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 | 关于郭沫若，你恐怕不知道……
今天公知们否定郭沫若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如果有一天他们“推墙”成功了，很可能就会像俄罗斯公知对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把他和革命切割开来后高度肯定其文学成就。当然，笔者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
【本文为作者鹿野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今年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学者陆续发表文章纪念，很大程度上澄清了长期以来流传的关于郭沫若的种种谣言。笔者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郭沫若文学地位到底如何。
一、三个能够说明郭沫若在民国时地位的案例
首先，笔者想说几个鲜为人知的事实。
第一是郭沫若是最早对国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五四新文学作家。最早翻译五四新文学的国家是日本。1922年日本东亚公司作为《支那丛书第一编》，出版了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与白话新诗》。该书所选郭沫若的作品有：诗论《诗论二扎》、诗作《三个泛神论者》、《地球，我的母亲》、《夜》、《司健康的女神》、《上海印象》、《春蚕》等7首，占了该诗集的第一位。
相比之下，日本译介鲁迅著作的最早时间应是1924年：1924年1—11月，《北京周报》第97—137期，连载了丸山昏迷译《中国小说史略》。但是这并不是文学作品，鲁迅最早的文学作品输出到国外应该是在1925年。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工作的王希礼（Б.А.瓦西里耶夫）将《阿Q正传》译成俄文， 鲁迅为其撰写了《著者自叙传略》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这要比郭沫若晚了好几年。
（以上可参见宋绍香著《中国新文学20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
第二是在三十年代对左翼的文化围剿当中，国民党对于郭沫若作品的查禁之严厉是不亚于鲁迅的。鲁迅在多篇杂文当中都批判了国民党的禁书政策，主要举的例子就是“1934年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149种”。而在这个禁书目录当中，郭沫若的作品不仅排在最前面，而且被查禁的数量也多达11种，仅次于鲁迅。鲁迅的排名在郭沫若之后，不过被查禁的数量多达12种，是最多的。（该禁书目录可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
第三是在抗战前期，郭沫若刚刚回国不久就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这是一个主管全国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职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国民党比较亲近的胡适仅仅被任命为和文化工作完全无关的驻美大使，沈从文更是没有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胡适和沈从文这些所谓的“民国大师”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并不像今天的人吹捧的那么高，如果让他们管理文化工作是根本不可能服众的。在那个年代里，有很多影响极大的文坛巨匠只佩服郭沫若一人。比如说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即使在国民党逃往台湾以后，也仍然称其为“戏剧界的十项全能选手”，认为其成就极大。田汉也自视很高，鲁迅活着的时候对鲁迅都不太服气，却很尊敬郭沫若。在鲁迅已经逝世的情况下，更是只有让郭沫若出来主管文化才能服众。
这当然不是说郭沫若的成就就超过了鲁迅，个人认为鲁迅的成就还是要更高一些的。但是至少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当中可以看出，今天郭沫若的地位被大大低估了，在民国时他和鲁迅的影响力是相差无几的。
二、郭沫若的艺术手法在当代文学中的传承
除了上面几点，笔者还想重点强调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也就是郭沫若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的开创者。
现在一般把郭沫若定性为浪漫主义，其实在民国时代浪漫主义和今天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当时的人们认为现代主义的作品也属于浪漫主义的一部分，将其称之为“新浪漫主义”。个人认为这种划分不无道理。因为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主要区别就是审美观反传统，而现代主义产生前的浪漫主义也有少数作家持反传统的审美观。比如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霍夫曼就是反传统的，和20世纪现代主义中表现主义流派的代表卡夫卡的作品也很相似。
而郭沫若在早年就比较欣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德语世界的表现主义，因此他的作品中颇有几分现代主义那种怪诞、疯狂、阴森恐怖的味道，和屈原与李白那种虽然奇幻，但仍然属于常规审美的古典浪漫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著名汉学家杜博妮在《中国现代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就强调：“新文学作家里面，最热烈地响应先锋派召唤的是郭沫若。”
今天很多人觉得郭沫若的作品写得很别扭，其实也主要是因为评判的标准是使用的古典浪漫主义，出现了阅读标准与创作标准的错位。如果摘掉有色眼镜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许多当代名家和郭沫若的艺术手法其实是具有一致性的。
比如说，郭沫若的早年小说当中的代表作《曼陀罗华》当中就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母亲在孩子死后反而感到很高兴，因为她可以借此向家里勒索丧葬费来挥霍。为突出当时社会的残酷性，作品还极为细腻地刻画了解剖孩子尸体的情况：
【小小的尸首睡在解剖室中的大理石的解剖台上。死后已经两天，脸上带着惨戚的土色，蒙着白雾的眼儿仍然微微开着，鼻孔里塞着两团棉花。身体各部已经现着紫色的尸斑，脚手的惨白如象羊脂玉一样了。
R立在尸的右边，在胸腹上开刀了，把脏腑挨次取出，检查大小形状色泽切面等，一一用德语口说，一位助手在西窗下誊写。尸的左边还有一位校役秤量各种脏器的分两。】
而在60多年后的1987年，余华写下了被不少专家视为划时代的先锋文学代表作《现实一种》。其和郭沫若的《曼陀罗华》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即同样是通过浓墨重彩的描写尸体解剖，来批判社会的压抑与残酷：
