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译丛》杂志与中国文化翻译出版
公号编辑：xiiimu
稿件来源：出版科学
香港《译丛》杂志与中国文化翻译出版
葛文峰 李延林
| 【作者机构】 | 淮北师范大学 中南大学 |
| 【来 源】 | 《出版科学》 2014年第6期P88-92页 |
| 【基金项目】 |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052SQ059ZD)的阶段性成果 |
| 【作者简介】 | 葛文峰，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李延林，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 【关 键 字】 | 香港《译丛》杂志 翻译出版 中国文化“走出去” |
| 【摘 要】 | 对香港《译丛》这一份成功将中国文化翻译传播到西方的英文杂志进行个案研究。指出它41年的文化外传历程凸显了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模式：兼收并蓄、适合国外读者需要的译介选材；具备多重文化身份的中外译者群体；受众意识关照下的文化翻译与诠释策略；国际视野下的独立运营与多渠道出版发行举措。《译丛》的成功案例对于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宏伟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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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经营半个世纪之久（1951―2001）的《中国文学》杂志（外文版）及其《熊猫丛书》早已停办。《大中华文库》（汉外对照）工程（1995―）已经译介图书100余部。遗憾的是，“这些典型的对外翻译传播杂志和丛书，除极小的一部分外，并没有促使中国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1]。那么，翻译出版这一条“中国文化‘走出去’”宏伟战略实施的必由之路究竟应该如何走？
在香港，却有一份汉英翻译杂志，通过主办期刊、发行图书，成功探索出一种中国文化“走出去”模式，它就是《译丛》（Renditions）。
1. 向世界译介中国：《译丛》传播中国文化40年
1970年代，在香港“中文运动”争取中国语言文化合法地位的呼声中，1973年《译丛》杂志在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中国与西方”为宗旨的香港中文大学创刊，由该校翻译研究中心主办。《译丛》定位于“雅俗共赏”的纯粹文化品格。《发刊词》称“《译丛》致力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满足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以中国的视域向其提供原始素材”[2]，以达到弘扬中国文化，搭建西方读者阅读中国文化之桥，裨其体味文化翻译艺术魅力的创刊目标。每期期刊（半年刊）15万字，从未脱刊。截至2014年，共出82期（含14册合刊，计28期），涵盖中国古今2000多年的文化――尤其是文学领域。在西方，大众读者将其视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门户，专家学者则认为它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学术阵地。《译丛》期刊以上乘的刊文质量在国际社会赢得了良好声誉，被华盛顿、伦敦等地的著名图书馆长期订购、收藏，“部分译作被国外大学选为教材，被誉为‘洞察中国文学的窗口’”[3]。英美等国的权威文学选集，如“企鹅丛书”与《哥伦比亚现代文学选集》都有其译作入选。
《译丛》杂志社分别从1976、1986年开始，出版《〈译丛〉丛书》（Renditions Books）与《〈译丛〉文库》（Renditions Paperbacks）系列图书，至今已经不定期出版41部。每部的海外发行量均在2000册以上，就中国文化翻译图书而言，是很不错的外国销售量。有学者分析英语世界（1970―2013）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图书的影响力，前114部作品中（59家出版机构）有5部《译丛》图书上榜。它们弥合了文化差异，成功进入英语读者的阅读视野，也为“莫言、王安忆、韩少功等人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起到了关键的窗口作用”[4]。
41年间，《译丛》杂志社发行的区区82期期刊、41部图书，其海外影响缘何如此深远？它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模式有何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笔者拟作一次系统的梳理与考察。
2. 推介什么：《译丛》办刊栏目、专号与图书选材
