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学者】从人类文明交往中探寻中东研究的学术自觉：彭树智教授访谈实录
本文转自【 王二羊史学】。
彭树智先生，1931年生，陕西泾阳人。195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同年被保送为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习亚洲史专业。他曾长期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中东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培养博士生36名，其中大部分已成为我国中东研究的骨干力量。他在中东和南亚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编撰的《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史》、《中东国家通史》（13卷）、《中东史》等已成为我国中东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近年来，彭先生依然在岗执教、笔耕不辍，关注于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的研究，撰写了《两斋文明自觉论》（三卷）、《我的文明观》和《老学日历》等著作，为我国的世界史和中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刊记者访谈和介绍其彭先生的学术经历及学术思想的演变，旨在对世界史研究和中东问题研究有所启迪，嘉惠后学。
彭树智先生
一 书路崎岖觅机缘
访谈人（闫伟）：彭先生，您在世界史领域成就卓越，同时您的文学造诣深厚，文笔深博，常常喻文于诗。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求学期间的经历如何影响了您后来的研究？您早年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您的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彭先生：我于1931年出生在陕西泾阳。泾阳位于富饶的泾惠渠灌区，干渠与支渠纵横交错，因盛产棉粮，也被称为关中的“白菜心”。我们家早年很穷苦。祖父从河南淅川逃荒到陕西，再由商县（今商洛市商州区）到咸阳，最后定居泾阳；外祖父则是从湖北逃荒而来。也许这种地域环境和移民传统给我留下了平实谦和的性格和勤奋努力的气质。
我的青少年时代，祖国大地备受列强蹂躏。我不只一次问老师：“为什么有着那么悠久文明的中华大国，到今天却一直打败仗，受外敌凌辱？”老师的回答并不能消除我心中的困惑。这个问题促使我不断思考，这就是我以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动因。我在高中时，国文学得特别好，而且喜欢诗词，所以报考西北大学时，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系。但是，我的历史成绩得了满分。于是，西北大学历史系优先录取了我。
五十年代的西北大学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担任校长，名师汇聚、学风浓郁。当时，西北大学是与北京大学等高校齐名的教育部直属的全国十大综合院校之一。学校条件艰苦，教室都是旧平房，冬天没有暖炉。更严峻的是，家境困难使我不得不在全国各种报刊上拼命发表文章，小说、报道、书评、影评……什么都写。起初还有些困难，到了后来，就是写一篇发一篇；再后来，就不断有编辑、记者专门到学校约稿。通过大量写稿，一则达到了练笔的效果，为后来著书作文打下了写作基础；二则解决了生活危机，最终得以完成学业。大学阶段有三点学习体会。
一是培养科研生长点。大学是科学之宫、学术之殿，有幸步入它，必须选好科研生长点。我记得侯外庐先生在谈到治学经验时，特别强调在大学时就要选好科研生长点。这对我影响很大。章太炎是一位中国近代史学的承前启后者，他用历史发展观、现代史和民族主义观，把古代与现代中国史学衔接起来。我读《民报》上章太炎同印度革命志士的交往史事，选择印度近现代史这个有开拓性的领域，作为本科毕业论文，具体着手处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史。做这个题目费去了我大学三、四年级的大部分时间，写成了20万字的一本厚厚的稿本。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再回顾这段求学经历，我更加体会到：选择科研生长点是为学治史的关键一环，是科学工作者安身立命之地。有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富于开拓性的科研生长点，有利于青年人勤奋而有目标地在这块基地上耕耘，从而使学术生命的种子生根、开花、结果。
二是以秦汉史见长的陈直老师曾告诉我关于王国维的“治学三境”说。治学一境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治学二境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治学三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境”使我受用终身，愈老愈体味到它们给我诗意治学道路上带来的科学和艺术上真善美的享受。
三是追求学术自觉，迎艰克难。有一次读清代学者赵翼的诗：“少小学书苦难圆，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觉得赵翼这种人事天道“三七开”的观点太轻视人的主观力量，于是在读书笔记上写下了“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持之以恒，功效必见”的话。后来，在治学中我才慢慢体验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逐步走上学术自觉之路的辩证关系。
访谈人：众所周知，您是国内著名的中东史专家，但您在南亚史、民族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共运史领域同样有着重要的建树。您为何选取这些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并且最终将中东史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这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具有哪些联系？
彭先生：1954年，我带着本科毕业论文见我的导师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同意我的研究方向，还把它介绍给了季羡林先生。在北大攻读研究生期间，我利用一切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当时3个人一屋，白天读书，想问题，可以边读边记。但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了要记的问题，记吧，要拉开电灯，会影响同屋学兄的休息；不记吧，许多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第二天又想不起来，怅然若失。后来我想了个办法，用讲义夹夹上纸张，夹旁用线绑上铅笔，放在枕边。一想起要记的问题，就摸黑用铅笔记下要点，虽然第二天看那些歪扭、甚至重叠的字，但仍能整理成笔记而不至于忘记。在北大求学期间，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也没有游览过北京的名胜。
