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智 | 历史的潮流——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是国家实行的一项大政策。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解决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其实质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促使和保证知识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建设者。对于这样一个大事件，如果仅从个人的感受或仅从某一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历史地、客观地看问题，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评价和结论的。正因为上山下乡，投身这一历史潮流的一代知青将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联系在一起。祖国有危难，他们奔赴边疆，屯垦戍边；祖国有困难，他们“不在城里吃闲饭”，插队落户当农民，挥洒汗水搞生产。他们用青春汇集的力量，推动了我国农村、边疆在生产、教育、卫生、社会风貌各方面的进步和改变。知青创建的业绩，历史会铭记，知青不愧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代人。
【本文为作者王星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一、前言
1968年，在经历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两年多时间后，近千万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走到了人生前行的路口上。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自己在“四个面向”①的分配中，究竟自己将去往那个方向而踏入社会的惴惴不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国家随即制定了动员全部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政策，于是“四个面向”变成了“一个面向”，老三届毕业生全部去往了农村和边疆。1971年，新三届的学生毕业生时，按照同样的政策，继续上山下乡。到1978年止，共计有近1800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他们在农村边疆的时间或长或短，但都因此而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知青。
在上山下乡整个过程中，又有大量的招工招生回城的往返，无数个人的命运转折，带来心灵的震撼，那段青春岁月里的经历是那么令人难以忘却，以至于几十年来，人们（包括很多未曾亲历者）都不断地去回顾与思考：这场大规模的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该怎样看待对知青一代人的影响呢？很多人，包括很多文学，影视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反映和思考这一历史，但都并未做到真正全面的，客观的反映和评价。比如，“青春无悔”不能掩盖知青个人学生时代曾经有过的理想的失落；“人身受迫害”说不能解释知青身体和能力的成长；“逆城市化”说不能解释千万知青又被招工招生回到城市；“被耽误”说不能解释有近百万知青进入大专院校学习以及未曾统计人数的知青进入中专技校学习的事实；“被毁掉的一代”说更不能解释中国政坛上的知青现象，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和感受，不是历史的，全面的分清主流和支流，而是脱离历史，片面的看问题，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评价和结论的。
当历史推移了40年，当我们用几乎一生的经历再回过头来思考上山下乡时，应该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客观的评价和结论。
二、上山下乡的原因和实质
我们知道，我国上山下乡并非是从1968年开始，而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只是在文革时期实行了大规模的，全部毕业生动员上山下乡的政策。由于这一政策的极端性，实际上失去了不同选择的前提，这是后来对上山下乡出现诸多负面评价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看到文革时期这一政策出现的某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而是仅从个人的角度和感受去谈论这一场运动，就难免落入窠臼。
正如有学者谈到的那样，上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兴起，农村缺乏知识青年的现实，被充分显示出来了——人们发现，单是合作社会计一项，农村就需要几百万知识青年，这还不算其他的诸如医生、教师，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人才缺口。因此毛主席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就发出号召：
【“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
【“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1958年，天津市邢燕子初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回到家乡宝坻县农村，立志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1962年，又有北京市高中毕业生候隽，放弃高考，到宝坻县农村插队落户，她们成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模范人物。
