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式怀旧小文化，能解中国社会之忧吗？——贺岁片《解忧杂货店》的社会心理分析
回到《解忧杂货店》，就影片所透露的社会焦虑来说，与其朝向过去，不如直面未来;与其继续鼓吹个人奋斗，不如重新凝聚社会共同体;与其迷恋于小情调的玩赏，不如将眼光放大。真正“解忧”的，应是社会整体的变革，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有浩瀚壮阔的历史，今天也正处在巨变之中，中国的电影文化理应具有更大的视野，更有本土特色的表达，摆脱岛国文化的纤巧与琐屑。
前些天看了刚上映的影片《解忧杂货店》。看剧情预告，我是奔着“时空穿越”“科幻”去的，结果看完发现，原来是一个连“软科幻”都算不上的壳，包了一个《读者》式的人生哲理小故事。
电影《解忧杂货店》改编自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从电影的制作方、指导人员来看，不乏日本人的参与。影片借用了原著的框架思路，尽管也移植到了中国本土的社会语境中：90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但还是带有清晰的日本色彩，在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讲了一个个小温情的故事，透着日本式“小文化”的味道。
需要“解忧”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电影的故事是这样的：2018年伊始，滨海城市，三个闯祸出奔、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年轻人，无意间到了一个废弃已久的杂货店。杂货店有个信箱，竟然能收到20多年前的来信，并且复信后，马上又能收到回信。原来这个小店里的信件能够进行时空穿越，并且店里的时间变慢，那一头过了许多天，这一头才不过几分钟。于是，三个好奇的年轻人开始代替杂货店原主人——90年代本地的一名喜欢给人通过信件答疑解惑“解忧”的老人——同90年代的寄信人通信，以2010年代的“超前”经验，指点着90年代人的困惑。最终他们了解了围绕杂货店的几个人物的事迹，也想明白了自己所纠结的问题，踏上新的人生道路。
“时空穿越”仅仅是个套子，故事在于当下人跟20多年前的人——有的跟自己还有关联——进行对话。更进一步说，是当下之人在进行怀旧、回顾、总结。许多“90后”不见得熟悉90年代初的社会风貌，电影可以说是为一代人做了一个简陋的“前史”“前传”的追溯，为90后找到其降生时的坐标。整部影片力图用某些标志性的时代元素——歌舞厅，假冒“港商”，流行乐，摇滚，北漂，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吟游诗人——来“还原”90年代社会气息，以快节奏、跨时空的跳跃，浓缩地呈现中国近20多年来的“崛起”。而影片中对90年代进行回访的、对20多年的社会发展史进行了“频闪”式回顾的，是几个20岁出头的当下年轻人，90后。似乎90后们也开始提前进行“怀旧”了，或者说被带着进行怀旧了。
这是已经登上社会舞台，成为各行各业主力的年轻一代人的焦虑，也是中国的焦虑：在几十年快速发展之后，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开始提前溢出类似于《解忧杂货店》小说背景的日本社会那样的“后发展”忧虑。当然，现实的社会情形不能直接类比，中国仍比日本要充满发展的活力，但新的社会矛盾、新一代人的困境与茫然，却也的确需要一个“解忧”的所在。
何以解忧?表面看来，电影演绎的是：站在当下的人，去指导、鼓舞从前的人，帮助其解忧答疑，鼓励其大胆选择，坚持梦想，努力奋斗。似乎电影的主体就是90年代的三个不同命运的年轻人：流浪歌手，破产家庭的少年，卖唱舞女，讲述他们在时代浪潮中逐梦奋斗的故事。然而，电影中三个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人，似乎只是作为引子的人物，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无意中撞进能穿越时空的“解忧杂货店”，在为从前的人答疑解惑、提供指导的过程中，自己的困惑也得到了答案，消除了内心忧虑与纠结，踏上了自己的逐梦之路。
