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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江 语言文学教学国际论坛

【作者机构】  四川外国语大学
【来    源】 《山东外语教学》 2015年第6期P67-76页
【分 类 号】 H059;|I046
【分类导航】 语言、文字->语言学->翻译学
【关 键 词】 中国文学“走出去”  市场机制  翻译选材
【基    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项目编号:11bww011);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外语专业研究生教育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的研究与探索”(项目编号:yjg142024);重庆市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翻译研究入门》(渝教研〔2015〕10号)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 文化势差、民族心理、文化心态,"精英主义"态度合力促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对于翻译及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所进行的一系列"走出去"探索,深刻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的种种现代性焦虑与文化复兴压力。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必须建立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学传播机制、同时兼顾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以及译者翻译模式和读者阅读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在传播机制和翻译选材方面尊重市场机制和目标读者,实施多元并举的立体推介策略,从而有效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以市场机制和翻译选材为视角

胡安江,梁燕


1.0 事实性歧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现状

在谈及英、美两国对于翻译及翻译作品的态度时,英国学者芒迪(Jeremy Munday)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描述:“正如巴斯奈特指出的那样:这种精英主义态度不仅使翻译的价值大打折扣(因为它让人觉得译文永远也无法达到原文的高度,因此还不如去读原著),而且导致翻译地位的边缘化(译作仅为少数有能力比较源语和目标语、以及有能力赏析这种智力行为的精英分子而作);甚至,这种态度在当下的英美仍然甚嚣尘上。譬如:人们常常劝阻那些在进入大学之前、甚至正在大学学习语言的学生通过译本获取知识;而且,鲜有大众读物被译成英语;同时,在英美的主流影院及主要的电视频道也较少播放带字幕的外国电影”。(Munday,2012:47-48)不仅如此,有学者还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外文源本可以自由地在英国流通,但它们的译本却不能。譬如,大英博物馆允许将某些外国原著收进藏书目录,但其英文译本却遭到禁止。(Milton&Bandia,2009:87)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曾从出版业的权力网络以及英语语言的强势地位等视角深刻剖析了个中缘由;不过,他依然告诫读者要正视这样的事实:“源自20世纪初的出版惯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跨文化交流形态,而且,我相信,它也造成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语译本产量惊人低下的现状,按照行业统计,目前这一数字仅占图书年总产量的2%多一点。”(Venuti,2013:158)毫无疑问,无论是文化势差、民族心理、文化心态,还是上述的所谓“精英主义”态度和“学院做派”,它们的合力不约而同地促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对于翻译及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

那么中国翻译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译介现状到底如何呢?事实上,人们很容易为当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表面浮华和虚假繁荣所迷惑,特别是举国上下都在大谈特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候。在2014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著名作家王安忆就坦言:“有一种假象,好像全世界都爱我们,不是这样。2000年前去欧洲参加书展、讨论会,你会觉得中国文学很重要。”(石剑峰,2014)然而,据王安忆讲,尽管有那么多年的力推,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仍然是少而又少。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论巧妇与无米之炊:当代中国小说在西方的特点与展望”一文中,也勾勒了从出版商到图书市场对于翻译文学的各种轻慢:“中国文学翻译没有什么市场……翻译文学在美国并不看好……美国读者普遍对亚洲国家不了解也缺乏兴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小说和诗歌很少能够吸引美国读者的兴趣。一些出版商会对某个健在的中国作家的某本书偶尔表现出兴趣,但是他们通常缺乏热情,也很少对译作进行市场营销。《纽约时报》书评夸张的溢美之词,封底性感的中国女人,或者‘中国禁书’的标签,或许可以提升一点销售业绩,但也仅此而已。”(Goldblatt,2000:22-23)

