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开始认识“空气”之前，空气是属于神学的，在《圣经》的2:7写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air)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科学认识空气的时间很晚，直到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人们才意识到自身处于一种看不见的“空气”(air)之中，之后的大批英国科学家，如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艾德蒙·波洪(Edmund Bohun)、史蒂芬·黑尔斯(Stephen Hales)以及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等都为认识“空气”做出了贡献。空气污染在英国也发生的比较早，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英国人对空气污染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人们有时认为被污染的空气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有时人们将空气恶化的担忧与文化衰落的焦虑联系在了一起，有时人们通过把英国的中世纪理想化，希望回归到一种比较淳朴的社会形态，这样更接近自然，并且能免受空气污染的困扰。这种对空气污染的不同文化认知也深刻地影响着英国文学家的创作。
对英国空气污染最早的记录是在中世纪的诺丁汉而非伦敦，但伦敦的空气污染问题出现的最早也最严重。中世纪以来，伦敦人便开始使用一种经由海陆运抵的燃煤，这种煤被称为“海煤”(sea-coal)。由于对这种煤的加工工艺非常原始，海煤造成的空气污染事实上很严重。尽管还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帮助，伦敦人已经发现空气的污染对人体健康有着很大的伤害，并且他们也怀疑海煤是造成伦敦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1285年英国曾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查找伦敦空气的污染源，此后的几十年中该委员会都在不遗余力的发挥着作用。但由于伦敦人可以轻易获得更加低廉的木柴，海煤的使用还不足以造成严重的群体性后果，伦敦人对海煤造成的空气污染的担忧很快就消失了。直到17世纪初，由于海煤更大规模的被使用，伦敦城的空气污染已经肉眼可见，许多作家开始在作品中描写空气污染，而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就是著名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防烟》(Fumifugium)了。
1.0 约翰·伊夫林及其《防烟》
“十七世纪喜欢阅读私人日记的读者都是从阅读两位卓越的时代见证者的日记开始的，他们就是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和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Willy,1963:10)，伊夫林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日记作家，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主要奠基者，他于1620年出生在英国的一户富足家庭中，1643年，因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他前往法国和意大利游学，期间学习了解剖学、生理学和化学等课程，这为他日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回到英国后，凭借其岳父的地位和查理二世的赏识，伊夫林与皇室有所接触。但他本人深知仕途险恶，所以并不愿深陷政局，转而投身公共生活，在各类委员会中任职参与解决伦敦快速增长所引发的诸多问题。
伊夫林爱好广泛，从城市规划、建筑、文学到科学无所不通，但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从1641年他21岁开始记录，直到1706年他死前的24天为止长达六十五年的日记。这部日记涵盖了从查理一世到安妮女王时代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因此被称为是“六十余年英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的见证”(汉舍尔，2003)，伊夫林也因这部日记被誉为“王政复辟时代文化的伟大记录者” (Howarth,1985:126)。作为日记作家的伊夫林曾撰写过两本著名的小册子(Pamphlet)——《森林》(Sylva)和《防烟》(Fumifugium: OR 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Aer, AND SMOAKE of LONDON DISSIPATED TOGETHER With Some RemediesHumbly Proposed BY John Evelyn, Esq.; To His Sacred MAJESTIE, AND To the Parliament Now Assembled. Published byHis Majesty’s Command)。在《森林》中，伊夫林指出由于英国造船业、炼铁工业的需要，森林资源大量被消耗，在他所处的时代，木材是仅次于食物之外最重要的物资，也是英国国防所需要的最为重要的资源，他希望通过这篇小册子引起人们对森林资源的重视，开始注意保护英国森林资源。在《防烟》这本小册子中，伊夫林关注了17世纪伦敦城的空气污染及其对伦敦市民生活和健康的巨大影响，这本小册子是目前最早讨论伦敦空气污染的作品之一，也标志着伊夫林“文学创作的开始”(Evelyn,1908:xxxvi)。