后来，我们北大四位亚洲史研究生到东北师范大学随苏联专家柯切托夫学习远东和东南亚近现代史，正逢1857年印度起义百周年纪念。柯切托夫老师看了我发表在《人民日报》5月10日的《1857年印度人民起义的历史意义》一文后，有所嘉许，指导我写作《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的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论文，并鼓励多多修改。他说：“奶酪好吃，但烤一下更好吃。”此后，我相继研究了1905—1908年的印度独立运动、1946年海军起义、印度民族主义革命家提拉克、印度大资产阶级的形成，一直到甘地的独特思想体系。在这个有开拓性的生长点上，我完成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一些论文先后在《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
1957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西北大学任教，开始了近六十年的执教生涯。那是一个政治运动持续不断的年代。虽然频繁的政治运动、繁忙的教学任务和家庭负担给自己带来了重重困难，但我并没有放弃科学研究，而是把教学同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寻找结合点。我坚信一个治学信念：“真理是需要在争辩中明朗和完善，在实践中检验和证实的，而不是靠权力压服的。”几年下来，我形成了又一个科研生长点——民族解放运动史。我针对“1924—1927年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低落”的传统说法，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这一时期民族运动“持续高涨”、东方并非世界革命的配角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观点已被许多世界现代史教材所采纳。在这一研究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完成了三部有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专著：《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人民出版社2013年再版），后来又与博士研究生合著《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于1995年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也是对我研究工作的肯定。
十年“文革”对我而言，真是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此前，虽然政治运动不断冲击业务，但学校还未停课“闹革命”。而在“文革”这场空前的大灾难中，学校不成其为学校，哪有可能从事研究。就个人而言，我在“文革”前已经受到了“关注”。1960年，我受到批判，被剥夺了反驳和讲课的权利。“文革”开始后，我在起初的一段时间，惊恐、茫然，后来也和大多数教师一样，无可奈何地顺乎自然。但是有一个念头总是时隐时现：难道就这样随波逐流让时光白白逝去？总得给人间留点文字成果吧！我当时有这样的考虑：业务虽然不能研究，但马列原著还是鼓励学习的，为何不从这些智慧之书中寻找一个新的科研生长点呢？于是，我拟定了一个开拓性的课题——研究十个国际共运史上有争议的人物。
迷惑状态向不惑状态转化了，怨悔之心变为决心而付诸行动。目的明确了，我针对研究课题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一本本地读，一边读一边做笔记。从此，即便在开批判会或大游行时，在阵阵打倒声中我也不忘在怀里揣上一本马列著作。这“革命味”十足的行为甚至引起了红卫兵们的注意，他们夸道：“看，彭老师学马列多认真啊！”其实，他们不知道在最困难的时期，我在新的科研生长点上播种生根。有了新的生长点，兴趣油然而生、理念历久而弥坚。在那惊恐慌乱而蹉跎的岁月，我竟然系统地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并在“文革”后期出版了《叛徒考茨基》（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1975年再版）。接着又出版了《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两本专著。这几本书，共计一百余万字，从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出发，通过研究经典作家的直接论述，以及对时代性、创造性、复杂性和阶段性的探讨，提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但也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后来我曾经开玩笑说，自己当了几年国际共运史战线上的“游击兵”。这段独特的经历锻炼了我的理论思维力和寻找科学研究生长点的毅力。
“文革”结束后，我开始转向中东史的研究。实际上，早在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爆发时，我就接触到了中东研究。当时血气方刚的我仅用了三天时间，就一气呵成一篇一万两千余字的文章——《略论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在《人文杂志》上发表。但是，我真正转向中东研究，却是在21年后。
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的隆隆坦克声震惊了世界和中国。作为阿富汗的邻国，中国的学者应当对此做出反应，而我过去在印度近现代史方面的积累也为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久，我就在《百科知识》1980年第3期上发表了《1841年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一文，由此步入了中东史研究领域。
我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学术契机。我从中东现实乱局中发现，中东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研究领域。于是，我当机立断：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我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展开对阿富汗近现代史的研究，二是结合当时世界现代史教学的需要，对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凯末尔的思想深入挖掘，其结果是1980年提交给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年会的论文《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后来发表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西北大学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1964年成立的中东研究所（原名伊斯兰教研究所）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之一，集中了一批掌握多种外语的人才，积累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同时，从1982年开始，我就注意培养中东史的研究生，为未来中国的中东研究补充新生力量。1986年，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在西北大学设立“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史）”博士点，这是我国第一个中东研究的博士点，对于中国的中东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明交往树新枝
