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成 | 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

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

作者简介：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4-10页。

一

全球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分支，以宏观视野为特色。⁽¹⁾西方历史学科建立以来，从初期的“兰克学派”，到后现代的“碎片化”史学，对宏大叙事历来比较排斥。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世界史鸿篇巨制作者威尔斯、汤因比等名噪一时，但都未被视为史学“正统”，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终究有限。而全球史不同，若从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算起，时间已过半个世纪，全球史不仅没有淡出史坛，反而被普遍承认为一种历史叙述范式。通史类教材、专著层出不穷，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历史活动，修正原有结论，开启新的思考，更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在资讯发达的信息时代，在新说异见迭出而留印迹者寥寥的今天，全球史能够经久不衰，殊为难得，个中原因很值得思考。

(1)global history并无精确定义，常被使用者赋予不同含义，并与world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big history,comparative history,transnational history,connected history,entangled history,shared history等词的含义有交叉和重叠。广义的全球史指超出个别民族国家之外的宏大叙事；狭义的全球史指一种新的史学范式或新视角。参见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

西方宏观史学长期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宏观史学关注的是人类整体命运。今天全球史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而就当下问题向历史求解，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即如史学大师布罗代尔(1902—1985)当年提笔为中学师生撰写通史《文明史纲》时所说，他是为了“回答当今提出的种种问题”。⁽²⁾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当人们深切认识到“当今的国际格局，根源在于历史上各社群的原始关系”之后，⁽³⁾人们自然把目光转向世界历史。

(2)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3)杜维明：《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23页。

但传统世界历史学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西方，人们脱离神学转而从世俗角度考察历史活动是从17世纪开始的。在最初的历史哲学框架内，历史是理念的车轮，世界是理念的载体，世界历史只是证实理性主义等先验理念的工具。19世纪，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转变为经验描述，但世界历史学仍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和明显的目的论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不断重复中被“本体化”，西方文明乃成为人类社会的经典模式。即使进入20世纪，当汤因比等人注意到非西方文明的存在、当巴勒克拉夫等人呼吁“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投放到所有地区和所有时代”之后，西方世界史著的涉及面虽然有所扩大，但核心内容仍是在与其他文明对比中突显西方文明的优势，并以说明西方领先的原因为最终落脚点。⁽⁴⁾20世纪中叶以后，后现代主义兴起，传统历史思维受到冲击，但与此同时，“理论”自身被消解，宏大叙事几成虚构，连世界历史学的存在价值都受到质疑，遑论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全球史携一种全新且开放的理念，为西方宏观史学打开一扇新窗，并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日益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形成互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恰在此时，此前一直教条地按递进的五种社会形态分别演绎各国历史的中国和苏联世界史学界，正处于反思传统史观的阶段。苏联学者意识到用一种抽象的社会形态“对世界史统一划分，把它塞进统一的框框，这种意图蕴涵着十分严重的后果”。⁽⁵⁾而中国世界史学家也开始关注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即世界各地之间联系的加强。全球史观在这两大地区的传播，标志着全球史热正在成为一种全球现象。⁽⁶⁾

(4)自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教“预定论”出现以后，从结果反推原因一直是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之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都是依据欧洲发展的领先地位推导其文明的“先进性”。

(5)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

(6)关于全球史在中国的传播，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80—187页。

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也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全球史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交叉性质，除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外，近年来还广泛利用文化研究、区域研究乃至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领域既包括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也涉及气候、环境、移民、性别、宗教、技术、科学、物种传播、文化交流，等等。全球史对各学科新知识的消化吸收和融会贯通，有助于学术创新。从不同角度反复审视同一问题，形成多种解释，互相问难争辩，这一气象正逐渐成为全球史的学科特点，促使全球史研究不断延伸和拓展。⁽⁷⁾

(7)参见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p.2,13,116,120-121.

二

全球史的“魅力”首先来自其核心理念——“文明互动说”。⁽⁸⁾笔者曾指出，“文明互动说”的价值在于动摇了西方世界史体系“与生俱来”的两大支柱，即“欧洲中心论”和“以民族国家为本”。⁽⁹⁾但如果深入研究西方史学史乃至西方思想史就会发现，这两大支柱实际上都建立在西方“文明观”的平台之上。回顾西方史学，“文明”一直是世界历史学的 41 41882 41 17326 0 0 4672 0 0:00:08 0:00:03 0:00:05 4672中心命题，世界通史即以“世界文明史”为名，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决定着不同的世界史思想体系。因此，如若不从西方的“文明观”说起，就不足以说明“文明互动说”的价值，不足以说明全球史观改变西方认识人类文明方式的重要意义。

(8)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110.