早在《英格兰的性格》(A Character of England)一书中，伊夫林就开始探讨伦敦的空气污染问题，他曾这样写道“城市被笼罩在这样的一种海煤产生的云雾中，就好像在地球上空出现了一座地狱。雾天里的火山覆盖着大地，这种有害的烟气腐蚀了大地上的铁质，破坏了一切可以运动的物质，在一切发光的物体表面上留下了一层灰烬：它对居民的肺部的侵袭如此致命，这使咳嗽和肺病对以其人都毫不留情”(布林布尔科姆，2016：70-71)。在伊夫林1661年9月13日的日记里，他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记录：“余呈《防烟》于吾皇，龙心大悦，令吾将其发表”(Evelyn,1878:246)，第二年这本献给查理二世的小册子便公开出版发行。据伊夫林说，创作这本小册子是因他受“在白厅任职时的一件小事启发”(Jenner,1995: 537)，这件小事指的是国王在皇宫里也受到伦敦空气污染之害，宫殿里到处烟雾弥漫，令王公贵族呼吸不畅，所以国王要求伦敦市副检察长关停了一家大型的酿酒厂，因为在当时人们认为酿酒厂是造成伦敦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之一。《防烟》的创作动机一方面是为了讨好国王，另一方面伊夫林确实也关心空气污染这个公众关心的问题，希望借机根治伦敦空气污染，并重新规划伦敦城市布局。
在公开出版的《防烟》首页，伊夫林为了凸显伦敦空气污染的严重性引用了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诗歌“De rurum natura”。这首诗描述了希腊神话中地狱入口冒出阵阵毒烟和散发恶臭的样子：
考勒斯(Coales)湖水臭气熏天，
曾经甘甜的湖水，
现在臭不可闻且令人晕厥…… (Jenner,1995:546)
伊夫林将伦敦空气污染的状况和地狱入口进行类比，旨在警示读者空气污染已经将原本是人间天堂的伦敦城变成了人间地狱，治理伦敦空气已经刻不容缓。
小册子的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伊夫林将重点集中在第一部分对伦敦空气污染情况的描写上，他不厌其烦的细数伦敦空气污染对市民身体健康的各种伤害，同时指出古代先哲早就认为“空气是灵魂的载体”(the Aer the Vehicle of the Soul)，因此人要想存活就一定要呼吸干净的空气，人可以每天只吃一顿饭，而呼吸却是每分每秒的事情，呼吸是无阶级之分的，可谓“空气面前人人平等”。为了不“失魂落魄”就一定要保障空气的洁净；通过分析伦敦市周围的地理环境，伊夫林强调伦敦市曾是一个“优美的城市”(Evelyn,1999:188)，而这座美丽的城市现在因燃烧过多海煤而被污染物所笼罩，“伦敦市民呼吸的只有脏兮兮、厚厚的一层烟雾”(Evelyn,1999:188)，这些烟雾“造成很多不便，伤害人们的肺，扰乱人体的正常功能”(Evelyn,1999:188)，很多市民都患上了肺痨、咳嗽和肺结核，制造这些污染物的源头“并非是烹饪用火，因为它们的污染极为有限”(Evelyn,1999:188)，经过实地考察伊夫林发现伦敦空气真正的污染源来自于“酿酒厂、染坊、烧石厂、盐场、肥皂厂和一些私人产业”(Evelyn,1999:188)，因为正是这些企业大量燃烧海煤，释放出的烟尘才污染了伦敦的空气。这些污染物不仅污染一切暴露在外的建筑、水源等，还会造成果蔬等农作物持续减产。基于以上分析，伊夫林在《防烟》的第二部分提出了治理空气污染的第一套方案，即将这些需要大量燃烧海煤的污染产业迁出伦敦市，以彻底移除城市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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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林所绘制复辟后伦敦城的污染源方位和他建议安置区域的地图 (Brimblecombe,2011:50)
在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伊夫林进一步提出在清理了空气污染源之后，为净化已经被污染的伦敦空气，清除污染物的气味，应在城市周边大量种植鲜花和植物，让他们的香味来取代空气中污染物的气味。这种治理空气污染的理念和方法在现在看来很幼稚，但在伊夫林所处时代的欧洲却广为应用。
《防烟》的言辞激烈，颇具说服力，却因曲高和寡而并未引起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的注意，“大多数人认为，无论烟多么令人不愉快，它不对健康造成伤害”(索尔谢姆，2016：18)。到了17世纪末，英国的许多城市都开始“烟雾弥漫”，但人们依然没有把它当做是“污染”。浓雾已经开始影响来伦敦观光的游客，一些德国旅行者开始把伦敦称之为“雾都”。
