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鸿昌能谈谈你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态度吗？ ——二评吴鸿昌的《消灭私有制的三个恐怖疑问》
学术，是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在吴鸿昌的这篇文章里，文章成了忽悠民众的工具，这是中国学术的悲哀。吴鸿昌既没有必要的理论常识，也没有概括演绎的思维能力，甚至缺乏最起码的逻辑常识，所作之文，必将留在历史册页适当的地方。至于作者的内心世界是怎么回事相信很多人非常清楚。
本人前两天以《吴鸿昌用诡辩术“反驳”周新城，属自取其辱》为题，对吴鸿昌的《消灭私有制的三个恐怖疑问》一文进行反驳，由于吴鸿昌的文章分三部分“反驳”周新城，并且第一部分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我的那篇文章着重对其第一部分的内容进行反驳。而本文开始，继续反驳其第二、第三部分。
首先评论其文章的第二部分。
一、吴鸿昌无中生有很无耻。
在吴鸿昌的《消灭私有制的三个恐怖疑问》的第二部分即“第二个疑问，政治问题”部分，吴鸿昌一开篇就兴师问罪：
【消灭私有制文章作者宣布吴敬琏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
幸亏我曾经读过周新城的文章原文，而且为了慎重起见，我再次找原文进行核实，原文涉及吴敬琏的内容是这样表述的——
【鼓吹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企业，最坚决、最激进的，也许要算吴敬琏了。他从新自由主义出发，怎么看国有企业都不顺眼，非要彻底消灭不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他评价我国的改革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怎么说是最坏的时代?他说，搞了30多年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体制？除了没有实现彻底市场化之外，就是还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他说，要彻底地改革，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最可恶的是他制造了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不需要有国有经济的谣言。】
我找遍整篇文章，根本就没有把吴敬琏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文字。
看到这样的情况，套用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吴鸿昌无中生有的本事，“让我和我的小伙伴惊呆了”！原来公知不仅仅擅长造死人的谣，还擅长造活人的谣，甚至敢于与被造谣的对象面对面公开造对方的谣。
首先我要请问吴鸿昌的是，假如你还是所谓的学者的话，你到底还有没有实事求是这一个作为学者的最起码的伦理道德？你到底是立功心切以至于先开枪后瞄准还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由于吴鸿昌的无中生有，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并不存在的罪名安到周新城身上，属于使用“虚假论据”进行的“无效论证”，因此，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中的很多内容不攻自破，不必要再浪费表情进行反驳了，在此强烈建议吴鸿昌，即使是你立功心切，也应该看清楚他人的文章内容再大发议论，因为这种低级错误贻笑大方不说，还会让你本人和你们这些人的公信力进一步大幅度下滑。
读过周新城的原文的人都知道，原文的完整表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并且所指的并不是吴敬琏。那么，即使是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这样的评价语言用于吴敬琏身上是否合适呢?下面继续分析：
我们首先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这个短语进行语法分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新自由主义分子”的定语，是揭示“新自由主义分子”这一中心词的性质、状态的。也就是特指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的某些“新自由主义分子”及其言论，并不指称所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
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这一论断，即使用于吴敬琏身上是没问题的，因为周新城教授列举了此人违背和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作为例证，但是实际上周教授并没有给出这么论断；而吴鸿昌给公开篡改为以后，自己给吴敬琏加上了这一论断，这表明看完周教授的论证后，他认为吴敬琏是这样子的，这是自由派公知的断章取义的惯用伎俩又一次典型的体现，还是做贼心虚不打自招。
吴敬琏认为由于中国还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因此是最坏的时代。他说，“要彻底地改革，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他吴敬琏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不妨拿俄罗斯作为一面镜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金灿荣的文章《美国欺负中俄，因傲慢连接犯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美国在经济上给俄罗斯开出“休克疗法”的药方，把俄罗斯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俄罗斯老百姓一开始拿到股票还很高兴，但接着恶果毕现，俄罗斯通胀率很短时间达到1.6万倍，数百万亿国有资产转眼没了。在此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拿走了大头，帮着国际资本侵占国有资产的俄罗斯寡头分走了零头，这时俄罗斯老百姓才醒过神来。】
俄罗斯的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由于俄罗斯国内的一小撮人配合美国以全面私有化的方式瓦解俄罗斯的经济，结果顷刻之间，曾经的超级大国马上沦为二、三流国家，而美国并没有因此手下留情，而是步步紧逼，把枪炮架到了俄罗斯家门口，同时支持俄罗斯国内的车臣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相信很多人不会忘记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大楼剧院恐怖袭击事件，2002年10月23日，40多名车臣绑匪闯入该文化宫内胁持文化宫内的850多名人，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车臣，这次事件最后造成很多人死亡。幸亏普京上台以后大力拨乱反正，把一部分被私有化的重要企业重新国有化，一方面全力打击恐怖势力，俄罗斯的经济才逐步复苏。
难道吴敬琏也企图配合国外势力把中国引向这么一条绝路?