访谈人：您在民族民主运动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您如何评价您在这些领域研究中理论、观点和方法等方面的贡献。
彭先生：我认为，史学家研究历史，要在动荡激烈的社会中考察变革社会变革演进过程，在变革演进中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在统一体中分析多样性，把世界史看成“和而不同”的整体。我在民族民主运动方面的思考结果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在世界现代史教学中，我把1924—1927年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与中国大革命的联系作为重点。我的基本方法是历史比较，把欧美国家、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1917—1924年，这两大运动是同步发展的，都处于高潮；但在1924—1927年，欧美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却持续高涨，并采取了武装斗争与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式，社会主义政党在不少国家领导了运动，尤其是中国。
其二，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进一步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论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类型分析》（1987年第3期）。我在文中提出，自从20世纪初亚洲觉醒以来，实现民族、民主的双重任务是亚非拉国家共同的时代使命。因此，应当用“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来代替在我国沿用苏联模式而叫了30余年的“民族解放运动”。1987年，我提出的“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提法为教育部所采纳，取代了原有学科目录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史”的提法。
其三，两次大战之间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呈现为五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土耳其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凯末尔革命，以尼加拉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桑地诺领导的抗美独立战争，以阿富汗为代表的爱国封建主领导的独立战争，以摩洛哥为代表的里夫部落酋长领导的独立战争。我在1999年出版的《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增加了一个类型，即宗教人士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如刚果的西蒙•基班古领导的“黑人基督”王国运动。
其四，东方国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展不平衡。同时，在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考察中，不同地区的特点又反映了许多同一性。这一时期亚非拉地区的现代化改革，可以从地域性特征的角度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中东类型，其中北层三国的共同特征表现在现代化是以世俗化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埃及、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的北非类型，三国均在缺乏和平的国内外环境的情况下进行了巩固国家主权、推进社会政治发展的改革；墨西哥的拉丁美洲类型，具有深入性和民主性的特点。
其五，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是一种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发展民族经济的进步思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的民族主义思潮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型，即孙中山的革命民主型、甘地的宗教道德型和凯末尔的世俗改革型。《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将其他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潮如苏加诺的平衡综合型民族主义、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型民族主义、杜波依斯的泛非型民族主义和拉丁美洲的大陆民族型民族主义列入其中，共包括了七个类型。总之，两次大战之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复杂性和整体性的发展，集中表现了承上启下的转折阶段的历史性特征。
我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以地域为框架，以代表人物为线索，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进行探讨。该书的主要特点是：从民族主义与东方政治文化的交汇点上考察思潮，指出民族主义思潮也是盛行的政治信仰、情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20世纪东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历史范围中考察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意义，指出东方民族主义及其构建的东方民族国家体系构成20世纪世界三大思潮和国家体系之一；从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上探讨东方各种民族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得失；从分析思潮矛盾入手，发掘深层的理论内涵；在方法论上除继续运用整体研究之外，大量使用了比较方法。该书于2005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访谈人：您在中东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已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请您介绍代表性成果的主要观点、研究特色以及研究心得。