伊夫林能够在十七世纪就意识到空气污染对生态环境和市民生活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伊夫林的研究还很少，有限的研究又都集中在对伊夫林《日记》的史学价值的研究上，鲜有人关注其小册子的文学和社会价值。在当下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愈加严重、雾霾横行肆虐的残酷现实面前，《防烟》所探讨的话题就愈发具有现实意义，也因此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对污染问题的关注是与如何构建理想社会的政治讨论密不可分的”( Douglas & Wildavsky,1982:36)，这就使得对空气污染的书写也必然带有政治意图。
2.0 作为政治隐喻的《防烟》
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在研究“隐喻”问题时指出：“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莱考夫，2015：1)，隐喻的存在是普遍的，它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莱考夫，2015：3)。如果将《防烟》置于其创作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审视，便不难发现这部文学作品充满了政治隐喻，空气污染及其治理是对复辟政治环境的隐喻写作。
由于《防烟》对伦敦空气污染成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很多历史学家因此将《防烟》“视为是一位具有公共意识的绅士对于环境污染正常反应的产物”(Jenner,1995:540)，但也有学者认为，在《防烟》中伊夫林为解决伦敦大气污染所提供的方案“仅仅类似‘故事情节的梗概’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取悦复辟归来的新皇帝”(Lewis,2012:73)，这就使得这部小册子带有了很强的政治意味。
约克大学的詹纳(Mark Jenner)在“伦敦空气的政治解读：约翰·伊夫林的《防烟》与‘英国复辟’”(The Politics of London Air: John Evelyn’s Fumifugium and the Restoration)一文中提出不能将对《防烟》的解读置于学术真空中，而要将其置于伊夫林所处的特定政治和历史语境中加以解读。他认为这本小册子在1661年这样的特殊时间发表，而且作者还在封面特别强调是献给复辟归来的新皇的，这本身就让这部作品显得政治寓意十足。詹纳通过深入分析伊夫林《防烟》中的几个核心意象，认为伊夫林巧妙的将伦敦的空气污染作为一种政治隐喻来抨击克伦威尔独裁时期造成的政治混乱和失序：“伦敦的可怜景象、破旧的建筑与英国的政治时局十分相像”(Jenner,1995:541)，通过对这一系列意象的描写，伊夫林隐喻性地强调旧政权不仅仅带来了市政管理上的混乱，还引起了政治失序，据此，他认为“这本小册子与当时的颂文(panegyric)文体有几分相像，他们都通过描写建筑物乃至气象中的意象而为尚有些羸弱的新政权树碑立传” (Jenner,1995:542)。在詹纳看来，就连伊夫林在《防烟》中所提供的治理空气污染的方案都是为了“阻止独裁的再次发生，也是为了赞扬新政权” (Jenner，1995:542)，而且，“《防烟》适时的为查理提供了彰显自己伟大神力的机会，因为如果查理按照伊夫林的方法实施空气治理，成功改善伦敦环境便能显现出他(比克伦威尔)更高的荣耀” (Jenner,1995:540)。
2014年，英国学者特拉维斯(Toby Travis)在《伦敦杂志》(The London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约翰·伊夫林的‘火山之城’想象”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在17世纪40至80年代伊夫林曾在其作品中频繁使用火山意象以及描述火山的词语，而这一现象在《防烟》中表现的尤为集中。伊夫林将伦敦城比喻成一座极其不稳定、闷热无比的大火山，工厂的烟囱冒着滚滚黑烟。特拉维斯指出伊夫林这种火山意象的描写源于他1645年对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研究，并被他发展成了自己写作中独有的文学意象，这一意象“微妙、不确定而又富有深意”(Travis,2014:2)，因为十七世纪的人们对火山的认知十分有限，他们把火山视为是“自然界秩序和混乱的代表，火山活动既是吉兆又代表了破坏”(Travis,2014:2)。特拉维斯进一步将这种火山描写和意象放置于伊夫林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去解读，他认为伊夫林对“火山之城的描写既是源于保皇党对于都城政治不稳定深深担忧的强烈表达，又是对一位强势君主来积极管理都城社会和商业秩序迫切需要的表达”(Travis,2014:1)。特拉维斯接着指出伊夫林通过“将伦敦描写成火山，不仅批评了某些产业对城市环境的污染，还提醒人们在烟雾笼罩的深巷里藏匿着无数叛党和密谋暴动的宗教不满者”(Travis,2014:12)。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吉兆，伊夫林将伦敦城描绘成一座火山是要传达这样一种信号：“在一位警醒的、智慧和积极君主领导下，都城具有如火山般强有力的创造潜力” (Travis,2014:16)，在他的领导下，伦敦城会重新变回“伊甸园”，会从独裁时期的失序状态重拾秩序。