从1963年到1965年，连续三年都有更多的知青自愿上山下乡，也是这一时期城市中学毕业生“四个面向”的一种选择。对这一就业途径，有必要充分认识上山下乡得以实行的前提条件，即中国农村的集体化。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的集体化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农村土地实现了集体所有，这就为城市知青下乡插队落户提供了前提条件。在土地私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里的个人除非通过某种途径获得土地，否则，想做农民都做不成。在土地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存在这种阻碍。只要个人自愿，经国家安排就可以插队落户当农民。于是，说上山下乡是城市知青实现就业的途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找到了认识上山下乡实质的切入点。
另外一方面，上世纪60年代有越来越多的中学毕业生动员去上山下乡，也反映出50年代后期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思想认识偏差带来的消极后果。由于缺乏经验，对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性认识不清，政策上对个体劳动和个体手工业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这种追求单一公有制的经济体制，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就业不足，仅靠国营和集体单位无法满足就业要求。尤其是到1968年，积压了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集中需要就业，问题就空前严重。虽然，按照“四个面向”的途径，理论上也是能够解决这一集中就业问题的，但是，在当时的局面情况下，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具体去向，其分配工作难度之大可以想见，甚至是不可能落实的。这样，势必造成大量的毕业学生在城市中延宕滞留，这对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知青自身的前途命运都是不可接受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于12月22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国家随即确定了动员全部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政策，用“一刀切”的方式解决特殊时期的这一大问题。
从以上对上山下乡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认识到：上山下乡的直接原因是解决就业问题。而城市里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的严重不足，则是由于那一时期我国所有制结构单一所造成。只要这种所有制结构不改变，即只要不放开和鼓励支持个体经济的发展，就业不足就会存在，上山下乡就还会继续。而上山下乡能够成为解决就业的一种途径，是因为具有我国农村集体化这一前提条件，在这一前提下，插队落户成为真实的就业。从这一角度看问题，可以揭示上山下乡的实质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促使和保证城市知识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建设者。这也是上山下乡的意义所在。
三、上山下乡历史作用和影响评价与辨析
不论社会上对上山下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评价，首先，国家从没有否定上山下乡。因为上山下乡实质上是达到了促使和保证城市知识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建设者的目的，与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密切配合，这是必须肯定的。至于文革期间实行了带有极端性的政策，后来出现了所谓“三个不满意”②的局面，那也只是次要和支流的问题。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全国知青的楷模邢燕子，候隽荣获全国“最美奋斗者”称号。在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称：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建设与发展中，广大知青听党召唤、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而创立的块块丰碑，将永远铭刻共和国的历史上！”③】
这应是迄今为止国家对上山下乡最为积极、最为肯定的评价。
上山下乡历时20年，涉及千万人，是国家在一个时期实行的大政策，又似一场大运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政策和作法，难免与知青个人的愿望和要求产生矛盾，实际工作中的某些缺陷，也会给知青个人带来痛苦的感受，这也是较长时期以来，很多以“伤痕”为基调，片面的、非客观的贬低上山下乡的论调和作品流行的原因，导致一些知青自己也不能正确的认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利用这些负面的东西来抹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关于上山下乡的一些模糊认识和一些片面的、失实的言论做一澄清，这是亲历者的历史责任。
第一个问题，知青上山下乡是自愿的吗？
50年代后期到1965年，这一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是自愿报名的，这应没有疑问。然而文革期间实行的全部动员上山下乡，实际意味着别无选择，那么还是自愿的吗？认识这个问题，必须把知青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来考虑，必须认识到当时的这一政策也是由于某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由于上山下乡符合当时国家建设的需要，历史证明，也是知青人生道路上的正确选择。因此，不论是文革前在“四个面向”中自愿报名，还是在文革期间全部动员上山下乡，都应认为是自愿的。这也是现今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听党召唤、为国分忧”高度评价的原因。