即使是他没有这种主观故意，那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策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意味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根本保障，而吴敬琏把党的经济政策指导下的改革时代称为“最坏的时代”，并且在俄罗斯已经被全面私有化搞垮以后还明目张胆这样大力鼓吹私有化，这种言论和行为难道不是“反党”和“反社会主义”?何况周教授在文章中只是稍加论证，并没有判词，吴鸿昌这里着急忙慌的替吴敬琏辩护，不打自招，真是滑稽。
下面再回答吴鸿昌在就“反党”和“反社会主义”问题上大发议论中提出的问题：
吴鸿昌不但无中生有，诬赖周新城给吴敬琏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帽子，还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用了一大堆历史材料质疑“反党”和“反社会主义”两个概念，企图论证即使是吴敬琏等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未必是错误的，貌似理直气壮，其实他是在用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反对和否定真理的绝对性，更反映出吴鸿昌本人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
下面再从这方面对吴鸿昌进行反驳——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的辩证过程是：
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发展;
实践——认识——实践的无限循环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
是否“反党”和“反社会主义”，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里面的问题，本质上属于哲学里面的“认识”范畴，同时也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体现。正确反映党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的就是真理性认识，歪曲反映的就是错误的认识。
首先说“反党”，虽然说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比较少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件中出现，但是从党史方面考究，这个概念起码在我们这次争论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一种党组织对某些党员或者党外公职人员的政治上定性的组织处理的结论，第二，是一种对某些人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的性质的表述，很明显，周新城在文章中对某个人的评价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言论的性质的表述。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的是最广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有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站在了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对立面上，无论怎么狡辩，这样的人都是历史的罪人。
如果反党发生在党内的一些人身上，并且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某些共产党员背叛了共产主义，走向党的反面，并且公开反党;二是某些共产党员背叛了共产主义，走向党的反面，没有公开反党;三是一些党员在思想觉悟上认识不清，主观无意反党，实质在走向党的反面。
当上述三种情况分别与“政治上定性的党组织处理的结论”以及“对其言论的性质的表述”组合。就会产生下面的几种情况：
对于“背叛共产主义”的党员，称其“反党”无论是作为“政治上定性的党组织处理的结论”还是作为“对其言论的性质的表述”都是正确的;
对于“在思想觉悟上认识不清，主观无意反党，实质在走向党的反面”的共产党员，称其“反党”无论是作为“政治上定性的党组织处理的结论”还是作为“对其言论的属性的表述”都是合适的，只不过程度上比上一种情况轻一点;
以上三点有别于“对党中央某些具体方针政策持不同意见，善意提出建议，最终实践证明他们是对的”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党外人士，反党和提反对意见本质区别在于目的是不是为了共产党能更好的执政。
在这里，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是分明的，不存在由于不同时期不同领导人的评价不同而又对又错的问题。吴鸿昌用党建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否定在这两个领域中的“反党”现象的客观存在以及对此的表述，属于在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关系问题上用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反对和否定真理的绝对性。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含义：
1、绝对真理：
其一，任何真理都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都有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客观内容，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承认了客观真理，也就等于承认了绝对真理。
其二，人类的认识，按其本性来说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每一个真理的获得，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这也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2、相对真理(或真理的相对性)：
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有限的，它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从认识的广度来看，任何真理性认识都是对整个客观世界某些领域、某些事物和过程在一定范围内的正确反映。其二，从认识的深度来看，任何真理性的认识也只是对特定的具体事物在一定程度、一定层次上的近似的正确反映。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真理的两个基本属性，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其一，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一方面，相对之中有绝对，任何相对真理都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颗粒，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另一方面，绝对之中有相对，绝对真理要通过相对真理表现出来，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了绝对真理。
其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辩证转化的。真理的发展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由相对走向绝对的永无止境的转化和发展的过程。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是属于由相对真理转化为绝对真理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任何客观真理都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都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的一个环节。
而作为错误倾向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从两个极端割裂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
绝对主义夸大了真理的绝对性，否认了真理的相对性。绝对主义认为人们所获得的真理都是绝对真理，真理不可能是相对的。人们所获得的真理具有永恒不变性，它穷尽了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一切认识。绝对主义否认了真理的发展。
而相对主义夸大了真理的相对性，否认了真理的绝对性。相对主义否认了绝对真理，必然同时否认了客观真理，从而把真理变成了主观随意的东西。相对主义抹煞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必然混淆真理和谬误的界限。
吴鸿昌在“反党”的问题上的一番高论就属于夸大了真理的相对性，否认了真理的绝对性，用党建历史上的曲折发展来否定有“反党”现象的客观存在以及对此的表述。他首先无中生有，编造歪曲周新城对吴敬链的政治上的定性为乱扣政治帽子，然后再运用相对主义的诡辩论论证“即使是真正的反党，也未必错误”。然而，这种论证实际不只是为吴敬琏洗地开脱，更是公开的反党反共反社会主义。
在这里我想问吴鸿昌，你本身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请党组织给予处分;如过不是，你是这样的看不上我党执政，你还留在中国干什么?
