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构建比较政治理论的思考
文献来源：Lily L. Tsai， “Bringing in China: Insights for Building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ume.50, issue.3(March2017), pp295-328
作者简介：蔡晓丽(Lily L. Tsai)是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治理实验室(MIT Governance Lab-www.mitgovlab.org)学术主任，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地区）的问责制、治理和政治参与。她的专著《没有民主的问责：中国农村的连带团体和公共物品供给》(Accountability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已由剑桥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书系出版，并作为比较研究领域的最佳出版图书获得07-08年比较研究学会授予的达根奖。其个人介绍见http://web.mit.edu/polisci/people/faculty/lily-tsai.html。
当今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方兴未艾，如何推动比较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是诸多学者正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期，政文观止编辑部为大家带来一篇思考比较政治理论构建的文章，其关注点是“中国”对比较政治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推动中国从理论的“试验场”向“发源地”转变。
一、“中国”为何重要
威权统治者是如何实现公民自愿服从的？他们怎样才能控制其代理人？尽管存在高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何种情况下普通民众会采取政治行动？近年来，这些问题开始吸引比较政治学者，使得我们从审视各种类型的转型向理解威权体制和发展的政治行为转变。与此同时，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已经提供了对于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比较政治领域的学者却很少注意到它们。一方面，中国学者遇到了基于本国情境而生成的理论如何应用到其他国家之中的挑战；另一方面，比较学者经常对来自中国的理论的可行性和解释力表示怀疑，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过于特殊。
中国在提供比较政治理论的发展有何特殊意义？过去十年间，关注中国的政治学者运用一套前沿方法来更加近距离地观察威权政体的治理机制和策略以及国家-社会关系。他们发现，个人、社团和政府官员等分析对象并不是以中国式的独一无二的方式采取行动。中国的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在某种程度上是异常的，但是统治者用来治理的策略和技术与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是相似的。中国很大，地方上的许多重要情境有可能生成具有超越本国解释力的理论。首先，中国足够广大，能够让我们确定与可与国外相比较的特殊的研究人群；其次，中国有足够的用于分析的地方性差异(subnational variation)和地方性单位(subnational units)，当我们控制或者匹配其他国家情境特征的时候，能够经常严格地检视研究成果中的特殊情境变量的影响。第三，地方性差异加上大量的研究人群也促使我们严格审视多样化的处理效果，或者说情境特征如何决定研究成果中的主要独立变量的影响。作者认为，比较政治发展(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和发展的政治行为(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development)是中国研究能够对比较政治理论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两个领域。
二、把中国置于比较政治之中，我们还需要走多远
为了衡量比较政治与中国政治研究之间的鸿沟，作者着眼于科学网中的引用数据：以“中国”一词分别在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搜索从2006年到2015年十年间发表的文章，文章的来源包括学科顶级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政治学》、《英国政治学杂志》；比较政治顶级期刊：《世界政治》、《比较政治》、《比较政治研究》；政治行为顶级期刊：《政治行为》、《舆论季刊》、《政治心理学》。排除了综述性文章和非中国研究的文章之后，作者共找出了55篇具有原创实证发现的研究中国政治的文章。
经过统计，作者发现非中国学者(non-China scholars)要么并未阅读这些研究中国的文章，要么并不认为它们对于自己的研究有用而高频率地引用它们，尽管它们都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在这55篇文章中，非中国引用(non-China citations)超过中国引用的只有12篇，仅占22%，而且这些文章大部分只有相对较少的引用。当作者对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研究进行同样的操作，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结果。与研究中国的文章相反，大部分研究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文章主要都是被非本国研究的文章所引用：三个国家的该项被引用率分别是56%、69%和73%。
为何政治学者未能更多地利用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一个直接原因是中国研究往往没有面向其他政治学者设计或者即使已经设计但未被呈现。理论的比较发展是以如下工作为基础的：确定范围条件（scopeconditions）、发展概念并使其能够被使用到不同的环境中、阐明因果过程（causalprocesses）使得能够在其他案例中直接追溯。很多研究中国政治的文章都忽视了这些工作。
三、威权治理与比较政治发展
