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
——相关概念的认知与历史经验的审视

哈全安

一、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民主化和世俗化，涉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在内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视角各异，关于现代化以及民主化和世俗化之内涵的界定千差万别，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治学家通常关注国家层面的历史运动，强调现代化的实质在于理性化、世俗化和民主化成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来源，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普遍的政治认同感和国家权力的整合是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国家功能的集权化、官僚机构的效率化、公职人员的文官化、大众参与化和公民影响力则是现代化的标志性符号。经济学家则着眼于技术的变革、生产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注重物质财富之增长、分配和消费的量化分析，强调现代化的基本脉络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化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以及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将工业革命的肇始视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起点，而将现代化的历史变革视作工业化的最终结果。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整合、社会组织的开放化、社会成员的非等级化、社会职业的流动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和生活福利化，甚至将社会行为动机和社会观念取向直至人格特质和国民心理素质的转化视作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性元素，马克斯·韦伯则将现代化定义为理性化的过程。

相比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历史学的特点在于侧重长时段的动态考察，关注个案的实证分析，强调从具体到抽象和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逻辑，进而从貌似杂乱无序的历史现象中探讨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民主化和世俗化皆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现象，亦是历史长河之剧烈运动的必然产物。

如若从宏观角度审视，所谓的世界历史，无疑是人类社会不断走向解放的漫长过程。人类社会在走向解放的漫长过程中先后经历两次深刻的转变。人类社会的第一次解放，发生于自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其核心内容在于原本仅仅从属于氏族部落和作为“整体的肢体”的个人逐渐摆脱血缘群体的束缚，成为独立存在的社会成员；是为文明化。人类社会的第二次解放，发生于自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其核心内容在于独立存在的社会成员逐渐摆脱依附状态而走向自由的时代；是为现代化。

所谓的现代化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可谓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化并非人类社会之无序的演变抑或渐进的发展过程，而是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表现为革命性、内在同质性、不可逆转性和全球普遍性的明显特征。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包含相互关联之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其实质在于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即现代文明否定传统文明的深刻变革。个体生产、自然经济、乡村农业的统治地位、社会生活的封闭状态、广泛的超经济强制、普遍的依附倾向和思想的束缚无疑是传统文明的基本要素，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主要表现为从个体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的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从奴役向自由的转变、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变。生产的社会化、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人身的自由化、社会秩序的法治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成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和基本方向。生产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则是现代化进程的深层物质基础。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缘起于西方的冲击。自16世纪开始，传统的农本社会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逐渐衰落。伴随着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重商主义的实践和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基督教世界迅速崛起，实力剧增。相比之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进程处于停滞的状态，农本社会长期延续。西方的崛起和中东历史的相对停滞状态，导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衡。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崛起，无疑标志着现代文明的诞生。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停滞状态，其特定内涵在于传统秩序的根深蒂固。不同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导致西方冲击的历史浪潮，现代化进程随之自西方基督教世界向中东伊斯兰世界逐渐延伸。进入19世纪，西方列强的战争威胁促使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埃及的帕夏和伊朗的国王致力于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由此拉开历史的序幕，传统社会的冰山开始出现溶化的迹象。

图为19-20世纪奥斯曼帝国失去的疆土

从19世纪中期以后，奥斯曼帝国就被笑称为“欧洲病夫”

西方诸国自15、16世纪之交开始的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其后爆发的一系列政治革命，可谓现代化进程早期阶段的历史坐标。工业革命并非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却是西方现代化进程早期阶段诸多层面剧烈变革特别是自然经济解体和市场化程度提高的逻辑结果，堪称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现代化进程步入新的阶段。另一方面，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终极目标无疑具有同一性，然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却不尽相同，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历史的发展表现为否定与继承的双重过程，传统文明的特定背景赋予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特定的历史印记。现代化并非等同于所谓的西化、欧洲化和美国化，亦非东方后发现代化国家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即便在西方世界和发达国家，其现代化模式亦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中东地区的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定内涵在于封建主义的衰落、传统秩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传统的封建主义与新兴的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贯穿中东现代化的进程。伊斯兰传统文明与中东现代化进程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西方的冲击固然构成深刻影响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外部因素，而伊斯兰传统文明的特定历史背景从根本上决定着中东现代化进程之区别与其他诸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特殊道路。