二、下面就所谓的“第三个疑问——道德伦理问题”部分作出回应。
吴鸿昌在所谓的道德伦理问题部分进行的忽悠并不比在第一、第二部分高明，无论是用萧灼基的所谓的“学者的良知”作为论据也好，还是用讽刺的方式对周新城进行人身攻击也好，手法就一个，就是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策中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这种惯用伎俩已经被人们所熟悉。
只要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政策不变，那么周新城的对某些人的完全私有化的主张的反对和认为应该有步骤地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就都是正确的。一小撮人以“共同发展”来否定“主体”地位甚至是企图消灭公有制的主张就必然是错误的。
正如我对吴鸿昌文章的《一评》和本文的前面部分所述，周新城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的状况进行一种前瞻性的预测，周新城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彻底私有化的叫嚣，在肯定现阶段私有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于情，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于理，符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策;于法规，符合党章和宪法。
在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周新城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在充分肯定私有制经济在现阶段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主张逐步消灭私有制，不但受到公知们的围剿，邓聿文还装腔作势要求人民大学党组织处分周新城;而周新城只是根据某些事实，对并非吴敬链的其他新自由主义分子的言论判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吴鸿昌却大喊大叫诬称周新城给吴敬链扣政治帽子，真正扣帽子的在招摇过市，而并非扣政治帽子的人却被扣帽子、打棍子，还有比这更无耻和更蛮不讲理的吗?
当然，周新城受到吴鸿昌之流的反对是正常的，因为吴鸿昌并不是真正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学术争论，而是根据他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站队，这一点从他之前对罗援将军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他之前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
2015年，《九派新闻》发表了一篇采访报道：《罗援：“自由民主派”若得势 共产党人连骨灰都难留》。文中，罗援将军针对罗马尼亚的现状，发出如果让自由派改旗易帜的阴谋得逞，共产党人的骨灰也无处存放的感慨，关于这一点，从最近某些东欧国家对原共产党人的反攻倒算也好，从国内的某些人的“民主以后如何如何”和“杀光八千万××××”的猖狂叫嚣也好，说明罗援将军的感慨不是没有道理的，却被吴鸿昌之流说成是他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私产。我就奇了怪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如果他们不能代表中国，难道吴鸿昌你们这一小撮人代表中国?难道中国是你们这一小撮人的私产?
吴鸿昌的这个帖子跟他参与围剿周新城的文章一样，除了充分体现他们这些人的习惯于运用诡辩术的特点以外，还给自己贴上了政治标签。
在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还得借用和套用吴鸿昌的一段话——
时间是一面镜子，完全可以照出一个人的真面目。
学术，是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在吴鸿昌的这篇文章里，文章成了忽悠民众的工具，这是中国学术的悲哀。吴鸿昌既没有必要的理论常识，也没有概括演绎的思维能力，甚至缺乏最起码的逻辑常识，所作之文，必将留在历史册页适当的地方。至于作者的内心世界是怎么回事相信很多人非常清楚。
中国人经历一个多世纪的狂风暴雨，能够准确判断伪君子，高级骗子和投机派的能力绝对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都要高得多，这一点，完全可以相信。
最后还得感谢吴鸿昌有自知之明，事先为我的文章准备好了这么精辟的结尾，从某种意义上说，吴鸿昌对他们自己这类人的本质还是看得很清楚并且描述得很准确的，再次谢谢吴鸿昌先生！
附吴鸿昌原文链接：
《消灭私有制的三个恐怖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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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钧棒，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