第二，知青是否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毛主席讲：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在另外的场合又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于是就有人自以为是的认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说说而已，甚至是“开玩笑”。其实，毛主席的这两段话是针对不同的两个方面问题讲的，并不自相矛盾。农民自身存在着文化低，自私和散漫的弱点，当然需要教育。即便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同样需要有思想教育。否则，工人阶级领导干部阶层中的有的人，就会放弃理想信念，成为腐败分子。专业技术阶层中的有的人，也会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即便是一般工人阶层中的人，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可能违法乱纪。
在文革初期的政治运动中，青年学生暴露出脱离实际、狂热盲从、个别甚至不顾大局，争权夺利的缺点和错误，这些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乃至艰苦环境去锻炼才能改变和提高。毛主席讲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也许有他的几分担忧，更多的是蕴含着他老人家的期望。而在当时，贫下中农（是农民的绝大多数）相对于知青来讲，是可以使他们受到再教育的。
首先，从城市到农村的知青，需要向农民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其次，贫下中农具有的勤劳、艰苦朴素的品质也是知青应当学习的。更重要的是，贫下中农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经历了翻身解放的过程，他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感情突出的表现在贫下中农对农村集体化的拥护和坚持。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将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写入了宪法。当时的人们也许没有特别在意，好似顺理成章的事，殊不知，这个成果来之不易。它是新中国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走集体化道路的结果；是农民甚至全国人民在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忍饥挨饿也决不走回头路的结果；是在其后的“农业学大寨”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结果。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还是社会主义，离开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不可想象的。知青作为当时的农民的一员，自然而然的与贫下中农一起拥护了这一根本制度，这反映出知青的思想立场与贫下中农保持在了一起，实际也是贫下中农政治思想方面对知青潜移默化教育影响的结果。
第三，希望返城是对扎根农村边疆艰苦奋斗的放弃吗？
“扎根农村（边疆）干革命”，是当时人们熟悉的口号，其实，这并非只是豪言壮语，也是一句在理的话。不扎根，如何能干好工作，没扎根，怎没见到知青自行脱离返城。而所谓“扎根农村干一辈子”的说法，则完全是先入为主绝对化的说法，忽视了主客观条件都会在过程中发生变化，因此，国家从来没有这种倡导。
上世纪70年代，在全部知青已动员上山下乡的情况下，城市工矿企事业单位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又分期分批到农村招知青回城工作。已经有人回城工作的情况下，剩下的知青自然而然的会产生回城的愿望。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对知青的这一思想行为有很多的表现。在电视剧《孽债》中，可以看到云南支边青年拥挤中抓住用绳子栓在窗户上的公章自行给自己回城手续上盖章的刺痛人心的场景，而这并非虚构，但却极易形成误解。迫切的希望回城是对扎根农村边疆艰苦奋斗的放弃吗？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不能有客观的评价。
我们就从知青大返城的肇始，1978年云南支边青年请愿事件来作分析。当年的这一事件之所以从开始时要求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为集体罢工要求返城，根本原因不在知青方面，而在于从兵团到农场领导方面长期重生产，轻生活僵化的观念带来的后果所引起。这里并不是指责的意思，而是说，由于历史惯性使然，好的传统被当做包袱背起来了。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美国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当时大批知青奔赴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确有屯垦戍边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努力生产，艰苦奋斗是知青能够理解和实干的。但是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不变，实际上，曾有过两次调整的时机。一次是1973年，美国被迫从越南全部撤军，抗美援越取得了胜利，中国西南方向的战争威胁解除了。次年，兵团建制撤销，改为国营农场，这应该为调整生产生活关系比重提供了可能。再后来，1976年文革结束，重视改善人民生活已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在形势已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支边青年却仍没有看到生活困难状况发生大的变化，不满情绪终于大爆发，由要求改善困难条件到干干脆脆要求返城。支边青年用决绝的行动，给了僵化的观念一记重击，促使政策急促地发生改变。要求返城不是对扎根的放弃，对于已经在边疆艰苦奋斗那么多年的一批人，还能说他们害怕艰苦吗？那是对他们的苛求和不公平，支边青年的内心如何释然？后来的事实表明，大批支边青年的离开，农场生产并没有瘫痪。可见，支边青年是可以走了，他们是在完成了“为祖国建设种橡胶”的光荣任务后离开的。
农村的情况也是如此，70年代我国农村的人口快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农村的初中义务教育正在普及，原来的历史条件已发生大变化。改革的大幕正在开启，不久，中国农村将以超过大返城知青人数的十倍二十倍的规模向城市转移劳动力。下乡知青的确也可以走了，他们是在完成了祖国赋予的任务后返城的。历史欠缺他们的是原本应该更加光荣的离开，而历史也已经证明，知青无愧于“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代人。