香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其特殊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赋予《译丛》出版人“文化自觉”意识，这直接影响着《译丛》的选材。《译丛》同仁对中国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发展趋向”[5]。所以，他们懂得如何选材才能构建起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译丛》的译介选材风格始终如一，“即使对比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也不觉得它有‘激烈、动荡’之感”[6]。 我们可以从《译丛》办刊栏目（含特辑）、专号与图书选材中洞悉它推介的内容（表1）。
《译丛》期刊有常规栏目与专号，辅以少量特辑。相对稳定的栏目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论》，主要是文学译文发表的园地。从春秋时期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北岛的《你在雨中等着我》，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到莫言的《养猫专业户》，从元代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到曹禺的《雷雨》，从西晋李密的《陈情表》到冰心的《小橘灯》，全部为历代中国文学的精华篇章，涉及中国古今600多位文化、文学名人。《杂论》专栏涉及“专论”“纪事”“民间文学”“史料”与“杂俎”等体裁，每一期主题较为集中，如《红楼梦》、《诗经》、中国书画的赏析解读，均聚焦于中国经典，间或阐释英译的原则与方法，旨在成功传译中国文化的精髓。专号（Special Issue）是《译丛》期刊的一大特色，共推出42期，计29册（含26期合刊）。“小说专号”共8期6册，含“古典小说”“通俗小说”“中国科幻小说”等；“诗文专号”共8期4册，如“曲子词”“诗与诗学”“古典散文”“古代书信”；“地区专号”共7期4册，分别为“香港”“当代台湾文学”、“90年代的香港”与“香港散文”；“年代专号”共6期5册，主要为“中国当代文学”“20世纪回忆录”“知青”“乡村文学与‘大跃进’”“明清文学的暴力”；“人物专号”共5期4册，即“张爱玲”“王昭君”“胡风、秦兆阳与高尔泰”“杨绛”；“艺术专号”共3期3册，为“戏剧”“艺术”“中国电影”；“女性专号”共3期2册，包括“当代女性作家”与“中国传统女性”。另外，2000年的合刊为“国人的西方印象”专号。期刊出过7次“特辑”（Special Section），分别为“鲁迅”“冰心”“新加坡汉诗”“香港新诗”“台湾新诗”“香港古诗”与“‘七零’年代”。这些特辑以占当期半数以上的篇幅集中译介某一主题的文化、文学，内容紧凑，重点突出。
“《译丛》丛书”辐射诗歌、历史、文集与散文等领域，尤其重视古典诗词，共出图书5部，如《无韵之乐：中国古词》（1980）、《金色年华五季：一位田园诗人》（1980）、《二十五位唐代诗人》（1984）、《诗中的手足情：汉诗与诗学》（1985）及《中国古词银库》（2003）。文学选集也是推介重点，有《老舍与陈若曦合集》（1980）、《中国通俗小说集》（1984）、《新中文创作选集》（1984）与《20世纪香港文学选集》（2008）。丛书中有3部中国历史译著：《翻译往事：华夏简史》（1982）、《史记》（1993）与《摩登时代：启蒙简史》（1996）。另有《唐宋八大家》（1979）与《古今散文》（1999）两部散文译作。《〈译丛〉文库》是《〈译丛〉丛书》的姊妹系列，分属5个不同的主题。“当代小说”的11部译著重点推介了黄春明、王安忆、张爱玲、张抗抗、刘索拉、遇罗锦、刘心武、莫言、韩少功等两岸三地的当代小说家。“香港文学”的5部著作集中介绍了刘以鬯、西西（张彦）、吴丹等7位现当代作家作品。“现代诗歌”4部译集的作者分别是卞之琳、杨炼、舒婷与顾城。“古典文学”4部图书介绍的是古诗词选译、《杜甫入门》和李渔的剧作。“女性作家”的3部作品译介了五四时期与当代香港、台湾的女性文学。
由此可见，《译丛》的取材呈现三大特点。第一，古代与现当代并重，突出近世文化、文学。例如，《译丛》译介小说362篇（部），古代与现当代小说分别为62、300篇（部）。尤其是《译丛》图书的“古典部分选材较有系统，品种虽不多，却很精致”[7]。第二，“两岸三地”的作品均有选用，重视港台的推介。在300篇（部）现当代小说中，大陆、香港与台湾分别有91、87、65篇（部）。第三，坚守独立的文化风格，坚持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调和持中”精神。《译丛》的非官方基础与纯学术取向。这适合国外的阅读市场，也是《译丛》成功的原因之一。而式微的《中国文学》杂志恰恰“取材多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官方文学，……它的影响力自然就无法和《译丛》相比”[8]。
3. 谁来著译：《译丛》译者与撰稿人群体
历任主编、编辑顾问与编委会成员既是《译丛》杂志稿件的把关人员，又是《译丛》的主要译者兼撰稿人群体。他们学贯中西，国学与西学修养深厚，中英文著译能力娴熟，海内外求学、任职经历使他们具备多重文化身份（见表2）。在中外文化的双重滋养下，《译丛》的著、译队伍成为会通古今、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使者。