二、民主化

人类社会在经历从文明化到现代化之历史转折的同时，亦在政治层面经历从去民主化到回归民主的剧烈运动。作为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历史坐标，民主化具有特定的政治属性，包含特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民主化的实质在于政治权力的归属，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政治权力从世袭性向公共化的转换、从垄断性向开放化的转换和从封闭性向程序化的转换。民主化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重新组合和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具有明确的历史方向性。实现民众主权的政治原则、公共权力的制衡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抑或所谓的民众政治化，无疑是民主化的核心内涵。公共权力之合法性来源的转换，则是民主化的首要标志。常态化的选举政治提供了民主政治框架下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多元化的政党政治则是民主政治的必要载体和运作媒介。

所谓自由化与民主化无疑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却未必处于同步的状态。自由化通常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抑或源于统治者的恩赐，而民主化往往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需要民众的艰苦抗争。自由化的内涵在于官方给予民众以相对宽松的私人空间，而民主化的内涵在于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官方主导的政治改革大体上局限于自由化的范畴，而民主化的进程明显滞后于自由化的进程；统治者通常致力于以自由化改革作为民主化运动的替代，而官方操纵和控制的自由化改革，其主要目的在于缓解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有学者认为，民主政治可以区分为原生型和移植型，北美西欧可谓原生型民主政治，而其他地区则为移植型民主政治，“在这些国家，本土社会和传统中原本不存在民主的因素”，这样的看法显然缺乏历史常识。纵观世界历史，所谓民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非民主的专制统治亦非前现代化时代的唯一政治形态。漫长的原始社会曾经盛行民主制，而在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原始民主制的传统对于国家形态和政治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共和制政体，不仅存在于地中海世界的雅典和罗马，而且遍及古代东方世界初入文明的诸多国家。在伊斯兰主义者极度推崇的早期伊斯兰时代，麦地那国家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原生形态，即为具有浓厚民主色彩的共和政体。国家的形成无疑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的标志，而国家政体从民主向专制的过渡和从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转变，抑或所谓的去民主化进程，则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

所谓的民主并非超越时代的抽象政治原则，其与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环境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不同时代的民主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和政治特质，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则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民主化发端于北美和西欧，继而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已然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普世性而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方向。然而，民主化并非美国化抑或西方化的逻辑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现代化的必要元素，植根于经济社会领域深刻变革的土壤之中，以新旧经济结构的兴衰和新旧社会秩序的更替为前提条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决定了不同国家之民主化的特定道路，民主国家的政治形态亦各具特色而表现为明显的多样性。所谓的西方民主，即便在西方世界各国，其外在形式并非雷同。至于西方世界之外的诸多国家，民主形态亦千差万别。

自由与民主可谓现代政治文明的两大主题，主权在民与宪法至上构成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现代国家之区别于传统国家的本质要素，在于成熟的自由民主。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吻合，可谓现代国家的核心标志。有学者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历史经验出发，强调现代化进程在政治层面的历史坐标是国家权威的强化以及效忠国家的政治认同，而前工业化时代抑或所谓原工业化时代统一民族国家的建构则是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纵观世界历史，传统社会不乏强有力的国家权威，亦不乏效忠国家的政治认同。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中国堪称传统文明的典范，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发达的文官体制、世俗的政治理念、忠君爱国的政治认同可谓一应俱全，却无诸如人权、自由和民主的现代政治元素，唯见至高无上的皇权、亦主亦奴的官绅和任人宰割的民众充斥于文献典籍的记载。历史经验充分表明，传统社会之农本经济与国家权威的强化以及效忠国家的政治认同并非截然对立，现代社会之经济市场化进程与国家权威的强化以及效忠国家的政治认同亦未必表现为必然的逻辑联系。

传统社会政治模式的特有现象在于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深刻对立，表现为依附与强制的明显倾向，而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尖锐对立通常表现为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农民战争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规模之大堪称举世无双；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固然与其贫困的生活境况不无联系，更是中国传统社会之专制主义极度膨胀的特定政治环境下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尖锐对立的逻辑结果。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制度，建立在传统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其突出特征在于君主的至高无上和臣民的绝对顺从，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之间亦表现为明显的对立状态。相比之下，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趋于吻合无疑是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构成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历史基础。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作为人类社会走向解放的标志性环节，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农业的统治地位和自然经济的广泛存在，构成传统政治模式赖以存在的客观物质环境。工业化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交换关系的扩大，排斥着依附与强制的传统倾向，进而导致传统政治模式的衰落和现代政治模式的逐渐成熟。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决定着相应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进而体现民众作为社会主体之解放的程度。民主化进程的实质，在于民众通过广泛政治参与而获得政治层面上的解放。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日臻完善，构成联结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桥梁和纽带。