流浪歌手与吉他——90年代的乡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电影是在回应当下的社会焦虑：通过回顾“来时的路”，将当下的焦虑转移到过去时代进行表达;又通过往昔焦虑的解除、上一代人的奋斗与梦想成真，象征性地为当下的新一代年轻人提供参照，对当下的社会焦虑予以想象性解决：梦想还是要有的，还是要去全力追寻。总之，不是用现在去指导过去，而是去重新“发现”过去，用过去的“奋斗史”重新点燃现在。
可以说，中国似乎的确进入了一个“阶段性总结”的时期，而新的社会环境，面临的是新的矛盾。当下的年轻人无法像电影中的人一样，有人从未来的时空寄来信件，仿佛“天启”一般给出预言，指引道路，告诉他未来社会有什么变化，应当如何提前抓住机遇，把握人生，改变命运。
当下的人，没有这道“天启”可以指引;而社会所提供的机遇、小人物翻身成功的通道，相较尽管起点低，然而“野蛮生长”的90年代来说，又显得少之又少、更难走了。当下的年轻人似乎过早地失去了活力，丧失了面对未来的想象力与勇气，而只能去回顾，去怀旧。这也是“佛系”或“被佛系”的一种，也是日本式“小文化”流行所反映的社会心理。
“解忧”中的日本式“小文化”
片中对90年代的呈现的确有一定的年代感，对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描述，尽管略夸张，但也有时代背景的依据。唯一不和谐的，恰恰是影片的灵魂人物，连接所有人物线的中心：杂货店店主，叫做“无名”的老头，由成龙扮演。
这个孤独一人的老者，弯腰鲐背，腿脚不灵，独自住在小屋，银发小帽，收拾得自己一尘不染。他与世无争，唯一喜好给人答疑解惑，阅读各种来信，对恶作剧的小朋友也认真回应;动作迂缓，又一丝不苟，小屋里井井有条，每样物件都仔细盛放，日复一日做着收拾、整理、阅读、写信的琐事。他能预知未来，期待着经过他指点的人从未来给他来信;然而却又不知他从何而来，仅交代了他多年前同爱人结合未果，终生独居。
这的确很日本，整个社会放慢脚步、老龄化、行动迂缓、迷恋于琐屑物事的日本。特别是那种对他人信件，对他人之“忧”的恋物癖式的玩味与珍藏，那种小心情、小人生的摩摩挲挲，小屋里的整齐与诡异。温情中丝丝寒凉。
杂货店老人的日本漫画形象(来自网络)
在影片中，这位中国版的“解忧”老人，他所指点的人都活在一个粗粝而热烈的90年代中国，然而独他自己超然世外，不动声色地指点着他人。
然而，他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解忧”的能力。他的回信内容其实都是“鸡汤”式的，相信写过初中作文的就能写出来，无非是相信自己，相信家人，珍惜生活，好好选择人生之路。他同代他回信的几位2010年代新式青年的人生哲学相得益彰，一个偏沉静，一个偏进取，殊途同归，都是针对个人奋斗的疑问，作时下流行的“人生导师”式的指导。
(配图仅供参考，不是在打广告)
这是“知心姐姐”式的答疑解惑，给的建议却无关痛痒。尽管其涉及的都是人生选择的问题，对每个人来说是大问题。追溯起来，这样的疑问与答疑，在中国也是有过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转型之际，中国还真有专门负责给青少年答疑解惑的部门、工作者，出了各种类似“青年交往手册”“青年成长”主题的书籍、文章。有的是应对社会新生事物、新潮流的“技术指导”，有的是应对社会变动之中，青少年的精神困惑，试图处理整个社会日渐发展起来的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焦虑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要求的“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80年代初有一个著名的“潘晓来信”事件，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来信以青年的口吻，诉说新一代青年的彷徨，追问“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这实际是社会价值观、人生观开始转变、个人主义开始滋长并占据主流的先声。当然，文中还加了个“为人类社会”“为他人”的套子，试图统一个人追求与社会整体的进步：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这已经有了此后大行其道的主流经济学核心观点的味道：“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整个社会利益将自动达到最大化。”
那么，到了电影所表现的90年代，更确切的说，到了电影拍摄的当今时代，每个人的内心忧虑，已经完全不用套上“社会”的外衣，不用顾及“他人”，考虑“人类”，而完全地、直接地呈现为如何取得个人成功的问题。
