。在北方，河南、山东、河北等三省在隋代都已有了成规模的青瓷窑业，其出产的产品已经完全满足中原地区的市场需求，大大取代了南方的青瓷。我们统计中原地区的隋代纪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器，发现南方青瓷在其中的占比仅10%---15%，绝大多数都是北方的青瓷器及白瓷器。
关于中原地区隋代制瓷窑业，至今已发现的河南地区的隋代制瓷业以巩义、安阳二地为中心区域，其中，巩义的瓷业应始于隋代，其工艺水平极高，尤以做工精良的白瓷为标志性产品。安阳地区的制瓷业或可上溯至东魏——北齐时期，至隋代已有了规模较大的青瓷窑业，还有部分烧制白瓷的窑业。安阳地区的隋代白瓷亦做工考究，质颇精良，其代表作品以张盛墓出土的一系列白瓷俑、白瓷器皿为标杆。
河北地区的隋代瓷业主要分布在临漳、磁县、邯郸市峰峰矿区及内丘一带，另有零星资料显示曲阳——井陉地区也可能有隋代的青瓷窑业遗存。这些地区的制瓷业后来被冠以相州窑、邢窑、定窑等名称予以标识。
山东地区的隋代瓷业则主要分布在淄博、临沂、枣庄、曲阜等地，囿于山东地区窑址考古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得知山东隋代青瓷业的规模，但从质量来看，其制瓷工艺水准较高，大抵已可以与河南安阳地区隋代青瓷相媲美。
2、隋代白瓷的流行于世昭示着陶瓷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尤其是透影白瓷的出现更昭示着中国陶瓷生产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根据目前已公布的窑址考古资料，河南巩义、河南安阳、河北内丘这三处区域均有隋代白瓷窑业，尤其是河南巩义、河北临城的隋代窑址中都出土了透影白瓷的作品，这意味着北方制瓷业的工艺水准已经开始超过南方的制瓷业。我们统计了隋代至初唐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豪族墓葬的出土瓷器，其绝大多数都是北方窑场出产的青瓷、白瓷、釉陶器，南方青瓷已经非常非常少，这说明中原地区的制瓷业自出现后便已迅速形成了瓷文明主流文化优势，这种优势到了唐代则更加明显——细数有唐一代的全部创新型陶瓷品种，如绞胎瓷、三彩、带窑变装饰的黑釉瓷等等均出自北方中原地区的窑场。
入唐以后，南方青瓷窑业仍延续着南北朝——隋代的格局:以湖南北部湘江流域的岳州窑与江西中部赣江流域的洪州窑为魁首，此时的越窑还处于低谷，直至中唐越窑方才重新引领南方青瓷之首。初唐时期的南方青瓷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已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发表的中原地区初唐墓葬考古发掘成果中较少发现有南方青瓷，陪葬的瓷器基本都是北方窑场出产的青瓷器。尤其是贵族墓葬出土瓷器中更是几无发现有南方青瓷，而主要是河南巩县窑的白瓷。但在南方的部分隋唐皇族宗室的墓葬中还是发现有不少南方青瓷器，如隋炀帝墓；冉仁才墓（永州刺史，其妻为唐太宗堂妹李玉珪），其墓葬出土有一百多件岳州窑青瓷俑及器皿；李徽墓（唐太宗李世民之嫡孙）等。这些情况说明入唐以后南方青瓷虽然在中原地区贵族阶层中的影响力已减弱，但在南方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岳州窑 青瓷十二生肖俑之马俑
冉仁才墓出土
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观察，我们便可以得出关于隋唐时期南、北方青瓷与白瓷窑业面貌的总体性结论：隋代至初唐时期的北方中原地区制瓷业在掌握了青瓷生产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还发展出了白瓷的生产工艺，而且隋代至初唐时期的白瓷在器物的造型、胎釉的制备上无不追求优雅与精致，较之南方青瓷的同类工艺水准已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唐高宗时，中原地区传统的釉陶更是发展出三彩这一色系丰富、瑰丽多姿的新品种。而南方的青瓷业自南朝至初唐却几无革新举措，无论是胎釉的制备工艺还是造型及装饰工艺都没有大的突破，虽然品质上佳的器物迭出，但没有超越历史与时代的创新性名品出现，这大大削弱了其自身的影响力。直到中晚唐时期的越窑采用匣钵装烧工艺后烧出了形制优雅、胎体打磨精细且釉面滋润、不开片的“秘色瓷”后，方才重振南方青瓷的雄风，并将南方青瓷的影响力再度扩展至北方地区，对五代——北宋的北方地区青瓷起到引领示范效应，此为后话。
后 记
公元5世纪至公元7世纪是中外文明大碰撞、大交融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的东西方文明融合不再单纯依靠商贸交易，而是种族战争与商贸交易并序。经过了近300年的大征战、大分裂、大融合，于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盛世：隋唐盛世。
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7世纪，汉文明成长为唐文明，中国的地理概念、文化内涵、民族属性都得到了全新的成长，这种成长体现在多方面，如：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社会制度、物质文明形态等等。我们选择以公元5世纪下半叶到公元7世纪初的瓷器为视角来解读这一文明成长进程乃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的陶瓷器物所携带的文明信息正好可以反映中华文明脱胎换骨那一刻的镜像——上承汉晋余韵，下启隋唐之风。
希望每一位来访的老师、朋友都喜欢我们的这次展览，并多给予指导与建议，增益我们对于历史文明的理解！
敬请扫码关注得一堂并提前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