政治的稳定通常表现为两种基本的历史模式，一种是通过排斥民众参与和强化独裁专制而实现的传统政治稳定，另一种是通过否定独裁专制和扩大民众参与而实现的现代政治稳定。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化实践通常与政治的非稳定性处于共生状态，正如亨廷顿所言：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指标，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荡。现代化进程在政治层面的历史运动，表现为传统政治稳定的衰落和现代政治稳定的逐渐确立，剧烈的政治动荡则是联结传统政治稳定与现代政治稳定的中间环节。威权时代之政治氛围的平静和稳定无疑是政治风暴的前奏，变动的经济社会秩序与明显滞后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则是政治风暴的源头所在。脆弱的政治基础和内在的悖论倾向，是威权政治之区别于传统君主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明显特征。独裁的铁幕只能掩盖和压制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却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的根源。在独裁的铁幕掩盖下，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不断加剧。民众力量的增强导致民众的政治崛起，民众的政治崛起挑战着威权政治的统治模式，进而形成民主与专制激烈抗争的动荡局面。

有学者认为，民主与暴力革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在暴力革命中产生的民主往往难以长久延续，此话在理论上似乎不妥，亦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着相应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纵观世界历史，民主化的政治实践无疑是极其艰难和充斥着暴力的漫长历史过程。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摧毁独裁专制，进而推动政体转换和为民主化进程开辟道路，在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并非鲜见。

民主化进程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成熟的公民社会可谓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所谓公民是相对于传统文明时代的臣民而言的法律概念，其核心内涵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所谓的公民社会，缘起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秩序的变动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秩序的变革和新阶层的兴起，提供了公民社会成长的客观环境。公民社会的成长既是经济市场化和私营经济活跃的历史产物，亦与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与民主化进程表现为同步的趋势。公民权的完善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法律基础，而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公共空间的公众参与和公众分享，其核心功能在于制约国家权力，沟通民众意志与官方意志，具有民间性、自主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公众参与性之诸多要素的非政府组织则是公民社会的载体形式。另一方面，中东伊斯兰世界之公民社会的内涵，不应简单套用西方概念。在西方世界，现代化与世俗化表现为同步的过程，世俗性构成公民社会的鲜明特征。相比之下，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成长往往表现为程度不同的宗教色彩，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实践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公民之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是世俗威权政治的突出特征，公民社会的缺失则是制约中东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貌似水火不容，皆致力于挑战世俗威权国家的独裁统治，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构成推动公民社会成长历程的两大意识形态。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对立，特别是挑战世俗威权国家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共同政治目标，提供了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求同存异进而建立广泛联盟的历史基础。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重要条件，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之政治立场的趋同可谓中东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方向。

当代迪拜

三、世俗化

世俗化一词源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特指宗教领域的非政治化和政治领域的非宗教化，强调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原则。多数学者通常将目光聚焦于欧洲基督教世界中世纪的历史环境和近代早期之社会转型的历史实践，依据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历史经验，援引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现代化模式，将教俗二元体系视作传统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而将宗教领域的非政治化和政治领域的非宗教化抑或教俗分离视作现代政治的特有形态，强调现代化与世俗化两者之间具有普世的同步性和必然性，具有西方中心论的明显色彩和历史痕迹，结论尚显武断。

世俗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相应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教俗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权力的角逐，而教俗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教俗关系变化的走向和权力角逐的结局。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教会与国家长期并立，宗教生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处于二元状态，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可谓最具影响的政治势力和传统秩序的集中体现。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旨在否定教会权威和摆脱教廷控制的宗教改革构成欧洲基督教世界现代化进程早期阶段的重要内容，而世俗化进程集中体现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权力争夺，包含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主权国家进而实现民众解放的明显政治倾向，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现代化的政治发展进程呈同步的趋势。

然而，所谓的世俗化并非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长期伴随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缘起于西方冲击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其主要举措包括引进西方的世俗法律、兴办西方模式的世俗教育、关闭宗教法庭、取缔宗教学校、剥夺宗教地产、削弱宗教组织的自主地位和克服宗教势力的离心倾向。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进程相比，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并非严格遵循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原则，而是强调国家和政府对于教界的绝对控制，表现为宗教机构的官僚化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官方化。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往往与威权政治的膨胀表现为同步的状态，包含公共权力模式之重新建构的政治倾向，系官方强化控制民众社会进而完善威权政治的必要举措，其实质在于威权政治自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延伸，而与民主化的政治进程背道而驰。官僚化的教界和宗教机构处于官方的控制之下，并未脱离政治领域和丧失政治功能，而是成为威权政治的御用工具。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差异，往往表现为官方宗教学说与民众宗教思想的对立和冲突。官方化的宗教学说极力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无异于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

