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
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
摘要：金岳霖十分重视和提倡逻辑分析，并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讨论学术思想问题。他的逻辑分析方法，包括了先验逻辑分析和经验逻辑分析两种方法在内，到后期则归于一种普通形式逻辑的逻辑分析方法。他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形而上的“道”、知识、逻辑等，建立起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使他的逻辑分析方法，事实上成为他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方法论之一；他还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罗素等思想家的逻辑分析方法，比较罗素作为逻辑分析对象的意义和作为逻辑分析结论的意义两者的异同，如实地发现了罗素逻辑分析方法的不足。金岳霖的逻辑分析，具有科学性，是中国现代学人中进行逻辑分析的典范，同时，又有形而上学性，发人深思。
关键词：逻辑分析；逻辑分析方法；普通形式逻辑
逻辑分析是金岳霖理解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他创造新哲学的方法。他引进并运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逻辑、知识、“道”等问题，建立了分析性很强，思路非常清晰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学人进行逻辑分析的典范。他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旧范畴、旧命题中，装进西方哲学的部分内容。而他从西方哲学中吸收的东西，主要是新实在论的实在观念和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在融会创造新哲学时，他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范畴、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和意义发掘，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学术思想分析性的增加。这种分析性，可能包括学术思想的结构谨严，表述清晰，意义明确，有科学基础等。那么，他的逻辑分析方法，所依据的是什么样的逻辑？渊源何在？他是如何对待逻辑分析的？他又是如何进行逻辑分析的？他的逻辑分析，逻辑性或学术意义如何？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反思逻辑分析方法论，无疑有重要意义。
一、两个渊源和后期的发展
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接上了西方逻辑分析的两大传统：一是以康德、格林等为代表的先验的或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传统，二是以休谟、罗素等为代表的经验的逻辑分析传统。
1914年，金岳霖留学美国，著博士论文《T.H. 格林的政治学说》。格林是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在思想方法上，他偏重康德的先验分析，比较注重分析人们形成认识的逻辑条件。从格林那里，金岳霖学习到了先验逻辑分析方法，承受并树立了自己终生不变的形而上学追求和理想主义信念。他深切体验到，形而上学是“任何一种哲学的出发点”，[①]当然也是逻辑分析方法的出发点。这就使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依附于他的形而上学，具有先验性和理想主义色彩。后来，先验逻辑分析事实上就成为金岳霖逻辑分析方法的一部分。
金岳霖先验逻辑分析方法的特点是，以形而上的“道”这种理性实在作为分析对象，以先验论、理想主义等先验或超验知识作为分析的知识基础，以形而上学思想作为分析内容，可谓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方法。1940年出版的《论道》一书，是金岳霖形而上学体系形成的标志。在该书中，他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形而上的概念如“道”、“式”、“能”等的意义和结构，保持了本体先天、先验而又不可知、不可说的性质，建立起现实世界之所以能存在，有秩序的最基本的根据，即“道”本体世界。相对于传统中国哲学的“道”本体论而言，金岳霖的“道”论，逻辑性更强，思想更清晰。在表达方式上，《论道》仿照西方一些学者的著述方式，由一个个命题或陈述组成，而这些命题或陈述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联系。《论道》一书充分展示了金岳霖的形而上学逻辑分析方法。