通过以上两位学者的分析，不难看出伊夫林在创作《防烟》时，确实深受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在写作时也带有自己的政治意图，充满了政治隐喻。抛却这种意图不说，作为一位科学家、文学家他极为关注伦敦空气污染这一公共事务。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他将自己的意见带入了公共领域中供公众进行讨论或者希望引发公众性的辩论，进而让决策者重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在制定政策时会有所考虑，这样便发挥了文学的“公共性”作用。事实上，《防烟》的创作并非偶然，因为这部小册子恰恰是在哈贝马斯所谓的欧洲“文学公共领域”形成时期出现的，因此在对这部作品进行政治阐释的同时，也一定要将它放在英国文学公共领域兴起的背景中进行考量。
3.0《防烟》与文学的公共性
按照哈贝马斯的研究，欧洲的政治公共领域以“第四等级”的出现为重要标志，但在新闻媒体出现之前，文学早已经开始关注公共事务，开始建构欧洲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1961《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出版序言中，哈氏称他研究的目的在于“从18和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来阐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ürgerliche ffenlichkeit)的理想类型”(哈贝马斯，1999：2)。哈贝马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自形成后经历了两次巨大的社会结构转型：一是由封建君主专制转向资产阶级自由的公共空间，二是由资产阶级的自由公共空间转向现代大众社会下的福利国家。第一次转型始于十七世纪末的英国，随后蔓延至法国、德国和美国，共经历了约150年的时间，直至19世纪初最终完成。这次转型中，最重要的成果便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然而，这一领域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巧妙伪装的“中间过程”，哈贝马斯称之为“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ische ffentlichkeit)。
伴随着商品和信息交换的发展，国家和社会最终在18世纪欧洲各国分离，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旋即分离。前者以宫廷为代表，后者则以游离于统治阶层的第三等级组成，这个等级中的个人与个人集合形成了一个与国家权利领域谋求“对话”的领域。这种对话模式是从宫廷中游离出来的边缘贵族将宫廷中的社交方式带到了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而习得的，“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判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哈贝马斯，1999：34)。这种交谈方式训练了资产阶级的辩论技巧和公共舆论技巧，也促成了公共交往模式的形成，而这种交谈方式首先在文学领域中得以反复演练，哈贝马斯也因此把它称之为“文学公共领域”——一个“不仅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更是‘代表型公共领域’向‘市民公共领域’过渡的一个中介”(曹卫东，2001：118-119)。
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与英国文人的努力密不可分，17世纪的英国文学家创作出了许多极具文学和社会价值的小册子，他们越来越多的拿起笔探讨公共生活，并将这些话题带到咖啡馆、酒馆、俱乐部中进行辩论和讨论，有的则创办报纸杂志，将这些公众关心的话题写出来，以供读者思考和讨论。作为17世纪重要的小册子作家，伊夫林通过自己的公众影响力，不断践行文学的公共性作用，为推动文学公共领域在英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在伊夫林公开出版的《防烟》的正文前，他特别增加了题为“致读者”的一章，再三强调伦敦空气污染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危害，反复强调既然国王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每一位读者都应该关注空气污染治理的这项“公益事业”(Publick Benefits)，不断鼓励公众参与到改善伦敦空气污染的行动中来。作为科学家的伊夫林，在《防烟》中论述伦敦空气污染时有理有据，通过科学的观察、逻辑性极强的论证，为文学家如何有序参与讨论公众关心的话题提供了范本，他的这种公开批判方式无疑来自于贵族知识分子，却也为参与建构欧洲政治公共领域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参考。