巴列维国王一家子

巴列维王朝是伊朗父子君王礼萨汗（1925年－1941年在位）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41年－1979年在位）的执政年代。巴列维国王在位时期以高压政策推动一系列现代化改革，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综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自古有之。另一方面，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抑或所谓的神权政治并非传统政治特有的和唯一的历史模式，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亦非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过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化的历史运动，其实质在于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民主化的政治进程取决于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不是取决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无疑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却非存在根本的对立。传统世俗政治与传统宗教政治长期处于共生状态，两者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皆强调依附和顺从的传统政治原则。相比之下，现代世俗政治与现代宗教政治皆属现代文明的范畴，倡导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理念，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同步性和内在逻辑性。至于所谓的世俗化，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具有5000年文明的华夏世界素有世俗政治的历史传统，世俗君主凌驾于社会之上，世俗皇权极度膨胀，宗教政治微乎其微，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变革局限于世俗的领域，表现为不同世俗势力之间的激烈抗争，而所谓的世俗化进程则无从谈起。强调现代化进程与世俗化进程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将世俗化视作现代化的历史坐标，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进而将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视作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因素甚至是现代化进程的逆流，实属令人费解。

海报上人物是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1902年9月22日－1989年6月3日），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该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建立了霍梅尼神权统治

四、自上而下的世俗威权政治与“发展的独裁模式”

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论，温麦是伊斯兰国家的原型和经典形态，是凝聚穆斯林的宗教政治形式，伊斯兰教构成维系温麦的信仰基础。在传统的穆斯林看来，世俗的民族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是分裂温麦和离间穆斯林的异教意识形态，而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则是规范穆斯林行为的唯一法律准则，因此纯粹的世俗思想和异教的法律均不可接受。换言之，在传统的伊斯兰世界，超越宗教界限的世俗民族主义与温麦的原则大相径庭，并无存在的空间。

中东伊斯兰世界之世俗化改革的肇始与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大体上呈同步的趋势。自19世纪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步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温麦作为教俗合一的国家形态不复存在，地域性的世俗民族国家初露端倪，世俗化风行一时。然而，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并未表现为同步的趋向，却与威权政治的强化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同步性。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根源于威权化的政治模式，服务于威权化的政治需要，而世俗化的逻辑结果则是威权政治的强化。在君主制的政治框架下，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君主、伊朗恺加王朝和巴列维王朝的国王，皆曾致力于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排斥传统宗教势力的政治影响，强调世俗的顺从原则，旨在强化君主集权的国家体制，世俗政治、君主政治和威权政治表现为三位一体的历史模式。在共和制的政治框架下，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和纳赛尔时代的埃及，世俗化与威权化处于共生的状态，世俗威权政治达到巅峰，传统宗教势力在政治舞台销声匿迹。

西装革履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

其在1920s在位期间发动“凯末尔革命”，推动了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

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启动缘起于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巨大历史落差和西方的冲击浪潮，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扩张和由此形成的尖锐民族矛盾导致中东现代化进程早期阶段之民族主义的高涨。特定的历史环境塑造了诸多世俗威权国家之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所谓的世俗化改革包含着民族主义的历史内核，而争取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成为中东现代化进程早期阶段在政治层面的突出现象。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思潮，从奥斯曼主义到巴列维主义，从凯末尔主义到纳赛尔主义，无不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摆脱从属于西方的政治地位和依附于西方的经济地位，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至高无上，堪称诸多世俗威权国家遵循的首要准则。民族主义的广泛胜利，提供了真正实现经济进步和财富增长进而使民众获得权利、自由和尊严的前提条件，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所谓世俗政治，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在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威权国家既不同于传统专制国家亦区别于现代民主国家，兼有现代与传统的双重属性和悖论倾向。一方面，世俗威权国家作为所谓“发展的独裁模式”，致力于推动经济社会领域之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无疑成为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始作俑者和重要实践者；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长足进步以及乡村社会的剧烈变革，标志着世俗威权国家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世俗威权国家尽管标榜西化道路，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现代化模式作为典范，然而却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盘西化，而是在政治改革领域止步不前，抵制西方崇尚的现代民主之政治理念，奉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原则，极力强化独裁专制，垄断公共权力，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阻碍民主化进程，从西方引进的宪政徒有虚名，宪法如若一纸空文，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大相径庭，议会形同虚设，君主和总统凌驾于宪法和议会之上，宪法之关于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和保障公民权利的相关条款只是欺骗民众的美丽谎言，形同虚设的议会和政府操纵的选举则是独裁专制的点缀和遮羞布，民众长期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政治发展方向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背道而驰，政治秩序长期滞后于经济社会领域的剧烈变革，直至深陷矛盾危机之中而无法自拔。经济社会的变革与民众政治参与的排斥，以及财富的增长与贫富分化的加剧，构成世俗威权国家之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现象。以牺牲政治层面的自由和民主作为代价推动新旧经济社会秩序的更替，则是所谓“发展的独裁模式”之实质所在。