(9) “与生俱来”一词来自于本特利，参见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12.参见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

16世纪，“文明”一词出现于欧洲，当时特指贵族高雅行为。该词一出现即为褒义词，因为人文主义者认为“文明”出自人为，与神权和天命无关。17世纪，鉴于其“教化”性质，⁽¹⁰⁾文明从贵族“专利”变为全社会的追求，文明的定义也有所延伸，除个人行为外，还指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状态。18世纪，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文明社会史论》一书出版，文明理论正式形成，文明成为一个抽象概念，与“野蛮”相对，其内涵包括启蒙时代提倡的各种价值。1874年，泰勒的《原始文化》在对比发达文明与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将文明视为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¹¹⁾从此文明成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价值指标，文明优越论成为欧洲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文明理论可称之为“文明价值理论”。

(10)Civilize,civiliser一词有“使开化”、“开化的”含义。

(11)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但18世纪的欧洲还形成了另一种文明理论。伴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有些欧洲人认为，各地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治理有别是因为自然环境不同，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构成不同的文明。1819年，“文明”一词有了复数形式。⁽¹²⁾按照这一观点，文明有类型之分，无高下之别。这种理论可称之为“文明类型理论”。

(12)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26页。

　　两种文明理论都以全人类为对象，具有“世界性”，所以从中衍生两种不同的世界历史观。

“文明价值理论”派生“进步史观”。“文明”一词出现之际，“欧洲的上等阶层就以‘礼貌’与‘有教养的’这两个概念在被他们认为是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面前表现出一种自我意识，并以它们来表明自身行为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使他们觉得自身有别于所有普通的、没有受教育的人们”。⁽¹³⁾在近代欧洲人全球扩张并与各地“初民”接触中，这种原来仅为贵族所有的优越意识扩散到整个欧洲社会。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对世界历史的模糊认识就是从研究“教养”问题开始的。他们认为，“教化”是理性的外在表达，它是一个过程，有快慢、先后之分。杜尔阁(Anne Turgot,1727-1781)是提出“进步史观”的第一人，他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的不断进步。⁽¹⁴⁾18世纪下半叶，在文明理论诞生的同时，欧洲出现了具有经济发展含义的“现代”概念，而“现代欧洲”的使命就是超越自己的历史，与野蛮传统决裂，建立文明社会，引领人类发展。因此，弗格森为“文明进步”增加了生产发展和财富增加的内容。在弗格森笔下，不断进步乃是文明的本质，停滞则是文明的对立物，停滞的亚洲没有“文明史”。⁽¹⁵⁾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论中，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文明进程。⁽¹⁶⁾在达尔文径直将人类分为文明与野蛮两种之后，法国思想家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中公开倡导种族主义文明观，认为不同种族处于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¹⁷⁾及至基佐，“无与伦比”的欧洲文明终于被公认为具有“真实而巨大的优越性”，⁽¹⁸⁾而世界历史只能是欧洲文明的传播史。西方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历史观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文明观路线形成的。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史观虽然剔除了西方文明观中的种族主义成分，但就其以欧洲模式为标准而言，与该文明观是一脉相承的。及至今日，这种文明观仍有余波，一些欧洲主流思想家坚持认为，将所有文明视为平等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没有文明曾取得过犹如西方主导世界这样的统治地位”。⁽¹⁹⁾

(13)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1卷，王佩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03页。

(14)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第137—138页。

(15)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80页。

(16)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5—17页。

(17)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第129页。

(18)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7页。

(19)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序言”，第XXXVII页。

“文明类型理论”则派生“平行史观”。19世纪下半叶，文明类型理论正式形成。创立者是德国的H.吕凯尔特(H.Ruckert,1823-1875)，他否认统一文明的可能性，认为多种文明类型在世界上同时存在，平行发展，彼此不可替代。⁽²⁰⁾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提出，文明与满足需求的方式有关，不同地区的人民需求不同，所以文明也有差异，因此文明不是目的，而是结果。统一的文明只是抽象概念，现实存在的是风格各异的民族传统。⁽²¹⁾20世纪初，弗洛伊德(1856—1939)和埃利亚斯(1897—1990)等人，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更多地归结为直觉、意志或本能力量，动摇了文明的“理性根基”。布罗代尔作为20世纪的著名史学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文明类型理论，他说，文明源于长期历史积淀，“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文明不过是一群人在一块地域长期安顿而已，是一种必要的归类。⁽²²⁾后现代主义肯定文明的多样性，认为统一标准的“文明化”就是权力垄断过程，无非是通过理性的虚构和修辞的美化强调“人类文明”的绝对和一统以及某种价值观念的普适性，肆意抹煞生活方式的相对性和多样化。