实际上,上述情形也许才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真实图景。如果进一步关注中美两国在图书版权交易市场上的统计数据,就能更清楚地洞悉中国翻译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这种边缘地位。以国家版权局的统计数据为例,2008-2012五年间,中国引进美国的图书版权数量依次为:4011种、4533种、5284种、4553种、4944种,而美国引进中国的图书版权数量则分别为:122种、267种、1147种、766种、1012种,中国对美国的图书版权贸易逆差从中可见一斑。另据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百分之三”项目(Three Percent)的统计,2008-2012五年间,美国引进的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数量依次为:13本、9本、10本、12本、16本,分别占据同年引进英译文学作品总量的3.61%、2.48%、2.94%、3.24%和3.54%,其中译自中国内地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数量为:9本、8本、8本、8本、13本。此外,虽然国家版权局尚未发布2013年和2014年的图书版权输出与引入数据,但是根据“百分之三”项目的统计,2013年美国引进的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共14本,占当年引进英译文学作品总量的2.67%,其中译自中国内地现当代作家的作品10本;而根据该项目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数据,2014年美国预计引进英译中国文学作品19本,占全年引进英译文学作品总量的4.30%,其中计划译自中国内地现当代作家的作品11本。同样,根据“百分之三”项目的统计,2008-2014七年间,中国当代内地作家中,有作品被持续译入美国的仅有莫言(4本)、阎连科(3本)、残雪(3本)、毕飞宇(2本)、苏童(2本)和余华(2本)6人。对此,有学者评论说:“中西之间这种巨大的‘翻译赤字’经常被许多中国学者用来作为西方文化持续保持强势与霸权地位的证据。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和霸权话语面前维护文化自主权、文化特色和文化‘深度’已成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敏感话题,甚至是切肤之痛。”(Xie,2008:26-27)而按照毕飞宇的说法:“汉语作为小语种的命运格局,没有改变。”他进而告诫说,“中国文学所谓走出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耐心,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石剑峰,2014)然而,回顾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艰难历程以及海外图书市场及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几十年时间”的说法无疑是极其乐观的理想主义态度。

2.0 艰难的历程: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焦虑与文化复兴压力

新世纪以来,国人在“走出去”进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尝试。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同年,文化部制定了《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明确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启动“国剧海外传播工程”;2009年7月,国家汉办批准北京师范大学与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共同申请“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立项。2010年,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同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批准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1年10月,17届6中全会明确要“组织对外翻译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精品”。同年11月,《人民文学》推出其英文版Pathlight(《路灯》)季刊,由20多位英美澳汉学家及中国学者领衔中国文学作品翻译。2013年11月,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师范大学共同筹建的江苏文学翻译与研究中心成立,并于2014年4月推出英文期刊Chinese Arts and Letters(《中华人文》),向海外翻译推介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

如果再回溯至建国之后,这种种旨在推动文化走出去的举措还包括: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英文版与法文版的创刊与发行、80年代中国文学出版社的成立及“熊猫”系列译丛的策划与传播、世纪之交“大中华文库”项目的设立、2004年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创设等等。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急于向海外推广自己的文学及文化呢?陈晓明认为:“中国文学与世界当代文学的对话,不管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隔膜得很可以了。”(陈晓明,2015:79)虽然他是从中国文学对于当代世界文学的认知视角来论的,但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缺席于当代世界文学殿堂,在世界文学话语场中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也有论者是从中华文明与文化复兴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的:“世界与中国共同见证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每一次不懈尝试,以及这些尝试背后的种种现代性焦虑与文学复兴压力。”(胡安江,2010:10)换言之,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焦虑以及争取承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应有地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背后的主要动因。

尽管现代性是否肇源于翻译还有待商榷,但翻译始自于对现代性的渴求应该是学界共识。至少,“翻译是由译者或者翻译群体对于现代的、新鲜的、或者说是对某个文化他者的钦羡与渴望所激发的”。(Xie,2009:135)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中华文化不断地走出去,其他民族的文化也走进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促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有研究者认为,中华文明这种兼容并蓄的传统自孔子时代便已开始。(闻中,2015:59)毫无疑问,在这些进程中,翻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按照谢少波的说法,它不仅促成而且决定着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同时它在中国版现代性的生成方面也功不可没。(Xie,2009:137)说到底,所谓的现代性反映在文学发展中,必然包含着“颠覆传统、重估价值、追求新知、重建秩序等主体动机与客观结果/后果因素”。(陈历明,2014:4)也许,国人正是急需通过翻译,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中的种种现代性探索以及负载其中的中国形象,于是也就有了上述的种种“焦虑症状”。