这种看似表明了“个人主体性觉醒”的问题，实际是空洞的、唯心的，相应地，影片给出的解决方式，无外乎当下流行的鸡汤式的鼓励、个人成功学的说教：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当然，还依托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带了一个“相信中国”的套子：以当下青年的口吻告诫1990年代的青年，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IT、互联网、金融投资……以此“预言”为契机，完成奇迹般人生大逆转的是影片中90年代的歌舞女郎：“迷途的汪汪”张晴美。她得到了来自2018年的信件的指导后，脱离歌舞厅环境，积极学习，学英语，学会计，做投资，办公司，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完成了从柔弱舞女变成女强人女老板的转身。
她身上最大程度浓缩了社会变革历史，但确是高度理想化的，因为前提就是她得到了未来人的指点，这无疑是在自己的人生命途中“作弊”。现实是，即使是在一个变动中充满机遇的社会环境，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天启，能提前押中命运的骰子，完成身份转变。时代是个搅拌器，在社会的沉降中，有的人也许是从原本依托单位体制、衣食无忧的身份，降格为流落街头卖笑卖俏;而相反的上升过程，对完全是“底层”的“小人物”来说，则是艰难而稀少的。以这位“成功女性”为主题的海报宣称“命运是最好的经营”，这实在是一个讽刺。因为在她那里，恰是最捉摸不定的“命运”不成其为“命运”，甚至整个社会的“命运”都被未来的人提前暴露在她面前了，充满变数的时间降为一个确定的平面空间，她不过是拿着一份清晰的地图去找寻既定的路径罢了。从现在到未来，就像是从图上的a点到b点一样明确，没有歧路。也许这的确是在“经营”命运，然而几乎没有人可以如此有把握地去经营。
于是，这种站在未来的、上帝视角的人生指点、“解忧”，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仍然显得不是充满幻想，就是空洞无味，只不过是“梦想值得去想，未来一定会来”这样没有具体内容的“人生格言”。而这些新式“咒语”，无力抵挡当下青年的迷茫感与被“佛系”。
影片中，当“解忧”老爷爷收到来自未来的一张无字白纸时，说了这样一番道理：白纸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涂写自己的精彩人生。这让人想起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说的“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是整个中国的宣言，一种看得见的、整个社会结成同一集体共同规划、奋斗的社会未来图景;而全体中国人也的确共同奋斗，一道书写历史，改变了整体的命运，赢得了自己的未来空间。
然而，到了电影这里，“一张白纸”的鼓励就变成了关于个人成功、未来不可限量的安慰剂，诉诸于“随心所欲设定人生”这样华而不实的个人幻想。当“奋斗”“改变”“梦想”这类面向未来的激情给到“个体”的手中时，却发现梦想的主体只是一个个原子化的、在变幻不定的社会中飘摇的脆弱的个人，只能用少数“成功人士”的故事去激励和安慰，提供关于未来的唯一一种想象。我们的确失去了宏观的社会视野，社会想象力。无外乎新一代年轻人已经如此多地“提前怀旧”，80后之后是90后。物恋一般的对过去时光的喃喃自语，对自我出路的戚戚念念，是当代青年未老先衰的一派暮气。
怀旧与物恋
最近贺岁档电影，日本元素可谓大行其道。除了《解忧杂货店》，背景设在唐代的《妖猫传》也是改编自日本小说。前者是小温情掩盖着空洞与疲软，后者是用浮世绘的艳烈浓妆来改写大历史。日本式“小”文化正在中国文艺界、年轻人这里流行，尽管精致，却需要甄别。
回到《解忧杂货店》，就影片所透露的社会焦虑来说，与其朝向过去，不如直面未来;与其继续鼓吹个人奋斗，不如重新凝聚社会共同体;与其迷恋于小情调的玩赏，不如将眼光放大。真正“解忧”的，应是社会整体的变革，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有浩瀚壮阔的历史，今天也正处在巨变之中，中国的电影文化理应具有更大的视野，更有本土特色的表达，摆脱岛国文化的纤巧与琐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