在英国，通过伊夫林这样的文学家、批评家以及读者的普遍参与，通过围绕文学话题展开的讨论、辩论和批评等文学实践，人们逐渐转向对重大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话题实施公开和理性的讨论，这也就是陶东风教授所说的，“文学公共领域不是文学作品，不是孤独的作家的创作活动，也不是单个读者的阅读行为，而是围绕文学展开的，由包括作家、评论家和一般公众参与的交往对话活动与主体间的互动—呈现空间。这样一个呈现空间只有在对话交往活动实际发生的时候才是真实存在的”(陶东风，2010：33)，一旦文学公共领域中的话题发生变化，它很快就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在这样的对话交往活动中，像伊夫林这样的文学活动参与者推动了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全面发展，而设定了文学交往准则的文学公共领域又激励了更多文学参与者加入其中，这种交往方式有别于政党之间的争论，使用更优雅和理性的方式与公众交流和沟通，这在维尔咖啡馆中约翰·德莱顿等人的文学公共交往实践中尤为典型，这可以称作是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互动性建构”(interactively-constructed)特征。
因此，《防烟》的写作一方面正如前文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是带有自己政治意图的，新王复辟归来，作为朝臣的伊夫林自然要提出一些有洞见的提议，伦敦的空气时常被认为是政治局势的隐喻而必然会吸引国王的注意；其次，笔者认为还应将《防烟》的创作置于欧洲公共领域形成的大背景中去解读，随着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文学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的关注，他们从没落贵族那里习得公共交往的技巧，促进了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反过来，英国文学公共领域为文学家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实施公共舆论提供了平台。文学公共领域在英国迅速成熟，随着越来越多政治话题的引入，很快便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
一旦文学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中引起辩论和讨论就必然会造成某种具体行为的发生，解构主义之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受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启发称之为“文学行动”(Acts of Literature)。笔者认为，有别于普通的日常言语，文学是作家用文字形式、文学样式记录下来的言语，因此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作家在实施言内行为，当作家的创作中讨论了实在的公众关心的问题，这样的作品就具有了言外行为。一旦这部作品引发公众讨论和辩论，改变了社会、文化或政策中的固有体制，该文学作品便实施了文学的言后行为。萨特曾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将这种以行动为指向的文学称为“介入文学”(literature engage, 英译为committed literature)，其实就是指文学的言外行为，但这些学者都忽略了文学言语在转化为行为的过程中尚需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文学作品要首先进入文学公共领域的讨论和辩论中，才能使得公共舆论成为可能，文学也才可能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伦敦的空气污染问题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个城市才摘掉了“雾都”的帽子。许多学者认为《防烟》是英国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介入的典型例子，通过他们的不断努力才使得伦敦市民再次呼吸到洁净的空气。《防烟》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不仅关注了城市环境的问题，而且还赋予城市环境问题更深层次的意义：原本看似仅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因为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较量，从而使得环境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既然“环境问题本质上作为政治问题，这内在的规定着它的解决与否必须用政治问题解决与否的标准来衡量”(刘向阳，2008：11)。《防烟》因为公众关心而生，在进入英国文学公共领域中，受到了当权者与普通伦敦市民的重视，他们围绕空气治理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并产生了一系列具体的行为。