至于中西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翻译与被翻译,或者说中、西在现代性进程中的互动关系,有论者总结说:“公元1800年以前,中国给予欧洲的,比它从欧洲获得的多得多。”(王介南,2011:347)毫不夸张地说,在汉、唐、宋元、明及清初时期,中华文化无可争议地处于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对欧洲的现代性进程、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发展和贡献深远而重大,尤其是在器物和思想方面。然而,在上述的历史时期,大部分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多限于非官方的层面,其内容也多局限在贸易、宗教等领域。至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其情形相对而言比较惨淡。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典开始向外译介为梵语和突厥语;明清时期,一批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学如四书五经、古典诗词、四大名著等进行了译介。除此之外,基本上再无可圈可点之处。换言之,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人,对于本国的语言、体制和文化的优越性一直深信不疑,就如同19世纪中期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拜伦曾这样描述当时意大利人的倨傲心理:“外国人如何想像意大利人的形象,他们无所谓”。(Byron,1959:37)而中国人的“上邦”文化心态与当时法、意两国的文化情怀大致如出一辙。张佩瑶对于周朝文化心态的描述颇能代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人的集体情怀:自认为“文明开化”的周朝人对当时的其它族群没有任何了解的欲望,更别说让他们讲异族的语言了……因而几乎没有人愿意与这些部族和人种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接触和互动。(Cheung,2006:44)以至于鸦片战争中,中国人还蔑称外国商人为“夷商”,称英国人为“英夷/English barbarian”,在当时不可一世的英国人看来,“这种态度跟英国人在世界其它地方进行殖民统治时所遭遇的经历大相径庭”。(Lydia,2004:60)在文学方面,晚清的知识精英也普遍认为,夷人除“船坚炮利”之外,在文学成就上则远逊吾国也。在文化上,更是强调并践行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民族主义原则。也许正是这样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心态”造成了中华文化在“走出去”问题的一度迟缓与一再延误。

尽管有上述的家国情怀,有学者却做过这样的统计,在1662到1975年300余年间,西方主动翻译的中国书籍只有3000多种(包括复译本),而20世纪中国学者著作的翻译更是鲜见。再对比20世纪中西方的译介情况,在整个20世纪,中国翻译的西方书籍近10万册,而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籍却不到500本。(王岳川,2002:9-11)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0年代到2000年,据中国作家协会李朝全的统计,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国外的译介出版仅有1000余部作品。(李朝全,2010:104)

除此之外,王德威还提到了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就文学而言,现在(美国)主流的看法仍是:在《红楼梦》以后,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好看的呢?……随着中国政治地理效应的提升,今日美国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也受到进一步重视,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对现当代的关注显然超过了中国古典文学。”(李凤亮,2011:93-94)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式的反讽:海外急切地想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可我们的文学一方面并没有实质性地“走出去”,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还要面对目标读者的百般诘问与苛刻挑剔。

因此,可以说,近代以后,中华文化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中国现当代文学也难以再续古典文学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辉煌。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推介,虽然译介的大部分属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所倚重的主要是国家赞助出版发行的传播模式以及“政治驱动”(politically motivated)的文学翻译类型。按照英国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的说法:“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外文出版社是为政治目的而进行文学翻译的最典型例子。”(Mc-Dougall,2011:4)但耐人寻味的是,通过这些主渠道主动译介的文学作品在国外图书市场却反响平平。英国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指出,“中国文学作品不具阅读、出版价值”的偏见在以出版商到读者的整个英国图书行业大行其道。(转引自刘亚猛、朱纯深,2015:10)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历时的、强烈的软实力对比以及当下多元语境中重塑与建构中国形象的时代需要,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和中国政府各种的心理焦虑与传播焦虑。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从中国政府到草根阶层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各种关注和与种种尝试了。

