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变迁：凯瑟琳·西伦与历史制度主义
今年九月召开的美国政治学会宣布了新一届的负责人名单，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学系教授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当选新一届主席。即便在美国，学术共同体成员中男性同样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西伦之前，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女性仅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t Levi）、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寥寥数人。
凯瑟琳·西伦毕业于美国政治学研究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John Zsyman研习发达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毕业之后在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短暂停留不到一年，西伦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茅庐的西伦便开始怀疑流行的理性选择理论。她强调，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群体的行为和权力并考察时间过程，许多关于政治制度的宏大问题需要一个动态的、长时段的因果分析——正如她日后与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等人呼吁的：“少关注些个体投票者，多把精力放在组织化的利益”。作为思考的结晶，她与斯文·斯坦莫（Sven Steinmo）以及弗兰克·朗斯特雷（Frank Longstreth）编著了论文集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Structuring Politics这本论文集在历史制度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关于“历史制度主义”这个词是由哪位学者首先提出比较模糊——彼得·霍尔与西达·斯考切波均认为是对方首先提出的这个概念。然而Structuring Politics却为该学科廓清了理论边界，包括独立性的特征以及与其他制度主义的差异。该书不仅仅是一本论文集，同样展现了历史制度主义如何推动了比叫政治学的发展。作者们通过多元的视角与丰富的议题，不仅仅表明了“制度很重要”，同时描述出制度在时间过程中是如何塑造与被塑造的。其中，第一章正是由西伦撰写的《比较政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该文章至今依旧占据着《政治科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引用率和下载量的榜首。
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西伦与其他机构的同事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广泛交流。直到今天，她所承担的许多课程都是与跨校名流合开，如与斯考切波合开的《比较视野下的美国政治经济》，与彼得·豪尔合开的《资本主义的种类与社会不平等》等等。南希·贝尔莫（Nancy Bermeo）在回忆中极其称赞西伦超凡的智慧、包容性与沟通能力，认为青年时代的西伦就已经展现出了日后成为美国政治学会领导人的出色才华。
1994年西伦加盟西北大学。在密歇根湖畔的日子，西伦俨然成为了一个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任教的十余年间，西伦为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在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分析的学界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她与社会学的同行一道建立起了比较历史研究的跨学科工作坊，这个富有激情与创造力的工作坊一直持续至今。随着詹姆斯·马洪尼2005年来到西北大学，两位专注比较历史的研究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马洪尼感恩西伦在其学术道路上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西伦则称赞马洪尼树立了一个优秀学者的典范。
2005年，西伦与沃尔夫冈·斯崔克（Wolfgang Streeck）主编的Beyond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出版。本书英文版的封面是萨尔瓦多·达利的经典作品《记忆的永恒》，通过超现实主义的方法体现出了这本论文集中关注“时间”的隐喻。西伦等人以发达工业体为案例基础——如法国的自由主义政策、德国和意大利的财政制度、美国的福利体系，等等——确立了五种制度变迁模式，分析了诸如持续的制度转型、作为制度的政体、自由化变革、制度变迁的原因、过程与结果等议题，表达了制度变迁“渐进且积累”的观点。
2009年，西伦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在此之后，彼得·豪尔成为其最亲密的同事，二人共同开设课程、组织研讨会、教授弟子。2010年，西伦和马洪尼合编的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出版。时至此时，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得到了更加丰富的发展，概念化与类型化的工作进一步推进，方法论的自觉性进一步凸显。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四种理想类型：替代（displacement）、层叠（layering）、漂移（drift）、转换（conversion）。不同于上一本论文集主要聚焦于当今发达国家，本书将更多的视野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变迁，例如巴西医疗制度、肯尼亚土地制度、印尼的“新秩序”等等，这也体现出了当代比较政治学的在关注议题上的转变。
通过以上的学术经历不难看出，西伦对历史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中的发展尤其是渐进制度变迁领域贡献尤丰。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路径依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首先源于经济史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逐渐为政治科学与历史社会学所吸纳。然而，基于“断续均衡”逻辑的路径依赖范式更多关注变革而非稳定，同时，严格上的路径依赖并不多见。因此，西伦将目光放到“稳定”。这不仅体现在她对方法论的总结与创新，更体现在研究方法在历史分析上的应用——西伦两本有关制度变迁的著作都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历史与社会学分会的巴林顿·摩尔最佳著作奖，十多年来只有三位学者两次获奖，其他两位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与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西伦的研究，细致而深刻，从案例中汲取极具穿透力的理论，无论是技能形成体系（1999）还是劳动力市场制度（2010），均体现出了权力分配、阶级联盟和以利益为基础的制度起源和演化理论，环境、偏好的变换以及制度的覆盖、互动与再生成在时间中不断推进演化。其中，《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已经被翻译出版。然而，由于西伦关注于历史细节，因此少了些宏大历史社会学那般激情的笔触，加之过多的专业名词和英文简称，故而使得不少国内学者读起来颇为吃力。
回到西伦与她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历史制度主义代表了这样一种企图：即阐明政治斗争是“如何受到它所得以在其中展开的制度背景的调节和塑造的”——历史制度主义的乃至新制度主义的兴起，都源于对行为主义浪潮在政治科学研究中泛滥的反思。因此，早期历史制度主义依旧是强调“制度”重于“历史”。但随着与历史社会学的不断交流与互动，一种横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宏大抱负逐渐付出水平，即比较历史分析的出现，其正式标志是2003年出版的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Social Science。作为对CHA十余年发展的补充，2015年西伦与马洪尼合编了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从2003年到2015年，比较历史分析试除了坚守自己的理论阵地、以“大杂烩”的方式构建共同体外，其需要辩论的对手除了占据绝对优势的量化阵营，又加入了形式模型与大数据社会科学。面对滚滚而来的科学化（很大程度上狭隘为数学化）浪潮，“主流”的比较历史分析学者虽然一直声称自己的研究同样是“科学”的，但他们依旧无法避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即便是将分析工具加以抽象总结，其精巧与复杂程度远远无法与定量研究和形式模型媲美；另一方面，如果缺少了历史仅仅说方法，那么比较历史分析则失去了应有意义。这其实是美国社会科学大环境造成的。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通过对Studies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中的发展研究总结发现，该刊物论文发表的主体，已经由几十年前的社会学转到了如今的政治学。这不仅是由于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不断缩小（或曰“狭隘”），同样因为历史制度主义等质性研究的学者几乎无法在其学科的主流刊物（如APSR、AJPS等）发表论文，而不得不转战交叉学科的学术期刊——相较于KKV,1994成书的年代，如今的质性研究的政治学学者被挤到了更加边缘的位置。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2015年，西伦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16年，牛津历史制度主义手册出版（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lism），这一年美国政治学年会将关注的焦点再次回到时代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2017年，西伦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这就是凯瑟琳·西伦，优雅不失坚毅，智慧不失勤勉，几十年如一日对学术的执着，使她赢得了整个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