但是，学人们通常注意的是金岳霖的经验的逻辑分析方法。1921年，金岳霖转往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读到大卫·休谟的《人性论》、罗素的《数学原理》，深受其影响，自觉地开始“注重分析”[②]。1931年底，他赴美国哈佛大学向谢非学习逻辑学，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比较着重在分析的哲学”的道路。[③]1935年，金岳霖撰写《逻辑》一书，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传统形式逻辑以主宾词句式为主要命题形式的看法提出疑问。他举例分析说，如“所有的人是有死的”一命题中，“是”有九种可能的意义，即：两类的包含关系、个体与类的种属关系、具体事物与其属性的关系、无条件的两概念之间的当然关系、主词在相当条件下的一种一定的情形、主词在存在的条件下的一种实然的情形、有时间限制所以有“是”与“仍是”二意义、无时间限制主词作为“集团”解释则“是”又有各种不同的意义等。[④]
经验的逻辑分析，在金岳霖那里，以经验实在为分析对象，以经验知识为分析基础，科学性是思想内容的主要特征。这种逻辑分析方法在他的《知识论》一书中有非常充分的运用。通过对真命题的条件、产生发展过程、标准和理想的探讨，他详尽缜密地分析了逻辑与知识的关系。比如，他具体地分析讨论了命题和事实、命题和语言、命题和判断、命题和概念、命题和思想等的关系，讨论了命题的定义、分类、结构、对象、内容、性质等，也探讨了命题成真的意义和标准等。这些分析，充分体现出他掌握西方现代逻辑分析技术的熟练程度。
1949年以后，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有变化。1965年，他著成《罗素哲学批判》一书。该书站在和日常生活比较接近，广大人民群众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的普通形式逻辑的立场，分别分析和批判了罗素逻辑哲学中的存在论、逻辑分析主义、逻辑构造论、定义论、主词论、摹状词论等。这时，他的逻辑分析方法主要倾向于一种“普通形式逻辑”的逻辑分析。这种普通形式逻辑，据金岳霖当时的想法，包括了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法、逻辑史等内容在内，而又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与日常语言密切相关。比如，他重视普通形式逻辑学，在讲授逻辑学时，他少用甚至不用符号，语言尽量贴近群众生活；他甚至用日常语言为标准批评罗素的摹状词论，说罗素所分析出来的命题不像语言，他还用普遍形式逻辑为标准，批判罗素夸大数理逻辑学的作用，贬低传统形式逻辑学地位的形而上学倾向等等。这些思想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弥补了他前期逻辑分析方法中先验逻辑分析与经验逻辑分析之间存在的裂痕。从这个角度说，金岳霖后期的逻辑分析方法有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二、从形而上学角度反思和限制逻辑分析方法
金岳霖在早年就意识到了“逻辑技术” [⑤]对哲学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对逻辑主义也表示了怀疑。将符号逻辑运用于哲学研究中，追求哲学的清晰、准确和科学性，是一些早期分析哲学家的追求。在金岳霖看来，由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比逻辑学对象）更为复杂多元性质的论题”，所以，对这些问题只进行逻辑分析，“一直并且也不可能”构建成为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这种情况，事实上限制了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范围和程度。[⑥]
冯友兰曾经认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他将逻辑分析方法形象地比喻为近现代中国人向西方求得的思维“点金术”。[⑦]金岳霖则进一步从形而上学角度来反思逻辑分析方法，建立起形而上学的逻辑哲学体系[⑧]，希望为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有效性提供理论根据。
就中国学术思想史看，形式逻辑学的地位一直不高，逻辑分析没有系统发展起来。一些学人甚至认为，形式逻辑学不是中国学术思想所必需的营养，一些高校不开设形式逻辑学必修课程，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学术思想，也受到怀疑等等。这些怪象表明，逻辑学似乎被认为是西方学术思想内的东西，和中国学术思想没有什么关系。
问题是，逻辑学是不是中西学术思想所共有的核心要素呢？如果它不是，那么，中国学术思想就可以没有西方那样的逻辑学，也不能因为没有西方那样的逻辑学，而将这一点看成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不足；当然，中国学术思想，也就不必刻意去学习西方逻辑学，以弥补自己的不足。逻辑分析方法也是如此。在20世纪，恰恰就有一些中国学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提倡直觉方法，反对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在这种情况下，金岳霖将他的“道”高高地树立为逻辑本体，强调逻辑自身的普遍必然性，当然也就断定了逻辑是中西学术思想所共同具有的要素。
