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教训的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视角
苏联解体的教训包括：斯大林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有偏差，没有被纠正并形成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左右苏联的内政外交；赫鲁晓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立场没有被纠正并被其继任者写在宪法里，在苏联泛滥30年，这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想乘虚而入，客观上从政治思想组织上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做了准备。马克思主义要求其执政党务必：观点科学、彻底，能为建立公平正义、理想的社会提供指导；方法与实际契合；立场大公、无私、为民。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本文拟以此视角分析苏联解体的教训。包括五个方面。
一、 缺乏世界历史视野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辩证与统一关系，把社会主义看作一项世界历史性事业。苏联从建国之初便遭遇外国武装干涉，之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后来是冷战，而解体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作为外部条件和戈尔巴乔夫作为内应出卖的结果。苏联的建立和解体其意义都是世界历史性的。但是除列宁以外的历届领导都不同程度地缺乏这种世界历史视野。表现如下：
没有资本主义能做到一切。1927年，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中提出：“无产阶级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管理国家，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建设工业，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能够不顾资本主义包围而顺利建设社会主义。”③这段话非常典型，这是斯大林面对西方对苏联千方百计围追堵截，发展苏联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思想。这在当时是合适的。问题在于这个思想延续下来，并且是几代苏联领导者坚守的准则，这导致了苏联的封闭，也因此产生一系列理论误区。
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贸易就是出卖自己。斯大林甚至把上述思想推广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未果。“而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和出现了“两个也是对立的世界市场”的观点，则进一步割断了苏联与西方经济的密切联系。1945年，在研究战后发展的国际会议上，美国一宣布完“马歇尔计划”，时任苏联外长的莫洛托夫在没有同与会其他各国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拂袖而去。④后来见证这一场面的法国外长回忆起这件事时非常惋惜地说，莫洛托夫为什么不留下来与我们共同协商，讨价还价?
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是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这是斯大林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的一个主要观点。1924年斯大林几次提出，为了实现工业化，应当尽快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作为工农业结合的中间环节，应当坚决排斥包括小商人、小摊点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成份。到1937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苏联全国各种经济比重中占98.5%至100%。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苏联……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完全铲除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和把社会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根源。”⑤
上述思想持续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其间有过的几次改革一旦触及其核心，便停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要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自觉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认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及世界经济的一体性、相互依存性和开放的不可移易性，明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整个过渡时期不同阶段的任务。客观地看，斯大林时期西方封锁围剿，与其交往的客观条件欠缺，但是比起列宁时期要好得多，关键是主要领导者缺乏世界历史视野。
二、对时代的认识有偏差
时代是后发型国家发展的国际背景。它要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是要明了时代的本质，二是要把握时代不同阶段的特点。偏差有以下两点。
只看到本质引起的偏差。斯大林在对时代本质的把握认识透彻，把握准确，有时也能看到时代具体特点，比如意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方面对苏联封锁、围剿，同时又准备发动战争，因而在国内动员一切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实施加速发展的现代化战略。当时是否进行现代化关系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存亡。战时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对抗西方强大国家联盟的、新的自主力量的中心。这样，在法西斯德国入侵时，斯大林的战略拯救了苏联。再比如，斯大林由于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深刻认识，提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而为了避免战争的可能发生，要有相应的威慑力量。因此采取非常措施加速制造核武器，后来美国解密的文献表明斯大林的决策是及时、正确的，也因此在他执政时期没有贻误苏联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偏差表现为有时看不到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这种偏差使斯大林对帝国主义国家可能侵略苏联时刻有一种忧虑。二战后有所减缓，但仍把备战作为苏联的首要任务。这种情况在其后任者那里有缓和，有加剧。总之，这种偏差导致对战争的或然率估计过高，遂使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带有浓重的战备色彩。
缺乏对不同阶段特点的分析。斯大林在他执政的近30年里一直谈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观点。观点没错。但他对不同阶段具体变化的特点总体缺乏分析。在偏差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的情况下形成一种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左右着苏联的内政外交。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仅需要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时代的本质——这是国家发展长期战略的需要，而且也需要对其不同阶段特点进行准确分析，这是国家短期发展政策策略需要。
三、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对立的一面。问题在于只看到对立的一面，并且由此引发出以下带有偏差的国内外政策。
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对立的主要责任在西方。斯大林从中止新经济政策开始，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制度、生产方式、生产目的到发展动力完全对立起来。这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的一切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
由保卫苏联安全、利益蜕变到输出革命与美国争霸世界。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并认为苏联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可能的。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内，保障苏联安全、维护苏联的利益是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开始同美国争夺军事优势，进行武装侵略扩张。这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动摇。这是由于上述认识而产生的一种发展战略上的偏颇。这实际上是斯大林从1925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思想：走一条不靠外来贷款，不利用外国资本而发展国家工业化的道路。1952年，斯大林仍从理论上论证并肯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在战前是不二选择，而战后没有调整，说明对时局的认识有些偏差。而这种认识一直延续至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由此也产生了国家发展战略上的偏颇。实际上苏联诞生伊始，两种制度的互动就开始了。不过由于苏共领导思想方法的片面和客观上资本主义的包围而导致的封闭，对互动带来的变化没有清醒估计，遂使苏联与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简单化
简单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将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化。这个设想的总体框架出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斯大林那里私人商品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他拘泥于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自1928年新经济政策终止起，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主义所有，消灭产生无产阶级的条件，在工业农业中几乎是纯社会主义成份。
