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一个研究回顾

文献来源：Stephan Haggard, Robert R. Kaufman:” DemocratizationDuring the Third Wav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2016,pp.125-144

作者简介：

        Stephan Haggard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和战略研究院（School of Global Policy and Strategy）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亚太政治，尤其是朝鲜半岛问题。其个人简介参见：https://gps.ucsd.edu/faculty-directory/stephan-haggard.html

         Robert R. Kaufman是罗格斯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主要关注威权主义、民主转型和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个人简介参见：http://www.polisci.rutgers.edu/cb-profile/userprofile/rkaufman

从转型学到巩固学

关于第三波的早期作品主要致力于解释威权统治为什么会崩溃。大多数学者都把民主处理为一个程序意义上的概念，即把选举等同于民主。但选举不过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维度。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形成了大量的竞争性威权政体(Levitsky & Way 2010)，或者被称为是非自由民主（Diamond 2009, Zakaria 1997,2007）,或是选举威权（Schelder2002, 2009）和混合政体（Diamond 2002）等。这一现象，让学者们反思到，是否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民主的巩固问题上。

民主巩固既有量化的研究路径也有质性的研究路径。质性的研究路径，例如Diamond认为公民自由和民众对于民主的态度是自由民主和选举民主间本质上的区别。量化的研究路径则除了关注达成民主政体的阈值外，更关注的是民主政体存续的问题。民主回潮的可能性成为了检验民主巩固程度的试验场。

对于民主巩固的讨论也引发了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Svolik认为用一种因果路径来解释民主化全样本也许会造成一些误导，学者们需要去考虑民主化过程中存在多重因果的可能。而且学者们发现基于不同的评判标准，不同的民主化数据库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例如Cheibub基于存在自由选举和随后的政权交接所界定的民主政体与政体工程（Polity Project）基于多维度的测量指标所得出的民主政体在结果上差别很大。在前者所界定的65个民主政体中有21个在政体工程中都没有达到民主政体的最低标准。随着相关数据库越来越多，这样的区别也越来越复杂，不同民主度量 46 32961 46 15287 0 0 2283 0 0:00:14 0:00:06 0:00:08 2931方式可能都只是如同盲人摸象般捕捉到了民主化进程的不同侧面。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用不同测量方式获得的结果即便是高度相关的，也很难说明这些结果就一定是稳健的。

重返结构理论

苏东剧变以来民主政体的快速扩散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乐观态度，认为诸如经济落后这样的结构性因素无法阻止民主制度的扩展。这种乐观态度随着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糟糕表现而逐渐消退，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结构理论的重新重视。结构理论更加强调结构性因素而不是行动者的作用。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对民主化的发展与停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近来民主化领域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现代化理论的复兴。学者们开始关注是否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民主转型。Przeworski等人（2000）基于冷战后民主化国家的例子，认为民主转型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Boix和Stokes（2003）从长时段的视角出发，他们认为早期欧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实际上证实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威权统治退却之间的关系。（同样见于Epstein 2006，Kennedy 2010）。

关于经济发展和民主巩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学者们更多的共识。Przeworski（2010）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没有国家在人均GDP达到6055美元后还会发生民主回潮。从这一论断出发，学者们认为民主更可能在贫穷的国家失败。但仍有一定数量的穷国维持了相当年头的民主体制。例如贝宁、蒙古、萨尔瓦多、加纳、多米尼加等国。这些国家的存在说明，即便如经济发展水平这样最为基本的结构因素对民主化的作用也许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够发挥。

除了发展水平，关于不平等和民主化之间也被很多学者所关注（Acemoglu& Robinson 2006, Boix2003）。对不平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探析源于更为社会学的视角，即把威权统治当作维持阶级不平等的工具（Rueschmeyer 1992）尽管学者关于在中低程度的不平等下，民主转型是否更可能发生存在争论。但学者们都认为当收入和资产高度集中时，威权精英更可能会诉诸镇压手段保卫特权，学者们也认同当民主政府在社会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打算实行再分配时，更容易招致精英对民主政府的颠覆。

Moore(1966)关于阶级冲突与民主化的著名命题（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在近来的作品中（Anell & Samuels 2014）又被重申。基于欧洲经验，他们认为民主化的发展与土地集中程度呈负相关，但与收入不平等呈正相关，因为收入不平等实际上反映了商业化水平和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尽管这一论断来自于对历史发展的梳理，但并不适用于今天后共产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在这些国家中阶级更为碎片化，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有限，政治发展的方向也更为模糊。但这并不是说不平等对民主质量没有影响。收入和财富的高度集中容易扭曲民主制度的功能，比如贿选和庇护主义（Stokes 2013, Weitz-Shapiro 2014）但对不平等能够招致民主崩溃的证明仍然是不充分的。

另一个关于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国家的资源禀赋。有学者认为来自石油和矿产资源的收益阻碍了民主的发展，因为它为统治者提供了不需要大众同意的财富来源（Ross 2001,2013）。但自然禀赋和民主化的因果链条必须得到更为谨慎的对待，因为很多相关的研究结论都是在案例选择偏见的基础上得出的。（Kurtz & Brooks 2011）。Haber & Menaldo(2011)提出自然资源收益与政治发展没有关系（同样参见Anderson & Ross 2013）。Dunning(2008)甚至证明了将石油矿产资源的收益再分配能够缓和冲突从而巩固民主政体。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为自然资源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不可撼动的定论，自然资源收益是在其他社会、政治和制度因素的限制下对民主化产生作用的。