(20)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第137—138页。

(21)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第166—167页。

(22)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31页。

综上所述，从“文明价值理论”衍生的“世界进步史观”契合世界历史叙事的历时性要求，但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色彩。⁽²³⁾从“文明类型理论”衍生的“世界平行史观”，符合世界历史叙事的“横向”要求，照顾到“共同时空”下的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性，但基本回避社会发展主题。

(23)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表现得最明显，他是提出整体性世界史的第一人，但同时鼓吹欧洲中心论。

两种文明理论及其史观的矛盾在历代世界历史著述中都有所显露。被布罗代尔称为“文明史”研究先驱的伏尔泰(1694—1778)，其《风俗论》虽广泛介绍非欧洲文明，但又说人类社会有统一准则，而准则来自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这样就回到欧洲中心论。H.吕凯尔特一方面承认文明之间不可替代，一方面坚持认为文明有优劣之分，并声称西方文明有比较优势。英国史学家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服膺文明类型理论，但他比较研究的结论是，在欧洲，自然受人类支配，在非欧洲地区，人类受自然支配，高下分明。涂尔干曾说，风格各异的传统在历史上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属性，但同时认为，各类文明传统都走向相同的终点，这样，类型的不同在他那里仍意味着发展阶段的不同。⁽²⁴⁾倡导文化形态说的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布罗代尔等人都以平行罗列多种文明始，以证明西方文明先进终，其原因也是陷于两种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而不能自拔。

(24)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第158—159、166—167页。

以“民族国家为本”的世界史书写模式也与文明观有关。有考证说，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Civilidas，后者有“形成国家体制”的含义。⁽²⁵⁾关于文明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基佐和黑格尔曾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在基佐看来，文明既然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那么一个民族的文明就构成一个民族的财富，民族国家就是文明进步的载体，没有这一载体，文明不可能取得进步。⁽²⁶⁾而黑格尔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他说，只有具有命运“自觉”的人群才称得上是民族，只有这种人组成的政治实体才叫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是文明程度达到高级阶段的表现，中国、印度等因为没有建立民族国家，所以始终处于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²⁷⁾基于这些文明观，现代历史学从一诞生就以民族国家为“本”。在兰克看来，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体现“精神内容……(和)上帝意志”。⁽²⁸⁾德国史学家利奥(Heinrich Leo,1799-1878)则说：“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全部文明的历史，只有当一种历史包含更多类型的主体才是世界历史……这些多种形式类型的主体正是……民族国家。”⁽²⁹⁾其结果是，“专业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世界历史上为民族国家书写纪元的知识制品”。⁽³⁰⁾

(25)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0页。

(26)基佐：《欧洲文明史》，第10—12页。

(27)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9—73页。

(28)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8.

(29)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

(30)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8.

　　在剖析西方文明观及其对世界历史学的影响之后，再来看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我们对它的源起和意义将可以有更准确的把握。

“文明互动”一说，率先由布罗代尔提出，经威廉·麦克尼尔和杰里·本特利得以完善。布罗代尔认为，虽然基于地理环境的文化带是比较稳定的，但也是相互传播和相互渗透的，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和完全封闭的。⁽³¹⁾麦克尼尔和本特利则指出，所有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交流和互动当中，因此生硬地把人类文明分成不相往来的各个部分，并进行比较，在方法论上是有欠缺的。⁽³²⁾这一观点既然否定了从黑格尔到汤因比都无比推崇的“文明纯粹性”，当然也就否定了任何一种文明的“中心论”，从而断绝了在世界历史学中出现任何一种文化霸权的可能，避开了“进步史观”易于坠入的陷阱；此外，该说认为不同文明在互动过程中，既因为互相学习借鉴而提高生存技巧，也因为生存竞争而刺激发展动力，因而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平行史观”所回避的发展主题在这里得到了新的表达。所以应该说，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为化解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观的内在矛盾、廓清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31)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30—32页。

(32)William H.McNeill,"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vol.34,1995,pp.2-26; Jerry H.Bentley,"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Oxford:Blackwell,2002,p.397.

既然“以民族国家为本”的世界史书写方式源自进步史观，全球史史学家对这一方式的批判当然也从对进步史观的批判开始。杜赞奇指出，“民族”概念本身就是按线性进步思维塑造的“一个体现能够推翻历史上被认为仅代表自己的王朝、贵族专制、以及神职和世俗的统治者道德和政治力量的新的历史主体”，一个被建构出来的、“随时准备在现代的未来完成自己使命”的组织。他说，所谓民族国家的历史本来是依据一系列偶然事件而虚构出来的“进步历程”，只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占据唯一被记录的位置，才被误解为代表全部历史。⁽³³⁾

(33)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序”、“导论”，第1—49页。

全球史史学家承认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活动的重要舞台，但同时呼吁史学家关注更宏大的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既影响局部也影响全球。他们或选取其他地理单位取代民族国家，或侧重描述对人类历史进程曾产生重大影响、但因超越政治实体而以前被忽略的现象，如气候变化、物种传播、疾病流传等等。还有许多全球史史学家把地方史、国别史、区域史都放在更大的跨区域的、跨国别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来考察。⁽³⁴⁾

(34)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12.