虽然没有任何法律因《防烟》而颁布，但国王和议会的确注意到了伦敦城的空气污染问题，1662年议会讨论了一个由枢密院提交的关于成立改善、规约伦敦市街道的委员会的提案，委员会成立后伊夫林本人在其中担任委员，他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出席委员会会议的细节。另外，在伦敦大火后的城市重建设计过程中，查理二世和议会采纳了伊夫林在《防烟》中对污染源产业重新布局的建议，将这些污染企业搬离了人口密集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册子的影响不仅仅在伊夫林所处的时代，1772年《防烟》再版，“编辑老塞缪尔·佩吉(Samuel Pegge the elder,1704-1796)借此来警示他自己所在的时代环境恶化到何种程度”(科顿，2017：4)。20世纪30年代切尔西电站在选址时引发了公众的广泛争论，《防烟》也在这时被大量重印，用以提醒政策制定者关注城市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当代“这篇文章还被英国国家烟尘消除协会以五个版本重印”(Jenner，1995：536-537)，以提醒读者伦敦城空气污染曾带给市民的困扰。
随着20世纪40年代洛杉矶发生光学烟雾污染和中国正在遭受的持续出现的“雾霾”侵害的新历史语境的出现，《防烟》必将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也将继续跨越时空提醒人们在城市发展的同时还要关注城市生态问题，还将激励更多的文学家参与到公众所关心话题的文学创作中，从而不断践行文学的公共性和行动性功能。
参考文献
[1] Brimblecombe, P. The Big Smok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 Douglas, M. & A. Wildavsky. Risk and Culture[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3] Evelyn, J.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hn Evelyn[M].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878.
[4] Evelyn, J. Fumifugium[J].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999,12(2):187-193.
[5] Evelyn, J. Sylva or, a Discourse of Forest Tree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6] Jenner, M. The politics of London air: John Evelyn’s Fumifugium and the Restoration[J]. The HistoricalJournal, 1995,38(3):535-551.
[7] Howarth, D. Lord Arundel and His Circle[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 Lewis, J. E. Air’s Appearance: Literary Atmosphere in British Fiction, 1660-1794[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9] Travis, T. Belching it Forth their Sooty Jaws: John Evelyn’s Vision of a “Volcanic” City[J]. The LondonJournal, 2014,39(1):1-20.
[10] Willy, M. English Diarists: Evelyn & Pepys[M].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63.
[11] 彼得·布林布尔科姆. 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2] 彼得·索尔谢姆. 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M]. 启蒙编译所.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13] 曹卫东. 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4] 菲利普·汉舍尔. 一个十七世纪的现代人[N].丁骏译. 社会科学报，2003-8-7-(8).
[15]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6] 克里斯蒂娜·科顿. 伦敦雾：一部演变史[M]. 张春晓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17] 刘向阳. 环境问题的政治维度及其内在规定性[J]. 环境保护，2008，22：10-12.
[18]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何文忠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9] 陶东风. 阿伦特式的公共领域及其对文学研究的启示[J]. 四川大学学报，2010，(1)：30-39.
(责任编辑：王秀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