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丨胡适真是首个白话文学大师吗？
胡适很难称得上是什么中国首位白话文学大师，对于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也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文言文在整个民国时代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甚至呈现上升的趋势。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白话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教育运动才确立起来的。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白话文的主导地位才扩展到了全国。
对于胡适这个所谓“民国大师中的大师”，近几年来朋友们扒皮已经扒的差不多了。不过，当前还有一顶光环其仍然顶着，那就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功绩。不少人宣称，胡适是首个白话文学大师，正是在胡适的努力之下，中国文学才挣脱了文言文的束缚，实现了白话文的正统地位。像笔者前几天的文章《从“鲁郭茅瞿蒋赵”到“鲁郭茅巴老曹”》发布后，就有人质疑“胡适哪去了?”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我们可以从文学史的角度做一下追溯，依次看一下今人最熟悉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几种文学体裁的特征。
唐诗的主体是通俗乐府诗，像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石壕吏》均是那个时代的白话。至于一些绝句律诗之类的短诗，也同样并没有什么语言障碍。诸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虽然时隔了一千多年，但是丝毫不难理解。
宋词和元曲起自于市井，较之唐诗更加通俗和白话化，里边的名言佳句同样丝毫没有理解障碍。诸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等，现代人如果看不懂的话，只能说是智力有问题。
明清小说虽然也有《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小说，但是居于主体地位的毫无疑问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大名著。而这四大名著都是不折不扣的白话小说。在新文化运动前夕的清末民初，又出现了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这“四大谴责小说”，这四部小说同样是白话文。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的白话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相当发达的，根本没有必要胡适去提倡。如果要是胡适真的提倡白话文的话，也完全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为基础，在充分肯定古典文学的前提下推动文学发展。然而，胡适却并不是这么做的。其把白话文同古典文学对立起来，企图在全盘否定古典文学的基础上照搬西方的文学，认为抄一抄西洋体就算是“白话文学经典”了。我们可以通过何其芳的研究看一下，胡适是怎样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
【在《白话文学史》中他说中国民族是一个“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中国古文学“最缺少想象力”，“屈原庄周都远不够资格”，因此他断言“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印度的文学影响的产儿”。他对于佛经的翻译的影响真是夸大到了“瞎嚼蛆”的程度。什么“确有欲的解放力”，“留下无数文学种子”，“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通通用上了。
除了这种一般的否定而外，他还对像连绵不断的高峰一样矗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差不多一个一个地都加以贬低或歪曲。他说屈原和宋玉都并无其人，《九歌》不是屈原的作品，“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 46 32817 46 15264 0 0 2873 0 0:00:11 0:00:05 0:00:06 2987全无文学价值”，而且“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读楚辞》)。他说李白是个“出世之士”，他的“出世态度”“与人间生活相距太远了”，所以他的诗“与我们不发生交涉”。他说杜甫的“特别风格”就是“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一点便是读杜诗的诀窍”，并且把杜甫的一些非常沉痛的作品，《醉时歌》、《示从孙济》、《北征》、《羌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毫无心肝地一律说为“诙谐”、“滑稽”或“穷开心”(《白话文学史》)。他说“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幼稚”，“即如关汉卿马致远两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们的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都脱不了‘幼稚’的批评”(《水浒传》考)。他说《三国志演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诸葛亮等人物写得不好，文学技术更“平凡”(《三国志演义序》)。他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西游记)考证》)。他说《聊斋志异》“取材太滥，见识鄙陋”(《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
何其芳全集·第4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01,第92页】
当然，在全盘否定古典文学基础上，如果胡适自己能够写出好的作品，那么无疑也是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问题在于，胡适本人毫无文学素养。我们仅以他写的最好的诗歌和散文看看胡适的文学水平到底有多高。
胡适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诗是《应该》，远远超过了李白和杜甫的打油诗。像其在《谈新诗》里就说，白话文与白话诗要胜古文与古诗多多，新诗遣词造句所形成的意蕴与表达的精微是古诗无以及的，“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出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我且举我自己的一首诗作例”：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
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你想着我，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
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
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但是，任何一个不戴有色眼镜的人恐怕都会感觉，胡适这首所谓的“诗”最多也就是初中生水平，别说什么超过了李白和杜甫，恐怕连张宗昌之类打油诗都不如。最好的诗尚且如此，其他的诗就更差了。比如说另一首被吹捧为开辟了文学史新纪元的《两个蝴蝶》，更加令人不忍卒读：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写的最好的散文是《差不多先生传》，国民党当局曾经长期将其吹捧为超越鲁迅的《阿Q正传》，更是令四大古典名著望尘莫及的文学杰作。我们在这里简单摘录号称其中最精彩的两段，看看胡适的散文水平到底有多高：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话，方才绝气了。】
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文学杰作”最多也不过是初中生的水平，比现在流行的一些网络段子还差很多。不仅讽刺用得很低劣，都是近乎无厘头的夸张，而且基本的语言也没有掌握好。如果用这篇文章去参加中考，估计也就混个马马虎虎的及格分吧。
其实，《差不多先生传》不仅是一篇拙劣之作，而且还有抄袭之嫌。其中的段子明显模访了中世纪波斯大文学家萨迪的《蔷薇园》中的名篇。只不过萨迪是讽刺个别人的愚蠢，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分国家民族的。胡适却把这种现象说成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而西方人不可能存在的“国民性”。这当然不符合事实，只不过暴露了他自己的逆向民族主义而已。而且，如果我们和原文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从语言到情节远不如原文写的好。原文语言精练、诗文结合，讽刺也比较适度，胡适改写时把原文的几个优点全改没了：
【有一个人眼睛害病。他去找一位兽医，向他说：“请给我些药。”兽医把治疗牲口眼病的药品给了他。他的眼睛瞎掉了。他去告官。法官认为他不能得到赔偿。“因为，”法官说，“这人如果不是驴子，决不会去找兽医。”
那人若是聪明谨慎，决不会把重任交给庸人;
他若知道某人编制草席，决不会托他纺织绸衣。
——《蔷薇园》，水建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第1版,第154页】
正因为胡适等提倡白话文的民国西化学者水平太差，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恶心人的反作用，所以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文言文在整个民国时代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甚至呈现上升的趋势。像北洋军阀时期的20年代课程标准规定，初中选文中，白话和文言的比例是初一7:3，初二6:4，初三5:5；到国民党当局1942年版的“国定初中国文课本”选文当中，白话文占比进一步降低，文言文占比反而上升，白话文同文言文的比例降为初一4:6，初二5:5，初三3:7。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白话文选文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古典白话文。高中白话文更少，特别是到高三参加大学升学考试时竟全部是文言文。至于在高校里，几乎所有的文科课本和学术著作都是使用文言文写成的，像钱穆的《国史大纲》和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甚至到了国民党跑到台湾之后，不少“民国大师”仍然使用文言文。例如钱穆在蒋介石过80大寿时就写道：
【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
所以，胡适不但很难称得上是什么中国首位白话文学大师，相对于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也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如果不是说起到了恶心人的反作用的话。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白话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教育运动才确立起来的。像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左翼文学家贡献出了大量的文学杰作，把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从小学到大学白话文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像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代表的学术专著也都是使用白话文写成的。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白话文的主导地位才扩展到了全国。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