从上文可以看出，如果把全球史观及其“文明互动说”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和更宏阔的学术背景下来看，就会发现，其有意无意间是针对西方学术史上的某些学理矛盾、争议或偏差而提出的，它的批判性、纠错性大于它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很多情况下，文明互动史著作都只具有填补“史学盲点”的作用，而自身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至在史学界引起“全球史不需要明确的历史发展理论”的误解。⁽³⁵⁾全球史史学家将文明的发展仅仅归结为互动，忽略了各文明体内在的矛盾运动，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另外，不以“民族国家为本”，那么以什么为“本”呢？许多人以“互相关联”的单位为“本”，但严格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处于“关联”之外，以什么标准来划定“叙事单位”呢？凡此种种皆说明，全球史探索仍是新事物，其研究范围和认识方式仍在探讨之中。⁽³⁶⁾

(35)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4页。

(36)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109.

三

全球史既属宏观史学，就不可能回避理论体系。近年来，一些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者重提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因素决定疾病发生率和土地肥沃程度，而后两者决定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则制约社会发展模式和水平。⁽³⁷⁾《国富国穷》和《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两书就是以自然环境解释不同地区发展差异的范例。⁽³⁸⁾

(37)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p.38-39.

(38)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以“文明互动”为主线来构建理论体系的尝试也在进行当中。其间全球化研究起到助推器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把历史学引入全球化研究之后，历史学中的“全球思维”曾有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是把全球化视为当下现实，排除于历史研究范围之外；另一个是选取一个时段，平行罗列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全然不涉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典型是《1688年的世界史》。⁽³⁹⁾

(39)小约翰·威尔斯：《1688年的全球史》，赵辉、王月瑞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

大多数全球史研究者的做法是结合当今全球化特征，追溯其历史渊源。他们的结论是，当前所有全球化表征都有其历史踪迹。比如：全球的商品流动和跨国投资在19世纪80年代至1914年间已具规模；当代的世界经济报告与一个多世纪前德国世界史学家所作的“国际经济分析”没有本质区别；1860—1902年间在世界范围内铺设的电缆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铁路网建设堪称因特网的前身，等等。他们得出结论：当今的所谓“全球化”是历史的延伸，在表面“新异”的背后都隐藏着持续性。⁽⁴⁰⁾

(40)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p.100-101.

对全球化乃历史延续而非历史断裂的判断，引发对世界分合规律的探讨，在这一探讨中，文明互动说得到充实。约翰·R.麦克尼尔指出，与宇宙和生命的历史一样，人类历史也呈现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演进的过程。社会的生成和维系取决于它拥有的“能量”，即能源的占有数量和利用水平。因此人类各社会之间必然发生争夺能量的竞争，竞争胜败依赖于社会复杂程度，复杂社会往往吞噬简单社会，其表现或是简单社会屈从于复杂社会，或是简单社会改变自身，也变得复杂。那么，什么是复杂社会？作者说，复杂社会就是对人类群体间合作与竞争关系有深入理解的社会，依据这种理解采取的行动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繁衍机会，因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由此可见，对“互动”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是一种决定性力量。随着人类交往能力和社会技巧的普遍提高，随着人类整体向复杂社会演进，人类的互动网络体系变得越来越大，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约翰·R.麦克尼尔还认为，人类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同质性和多样性循环转换的过程。远古时期，人类分成一个个小群体，操着很少几种语言，生存策略也极为简单，人类呈现简单同质性。后来随着人类散布各地，文化多样性形成，发展出诸多复杂社会，如部落、城市国家、帝国等等，宗教差异也越来越大。但公元1000年左右，多样化趋势逆转。多种文明的长期互动使复杂性成为一种原则，共尊一种原则的结果是文明趋同，语言和宗教的种类以及政治组织的数量都趋于减少，从而形成新的统一性。当这种统一性达到极限，新的复杂多样性又将出现。⁽⁴¹⁾

(41)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1—312页。

全球史史学家认为，我们正在迈进“全球联动”的时代，整个世界处于多种文化的统一过程之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摆脱各种地域、种族、国家权力的偏见，对这一过程进行尽可能真实的描述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而真实的描述需要覆盖人类居住的全部地区，覆盖人类生活的全部历史，并吸引全部地区的学人参与其中。⁽⁴²⁾当然，在当今这个“很难书写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代，⁽⁴³⁾这只是一种理想，但这是值得追求的理想，正是在该理想的鼓舞之下，“文明互动说”保持着活力。

(42)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31.

(43)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1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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