金岳霖认为，“道”包括“式”和“能”，而“式”是逻辑自身。他努力赋予给“道”以逻辑本体的性质。他通过建立逻辑哲学体系，来消除和解决上述疑问。而且，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一方面为逻辑分析方法进入中国学术思想中提供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限制了逻辑分析方法在他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在他的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范畴，“可能底现实”和“无极而太极”，从两个方向展开“道”的运动历程，逻辑也随着这个历程而同时展开。这意味着，朴素辩证法是金岳霖思想系统的骨架，逻辑分析事实上只是次要的思想方法。
比如，金岳霖在前期谈到所谓“同一的逻辑”，到后期又提出“统一的逻辑学体系”问题。这种同一的或统一的逻辑，与其说是他从一个个具体的逻辑系统中分析概括出来的东西，不如说是他本着对“逻辑”的信念，从可见的几种逻辑系统中抽象出来的东西。它不是逻辑系统，不是逻辑学，而是各逻辑系统的共相，是各种逻辑学的实质。而得到这种同一的或统一的逻辑的方法，是以“同”超“异”、“去异存同”[⑨]的方法，是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挨边、碰头、打交道” [⑩]的方法。这种方法，类似于“感觉”[11]，其实就是直觉，也就是朴素辩证法。他发现逻辑共相的方法，发现“能”所依靠的“宽义的经验”，“无极而太极”的逻辑形式，从可能到现实的方法，以及他所谓“本然元理”等，都是他思想中朴素辩证法的表现。
逻辑分析方法，在金岳霖哲学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这是一个问题。表面看，逻辑分析方法是他思想体系的基本方法，不少学者就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种看法可能并不符合事实。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明确说：“本书所表示的知识论，不是一个演绎系统。”[12]他没有将他的“知识论”安排成为一个演绎系统，当然更不能将它看作一个逻辑系统。金岳霖的《逻辑》一书算不得一个逻辑系统，更不用说。他的《论道》一书是不是一个逻辑系统呢？有学者认为它是，因为金岳霖运用一个个命题，从“道”中推演（作者按：表面上看，似乎就是逻辑分析的有必然性的推演，其实不是）出现实世界来。[13]这似乎是将《论道》理解为一种宇宙生成论。用宇宙生成论的思路去理解金岳霖，可能是一种误解。
金岳霖是不是在《论道》中从可能世界逻辑地推演出现实世界呢？表面上看，《论道》一书，从对“道”进行分析开始，一步一步走向现实、个体、共相、时空、特殊等，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在讲“无极而太极”的历程。在“而”的过程中，虽然有现实、个体、共相、时空、特殊等出现，但它们并不是现实世界的东西，而只是现实世界的东西的形而上根据。通过《论道》，金岳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告诉我们一个现实世界何以成为现实世界的“理”，而且“理有固然”。意思是说，不论我们认识到这个“理”没有，不论金岳霖讲了这个“理”没有，也不论金岳霖讲这个“理”讲得如何，这个“理”本来就是如此的。那么，究竟如何就会有了现实世界呢？在金岳霖看来，这个问题无法解答，因为虽然“理有固然”，但是“势无必至”。意思是说，从“可能”到“现实”，是“无极而太极”历程的一个环节，但究竟在何时、何地、与如何现实，人类仍然是不可能认识和预测的。在这种理论背景下，金岳霖怎么会去讨论从“可能”到“现实”的“生成”问题呢？
金岳霖在后期曾经明确说，《论道》的“主要任务是捏造出一个永恒的宇宙，对于现实世界，它没有说多少话。”[14]从这一句话，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金岳霖的《论道》是在讲本体论，而不是讲宇宙生成论。
三、逻辑分析的一个实例
金岳霖对逻辑命题必然性的分析，也许可以作为他逻辑分析实践的一个实例。逻辑命题为什么能“闭门造车而出门合辙”呢?在他看来，逻辑命题之所以能闭门造车而出门合辙，是因为就命题对象和内容说，逻辑命题是必然命题；就知识经验说，逻辑命题是先天命题。
金岳霖认为，逻辑命题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穷尽可能的命题”，所以不能假而必然真。金岳霖在这里引用了维特根斯坦重言式的说法。著名逻辑学家王宪钧先生回忆说，金岳霖讲逻辑学课程的时候谈到，通过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解释，他认识到“逻辑的或数学的必然，……是穷尽了一切可能的必然。这问题用真值表看容易看出……”。[15]金岳霖理解并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但同时，又对维特根斯坦的重言式进行了改造。他的改造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从罗素《数学原理》第一章中“├:p∨p.É.p＝～(p∨p)∨p＝～p～p∨p＝～p∨p”的具体推论过程中，特别将～p∨p单独提拔出来，充当有本体论意义的逻辑命题的对象，抽象成为形而上的“式”。