其中，乔志高（又名高克毅，1912―2008）与宋淇（又名林以亮，1919―1996）是《译丛》杂志的创刊人，也是第一、二任主编。乔志高主编杂志近10年，早年专攻新闻与国际关系专业，擅长文学翻译。高译美国文学经典数部，赢得了翻译界的高度评价。他为《译丛》翻译、撰写文稿12篇，涉及语言、文学、历史等内容。宋淇是香港翻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并举各类文化体裁的同时，竭力推广诗歌的传播，主编了《译丛》图书《无韵之乐：中国古词》（1980）。闵福德（John Minford，1954―）是英籍汉学家，他翻译的《孙子兵法》在西方最受欢迎，其与岳父、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合译的《红楼梦》最具影响力。孔慧怡（1955―）主编《译丛》长达20年，期间，期刊“重磅推出专号和特辑，规模极大程度地接近了文学选集的编辑”[9]。孔慧怡身体力行地进行翻译实践，《译丛》期刊刊登她的译文、来稿近70篇。她的11部文学译著占《译丛》图书的1/4强，多为女性作家的代表作。她关注被边缘化的女性文人群体，意在重写女性文学史。2007年7月，王宏志（1956―）接任第五任主编，他是著名翻译与文化研究学者，专著与论文成果丰硕。
编辑顾问与编委会是《译丛》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干力量。这些编译人员一般保持在25―30人，海内外人数相当，且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国内主要有黎翠珍（Jane Lai）、赖恬昌（T.C.Lai）、黄国斌（Kuo-Pin Huang）、余光中（Kwang-chung Yu）、刘绍铭（Joseph Lau）、张佩瑶（Martha Cheung）等学者、诗人、艺术家兼翻译家。他们的专业知识结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集中在历史、文学、艺术、文化等领域。国外的编委成员和顾问多是耳熟能详的汉学家、翻译家。例如，英国汉学家卜立德（David Pollard）以英译中国古典散文的“浑然天成”而闻名。澳大利亚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极大地引导了海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潮流。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唐诗研究与翻译是美国汉学界的权威。还有很多成功英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语文学作品的西方翻译名家成为《译丛》的重要撰稿人，如高行健《灵山》的澳大利亚译者梅布尔・李（Mabel Lee）和莫言《生死疲劳》的美国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数十年来一直以《译丛》为渠道，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文学。
《译丛》也大量吸收世界各地撰稿人的稿件，形成了一支400人左右集编、译、写于一体的版权人群体。他们作为《译丛》的著译主体，构建了一个跨学科、国际化与公正的文化交流平台。各专业的中西译者、撰稿人的参与，研究与翻译同步进行，保证了《译丛》通俗性与学术性共存，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中外学者使《译丛》具有专业性、严肃性与权威性，出身新闻界的第一、二任主编及英美文学界的撰稿者则使杂志具备普适性、通俗性与可读性。
4. 如何译介：《译丛》的翻译与诠释策略
“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出版方针，决定了《译丛》的翻译与诠释策略始终以外国读者的接受为第一要义，亦即所谓译介的受众意识。依据读者接受能力与文化交融程度而采取灵活的译介策略，是《译丛》的成功经验之一。
4.1 归化、异化翻译方法相得益彰：小说《海上花列传》的翻译
小说因其趣味性与娱乐性成为主要选材。自然地，译文的可读、流畅与否成为读者能否接受的关键。《译丛》的小说翻译结合了归化与异化的方法：悉心淡化原作过多的“异国情调”，以方便读者的理解与认同；大量保留原作的陌生感与异质性，以满足读者对原汁原味的中国叙事的期待。张爱玲的《海上花列传》译文便是典型个案。
《海上花列传》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以晚清上海的妓女生活为主线，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百态。译者首先删除了原作自序、例言和跋。身为小说家，张爱玲认为，这些内容既冲淡了原作的品质，又妨碍了读者的阅读。“拙劣地模仿《红楼梦》，却无它的韵味与新意。……令外国读者生厌，不忍卒读。我关注其海外接受，故而斗胆将其漏译”[10]。译者大刀阔斧的删节巧妙地隐去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冗长的“楔子”，契合西方现代小说的可读性模式，是归化译介策略。原作的对话场面很多，是人物个性最直接的体现，语气情感与声音形式的传达依赖于译者恰当的翻译手法。赵朴斋、张小村二人与青楼女子的戏谑对话真切地译为：
Seeing Hamlet， she （a middle-aged maid） also said，“Ah-yo， its Mr. Chang！ We thought you were never coming. So you do have a conscience！”“Pei！”Second Wong made a spitting noise，“If he has a conscience，dogs don’t eat shit.”“I came and still I’m told I have no conscience，” Hamlet said smiling，“Then starting from tomorrow，I’ll never come again！”“You wouldn’t dare！” Second Wong said smiling[10].