彭先生：回顾书路旅途，呈现在眼前的首先是有关中东地区一长串系列书文目录。这不同类型的书文，象征着个体学术生命和群体学术生命一路远行的路标。其中，主要的成果就是两本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即《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和《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十三卷《中东国家通史》（商务印书馆2000-2007年）和《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些成果前后相继，基本上体现了我对中东史研究的学术路径。
《阿拉伯国家史》是一本中东阿拉伯地区通史，它在史学观上是以文明交往论为核心理论，通过研究阿拉伯民族从古到今的历史进程，反映阿拉伯世界的形成，并从中探讨其发展轨迹、特点和规律性。具体来说，书中贯穿了三种观点：第一，全局与局部结合，即从阿拉伯世界的全局考察该地区各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同时又以各国的特殊运动风貌丰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内容。第二，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相结合，即以阿拉伯世界各国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经线，以阿拉伯世界各地区（北非、阿拉伯半岛、新月地带）及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往为纬线，纵横结合，经纬交织。第三，整体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既力图反映今日整体的阿拉伯世界的全貌，又反映在形成、发展进程中各阶段的特殊性。
《二十世纪中东史》是一部中东地区断代史。该书采用新的“世纪地区史”的框架，从整体上看待中东地区，运用整体观和联系观解剖中东地区20世纪社会变化的横断面。此外，该书将20世纪的中东史划分为战前、战后两大时期，以及中东的觉醒、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二战后初期、动荡时期和中东面临新挑战时期等六个小阶段。另外也运用了类型方法，分析了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世俗化与政教合一，现代化改革的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以及战后政治中的共和制与君主制等不同类型。同时，该书注重探讨中东地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这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性现象。最后，还深入研究了中东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本书分析了深层面的社会生活，涉及到人口、家庭、城市、妇女、建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风尚、文体娱乐，特别是价值观念等层面，从而把社会生活史回归给历史，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了一个20世纪中东社会演变的全景图。
长期以来，在我国图书馆书架上，没有我国学者撰写的中东国家通史。从1987年开始，我就着手组织人力，于1993年出版了《阿富汗史》。在此基础上，2000—2007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我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这是一部包括十三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共400多万字，每卷由一个国家或国家群所组成，包括《阿富汗卷》、《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也门卷》、《伊朗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土耳其卷》、《埃及卷》、《约旦卷》、《巴勒斯坦卷》、《塞浦路斯卷》和《海湾五国卷》。《中东国家通史》依照通史体例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各卷自成一体，但又互为联系。各卷采用历史叙述方式，由古及今地阐明各国历史变迁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同时，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双向考察与反思，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从而达到“关照现实”与“反思历史”的一致性。各卷对各国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学术、艺术、科技、地缘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扫描，并以专章探讨了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本书可以说是我运用文明交往观分析历史的深入探索，尤其是在“卷首叙意”和每卷的“后记”中，着重阐明了这一点。《中东国家通史》是西北大学“211”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东各国的通史性著作。2009年，这套丛书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东史》，是一部中东地区通史，它既是对前面成果的继承传承、借鉴和总结，也贯通着近年来我对文明交往论的思考。该书的特色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第一，以“大历史”的视角审视“中东史”，从中东史反思“大历史”。“大历史”是自然史与人类史，两者相互制约。中东的地理和自然特点决定了中东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社会结构形态以及政治、精神的生活方式。同时，中东地区处于亚欧非的交界处，此种地理环境极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二，《中东史》实际上是一部中东地区的文明交往史，是从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历史逻辑阐述中东的历史。把中东史和人类文明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历史体悟借鉴现实实践，其中所遵循的是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的思想轨迹。第三，“世界史”是衡量中东地区最主要的尺度之一。在人类文明交往进入世界性的普遍交往过程中，中东地区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和殖民体系，中东的近代史就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过程。中东的当代史时期，是殖民体系崩溃、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形成和现代化的文明交往历史的新时期。
我深感对于中东史的研究首先要回归史学本体，也要具有问题意识。史学研究没有史料、史实不行，掌握典型材料、基本事实永远是史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但是史学研究必须有问题，问题是研究的先导，无问题就陷入史料与史实的海洋之中。从丰富史料研究中提炼文明交往的实质与规律性问题是研究中东的路径。史实为基，史论为魂，史趣为美，集三者大成为一个历史整体形态，最为理想。