二是对维特根斯坦的“重言式”进行了改造。维特根斯坦的“重言式”，用符号表示是“(pÉ p)·(qÉq)”，讲的是两个命题的合取命题形式。能否将重言式约化为“pÉp”呢?恐怕不能无条件地直接这样约化。从重言式可以推论出“pÉp”和“qÉq”来。如单看“pÉp”，利用“pÉq＝～p∨q Df”的定义，则“pÉp＝～p∨p”。在这里，“～p∨p”可以视为是在二分法基础上穷尽p的一切真假可能的必然命题，但“～p∨p”是在增加了二分法，引用了一个定义等这些系统以外因素之后，才从重言式中推论出来的。由此可见，“～p∨p”的必然性是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必然。
况且，从推论前提看，“qÉq”以及“·”这一合取符号也不应丢掉。即使用二分法，又引用定义，重言式推出的结论也应为“(～p∨p)·(～q∨q)”或与此类似的命题，决不会是单独的、光秃秃的～p∨p。金岳霖常常举的例子“这是桌子或不是桌子”，就应变成“‘这是桌子或不是桌子’而且‘那是椅子或不是椅子’”之类的命题了。在这种情况下，“这”、“那”很突兀地存在着，不能忽略；“而且”也显然摆着，不能丢失；仅仅利用析取词“∨(或)”和否定词“～(不是、非)”，就难以将～p∨p抽象拔高成为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穷尽可能”的必然，“式”的出现就更加困难了。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重言式确实穷尽可能，但它只穷尽基本命题如p、q的真值的一切可能性，而不是宇宙间一切可能；而且重言式只针对逻辑系统中基本命题与复合命题之间关系而言，而不是针对宇宙一切。金岳霖将重言式理解成为无条件地穷尽宇宙间一切可能，如“式”那样的形而上的逻辑本体，并不符合维特根斯坦重言式的原意。金岳霖的必然就是“穷尽可能”的说法，似乎潜藏着金岳霖自己的形而上学创作。
金岳霖上述改造的逻辑学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之所以如此，可能和他对逻辑自身的形而上学信念有重要关系。他讨论逻辑必然的第二个方面，就在于对“式”自身必然的根据进行断定。在金岳霖看来，“式”的必然性并非仅仅由“式”的析取式这一单纯命题形式作支持，更根本的根据在于“式、能不离”这一形而上学命题提供的实在论根据。
金岳霖所谓先天，指“所与之所以为可能的必然条件”，所以，先天形式是“所与”不能不遵守的。先天形式表现在知识中，就“是知识经验中的分析成分”，[16]而不是单独在时间上活动的实体。金岳霖认为逻辑命题的先天性，不是认识的问题，更不是认识主体的问题，而是宇宙形式（“式”）本来如此，逻辑命题的对象本来如此。他在《知识论》中分析知识，分析到最后，提炼出知识的凝固的形式结构，并且认为那就是理，就是“式”，而逻辑则是理或“式”中的核心内容。他提出，“道”是“式”与“能”的统一，“式”总有“能”，“式”外无“能”等。“式、能不离”，无疑是金岳霖证明逻辑必然的形而上学命题。
由上可见，金岳霖分析逻辑必然时，他最看重的是形而上学的信念断定和描述，而逻辑分析方法事实上只起次要的工具性作用。
四、逻辑分析方法的特点
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中，包含了先验逻辑分析和经验逻辑分析两种方法，他还试图将这两种分析方法统一起来。他反对排斥经验的纯粹形而上学逻辑分析，如他在后期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也反对纯粹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如他批判逻辑分析主义。这一思想倾向，使他一方面超越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增加了思维的逻辑性（指清晰、准确，符合逻辑规范），另一方面又抑制了西方理智主义者以经验逻辑分析为唯一方法的逻辑分析主义倾向。
和此前的中国学术思想相比，运用形式逻辑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道”本体，是金岳霖逻辑分析方法的重要特点。对此，熊十力先生曾经予以严厉的批评。熊十力说：“本体不可作共相观。作共相观，便是心上所现似的一种相。此相便已物化，而不是本体显露。所以说，本体是无可措思的。”[17]在熊十力看来，本体乃是即存在即活动，即“心”（或许可以理解为“主体”）即“理”（或许可以理解为“根据”或“规范”）的，并非只是静态的空套子，对本体，我们不能只进行理智的分析，还必须通过实践进行体悟、求证与呈现。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家，他的批评，显示出运用形式逻辑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道”本体的有限性，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另一方面，和罗素相比，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也有他的特点。他进行逻辑分析中的逻辑，主要指普通形式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他的逻辑分析方法，在符号化、形式化和演绎性方面都不如罗素。对此，金岳霖是自觉的。他认为，罗素哲学归根结底是追求建立起一种知识论的演绎系统，但罗素并不成功。金岳霖不再走罗素的老路，也很自然。
其次，金岳霖限制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的范围。金岳霖对于“能”所说的话，即形而上的本然陈述，他的非“能”而近于“能”的无极、非“式”而近于“式”的太极两个范畴，以及“无极而太极”的历程等，这些都不能依靠逻辑分析，而必须运用“穷通”的综合方法、直觉方法来解决它们。罗素则要将分析进行到底，他的共相世界，以及他后来提出的“事素”等范畴，都是他进行逻辑分析的产物。