在此，张爱玲采用了忠实翻译的异化策略，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原文的对话文体与说话人的语气。译文保留了汉语的语气词，如“啊哟”“呸”，生动又真切。甚至原文的汉语句式和表达方式也进行了迭译，如“人要有仔良心，是狗也勿吃仔屎哉！”“从明朝起勿来哉！”这样的译文传译了口语风格、传播了原语文化，更使人物形象鲜活起来。对于人名，译者又倾向于归化，将“张小村”译为“Hamlet Chang”、“王阿二”译为“Second Wong”，较之传统的中国人名音译，这能传递更多的文化内涵。“（张）爱玲的译法是字眼扣得准，行文流畅，绝不采用英美俚语，以免造成化华为夷的印象”[11]。主编宋淇如是评论也申明了《译丛》小说翻译避免较多深层次归化的主张，合理地在归化与异化之间选择，互为补充，在斡旋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传播中国文化、文学特质。
4.2 副文本的文化诠释功能：独特的编译体例
“副文本”指除主体文本之外、“在作品与读者之间协调、展示正文本的一切语言、非语言的材料”[12]。图书中的扉页、题记、序、引言、跋、插图、注释、致谢等均为副文本的主要内容。《译丛》编译体例的独特之处在于利用副文本为读者传递、诠释中国文化，其辅助性、协调性不容忽视。“译作的副文本更易于被读者所理解、认可，会对读者的文本接受产生很大影响”[13]。
41部《译丛》图书都有《译序》或《译例言》。编译者直陈某部译著的译介观念，这些文字或是简介图书的出版动机、主要内容，或是阐明其中的文化翻译障碍、理解难点，或是分析文化背景、文体特征，或是说明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读者接受语境。在读者真正阅读文本之前，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引导性阅读辅助手段。霍克斯在《杜诗入阶》的“译者引言”中详述了译介选材、杜甫生平、杜诗的形式与背景，这有利于“丝毫不谙汉语或知之甚少的海外读者”理解与学习，达到对“汉语、汉诗和杜甫有一定了解”的文化传播目的[14]。
《译丛》封面与内部插图的设计色彩丰富、内容活泼，与中国文化相映成趣。这赋予读者最直观的视觉感受，映射出译文（本）固有的中国文化形象，引导、促成读者对译本的欣赏、理解和接受。《译丛》期刊的作家专号全部选用作者的彩色照片或素描作为封面，给读者留下“第一眼”印象。内部插图多为与内容相关的名家书画作品。小说译作多穿插故事叙事的生动素描图画，诗歌译作则配有书法家所题的诗词全文。《古今散文》涵盖作家36位，其中附插图的有28位之多，既有古代文人苏轼、袁枚的书法墨宝，又有现代作家梁实秋、杨绛的手迹影印。“这在一般学术著作和翻译作品中并不多见”[15]。
《译丛》惯于注释，这是一种有效消解文化障碍、实现文化交流的方法。如《汉诗金库》共收录诗歌121首，注释有105条。另外，《译丛》附有“来稿人简历”（学缘、专业、译述成绩等）与“索引”，方便了读者的阅读活动、提高了认知效率。
5. 文字之外：《译丛》的运作、出版与发行
《译丛》的经费全部来自社会捐助和极少部分的广告（文化图书、刊物）收入。香港永隆银行，这家具有80年历史的上市金融机构专门成立了“永隆银行‘中国文化促进’基金”，一直资助《译丛》的运营。此外，“岭南基金会”出资建设了《译丛》的信息检索系统。
中国翻译研究会会长谢天振呼吁，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亟须做好两件事：建立“资助国外优秀翻译家投身中国文化外译的专项基金和为中外译家及学者提供中译外基地”[16]。对此，《译丛》早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89年起，杂志社依托“宋淇基金会”实施了“《译丛》学人”和“《译丛》荣誉学人”计划。前者每年邀请一位国际级学者、翻译家到香港完成一个翻译项目，并进行翻译探讨。伯顿・华生（Burton Waston）、白芝（Cyril Birch）、卜立德（David Pollard）、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等名家均名列其中。后者邀请国内外成就卓越的翻译家进行短期访问，切磋翻译技法，交换翻译心得。如以汉译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叶集》闻名的赵萝蕤便是“荣誉学人”的第一任人选。2013年，在“《译丛》文学翻译杰出讲座”中，葛浩文、卜立德等译界名人分别进行了英汉文学翻译研究与实践的演说，纪念《译丛》创办40周年。
《译丛》探索中国文化的多重对外传播渠道。《译丛》图书多是期刊精品刊文的遴选结集，也有先前国外出版、影响深远的中国典籍的再版。《译丛》期刊是周期性、连续性的大规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载体，内容广泛，而不定期的系列图书则是主题高度集中的中国文化翻译交流媒介。在信息化时代，《译丛》顺应数字出版的潮流，推出“《译丛》‘光盘’版”与“中国文学‘掌上电脑’版”，含期刊与图书24册、部，以便捷、高效的出版方式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三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中国文化对外推介合力。