研究中东史要追溯历史，审视现实，关注未来。历史—现实—将来是一个整体，三者有密切的联系。贯穿三者的中枢是理论思维。人类文明交往的治史之思，在于对热点地区、热点问题持具体而细致的冷思考，在于把历史经验与现状发展的深度结合起来，在回顾与前瞻的历史思绪中寻找答案。
最后，从文明交往研究世界史有助于创建中国化的世界史与历史研究的学术个性。历史上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别民族性史学的“普世立场”。启蒙神话中的“世界文学”，当今的“全球史学”和“文化形态史学”中都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思想因素。然而，历史学者却一直在追求世界史、全球史的探索。中东这个“东西方之间”的枢纽地区历史的系列研究，它的多种文明交往历史轨迹和现实的乱局，都在启示着我对人类文明交往规律的思考。“交往”，在哲学上就是“联系”；在经济、政治、社会意义上就是“关系”。“交往”、“联系”、“关系”等历史哲学观念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从“跨文化”、“跨文明”的互动“公共空间”来研究世界历史问题。尽管弱势文明国家势单力薄，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构建世界文明。总之，中东学科的理论体系与学术框架在于文明的交往与比较。交往比较之中有多样性统一，相互作用形态的、互动的世界史新结构。
访谈人：您在世界史尤其是中东史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明交往理论，出版了《文明交往论》、《书路鸿踪录》和《松榆斋百记》等一系列相关论著，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文明交往论也被视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三大史观之一和“中国世界史学界20多年来的进步和成熟的标志”。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探索这一新的领域？
彭先生：早在1986年讨论《世界史》（六卷本）教材编写时，吴于廑先生先把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称之为“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他最早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交往问题的论述对研究世界史的意义。我也是从那时起，多次阅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辨证法》和《历史学笔记》等著作。我体会到，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出发，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高度，阐明了唯物史观。
于是，我先考虑人类文明史，接着考虑文明交往史。我想，从这个理论角度研究世界史也许更能反映经典作家所说的世界史的“世界历史性”。因为“世界历史性”表达的是“全球化”的实质内容，其根本特征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我之所以强调交往在文明史中的地位，是因为交往在人类文明生成和演进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在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情况”，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证”。其实，生产力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往互动作用，也属于广义上的交往活动，也是人类物质、精神、制度、生态文明的交往范围。此后，我在世界史、中东史、东西方文明关系史的探讨中，形成并检验了我的文明交往论，也结合当代世界各种文明交往关系，思考文明对话在互动交往规律中的作用问题。
我也研究了一些文明、文化理论和文明史著作，感到许多作者对“文明交往”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忽视。即使谈“交往行为理论”的哈贝马斯，也只强调语言而忽视社会生产和交往在塑造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等五个形态上的决定性作用，他只注意某个社会内部主体间的对话，而“没有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间的对话问题”（《文明交往论》）。后来，从苏联思想家巴赫金(Bakhtin)的“大对话”哲学中，我看到了文明对话所包涵的互动、互补、互证的双向和多向交往特征：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他人与自己完全平等；“自我”与“他者”互相依存；放弃对话霸权和唯我独尊。实际上，巴赫金用“自我”和“他者”、“自我认同”和“互相认同”来确定文明对话的关系。他的对话理论完全适用于人类文明交往，因而是一种理想的人类交往模式。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以色列“对话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社会本体交往论。这种理论中的主体间性、直接性和交互性，昭示了互为前提、互相依存的人类互动交往的本质联系，为当代人类文明交往活动的伦理与政治秩序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思考。从漫长而激烈的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冲突过程中，布伯交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中东和平进程中人类文明交往水平的提高、智慧的增长和理性因素的增强，因此我在《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编后记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评述它的意义。继布伯之后，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又有“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倡议。这也说明了文明对话是消除对抗冲突、破除隔阂壁垒和走向国内和谐、国际和平的必由之路。在《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编后记中，我用下面的话作为结语：“对话浪潮是大势所趋。二十一世纪文明交往的新时代曙光已经出现了”。
我的文明交往论的基础是世界文明交往史，而不是单纯的历史哲学。纯粹的历史哲学家往往是走极端的，否则就很难独成一派。实际上有建树的历史哲学家如汤因比等人，都是以历史个案史例为基础，充分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思维方式，把宏观研究与中观、微观研究有机统一起来。理论只有回归历史，才可以获得文明自觉。
访谈人：近年来，您在文明交往论的基础上又在《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我的文明观》、《老学日历》等著作中，提出了文明自觉论。您的文明交往自觉论的主要观点和特色是什么？