【这时站在一旁的几个医生全上去了。没在右边挤上位置的两个人走到了左侧，可在左侧够不到，于是这俩人就爬到乒乓桌上去，蹲在桌上瓜分山岗，那个胸外科医生在山岗胸筋交间处两边切断软骨，将左右胸膛打开，于是肺便暴露出来，而在腹部的医生只是刮除了脂肪组织和切除肌肉后，他们需要的胃、肝、肾脏便历历在目了。眼科医生此刻已经取出了山岗一只眼球。口腔科医生用手术剪刀将山岗的脸和嘴剪得稀烂后，上额骨和下额骨全部出现。】
甚至在郭沫若的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艺术手法上仍然明显的保留了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的色彩，比如说，其抗战时期戏剧的代表作《屈原》当中，集中称赞的英雄人物屈原就是一个有一点儿神经质，动不动就揪着头发大喊“我要爆炸”的人。这种审美观显然是现代而非古典的。
另外一位当代使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代表人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今年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在早年的时候就看过很多郭沫若的剧本：
【1978年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先写的话剧。那时候有一个叫《于无声处》的话剧，非常火爆，写“四五”运动的，我受这个启发，后来也借到曹禺、郭沫若、莎士比亚的书，看了很多剧本。
对话“剧作家”莫言：戏剧流派没准也是风水轮流转_文化_腾讯网
http://cul.qq.com/a/20180130/010253.htm】
如果要是我们看一下莫言近年来的代表作《我们的荆轲》，就会发现其和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不仅都以战国时代作为历史背景，同时又把历史和现实巧妙的糅合在了一起，而且主人公都有一点病态的神经质。
当然，郭沫若和莫言、余华等当代作家在思想倾向上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批判的是旧社会，后者则把矛头主要指向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但是至少从艺术手法上来看，郭沫若的创作风格的确在当代得到了传承，甚至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五四新文学作家。
三、从俄苏对马雅可夫斯基评价的变迁看郭沫若
其实，在苏联的文学史上，也有一个和郭沫若类似的人物，这就是著名诗人和剧作家马雅可夫斯基。苏联方面长期把鲁迅称为“中国的高尔基”，认为郭沫若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比高尔基更激进，在十月革命之后就高呼这是“我的革命”。也因为这个缘故，在苏联后期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反共的公知们对高尔基的否定还略有保留，马雅可夫斯基则受到了最多的攻击和谩骂：
【有人竭力贬低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大谈高尔基的“悲剧”。他们赞扬写《不合时宜的思想》时期的高尔基而否定侨居国外后回国的高尔基。
那个提出要改变文学史“整个建筑设计”的萨尔诺夫首先想要“缩短”马雅可夫斯基的身材，因为他认为这位身高一米八九的巨人般的人物“遮住了视野”，使得人们看不见其他诗人。这种“缩短”工作一直未停，在某些人的努力下，马雅可夫斯基几乎变成“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报刊上经常出现一些讽刺嘲笑他的诗文。】
张捷著,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05月第1版,第252页
但是到了苏联解体以后，那些反共的公知们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他们的文艺理论是强调文学要“去政治化”，单纯以艺术手法来判断作品价值的高低，而马雅可夫斯基则是20世纪俄国先锋主义文学（也叫未来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和他大体同时的反共文人首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以及苏联后期的自由派作家首脑，被中国诗人北岛奉为老师的叶甫图申科在艺术手法上都是效法马雅可夫斯基的。如果要是否定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成就，也就很难肯定这些被反共人士视为“文坛骄傲”的作家们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公知们不得不一方面高度肯定马雅可夫斯基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把马雅可夫斯基和十月革命切割开来，重点渲染他的最后自杀。于是，今天马雅可夫斯基成了少数自由派和爱国派一致肯定的作家，和鲁迅一样主要采取现实主义手法的高尔基反而被自由派彻底排斥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自由派公知设计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闭幕式上有一个向俄国文学大师致敬的节目，其中没有高尔基，肖洛霍夫也只是以肖像的形式在空中飘浮的片刻，马雅可夫斯基却与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一起在体育场中间的书房里作为重点致敬的对象。（可参见刘亚丁《近十年俄罗斯肖洛霍夫学回顾》，《俄罗斯文艺》2015年第3期）
而且严格说起来，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要比马雅可夫斯基在俄苏文学史上的地位更高。因为在马雅可夫斯基之前，俄罗斯已经出现了以勃洛克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这一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和马雅可夫斯基大体同时，俄罗斯还有以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高峰主义（也被音译为阿克梅主义）这一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而在郭沫若之前则很难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找出现代主义的色彩，后世所有的现代主义文艺都可以追溯到郭沫若。
因此，今天公知们否定郭沫若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如果有一天他们“推墙”成功了，很可能就会像俄罗斯公知对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把他和革命切割开来后高度肯定其文学成就。当然，笔者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