《译丛》在香港出版发行的同时，通过海外出版经纪人，寻求与外国主流出版发行机构的合作，实行联合发行。在澳大利亚最大的中文图书发行商“中国书店”，《译丛》设有经销处，方便海外读者选购。《译丛》还与英美大型出版社――如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和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署版权协议，实行多家出版社多地发行的模式。华生英译的“《译丛》丛书”《史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汉籍英译丛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不仅解决了中国文化传播渠道单一、流通不畅的问题，更可以在外国主流出版机构的高度参与下，探索以图书市场为主要参照的发行形式。
6. 结 语
香港《译丛》杂志成功构建了一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出版平台，在译介选材、译者主体、译介策略与出版发行运营等方面探索出卓有成效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模式。这对于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注 释
[1]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只是个翻译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24
[2]Li Chon-ming. Foreword [J]. Renditions,1973（1）：3
[3]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838
[4]何明星.翻译？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拓展欧美市场的调查[N].中华读书报,2014-03-05
[5]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478
[6]刘江凯.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1
[7]萧乾.香港的翻译事业[C]//八十自省.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67
[8]杜十三.中国文学的“小耳朵”：访《译丛》杂志主编孔慧怡教授[C]//鸡鸣・人语・马啸：和生命闲谈的三种方式.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146
[9]朱灵慧.编辑的权利话语与文学翻译期刊出版[J].中国出版,2012（11）：52-54
[10]Chang Eileen.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M].Renditions, 1982：95-110
[11]林以亮.翻译《海上花》[C]//金宏达.回望张爱玲：昨夜月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382
[12]Ge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
[13]Tahir-Guraglar Sehnaz. What Textsdon’t Tell： the Uses of Paratext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C]//Theo-Hermans.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44-60
[14]David Hawkes. A Little Primer of Tu Fu [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87： ix
[15]刘士聪.介绍一部中国散文经典译作：兼谈David Pollard的汉英翻译艺术[J].中国翻译,2005（3）：51-56
[16]谢天振.从译介学视角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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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Northea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简称NALLTS)，是由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发起的，旨在提高东北亚地区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学术水平的国际论坛，这一论坛得到国际上许多高等院校，尤其英国，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院校关注和支持，也得到了国内东北，西北等很多地区高校的响应，成立了以张绍杰为主席，刘永兵，李正栓，傅广生，马占祥，孙建成，杨跃，周玉忠，袁洪庚，姜毓锋，张思洁为副主席等众多院校外语学院领导为常务理事的组委会机构。2016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于2016年8月在宁夏大学举办，征集论文110篇，90篇入选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国际会议文集（ Proceedings of 2016 NALLTS ），进入CPCI-SSH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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