彭先生：我从文明交往深化为文明自觉是源于思维发展的逻辑，也是在学习人类历史过程中，逐步深入思考的结果。把文明交往作为一个整体思维方式，放在历史中思考人类面临的问题；把文明交往作为一个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观，以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域性局限。这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这是思考历史自觉的轨迹。中东当今动荡不已的政治现实，使我的思路多次追溯历史。我越来越从历史发展中察觉到：中东问题的老、大、难，中东问题的希望，都在文明交往的自觉。具体说，在《阿拉伯国家史》的修订过程中，我探讨了20世纪阿拉伯世界与外部文明在交往方面涌现的人文社会科学清新潮流。对文明交往的新现象有如下思考：这是一股和阿拉伯世界内部相映辉的、有深厚文史哲根基并吸取西方文明的侨民文化。其代表人物美籍巴勒斯坦裔文化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关心伊斯兰文明的发展，然而他和印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一样，对自己本民族文明的前途不持乐观态度。伊斯兰文明的复兴力量，从根本上说，决定于民族内部的经济发展程度，自然这后面还有深远的历史文化道理。文明交往的自觉性，是古老文明复兴的精神力量。可见，一种文明的生命力最根本在于内在生长“定力”和适应新生存环境变化而复兴和创造新文化的交往力。总之，《阿拉伯国家史》的修订使我从文明交往的思考进入了文明交往自觉的思考。
这种思考也与《二十世纪中东史》、《世界史·当代卷》和《中东国家通史》等书的编写过程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和逻辑思维的发展，使我从中东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变动中更加深深感到，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的真谛在于人类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性的自觉。特别是，《中东国家通史》对我的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检验。在该丛书的“卷首叙意”中，我提出了“文明交往论是文明自觉论”的命题：文明交往的特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在趋向上日渐摆脱野蛮而逐步文明化，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活动范围上由民族、国家、地区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在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宗）教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由对立、对抗的“我”走向对话和合作的“我”。此外，每卷的后记都是我思考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的论文。这个命题经过《中东史》、《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我的文明观》和《老学日历》而进入一个新的思考阶段。
我深深感到：人类历史本身就是文明交往的历史，由此形成了我的历史观念，即人类的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的逻辑思维路线。人类文明的自觉，不仅在中东文明交往过程中提升，而且文明自觉实质上就是文明交往的自觉，是人类交往的文明化。这种自觉，是人类用自身的精神觉醒观察世界历史，是人类用自身的文明开启蒙昧和野蛮，是追寻人类文明交往中的盛衰与复兴，是人类在文明交往中不断摆脱新的枷锁而获得思想解放，是人类在实践中提高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升华。文明自觉，是以文化思想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文明自觉论可称为文明交往自觉论，其要点可简略概括为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递进演进的九个方面：
一个中轴律，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辩证规律。交往互动是矛盾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形态和矛盾辩证运动过程。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文明对抗、冲突和文明共处、同进是文明交往互动中两种对立又相互渗透转化形式。认识和把握交往互动规律的自觉性表现为：在深刻的矛盾对立中把握文明交往互动，把对抗、冲突和共处、同进统一于历史选择的相融点上，使之在这个中轴律上良性和平衡运转。
两类经纬线，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经线为相同文明之内的相互融合，纬线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首先取决于各个文明内部交往互动发展程度；同时，每个文明的整体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文明交往发展的程度。这种内外关系的经纬线多重交织，在人类生产、生活、生存、发展中织成了文明交往史的多彩长卷，从而使人类在回应全球文明化的整体性、联系性问题中获得自觉。
三角形主题，人类文明交往互动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身心这三大主题的三角形路线进行。三角形的底线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互动，三角形的两边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交往活动。人类立足于整体存在的底线上，自觉性表现为：对自然交往认知上有“知物之明”，对社会交往认知上有“知人之明”，对自我身心交往认知上有“自知之明”。知而后明，明而后行，在实践中知，又以知导行。
四边形层面，人类文明的互动交往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层面的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这些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推动着历史事件的产生。这种多元的交往力制约着各个人的意志，使其以融合的总平均结果，出现于人类文明交往的每一阶段的历史结局上。文明交往的自觉性表现为人的集体理性追求的自利与利他、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社会制度建构上。
五种社会交往形态，人类文明交往史上有五种社会交往形态，即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从根本上说，文明是社会性的，它是由生产和交往实践所决定的历史社会形态。五种社会交往形态中，社会结构为基础，社会制度是文明的本质所在，正是社会制度构成了各种社会内在的体制形态。社会关系是人类本质属性之间的联系，而社会生活是文明交往的基本前提和首要的历史活动。