其三，关于逻辑分析方法的作用，金岳霖用逻辑分析方法作超薄手术刀，去解剖传统哲学范畴和命题，发掘它们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它们可能具有的意义，推动传统哲学现代化，逻辑分析主要起着建设性作用。同时，他又提出了“穷通”的综合方法、直觉方法，作为他思想方法的一个部分。与此不同，罗素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固然要追求哲学的清晰，有科学性，但他特别把逻辑分析方法作为“奥卡姆剃刀”，剃掉那些他认为没有意义的玄学命题，清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思辨哲学的影响。在罗素那里，逻辑分析方法具有很强的革命性。
金岳霖尤其批评了罗素的逻辑分析主义。他认为，罗素不仅重视分析，而且“他主张分析到这个程度，使得这个主张成为分析主义。”[18]比如，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就是一种逻辑分析主义。金岳霖断定说，罗素的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并不是对任何哲学问题都有用处的，对别的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也不像对无穷、连续两个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那么有用。在后期的金岳霖看来，辩证的具体的分析，较逻辑的抽象概念、命题的分析更具有科学性。因为辩证的具体分析，总是在具体条件下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这种方法，分析的对象是客观事物，即使对思想、概念、命题的分析，也是以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为转移的。在这里，金岳霖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批判罗素的逻辑分析主义。
金岳霖特别对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进行了分析，并且发现了罗素在进行逻辑分析时的漏洞。比如，罗素将“所有的人是有死的”（A）一命题分析成为“对于任何x说，如果x是人，那么x是有死的”（B）一命题，而且概括出“对于任何x说，如果x是S，那么x是p”（C）这样一个公式。这种分析的逻辑性如何呢？
金岳霖指出，罗素的分析，不是形式逻辑的分析，而是形而上学的分析。他分析说，罗素分析这个命题，包括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一是说这一命题不能证实，因为在我们经验的有效范围内，我们不能担保没有忽略任何一个人。对此，金岳霖批评说，“所有的人是有死的”这一命题，在历史上早就已经证实过了，现在还在不断地被证实着；因为这个命题所谈的人之有死，缘于人的生物本质，和我们在证实时是否忽略了某些人根本不相干。金岳霖在这里是运用知识论或认识论来批评罗素的逻辑学思想，对于坚决主张将逻辑学与知识论或认识论、心理学等分家的罗素而言，他未必会赞成。
二是说“所有的人是有死的”一命题不是相对于人的命题，而是涉及到宇宙间一切的命题。罗素解释说，这一命题说的是“对于任何x说，如果x是人，那么x是有死的”。所谓任何x，说的似乎就是宇宙间的一切。金岳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
“这个问题（指‘所有的人是有死的’一命题——引者）只对于人有所肯定。当我们断定这个命题的时候，我们并不考虑到宇宙间的一切东西。这个命题是否可以上升为一个假言命题呢？可以。但是，上升之后，就有了质变，原命题并不等于一个假言命题。这个上升了的假言命题，代表进一步抽象的成果，它肯定了人与有死之间的客观的必然联系或客观规律性。这个假言命题也不考虑到宇宙间的一切。至于‘对于任何x说，如果x是S，那么x是p’这样一个公式，是否涉及到宇宙间的一切，那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它在数理逻辑里应如何理解，是另一问题。普通形式逻辑里是否需要介绍这样一个公式，也可以研究。无论如何，这个公式不是普通形式逻辑里的全称肯定命题。”[19]
他发现，罗素的分析，实际上将全称肯定命题A“质变”成为了假言命题B，进而将此假言命题又还原为C这样一个公式。经过这样的“质变”和还原，全称肯定命题A已经不再是全称肯定命题A了，而变成为命题C，“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这一命题的意义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普通形式逻辑看，在全称命题A中，该命题“只对于人有所肯定”。而从数理逻辑看，在C公式中，却对于宇宙间的一切有假言断定。问题在于，罗素从普通形式逻辑的全称肯定命题A，分析出数理逻辑的普通公式C，在这样分析之前，他并没有就为什么要这样分析提供明确可靠的根据；这样分析之后，他也没有明确注意到A命题的性质、意义和经过分析而得到的公式C的性质意义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反而在事实上，他用C，完全地、无条件地代替了命题A。显然，罗素所进行的这种分析，是存在着问题的。