学者们还注意到种族异质性以及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冲突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种族的碎片化阻碍了民主化。但是用跨国数据来检验这一论断的研究少的可怜。对于种族碎片化与民主稳定性之间关系论证的不足也许反映了政治制度的干预作用，这关乎种族问题是如何被组织和表达的。

对于结构因素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讨论将不断进行下去。但基于结构因素的解释始终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把结构因素缓慢长期的变化与政治和制度上短期但对政权变迁极为重要的变化联系起来。

民主化与制度化

较早探究制度因素与民主转型的是Geddes(1999)，她提出军人政权比一党制政权或是个人主义政权更容易失败。因为军官们总是在遭遇危机时选择重返军营。一党制的政治家们和个人主义的独裁者则没有那么优渥的退出选项。沿着这一路线，有学者还提出了真正的一党制与在有限的竞争性选举之上的一党制的区别。他们认为竞争性威权政体比完全的党国体制更为脆弱，但要好于军人政体。不过一旦竞争性威权政体崩溃，国家更容易走向民主政治，民主体制也更可能得到巩固。(参见Brownlee 2009,Hadenius & Teorell 2007, p.152)

对于许多第三波国家来说，民主崩溃都多多少少与军队干预有关，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就是文官如何建立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和控制。(对于相关研究的总数参见Feaver1999)。到今天，军事政变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在不断下降，然而领导人利用国家机器来维持权力的现象却越来越多。这也被学者称作威权旧习的再兴（backsliding）(参见Maeda 2010, Haggard & Kaufman 2015)。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特点让新型民主国家更脆弱呢。第一代民主化的研究者把重点放在了正式的制度上。主要是总统制和议会制哪个对民主巩固更为有利。但作者认为，对于很多新兴民主国家来说，问题不在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些安排无论对统治者还是对反对派的规范都很有限。正如Huntington(1969)所说，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化水平。制度化水平可以被理解为主要行动者之间进行不断（repeated）的策略互动的水平。

在制度化水平弱的民主国家，主要行动者之间的策略互动形式不仅是变动不居的，而且往往面临着经典安全困境。统治者不愿或不能对反对派做出有效承诺，而且他们经常通过忽视、改变或者削弱制度限制来追逐个人利益。在制度化水平低的国家，统治者总是希望用一时的优势来永久性的削弱反对派。这就包括增加行政权威，削弱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反对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腐败、欺诈和滥用权力成为了弱制度化体系的家常便饭。可以说低制度化水平与民主失败是有紧密联系的。作者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和社会媒体网络有望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中坚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和专业的非政府组织则有利于推动民主巩固。在未来的比较研究中，学者们应该更加关注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媒体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在抗争政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他们能够阻止统治者削弱民主政治的原因是什么。

围绕制度化水平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民主进程的推进不能成功的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是否民主化优先度应该让位于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呢？

民主扩散

尽管许多民主化的作品都基于国内政治的视角，但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考虑国际因素。例如Boix认为民主的扩散和回潮与国际体系的变化紧密相连。作为最直观的国际影响，外国的直接干预能否对民主化奏效呢？Gleditsch(2007)发现如果把民主化的标准定的低一些，那么民主干预还是能够推动民主化的，尽管主要还是促成了不稳定的半民主国家。（伊拉克、阿富汗）Dobbin(2008)发现，民主扩散不仅仅通过直接干预，还能通过其他三个机制进行，包括竞争（先手优势），学习和社会化。

作者认为更有说服力的民主扩散理论是把民主化当作一个地区的进程而非全球的进程，尤其要考虑到邻国的影响作用。Gleditsch & Ward（2006）发现，在1951-1998年之间，如果一个国家的邻国都是主要的威权国家，那么该国发生民主转型的概率几乎为零。如果一个国家的邻国有75%都是民主国家，那么该国发生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平均要提高10%。Bunce & Wolchik(2013)以及 Kramer(2013)发现，在苏东剧变中表现显著的民主扩散机制在拉美洲也同样发挥了作用。由国际因素所带来的民主扩散甚至能够抵消诸如收入水平低这样的结构因素的阻碍。

编后记

我认为民主化理论之所以成为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其中固然有西方意识形态的霸权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民主化理论的探索暗合政治学的一个最终理想。如何让人类社会有秩序，如何让每个个人有尊严。尽管民主化理论过于目的论了，但相关理论对于政权变迁、政权巩固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如何建构一个保障人类美好价值的制度仍然是政治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我个人而言，民主化理论是有特殊意义的。为什么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斗争上输给了自由民主？到底是我们的体制更好还是他们的体制更好？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我们更好，对我们每个个人更好？带着疑问，我在四年前选择了政治学专业，在本科即将毕业之际，也许我离那些问题的答案并没有更近，但我更能享受探索答案本身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