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 Slater: 强国家的民主化之路

文献来源：Dan Slater, “Strong-state Democratization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3, No.2, 2012.

作者简介：Dan Slater 于2005年获得美国埃默里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现为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双聘副教授，研究专长为东南亚政治（国家力量型塑、威权政治的民主转型），其研究数次在美国政治学会与美国社会学会的多个分会中获奖。

个人网页：https://political-science.uchicago.edu/directory/dan-slater

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被普遍认为是正相关的，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亚一党制国家则是这一领域的反例，其经济治理绩效正来源于其强有力的国家。一党独大的选举式威权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常见的政体类型。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拥有一个强国家（strong state），这对考察其是否发生民主化，以及如果民主化会产生什么结果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Slater在Journal of Democracy发表的文章中便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讨论了强国家民主化，及其可能的结果。其主要结论有：（1）在强国家发生的民主化会更加平稳。（2）且在民主化后，之前的国家机器依然可以保持其有效运作。（3）强国家是否发生民主化取决于执政党对待反对者的态度和手段。（4）在强国家的推动下逐步实现民主化是明智之举。（5）重要的是要放松威权主义（loosening authoritarianism），而不是要放弃强有力的国家（not losing Leviathan）。

一、强国家的起源

作为政治稳定的根源，国家能力要比威权统治远为可靠，尽管国家能力也更加难以铸造。一旦建立，国家能力便不再依赖于政体类型存在，民主国家可以有强国家（strong states），独裁国家也一样可以。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所以出现由一个政党主导进而塑造的强国家，与其历史密切相关。（1）反对劳工运动与左翼激进主义。与东南亚的其他地方相比，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在二战中的抗日力量转变成了更加强有力和激进的战后劳工运动。此时，英国殖民者和当地精英组织起国家的强制性机构来控制劳工以及镇压叛乱。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两处英国殖民地都已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s），拥有有力的民间机构（civilian institutions）来胁迫并且约束地方自治主义（endemic communalism）和左翼激进主义。这种强制性的力量也足以使得后来的执政者对付那些被它们所定义成的威胁。

（2）税收能力与坚实的财政基础。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应对这些左翼的和地方团体的动荡局面，在平民政府（civilian administration）推行了重要改革，并且对经济精英采取直接征税。这使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并且不管接下来哪个政权来管理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坚实的财政基础。在二战刚结束的这段时间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始在征收直接税的能力上超过它们的邻国，比如菲律宾、泰国，也正是这种能力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区分开来。因此，在某个政党统治整个国家之前，国家机器就已经拥有了充裕的税收并且知道如何有技巧地进行干预。

（3）通过民主竞争取得统治地位。尽管用一种高度威权的方式进行统治，但无论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还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其最初都是民主地取得执政地位。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殖民主义让路给选举政治来实现去殖民化。UMNO和PAP都承诺行使国家权力来提供公共物品，并以此培育了大众的支持。尽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稳定是强有力的执政党和高效的国家两者共同的产物，但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政党最初赢得跨阶级的支持是通过激烈的民主竞争压力而不是它们本来就有可以实施威权统治的霸权地位。

无论是UMNO还是PAP，其最初存在的理由便是在多民族的国内社会中保持政治稳定。因此，两国民主化的前景便取决于大众是否接受民主化与稳定是可以同时发生的。简言之，若大众和执政者认为民主化会带来政治动荡，那么其对推动民主化进展就会十分犹豫。

二、强国家的民主化

不过在Slater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强国家主导下的民主化进程通常都十分平稳。即使经历民主化，上文讨论的那些国家制度并不会丧失它们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并且在东亚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两个案例：韩国和台湾。韩国卢泰愚所在的民主正义党、台湾蒋经国所在的国民党，在强国家的情境下，都采取了先发制人举措来放松威权控制，推动民主化进程。

从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化中，我们得到的最重要启示就是强国家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政治不稳定。韩国和台湾的案例显示，（1）发起并推动民主转型的威权主义执政党在民主化环境中依然得以兴旺发达。民主正义党和国民党不仅分别在1980s和1990s最初的民主大选中取得胜利，并且它们在2000s又得以重返执政地位。

（2）在经历了数十年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减少贫困后，台湾和韩国的威权主义政权都培育了充满生气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大多拥有温和的甚至是保守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在台湾，民主化更多的意味着拓宽政治吸纳，而非实施激进的再分配政策。

（3）周期性的政权轮替以及时有耳闻的政治丑闻似乎支持了民主等同于不稳定的观点。但是在空洞的政治丑闻和政党间敌意背后，韩国和台湾有维持政治稳定更深的来源，这就是其民主制所继承的强国家。威权主义利维坦的铁笼子因为民主的目的被重新布置了，但它们绝对没有被拆除掉。正如有的人认识到的，韩国和台湾正由发展型国家转变为福利国家，但不是从强国家转向弱国家。与西方更加富裕的民主国家类似，这些亚洲的民主政体同样面临着控制公共支出和债务的长期性挑战，但绝不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某种激进挑战。韩国和台湾在应对扩大福利国家的压力时，由于拥有相对强大的财政制度，因而表现得比起拉丁美洲和南欧的国家更有准备。

三、强国家的民主化需要向反对者赋权

如同韩国和台湾的例子，强国家会使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民主化道路更加平稳，但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也可能会使民主化自始至终就不会到来。

要使强国家的民主化得以发生，在位的威权者必须愿意限制自己采取的高压政治。然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长期以来便仅有异常无力和分裂的反对者，这意味着两国不但可以安全地民主化（safe for democratization），甚至太安全以至于无法民主化（safe from democratization）。

近年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内的反对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马来西亚的人民公正党（People’s Justice Party）在槟城等四个州拥有政权，尽管要获得全国性的胜利仍然遥不可及。新加坡工人党在2011年大选中获得了87个直选议席中的6席。新加坡民主党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见2005年被新加坡政府禁播的纪录片《新加坡反抗者(Singapore Rebel)》，该片于2009年解禁，成为新加坡第一部获得解禁的政治影片。

不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执政党会如何应对这些反对者仍是不确定的。若他们认为反对者会威胁到政治稳定并对执政党的领袖进行清算，那么要他们主动地推动民主化就是不可能的。

四、其他

1、尽管文章没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这导致其学术性不够，但还是有洞见的。Dan Slater是近年来研究民主问题最为优秀的青年学者之一，他从国家战略选择的视角讨论东亚地区的民主转型和威权持续问题，其中包括国家-社会关系的多个重要维度，有大量拓展的空间，例如税制。张长东老师推荐了其另一篇文章，“发在一个小期刊上但却提出来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这个研究做得非常好，以至于我当时刚看这篇文章，感到很绝望，因为他已经把能说的都说完了。”当然张老师随后对其进行了超越。参见：Dan Slater, and Sofia Fenner, “State Power and Staying Power: Infrastructural Mechanisms and Authoritarian Durabi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5, No.1, 2011.

2、强国家主导的民主化确实相对稳定，尽管近年来韩国、台湾的政治远非风平浪静，但从正面来说，虽有民粹，但仍未出现有影响力的极端思潮。不过从反面来说，不可否认两者仍然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不稳定。这也可以在Slater的理论中获得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因为韩国和台湾在发生民主转型时，没有充分吸纳社会各群体。如韩国对财阀势力的倚重，及台湾国民党对台东和原住民的忽视。

3、与社会中心论视角不同，本文讨论的是国家的战略选择。当然这两种解释不是割裂的，国家不会自动地做出回应，其中必定需要在前置时间预设一个与社会的互动，并且社会力量的大小也会限制国家采取行动的选择范围。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IPE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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