三是说，相对于B命题而言，假如所谓人根本不存在，这个命题就是真的。按照罗素的看法，如果人根本不存在，则B命题就完全成为C命题那样的公式，对于无限的可能世界进行了断定，它当然是真的。不过，对可能世界进行逻辑断定的真，是逻辑的真。这种真，和A命题那种经验实证的、事实的真有不同处。不注意这两种真的区别，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金岳霖批评罗素说：
“把普通形式逻辑里的全称肯定命题解释成只要主词所表达的事物不存在，这一命题就是真的，这也是错误的。的确，鬼不存在，没有红头发的鬼也不存在。但是，难道这就使得下面这个A命题‘所有的鬼都是有红头发的’成为真的了吗？显然这是荒谬的。”[20]
在这里，金岳霖驳难罗素的逻辑推论，只运用了普通形式逻辑的换质换位法。金岳霖只运用普通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来批评罗素的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并且据此根本不承认罗素将普通形式逻辑的全称肯定命题“质变”成为假言命题B，甚至还原成为C公式的做法。在罗素对于普通形式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关系，对于A命题与C命题的关系没有做出明确说明时，或者罗素的说明对于金岳霖来说不能成立时，金岳霖对罗素的批评总有金岳霖自己的道理。
同时要指出，金岳霖所谓“鬼不存在”中的存在，指的是经验实证的对象，或者说是经验实证的存在。那么，不存在就可以是虚无的不存在，也可以是非经验实证的可能存在。对于不存在的东西有所说，如果是相对于虚无，则这种说也许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但没有经验的意义，也没有逻辑的意义；如果是相对于非经验实证的存在，则这种说没有经验的意义，但有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意义。否认后一种说法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的、逻辑的意义，只承认其经验意义，容易陷入经验主义中去。而用这种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逻辑观去批评罗素的逻辑分析，罗素也未必会首肯赞成。但反过来，如果像罗素那样，用逻辑的意义代替经验的意义，这也是金岳霖所不能赞成的。
我认为，在上述三点批评中，金岳霖对于罗素的第二方面的批评，即罗素在逻辑分析中没有注意区别开A、B、C三个命题的意义，即使站在纯粹逻辑的立场上看，甚至即使站在罗素逻辑哲学的立场上看，也是站得住脚的。头脑非常清楚的罗素，为什么会犯这类错误呢？
金岳霖揭示说：“明显的理由是，罗素要把一般生活中的命题形式硬塞到数理逻辑里面去。”他要建立数理逻辑在普通形式逻辑中的普遍必然性，他要让人相信，普通形式逻辑的一般命题形式，可以还原成为数理逻辑的形式，他努力夸大数理逻辑的作用范围。罗素的愿望是伟大而美好的，只是有硬塞的痕迹。这就使得他的逻辑分析不再是纯粹形式逻辑的。金岳霖指出，罗素在逻辑分析中，从具体的事实，“一跳就跳到宇宙间的一切”，而这“是形而上学的”。[21]罗素的逻辑分析中包含了形而上学的因素，这是善于分析的金岳霖的发现。
五、几点评价
我们提倡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辩证法。在这个方法中，逻辑分析方法是一个重要环节。从学术思想史看，反思中国现代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逻辑分析方法，正确理解和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渊源于西方的古典形而上学的先验逻辑分析，又接受了经验论的逻辑分析的影响。但他力图将这两种逻辑分析方法融会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形而上学的或后期普通形式逻辑的逻辑分析方法。在这里，他的创造性努力，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同时，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强调普通形式逻辑学基础，强调逻辑分析不与日常语言相脱离，不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相脱离，让逻辑分析方法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服务，为现代化建设中的思维活动服务。这一点，我认为也是应该给以肯定的。
（二）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包含了先验逻辑分析和经验逻辑分析在内，即使在后期，虽然归于普通形式逻辑的逻辑分析方法，其中的先验成分和经验成分也仍然存在。这就使他的逻辑分析方法，超越了形而上学或逻辑分析主义的局限，而成为一种与理想主义相联系的经验逻辑分析方法。这一点，我认为是值得我们后人深思的。