第四，上山下乡对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高瞻远瞩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后来一批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他的构想和期望。千万知青用青春汇集的力量，使中国农村自古以来的落后面貌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知青不仅同农民一起进行日常的农业生产，而且发挥自己的文化知识长处，积极参与农业科技试验，技术推广，提高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水平。
尤其在普及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方面，由于有了知青这支文化队伍，全国农村迅速建立了几十万个小学，初中，成千上万名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全国城乡儿童入学率由60年代的40~50%，快速提高到90%以上。到西双版纳旅游，寨子里年青的导游给游客讲：她的妈妈心中一直尊重的人是“知青老师”。不用说，这是当年的农村娃对最先教她读书写字，打开她心灵之窗的人的真感情，也是当年知青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印证。
上山下乡还显著的改变了农村边疆医疗卫生落后状况。很多知青经过短期培训和自学成为不脱离村社的赤脚医生，可以解决农村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国农村在整体尚未脱贫的状况下，却能初步解决农民看病的大问题，知青起到了大作用，创造了大奇迹。
有了知青这支文化队伍，农村的文化娱乐普遍开展。当年，各个公社，农场都曾有知青的文艺演出，读书读报是知青的日常任务，田间院落经常能听到知青歌声，农村的精神面貌提高了。知青将勤洗勤换、刷牙漱口的卫生习惯，和穿衣打扮、自由恋爱等文明理念带到农村，影响了农民，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风貌。
上千万知青从城市到农村边疆，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城乡大迁徙、大交流、大融合。其对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巨大而深远。
第五，上山下乡对知青的影响
最常见的说法是失去了在学校学习的机会，“该读书时没读书”。客观的讲，这对知青中的一部分人的确如此。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初中毕业生总会有一部分人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生总会有一部分人升入大学，都上山下乡，原本有机会读书的这一部分人的理想破灭了，人生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不能不说会令人感到伤感。既然升学原本就是一部分人的可能性，因此，整体上讲，失去了在学校学习机会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抛开个人的感受，并历史地看，实际上，从1971年开始，大专院校恢复招生。到1976止，共计有近百万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学习，绝大多数都是知青。同期还有未曾统计数量的知青招收到中专技校学习。事实说明，上山下乡剥夺了知青在学校学习的机会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另外，上山下乡是长时期、涉及上千万人的大运动。其实际工作，从安置、管理、工作安排，到招工招生各方面都出现过不少问题，这使知青感到挫折和痛苦，甚至有的受到人身伤害。这些问题的存在，以至于毛主席亲笔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并讲：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全国地方各级都进一步加强了知青工作，不仅对伤害知青的人和事进行了有力打击，调整制定一些更加合理有利的政策，确保上山下乡健康稳定进行。甚至不惜人力物力，由城市企事业单位抽调人员到知青所在地任“带队干部”，协助当地知青工作，着力解决知青的具体困难。这些都说明，党和国家对知青是关心的，这是事物的主流。正因为如此，知青并没有成为“毁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艰苦岁月中锻炼成长为有作为的一代人。他们中的最优秀的代表，在本世纪20年代初，成为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奋斗前行的历史重任。
四、结语
上山下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同奔涌而出的一段历史潮流。是由当时的历史原因作用而起，又在某个历史节点戛然消退。投身这一历史潮流的知青一代人，因此而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建设发展联系在一起。不论他们个人交出了怎样的答卷，从整体上讲，他们都无愧于“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代人。
因为上山下乡，走出校门的学生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建设者，为共和国大厦添砖加瓦；艰苦的锻炼，使他们体格成长，思想升华，得以终身受用；共同的经历，让知青结下了战友的情谊；汗水洒下的地方，成为知青的第二故乡；与农民朝夕相处的日子建立的感情，是城市与农村的纽带和桥梁。
上山下乡，是知青永生难忘的人生经历。
注释：
①、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升学”
②、是指“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的说法
③、察网《热烈祝贺知青楷模邢燕子、候隽获全国“最美奋斗者”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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