六条交往力网络，人类文明交往的驱动力是与生产力相伴随的交往力，二者又是历史传统的积累和现实体躯的创造力。这六条交往力是：精神觉醒力、思想启蒙力、信仰穿透力、经贸沟通力、政治权制力和科技推动力。这六种交往力产生于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文明，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交往互动作用过程中，形成了思想解放、文明自觉的文明开放的多点、多线相互联系信息网络。
七对交往概念，一切社会变革都必然深化为哲学思考，而哲学则具有创造概念的特点。文明交往的自觉是哲学的自觉，其概念有七对：传承与传播、善择与择善、了解与理解、对话与对抗、冲突与和解、包容与排斥、适度与极端。其中传承为文明内部发展之脉，传播为文明外部交往之路，选择是文明交往之键，理解的前提是尊重对方，极端为文明交往随时所应预防的危险倾向。
八项变化，文明交往的世界是变化的世界，它通之于变，成之于明，归之于化。人类文明交往是变动化的实践活动，变化变通的要旨在“化”。文而“化”之为文化，文而明之为文明，但只有“化”才能明，才能使文明交往互动走向深化和自觉。变化的要义有八：教化、涵化、内化、外化、同化、转化、异化、人化。《易·系辞》所讲的“穷神知化”也是指“化”因时、因地、因人而变。
九何而问，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在于问题意识的引导，它引导人们自觉地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纳为“九何”：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何果?何类?何向?何为?“九何”的“九”，意指数之极，言问题多而求索不止，并非限于“九”而止步。获得自觉的周期率是：从问题始，以问题终，一个问题总在引发别一个问题，问疑不息，由一个思维周期，上升到更新周期。学问，学问，无问难成学。文明交往之学是人类文明交往互动大道，而“九何”旨在自觉认识到自我理解和实践上的局限性。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宽广的研究空间。以上概括仅仅是我从历史研究，特别是从中东史研究中思考的初步心得。一得之见，谨供学界同行讨论，以共同提高学术研究的自觉性。
三 树人启智辟新路
访谈人：您在我国中东研究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您认为“文明自觉具体化到科学研究上，可称之为‘学术生命的自觉’”。请您结合“学术生命自觉”谈谈对我国中东研究的建议和想法。
彭先生：我最为关心的是我国中东学科建设问题。在2003年的《书路鸿踪录》书前的《雪泥鸿爪存，披览前踪在》的序中说：“唯学人求知和创新的自觉，在促进学术年龄期的耕耘，以期有益于社会。”在同书后的《雁别蓝天去，山迎白云归》的跋中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是人类思维建造、改造、创造世界的生命活动”，“是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的特殊生命活动”，“是求真中的理性自觉，特别是在文明交往中的人生自觉”。以上两句话是我由文明交往问题探研深入到文明自觉问题的两次明确表述。现在，在回顾学术之旅之时，在思考学术生命成长的心灵收获这样复杂的问题上，我的思路仍然集中在“文明自觉”这个问题上。文明自觉具体深化到科学研究方面，也是一个“学术生命自觉”的命题。在2010年出版的《中东史》这本体现人类文明交往历史观念的著作中，我将其要点归纳为如下：
1.学术生命的自觉始于对科学研究生长点的选择和坚守。学者为学，以学术为生命，首先要将自我的生命同研究的对象相结合，并且必须落实到一个有开拓性的科学研究生长点上。选择好了生长点，还要坚守生长点，与研究对象熔于一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学术生命的持续活动中，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由点到线、由线到面，表现出生机和实力。
2.学术生命的自觉壮大于科研群体的成长。个体学术生命活动的自觉可以在科研生长点上创造成果。如果把个体学术生命融入群体学术生命之中，为了共同目的，同心协力，完成重大项目，那将是更理想的选择。个体学术生命的活动力毕竟是有限的。每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后面必然是学术带头人引领下科研群体分工合作的结果。
3.学术生命的自觉定位于本学科的建设上。学科建设是一种学术史思考见于本学科的自觉活动。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其学术史上的定位和本学科建设的定位。学者的每项科学研究项目只有从学术史定向中察其走向、从学科建设的定位中做出贡献，才能赋予学术生命的地位和意义。
4.学术生命的自觉植根于学派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的推动力是独立、自由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这种觉醒促进了学派建设的自觉性。不同学派是学术主体性的表现，是学术史上的常态。学派有师承关系，是一个研究群体，一代又一代志同道合者在一个又一个重大学术成果和学派理论创造过程中自觉形成的。
5.学术生命的自觉栖息于爱、好、乐的人文精神境界之中。对研究对象在理解基础上的“爱”、专注偏爱的“好”和审美情趣的“乐”，这是学术生命自觉递进上升的三种境界，它受科学的求真、向善和爱美规律的制约。爱而深思，常使学者头脑中涌动着学术思维波澜；好而成癖，没有比学术研究更为学者着迷的事；乐以审美，自然会使学术客体产生意外的生命创造。生活在爱、好、乐境界的学人，生命创造力之门经常是敞开的。
6.学术生命自觉的座右铭和箴言。铭为：坐得住，沉下来，静下心，不浅尝辄止，要深入问题，对学术充满理解感、使命感，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我有一句人生箴言：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这十字箴言可具体为：尽力知足，尽心知足，尽责知足；学习知不足，学思知不足，学问知不足；为真求知，为善从事，为美养心；不为名缰，不为利锁，不为位囚。
访谈人：您在教育、教学中具有丰富的经验，数十年来培养了将近七十名中东研究领域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他们很大部分已成为我国中东研究的骨干力量。请分享一下您在人才培养上的心得？您对学界同仁，尤其是青年学者和学生在学术研究中有什么建议？
彭先生：我从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在三十多年来的培养研究生过程中，对人才培养和治学多了些经验和理性，对学术的规律性和治学者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积累了一些体悟。
首先，学术的要旨在学，学贵勤奋而立。勤奋，是勤劳奋进，它具有巨大的、锲而不舍的人格力量。学术是人类文明的事业。勤奋是人生敬业的本色。韩愈《进学解》云：“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学术史昭示，只有脚踏实地、不懈追求真理、上下求索的人，才能深刻领悟到勤奋的力量。在中华文明中，勤奋劳动是优秀的品德。人勤地不懒，勤劳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天道励志，所以要志存高远；人道励勤，所以要立地实干。《孙子·计篇》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可以把这句话转义于治学：学者，勤、严、实、新、协也。学者从勤奋开始，把严谨、求实、创新、协作贯通为一体，组成治学的坚定、坚韧和坚守的巨大力量。