（三）金岳霖将形而上的“道”作为分析对象，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清晰化，也为传统哲学接受逻辑学的检验、审查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他进行逻辑分析的对象，还有语言、话语的意义，以及过去思想家的思想方法等。比如，他分析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时，将罗素所分析的对象的意义和他得到的分析结论的意义进行比较，发现了罗素在进行逻辑分析时存在着非逻辑的因素。金岳霖的这种逻辑分析方法，是贯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的，具有科学性，我们今天也是可以借鉴的。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强调逻辑分析方法，而又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创造上取得成功的，冯友兰、金岳霖可以作为代表。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方法实质上是新实在论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是从形而下之物分析、认识形而上之理的方法，它主要是一种认识方法，逻辑学基础并不牢固。[22]而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方法，有坚实的逻辑学基础，如先验逻辑分析有康德先验逻辑学基础，经验逻辑分析有普通形式逻辑学基础等。在具体的逻辑分析中，将分析对象的意义和分析结论的意义进行比较，寻找两者之间的异同，其它的语言分析、概念分析、命题分析等都围绕这种比较来进行。这样，抓住思想家的思维方式进行逻辑分析，能够比较准确和深入地发现思想家思维活动的逻辑基础和性质如何。金岳霖的逻辑分析，为我们进行逻辑分析提供了一种有科学性的、典型的分析模式，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①]金岳霖《序》，王路译，载《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46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刘培育《金岳霖年表》，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以下简称《回忆》）第38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刘培育《金岳霖年表》，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38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④]《金岳霖文集》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集》）第636～63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金岳霖《序》，王路译，刘培育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46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金岳霖《序》，王路译，刘培育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4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78、380页，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⑧]关于这个思想体系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张茂泽《金岳霖逻辑哲学述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⑨]《文集》第二卷第402页。
[⑩]《文集》第四卷第430页。
[11]《文集》第一卷第402页。
[12]《文集》第三卷第110页。
[13]可以参见杨国荣《从严复到金岳霖：实证论与中国哲学》第12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晓龙《知识与智慧——金岳霖哲学研究》第30～3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
[14]《文集》第四卷第186页。
[15]王宪钧《忆金师》，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11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6]《文集》第三卷第351页。
[17]熊十力1938年3月19日致居浩然信札，引自居浩然《熊十力先生剪影》，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卷第1期。转引自郭齐勇《形式抽象的哲学与人生意境的哲学》，载《中州学刊》1998年第3期第69页。
[18]《文集》第四卷第502页。
[19]《文集》第四卷第504～505页，括号内的内容为引者所加。
[20]《文集》第四卷第505页。
[21]《文集》第四卷第505页。
[22]参见张茂泽《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方法》，《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