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信任：东亚民主社会中的例外主义？

文献：Eric C.C. Chang & Yunhan-Chu, “Corruption and Trust: Exceptionalism in Asian Democrac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8, No. 2(May 2006), pp. 259–271.

作者简介：

     Eric C.C. Chang：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专注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理论以及政治学方法论。

http://polisci.msu.edu/people/eric-c-c-chang/

     朱云汉：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政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民主化、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及两岸关系。

   http://politics.ntu.edu.tw/?p=168

腐败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究竟为何？在新兴民主政体中建立的西式选举制度有利于清除腐败吗？东亚地区的民主社会中存在例外吗？本期“政观”将给大家带来一篇关于腐败与信任关系探讨的经典文献。

一、理论探讨：

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和制度当中，腐败都被视为难以彻底解决的现象。在韦伯主义者看来，腐败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但随着官僚制的完善和现代化的发展终将被清除。而在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流派那里，腐败则具有更进一步的解读意涵，其中以亨廷顿的“润滑剂说”最为经典。在他看来，“一定量的腐败不失为打通现代化的润滑剂”。当然亨廷顿自己强调这句话有其前提，那就是在传统封闭的社会中，一定量的腐败有助于打通社会阶层的流动，有利于扩大政治参与，但是同时他强调整个社会中弥散的腐败则对政治发展毫无助益。此外，他还指出，随着政党体制的逐渐完善，一个强大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将有助于清除腐败。

在民主社会中，腐败不仅严重地违反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例如问责制、平等和开放，而且还导致了公众的不信任乃至引发政体的危机。在完成政治转型的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新兴民主政体中，腐败无一例外地不在蔓延，并且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政治信任。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谨慎地提出在亚洲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还需要重新论证。

经典理论判定“腐败阻碍了经济发展”，但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却呈现了与之相反的状况。在东亚，腐败高发率与经济高增长密切相关，Wedeman将其称为“东亚悖论”。对此，Lim和Stern将东亚地区中的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关系归结于特殊的经济政策和政商关系。他们进一步指出，这种寻租是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的——通过在企业家中执行规划好的产业政策并形成竞争。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执政精英通过激励经济发展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和索取贿赂。因此，作者提出疑问在东亚社会中，腐败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像它与经济增长一样？

 既有的理论表明可能在亚洲确实存在“腐败例外主义”。诸如Rose-Ackerman发现泰国民众认为向能提供好服务的官员送礼是理所应当的。而申道哲也发现金泳三反腐最终还是囿于韩国社会中的互惠这一传统规范而在很大程度上妥协。除却政治文化之外，亚洲民主社会中的选举制度使得腐败的政客多次当选，也刺激了这一现象的产生。

因此，一方面，既有的理论和经验文献都清楚地揭示到腐败侵蚀政治信任，另一方面，诸如政治文化和选举制度则为亚洲腐败例外主义提供了论证依据。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为了解决上述的种种困惑，作者开始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检验：

作者运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对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5个国家和地区（日本、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泰国）进行测量。

就政治信任而言，测量的对象选自中央政府、非特定性政党、议会、军队、警察、地方政府以及法院。描述性统计直观显示，在五个民主社会中，除却泰国，其余四个国家和地区中央政府、政党以及议会的信任都比较低，但是比后共产主义国家要高。此外，作者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数据库做比照，亚洲民众的腐败感知要高于西方国家。

 就政治腐败这一变量而言，作者依然采用的是民众对腐败的主观感知，这种感知既囊括了公众对中央政府这一层级的腐败感知也包括了对地方政府的腐败感知。考虑到媒体这一变量在公众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影响，作者在后续检验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在模型1中，腐败感知越高，政治信任越低。此外，对经济预期越乐观，对民主满意度越高，对公正程度越认可，政治信任越高。当然教育程度则与政治信任之间呈负相关，印证了“批判性公民”假说。此外，从模型2到模型6则是按照地区分别验证了这些因素对日本、菲律宾、韩国、泰国和台湾政治信任的影响。

其次，作者通过建立分层模型检验了政治文化与选举政治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模型7展示了这一层关系。作者进一步做了交互项检视，模型8揭示了腐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普遍的，并不取决于政治文化与选举政治。因此，作者指出，并没有证据证明东亚社会中的情境因素减弱了腐败的消极影响。

考虑到统计学方法上的质疑，作者也坦诚表1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的结果，这一表现在于腐败可能对信任的反向影响。进一步，作者做了Hausman检验（P=0.03），确认了存在内生性偏差。因此，在模型1中，作者重新构造腐败感知方程来检验腐败的程度是否取决于公众对机构的信任，同样将媒体曝光和政党力量作为控制变量。其理由有二，其一是对新闻接触越频繁的民众对政治越持否定态度。其二是相比反对党的支持者，执政党的支持者更能宽容执政党及其成员的腐败。

模型9的回归结果表明，持更低信任的公民倾向于认为官员是腐败的。更重要的是，即使考虑内生性效应，腐败依然对政治信任具有侵蚀性作用。

三、结论：

与其他国家一样，在东亚民主社会中，民众对腐败的感知将强烈地削弱政治信任。但是在加入政治文化和选举制度这两个变量之后没有削弱腐败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因此先前的理论可能并不成立。像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尝试通过改革选举制度来清除政治腐败，但是远未获得成功。面临同样腐败困境的还有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等地。

因此，作者最后以疑问结尾，提出“为什么民主化之后的国家变得更加腐败了？”“腐败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最后指出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将有赖于比较政治中的实证检验与理论创新。

编后记：

这篇文章是作者于2006年时发表的，10多年后来看依然具有深刻的价值。一方面，作为民主转型和巩固的地区，无论是台湾还是日本、韩国，其腐败依然呈现出弥散的状态，这一事实否定了“党争民主能清除腐败”的谬论。反观我们身处的中国大陆，近年来，政治腐败高发频发，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治信任，长远来看如果不及时阻遏将严重损害政体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特殊的“党国体制”能在反腐败斗争中将监督、执纪、问责充分贯彻下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得到了民众拥护。正如习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不得罪成百上千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反腐没有“休止符”。因此，对当代中国来说，腐败、反腐败与公众政治信任的研究将是值得持续追踪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