其次，是自圆其说和自得之见。勤学是学者治学的基本劳动实践。它需要勤读、勤问、勤思、勤写、勤交流，切磋探研，取长补短；它需要学者常怀坚持真理之态，常存修正错误之心。使自得独创之见能自圆其说。学术上有不同声音和争论，这是正常现象，否定和超越是恒常规律。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言：“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对不会完全正确；但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最富有成果的各派哲学，向来也包含着明显的自相矛盾，然而正因为如此，才部分正确!”这正是治学者的自觉之言。这正是我在一开始说的赵翼“学语苦难圆”的困惑所在，也是学者勤劳耕耘、孜孜以求的乐趣和动力所在。
也正是因为如此，学人要学而时习之，学术生命不止，学习不止，要活到老，学到老。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勤学与善学，久而久之，成为习惯，从而由爱学、好学、乐学而升华为勤劳奋进的诗意生存的审美人生境界。我认为，勤奋自立而获得的独创之见，在于有独特的学术个性，而不能“邯郸学步”。《庄子·秋水》中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欤？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寿陵，燕国城邑；邯郸，赵国都城。寿陵有位叫余子的人，到邯郸去学赵国的“国能”——走步(可能是一种健身的养生体操) 。由于他不善学习，一味亦步亦趋地模仿而不思创造，因此，不但没有学到此种新的走步技艺，而且忘掉了原来行走的步法。最后他连正常的走路都不会了，是爬着( 匍匐) 回去的。这个寓言启示我们，一切唯书、唯上、跟风、流俗、食洋不化、泥古不进，都是学习上的僵化之路。
再次，我培养研究生，着力于科研意识、科研基本功、科研生长点和科研成果四个方面，其中选择科研生长点属科研人员的长远发展方向，在科研规律中占突出地位。生长点必须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确定，并在加强科研意识和训练科研基本功（如写各种作业、完成各种课程，写作论文，特别是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初步体现为系列的科研成果和培养科研能力。人的一生都在选择中，但能坚持却是最可贵的。
学术研究不可无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前导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组成了学术研究的思维逻辑和行为的中轴线。问题意识从广义上讲，是产生于对时代、经济、文化、宗教、风俗、民情等各方的情感体验以及这些体验对学人研究的问题影响。鲜明的问题意识，其实是很复杂的，它不仅有大、有小，而且有真有伪；它可以使学术研究焕发勃勃生机，又可导致学术研究混乱。问题意识关键是大方向要正确，在行程要思路清晰，并掌握适度。
在适度上我还想多说几句。问题意识仅靠掌握了一些理论辞句、名词、概念和套用技巧，就可以提出“真问题”吗？单纯的理论训练、脱离了历史的洞察和现状的体悟，就能培养“问题意识”吗？把理论当作教条来套用历史和现状问题、把贩卖西方理论用来解释东方本土问题，能有好的效果吗？问题意识可以“预先设计”、可以据此来裁剪史实、可以削足适履、建构定型的“理论模式”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实践的“情感体验”是正确理解问题意识的要害处，仍如我说的在于“适度”。为什么？因为，问题意识关注的是人的主体，关注的是人文精神，关注的是由人本性体现的情感及其历练的灵性、悟性和韧性。人的主体性、人文主义精神总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是活态的而非机械的，是丰富的而非单调的。然而，情感体验、想象力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概念和知识形成过程的初级阶段，这个认识的最低层次必不可缺，不过它需要从具体的特殊认识，上升到一般的抽象认识，在实践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复次，处理好“通”与“专”的关系。治学者其上乘是将细微考证与宏大综括融会贯通，合为一体，称为精通。博通属“识”的范畴，意味着视野广阔、思想深刻、高瞻远瞩。通很关键，博未必通，而通则必须博。治学的自觉性大小在于通博基础上的专深程度。稍作具体而论，即如佛教学者楼宇烈提出的“四通”：文史哲通、儒释道通、古今通、中西通。他认为，“四通”才能“八达”，治学眼界才能开阔，学者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我注重通的学术性。以历史学而言，不在史事，而在史学；不在史政，而在史学价值；不在史叙，而在史论。
专精属“学”的范围，意味着内容扎实、考证精详、术业专攻。就史学而言，要求在“专”的基础上汇通：一是治史者个人先有窄而专的研究专题，成为某学科之专长，其特点是专而深；二是集各专家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缀连，其特点是横而广。通，贯穿着时代精神；通，关注着时代问题，因而必须有贯通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变迁，世事的舛变，感悟系之，行诸文字，所谓通识眼力，就成为通观历史观念的灵感源头。
最后，学人要具有雅量，学人之间，学派之间，需要雅风。学术之间的差异需要仁爱之道加以融通。仁爱之道是承认人的尊严，它把差异视为丰富人性交往互动的机遇。互惠性价值是一种学习互进的能力，要以真诚对待“他者”。相互欣赏、相互理解。信任是互重、互容和学术对话的前提。
史学家们有不同见解、不同文风、不同体裁，都属正常而且为文明交往所必须。没有这些差异，史家便失去学术自觉，史学便失去活力。学派之间要有容人雅量之风。不同学派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并生竞长，共求真善美。学派之间虽不免优胜劣汰，但绝非不共戴天。
访谈人：您独特的学术经历和见解一定对从事中东问题、世界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大有裨益。最后，请总结一下您的治学理念，作为这次访谈的结束语。谢谢您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接受访谈。
彭先生：现在，坐八(八十五岁)望九(九十岁)的我，还正在行走于学术人生的旅途上。正在路上的我，长途跋涉磨炼了五方面的治学理念，激励自己不懈行进。现在提出来，供青年同行们参考。这就是我在《中东史》后记中所写的：
第一，专心致志。即如马克思所说：走自己的路，任别人去说吧!
第二，崇实致真。手在近处，心怀远境，屈原有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三，固本致新。物我交往，诗意治学，张载咏芭蕉诗云：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心德，长随新叶起新知。
第四，宁静致远。可以用宋代名将宗泽的《早发》诗来表达：伞帷垂垂马踏沙，山高水远路多花。眼前形势胸中策，徐徐缓行静勿哗。
第五，坚毅致强。用我自己一首诗来叙说韧性治学真意：治学之路是活的／只要坚硬的脚跟坚定／这条路就有生命。/路／没有绝境。/路／不怕坎坷曲径。路／不管风雪雨晴。/脚／无畏无惧地选择方向／纵使误入隧洞／走出来／将是一片光明!／
跋语：书路漫漫，且吟且行。相思不尽，栖而不息。薪火相传，求真善美。成书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原载《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