3.0 出路与对策:从市场机制到翻译选材

现有的研究文献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宏观研究,主要是通过数据统计或媒体观察,对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的困境与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进而提出建议、方法和策略指导。另一类属微观研究,主要通过某一种或某一类出版物,抑或是关于某一位译者的“个案”研究,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进而斟酌其得失,获取其经验,由此见微知著,从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在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中急需解决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尝试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进程中的体制建设与翻译选材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3.1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市场机制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成立专门机构(如1951年成立的中国文学出版社、1952年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对中国文学进行译介,赞助并创刊了《中国文学》,也投资出版了“熊猫丛书”,但其译介效果和海外市场的反响都远未达到预期。究其原因,有人认为,主要是没有选择有竞争力的、主流的英美商业出版社进行出版发行;杜博妮则认为,国家行为干预较多是掣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原因。“国家权力保证了外文出版社在1952年到20世纪末期间出版数量巨大,那时候,这种产量少有遭遇不可弥补或者说异乎寻常的失误。然而,自80年代开始,国家的重心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作为其下属机构的外文出版社的重心也发生了改变。尽管有重心上的调整,但某些官僚的、权力意志的工作机制仍有保留,其中就包括编辑与翻译的脱节、屈从于国家政策、无视文学质量等。……如此一来,可以说,从外文出版社的创立到20世纪末,国家并未从它那里获取到巨大的利益。原因包括翻译选材的平庸、翻译作品与目标读者之间没有互动、翻译作品质量平平等”。(McDougall,2011:135-36)换句话说,国家控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范式的状况在当时的翻译选材和出版发行等多个环节中均有较为显著的表现。这样的文学译介模式和文学传播机制显然未能很好地考虑目标读者和市场机制,其后果自然就是与最初的预期背道而驰。

事实上,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要求中国文学“走出去”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为形成积极、正面的国家和民族形象而努力,但是如果文学完全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言,其对于世界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意义必然随之减弱,同时在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建构方面往往还会招致某些负面效应。《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的停刊和遇冷就是最好的明证。当然,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系统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影响开始消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和出版社开始将市场机制和目标读者纳入文学译介的重要考量要素。按照当下的通行说法,就是我们的文学“走出去”在理念上开始接地气了。这从前述的中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机制的建立、中外翻译家合译模式的探索、官方外宣机构-作家协会-出版社-大学-翻译家群体的联姻等等,就可以看到这种市场导向的初露端倪。

当然,中国文学“走出去”也不能全由市场和读者说了算。比如,某些国外出版社为迎合其读者而“精心”挑选和翻译某一特殊类型的文学作品,有意凸显中国语境中的某些特殊事件、敏感话题,或者夸张渲染文学作品的离奇情节甚至“禁书”身份;某些海外译者和目标读者更是抱着浓厚的东方主义情结和后殖民心态,醉心于某些中国文学作品中经过艺术加工的政治意识形态、色情暴力与愚昧落后等文学元素。杜博妮曾经追溯了西方读者阅读中国的心态:“对当代中国信息的普遍缺乏,使得西方极其不正常地、严重依赖中国文学来作为了解中国的文献材料;文学领域的研究者也一样深受其影响。具体而言,鉴于政治和社会力量对文学作品有如此深刻的操控,文学研究者必须更多地考虑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外部环境,因此对于文本自身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重心转移”。(McDougall,1984:xi)毋庸置疑,这些对于我们的文学及其附加其上的中国形象而言,都是极大的误释和最大的伤害。

因此,我们以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应当建立起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学传播机制。同时着力培养职业化的翻译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健全选、编、译、校、用一体的翻译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文学代理人体系、建立健全职业出版经纪人制度,建立健全语言服务的政策保障机制,从而在作者、译者、出版社、市场与读者之间架设起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其间,国家应当摒除传统的行政干预角色并强化其作为文化居间者(cultural go-between)的沟通与协调功能,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便利。当然,如上所述,中国文学“走出去”也不应该完全受制于市场和读者,在把握市场规律的大前提下,给予译者更多翻译选材和翻译处理的权利,而不是求全责备、指指点点,尤其不要无端指责译者为了目标文化的“可接受性”而部分牺牲源语文本“充分性”的做法;同时,尊重而不是责难海外文学编辑和商业出版社的文学干预与商业运作,对于当下“汉语作为小语种”的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也同样至关重要,尤其要充分利用好海内外各类主流出版社的各种资源优势,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在翻译选材和出版流通方面发挥作用。按照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说法,出版社在使得译者实现自己的工作方面充当了关键性的角色,“正是通过他们的出版策略和销售策略,世界文学才能够以某种外语的方式赢得自己的坚实地位”。(Kubin,2014:218)