随着比较政治学者从关注民主转型向检视威权体制及其稳定性转变，中国成为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的试验场。政治发展的路径和发展中国家的政体巩固是非线性的，我们需要发展更精细的关于威权政体的制度和控制策略的理论——如何与为何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近来对于中国的研究有助于比较学者理解政治系统的多层次过程：如何巩固威权统治；威权政体为何能够持续；威权体制运作和发展的方式。作者讨论了中国研究的两个特殊部分：准民主制度（quasi-democratic institutions）在威权政体中的作用、革命与殖民主义在国家建设中的影响，二者能够促进威权制度和稳定性的比较理论的建立。
威权政体中的准民主制度：比较政治的理论研究曾关注表面上的民主制度比如选举和立法如何在实际上加强了威权统治。这一系列文献认为准民主制度通过有助于解决威权统治者的委托-代理问题。然而，另一部分来自中国的研究认为比较学者应该拓宽对于准民主制度的视野，除了选举和立法之外还要将媒体和互联网纳入研究之中，统治者使用审查制度的方式也可能千差万别，媒体的间接作用也可能对加强威权统治产生重要影响。
国家建设的革命和殖民主义遗产：中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随着时空变化的国家变化是解释威权和一党统治政体稳定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执政党掌权的能力不仅仅是它们控制选举和准民主制度或者运用审查和压制技术的能力，而且也事关继承和建设国家机器的问题。能够组织人口、规范社会关系并向治下的支持者有效地分配资源的拥有国家机器的统治者和执政党，可能不需要控制选举或者实行压迫。以往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在综合国家建设、威权治理和政权巩固等研究议题的基础上理解更多有关地方差异对国家制度的影响和政治稳定和发展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四、发展的政治行为
过去10年间，无论是研究发展的学者还是实践者都开始超越对发展政策和发展成果的关注，转而理解对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的政治行为和过程，因为它们有助于缓解持续的贫困和不平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公民所采取的政治行动以及他们要求政府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式。中国的研究对于塑造这个新的比较发展政治行为的研究议题具有重要作用。作者讨论了近来在中国研究中有关政治行为比较研究的两个方面：对法律和其他正式制度的策略性运用；非正式制度和政治中介(intermediaries)在塑造大众政治参与和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法律和正式制度的策略性运用：中国的各种研究表明，公民和非政府行为者能够发展出一系列创造性策略来向政府行为者施加压力并且影响他们的决定，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发展中情境的政治行为，但是这常常被非中国的政治学者所忽视。中国研究有助于比较学者对发展中情境的政府对于公民参与的回应的理论化。最后，中国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认为公民追究政府责任的行动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敌对关系，也许这反而是促成威权弹性的行为。
政治中介和非正式制度在塑造政治行为中的作用：中国研究也有助于满足比较学者新的研究兴趣：非正式制度以及地方精英、经纪人、中介、新生政治活动家、地方治理和发展的领导者的作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行为者在维持和稳定政治系统、向公民提供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来自中国的研究有助于该领域的理论构建：通过显示政治中介和非正式制度都能促使公民和他们的社区领导者确信地方政府提供社区所需的公共服务，同时也提高了公民的服从性和政权稳定性。中国研究还展现了地方精英作为信息来源或者观念引导者的重要性，他们深刻影响着公民对政府的态度和信任。
五、回顾与超越：理论构建的未来机遇
最后作者还确定了利用中国研究提升发展中国家治理和政治行为的比较理论的机遇。第一是利用中国确定和概念化“低成本治理”(governance on the cheap)策略：政治领导者扩大了国家对于地方官员和公民的影响而非注重信息传输和监督的正式官僚制度的构建。正式法律和政策的蓄意模糊和促使地方实验和有原则地违背规则的规范和制度的结合也在威权体制内赋予基层灵活性和政策反馈性。
中国研究为比较政治注入活力的另一个机遇蕴藏在近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民自愿服从(voluntary compliance)问题的研究热潮。公民的自愿服从以及与国家的合作对于任一国家都很重要，尤其是发展中国和那些需要追求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脆弱国家，它也是我们理解政权稳定性和政治合法性的关键。但是，绝大部分的理论文献都是基于早期欧洲国家的经验。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利条件下，什么可能推动对于国家要求的自愿服从呢？中国研究将提供许多有趣的视角。
第三，政治行为领域通常关注个人层面的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决定因素，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政治学者需要更细致地关注制度差异对个人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政治恐惧和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个人参与的话，我们必须审视制度安排如何导致不同层次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以其规模和政治制度的地方性差异，将成为建立和测试新理论的重要试验场。中国也将说明地方如何在既有的制度安排、制度稳定和执行上实现变通。
概括而言，为了弥合现存的在中国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理论构建之间的差距，研究中国的学者必须在吸收学科前沿的实证方法的基础上实现超越。我们必须真正了解浩如烟海的中国政治的理论研究成果，同时吸收非中国同事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须以已有的中国研究为基础，同时积极地与非中国研究的同事合作来确定存在于中国之外的关于政治现象的共同问题。只有通过回顾和超越，我们才能确保我们来之不易的关于中国的发现能够有助于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