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其表现就是把公有制、苏维埃政权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1952年苏共十九大正式提出：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⑥而此时是百废待举，连面包和土豆也要凭证供应。1959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又明确提出要“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在谈到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国家时，不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都提出了不同的方面赶超美国的时间表。但是总体看，既缺乏知己知彼，也对国家的整个现代化的发展及其不同阶段——比如当时所处方位，要转到下一个阶段还需要哪些条件，等等——缺乏一个比较明晰的总体设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没有完全理解，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
忽略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忽略用经济手段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忽略人的合理需求、愿望和主张。斯大林强调依靠政权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工人阶级的态度、人们的热情来发展生产力。这是他的一个创新。这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包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很重要的方面。二是对生产力标准认识得不充分、不全面。当然苏联在工业发展水平和速度方面在20—30年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几百年的水平。但这是粗放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这种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简单化，实质是将公有制和苏维埃政权这些社会主义主要的政治元素绝对化，对生产力标准认识得不全面。
五、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及完全背叛
如果说斯大林在基本问题上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偏差的话，那么赫鲁晓夫则是在基本问题上背离，客观上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做了准备。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错误。他在秘密报告中完全站在一已私利而不是党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对斯大林进行完全非历史、非客观的评价，全盘否定。有70%的苏联人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不相信，也不赞成。⑦斯大林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声称，要利用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主义的威望和影响”。苏共二十大提出 “三和”，二十二大党纲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概念。⑧首先这些提法总体都与实际情况不符。其次这些理论也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国家、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映，与当时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倡导的“全民国家”等理念遥相呼应，⑨是十足的幻想。
秘密报告和“三和”“两全”理论在苏联社会中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由于赫鲁晓夫的立场方法和理论上的背离导致思想政治领域的是非颠倒。自此，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打着反斯大林旗号实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在国内一些势力和西方的纵容下，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持续30年。从1986年10月，斗争的“天平”急剧倾向前者。赫鲁晓夫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对整个社会思想、方法的影响是深远长久的，特别对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年轻人如“二十大的儿女们”及此后出生的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致使他们缺乏判断政治是非的坐标。“两全”最终成了苏共放弃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基础。赫鲁晓夫的背离客观上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做了政治思想组织的准备。
戈尔巴乔夫完全站在西方利益的立场上。行动上出卖。从1986年10月至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与美国的两任总统会见11次。他说，第一次会见，他实际上无条件地将苏联交给美国。最后一次会见中，他完全同意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等。⑩第一次会见后，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都是蓄意破坏，包括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再看理论上。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和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戈尔巴乔夫的两个主要观点。前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是个伪命题。资本除了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关注他人的利益。其次，在苏联解体前后，西方提出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内涵是指西方资本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后一个问题提法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但是本质没有变。对此，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明确表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戈氏从行动和理论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
六、结论
第一，世界观：上述五个方面涉及世界历史观、时代观、社会主义观和资本主义观及其相互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伊始就必须直面、且整个过度时期都相伴随的。这事关社会主义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力求观点科学、彻底，能为建立公平正义、理想的社会提供指导，而教条、断章取义等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信仰、不理解，不懂得的种种偏离、背离、背叛则必然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提供可乘之机。
第二，方法论：在斯大林之后的几代苏联领导人那里，对客观情况的非辩证等方法已成常态。主观片面等极端方法使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国内外客观情况产生了许多误判，最终使自己失去了对整个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视野。方法论上的缺陷最终使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丧失了对国内外的现状科学分析能力，也就不可能有符合实际的内政外交方略，从而贻误并葬送苏联的现代化。方法论关乎社会主义事业顺利与挫败，务求与实际契合。
第三，立场：立场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大公无私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底线。立场上的自私必然导致世界观方法论的背离和背叛，立场必须大公、无私、为民。
当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的偏差甚至背离也在所难免，这要靠其自身的政治、理论自觉适时纠正。而如果明显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而且类似的错误不断出现，最终难免发生质变。
注释：
① 本文源自项国兰新著：《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反思与探索》第三章的一部分，有改动。
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曾参与《列宁全集》第2版的译校，《列宁选集》第3版的选材《列宁画传》第1版编著等工作;主要著作：《斯大林年谱》(合著)、《亲历俄罗斯》、《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反思与探索》
③《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9页。
④苏联通过情报部门事先了解到了这次会议将宣布的“马歇尔计划”的内容、目的和实质。
⑤《苏共决议汇编》第五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这一情况，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不能满足工人们，包括那些曾在红军中服过役的人的最基本需要。青年男女在他们结婚之前会到我们这里来，要求给他们一套房子。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一套单独的房子——我们甚至常常不能为他们在宿舍里找到一个地方。这种情况到1960年代开始改善。
⑦李燕著：《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兼析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解体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第165页。
⑧“两全”理论上世纪70年代被写入苏联宪法。
⑨林卡、张佳华著：《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北欧经验)》，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67页。
⑩〔俄〕弗·施韦德 马维先译：《米·戈尔巴乔夫的历史角色》，《世界主义运动研究》2016 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