其次,除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之外,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市场机制建设方面,如果能借鉴法、韩等国在本国文化海外传播方面的成功经验,充分贯彻“数字化传播”、“数字外交”的理念,建立健全“数字化中国”的传播网络,中华文化的实际传播力与国际影响力可以得到即时的、实质性的推进。事实上,我们在文化传播上长期倚重的是传统的、线下翻译的模式;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线下翻译模式在译者数量、作品选择、翻译进度、出版流通等方面均存在诸多不够理想的状况;同时,这种职业译者的、小众的翻译模式译出的各类作品以及所负载的“中国形象”在译入语环境中能够发挥的社会功能或社会影响力显然十分有限。然而,随着数字与网络技术的发展,“由互联网用户志愿进行的线上翻译行为,已日益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兴趣话题”。“这些志愿者通常不是职业译者,但他们相互协作,共同参与完成无任何实质性商业报酬的翻译项目。”(Dolmaya,2015:16)不言而喻,在网络信息高速发达的数字化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在传播机制上也需要充分照顾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时代的翻译特点和传播优势,大力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各种数字化手段,在有效推进本土文化传承的同时,努力实现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对外文化传播。具体而言,在翻译模式上,除了传统的文化传播网络,还应该大力推进各类数字新媒体传播网络建设,有效利用互联网资源发挥最大效益。综合来讲,我们需要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政府机构与民间或非营利性组织相结合、专业化、对象化的“外包”翻译与大众化、网络化的“众包”翻译相结合的方式,立体地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译出以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在这些方式当中,“众包”翻译模式应该可以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种新的、重要的补充形式,如果考虑到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特点和读者阅读习惯,其实不难预测,众包模式的线上翻译形式在全球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必然是未来文学翻译的重要趋势。在当下开放与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如果有关部门和机构能在制度建设、经费投入、激励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为“众包翻译”这一新生事物提供支持和便利的话,这一翻译模式必然会强有力地推动和改变文学译本的生产、传播与流通方式,从而最大程度地扩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市场受众和市场份额。

3.2 翻译选材

从纵向、历时性的角度来界定中国文学,大致可分为古典、现代和当代文学;若根据体裁来划分,则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论、传说、寓言、童话等,按内容来区分,则可以包括史传文学、纪实文学、奇幻文学、报道文学等;根据不同民族来分,又有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当然,也有人将文学区分为大众文学、网络文学和纯文学,或者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新世纪里,海外中国学者还提出了“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的概念,它“通常强调的是中国的域外经验”。(李凤亮,2008:200)

从文学史的选材惯例上看,编选者对于具有历史积淀和广泛读者群的纯文学或者说严肃文学和文学经典的强调,使得中国文学的编选与翻译深受其影响。正如有论者指出:“梁朝昭明太子的《文选》不选“经”、“史”、“子”这三大类的作品,其结果是确定了纯文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潘文国,2004)王宏志也指出,在“中籍”译成外文在“古典文学方面,主要是一些经典著作:《诗经》、《楚辞》、《史记》、杜甫诗、白居易诗、关汉卿杂剧、《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此类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外国读者展示中国古典文学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对于宣传国家形象是有积极作用的。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根据《汉籍外译史》中罗列的主要是“鲁郭茅、巴老曹”,主要体现了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王宏志,2007:61-62)也就是说,从建国以后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翻译选材来看,无论是《中国文学》、“熊猫丛书”还是《大中华文库》,我们尝试推介的作品大都属“严肃文学”的纯文学经典作品。

在体裁上,国家赞助发行的《中国文学》以译介当代短篇小说、诗歌和文论为主,1966到1977年间受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较深,翻译最多的是领导人谈话和文论。80年代之后政治因素的干扰逐渐降低,体裁的选择变得多样化。而在“熊猫丛书”中,小说是向外译介的重点,共143部,其中以现当代文学作品为大宗,其他如诗歌24部,民间传说14部,散文8部,寓言3部,戏剧1部。(耿强,2010:83)值得注意的是,“熊猫丛书”入选的作品也大多属宣扬严肃主题、艺术品位、艺术技巧的严肃文学作品。

这种翻译选材的“严肃文学”现象以及其背后落寞的翻译市场,也引起了中外翻译家和学者们的普遍关注。葛浩文在《文学报》上撰文称:“我听了不少学者、专家、作家提起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还没有听到任何人给‘中国文学’下个定义,很明显的是,要走出去的是某一种文学,所谓的严肃文学吧。”(葛浩文,2014)然而,有学者在《文学报》撰文回应,认为葛氏表面的批评究其实质是在为通俗文学抱屈:“换句话说,当葛先生发现中国严肃文学只能赢得寥寥几个‘小众’的时候,就试图转而来借通俗文学来打开西方市场的大门了。”(姜玉琴、乔国强,2014)后者认为:如果在“走出去”的中国文学中没有严肃文学的踪影,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说中国文学真正地“走出去”了;而让通俗文学“走出去”去“适应”一下市场,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能算是让中国文学尽快“走出去”的一个策略或阶段,而并非是整个中国文学创作的策略和终极目的。(同上)这两种观点的论述重点显然有差别的,前者的确是希望通过质疑与诘问为通俗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正名;而后者观点表面上中庸调和,实则却是笃定的“严肃文学”倡导者。那么在文学走出去的讨论和实践中,我们在翻译选材问题上到底应该持何种态度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新世纪开始之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在翻译选材方面遭遇了怎样的光景。对于外文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本选择,杜博妮曾这样描述:“文本的选择(也许除了文革期间,当时行政管理体系不甚明确。)是由不懂外语专业知识、不懂翻译、也不懂外国读者的的编辑人员主导的。文本选择是从上到下的立体结构,没有征求译者的反馈与建议。对于原文的选择标准通常不考虑文学性和大众兴趣,因此其翻译实践单调乏味,没有想象力,也没有创造性的改写。对于作品的审查是由不谙外国文化、但极富民族自豪感的编辑们来操作的。操本族语者的翻译作品仅能得到有限的接受,而且鲜有考虑他们的专业资质。读者的兴趣,主要由销售数字和其它手段来决定,官方机构、编辑及翻译过程均不会顾及读者兴趣”。(McDougall,2011:135)虽然可能有些言过其辞,但当时出版社在翻译选材上过多考虑“政治正确”的严肃文学类型、不太考虑目标读者的可接受性,却是可以通过当时大多翻译作品在海外遇冷的事实得到验证的。当然,从当时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国家主动参与和介入文学译介自然无可厚非。有英国学者对此也表示了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作为翻译项目的委托人,必然要确保翻译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准确无误。除了对翻译选材进行管控,还要保证所雇用的译者是全职的、接受过国家层面培训的、专业素质属于国标级的、并且是由国家委派的,从而确保信息没有遭到损害。”(Pellatt&Eric,2010:113)当然,时过境迁,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下,国家大规模的参与并干预翻译选材已不合时宜。翻译选材的工作应该让位于专家、学者、出版社、译者、媒体、读者和市场。

在考察了上述问题之后,我们认为,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大可不必像编写文学史那样严谨与审慎。无论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无论大陆文学,还是海外的华语语系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无可替代的文学功能和文学阅读群。如果仅仅将现当代的文学“走出去”局限在某一种文学类型上面,那我们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的文学形象同样是残缺不全的。如此看来,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应该局限于所谓的“严肃文学”的范畴,而应当具有更宽阔的文学视野。甚至,我们应当摈弃“中国文学”那些偏狭的理解,而将“中国文学”广义地理解为一切反映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涉及当下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文字著作。因此,所有形式的中国文学,无论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网络的文学作品与文论,理论上都应该得到关注、译介和传播,因为它们都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完整的构成。事实上,翻译选材应该兼顾市场特点、减少官方色彩,但可以借鉴电影分级审查的机制,充分体现分类、分级的选材与审查机制;具体而言,大致可以按照“政治正确类”(如中央编译局所承担的翻译文本)、“优秀哲社类”(如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所资助的研究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文本)、“严肃文学类”(如“鲁郭茅、巴老曹”)、“通俗文学类”(如金庸、姜戎、麦家)的分类和分级标准来进行选择与翻译。其中,前三类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和管理,而后者则可以放手给市场来进行运作。不过,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由出版社进行前期的市场调查,然后充分利用其各种资源优势,有效集合专家、学者、文学代理人、版权经纪人、译者、媒体、书店等在翻译选材方面的集体智慧,从而生产出具有良好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的翻译文学作品。

其次,在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目标读者的可接受性,同时充分考虑译入语语境文学市场的可接受能力,适时推出各类文学形式的改写本、简写本、普及本、少儿版、青少年版、彩绘版、注音版、双语对照版等翻译版式,在海外读者群中循序渐进地推广中国文化。事实上,我们本国的语文教育也一直有这样的教学传统和阅读体验,尤其是在语文学习的初级阶段,这些辅助读物必不可少,特别是在“严肃文学”的识记、阅读、理解、记诵方面。因此,对于大部头的、比较艰涩的中国文学作品,我们可以采用更为灵活的“改编本”作为翻译源本,采取择其精要而译介之的选材与翻译原则。在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与文化有了基本的认知与认同之后,我们再推出相关作品的全译本。实际上,内地多家少年儿童出版社都出版有各种中国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红楼梦》、《岳飞传》、《聊斋志异》等的“简写本”以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如《中国成语故事》、《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华寓言故事》等。毫无疑问,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内出版社对于本国读者在文学阅读方面的这样推普方式,毕竟海外读者在语言理解、文化认知等方面的能力是无法与本土读者等量齐观的。此外,仍需指出的是,我们也大可不必拘泥于翻译的普通呈现方式,它还可以采用电影推介的形式,也可以是以动漫推介的形式;它们无疑是传统媒介在文学传播方面的有效延伸和重要补充。换言之,文学的海外推介,可以采用全译本的形式,也可以采用节译本的形式;可以采用传统纸质文本的形式,也可以采用新型网络媒体的形式;可以采用文字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图像、音频与视频的立体推介形式;而翻译语言可以是符合小众专业读者的异化式语言,更可以是符合大众普通读者阅读期待的归化式语言。总之,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所有议题中,无论传播机制和翻译选材,还是译介模式与翻译策略,都应该体现市场导向、读者中心、多元并举的立体推介策略。

4.0 结语

无论是文化势差、民族心理、文化心态,还是所谓“精英主义”态度和“学院做派”,它们合力促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对于翻译及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所进行的一系列“走出去”探索,深刻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的种种现代性焦虑与文化复兴压力。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首先,必须建立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学传播机制、同时着力培养职业化的翻译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健全选、编、译、校、用一体的翻译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文学代理人体系、建立健全职业出版经纪人制度,建立健全语言服务的政策保障机制。此外,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不能无视当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翻译市场和语言服务行业的急速变化,在译介模式的探索方面,需要兼顾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以及译者翻译模式和读者阅读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政府机构与民间或非营利性组织相结合、专业化、对象化的“外包”翻译与大众化、网络化的“众包”翻译相结合的方式,立体地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以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其次,在翻译选材方面,则应当具有更宽阔的文学视野,同时兼顾市场特点、减少官方色彩,但可以充分体现分类、分级的选材与审查机制;再者,尊重目标读者的可接受性,同时充分考虑译入语语境文学市场的可接受能力,充分利用各类形式的改写本、简写本、普及本、少儿版、青少年版、彩绘版、注音版、双语对照版等文学翻译类型,在海外读者群中循序渐进地推广中国文化。总之,无论是传播机制还是翻译选材,都应该尊重市场机制和目标读者,实施多元并举的立体推进模式,从而实质性地提升中华文化的实际传播力与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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