五、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理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社会的诸多宗教作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和体现，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一方面，阶级社会的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和压迫民众的精神枷锁，是“人民的鸦片”。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的苦难提供神圣的外衣，进而构成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至于理性通过神性的扭曲形式而得以体现和发扬，在历史长河中亦非鲜见。

 通常认为，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而由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至于伊斯兰教则未曾经历过宗教改革，系传统范畴的保守意识形态，是制约伊斯兰世界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所谓“宗教对抗国家”则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众所周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诸多宗教尽管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却非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尤其是在不同的时代经历着性质各异的思想变革过程。基督教诞生于古代地中海世界，早期基督教包含下层民众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政治倾向，在中世纪的欧洲长期构成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15世纪以后逐渐演变为适应现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教，根源于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特定历史环境，无疑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改造阿拉伯社会的重要理论武器。在中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学说趋于保守和僵化，逐渐演变为具有浓厚传统色彩和捍卫封建秩序的思想理论。然而，伊斯兰教并非孤立存在和静止不变的意识形态。现代化进程中客观物质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伊斯兰教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随着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伊斯兰教经历了深刻的裂变过程，进而形成新旧宗教理念的明显对立。自19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之宗教理念的变革，从文化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从精英层面延伸到大众层面，其历史路径与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相比可谓异曲同工。

古兰经

伊斯兰教的传统宗教理念与传统社会长期处于共生的状态，包含传统社会的固有属性，恪守传统的意识形态，极力维护传统秩序的合法地位，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舆论工具，而传统宗教学者既是传统社会秩序的历史参与者，亦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相比之下，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信仰原则以及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崇尚穆罕默德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之共和政体的社会秩序，具有倡导自由民主和民众参与的特定政治内涵。另一方面，复古与变革貌似截然对立，实则不然。伊斯兰教素有假借复古之名而行变革之实的历史传统。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布启示的初期，似乎无意创立全新的宗教，而仅仅是恢复易卜拉欣时代的信仰，呼唤世人追寻远古的前辈所崇奉的真理。“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现代伊斯兰主义不同于伊斯兰教的传统宗教理念，具有宗教政治化的浓厚色彩，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和僵化的神学理论，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的体现，其核心内容在于借助回归早期伊斯兰教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现代政治原则。现代伊斯兰主义貌似复古，实为强调扩大民众政治参与，表现为挑战世俗威权政治的明显倾向，其思想内涵已与伊斯兰教的传统宗教理念相去甚远，无疑属于现代政治理念的范畴，颇具革命的倾向，可谓“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和被剥夺权利之下层民众的政治宣言，蕴含着民众政治动员的巨大潜力。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根源于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裂变和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集中体现世俗威权政治的条件下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神圣外衣初露端倪。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理念，兼有民众性和民主性的双重属性，其思想内涵与西方现代之世俗民主政治理念貌似水火不容，实则并无根本的对立，皆以扩大民众参与和实现自由民主作为思想宗旨，可谓殊途同归。所谓宗教与世俗的对抗，在中东诸国并非“现代化的难题”，亦非体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包含民主政治与威权政治激烈抗争的明显倾向。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视作传统的回归抑或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即所谓“反现代化基调的和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显然存在商榷的余地。

六、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与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

伊斯兰教属于信仰的范畴，而伊斯兰主义则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倾向，两者概念不可混淆，内涵亦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主义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价值观在中东伊斯兰世界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进而提供了现代伊斯兰主义之政治实践的深层社会基础。威权政治的膨胀和民主政治的缺失，导致世俗国家与宗教社会形成明显的悖论倾向，官方意志与民众意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而所谓“伊斯兰是出路”成为现代伊斯兰主义代表民众意志和动员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标志。

相比于自上而下的世俗威权政治，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历史运动。世俗领域和国家体制的非民主性，催生了宗教领域和社会层面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世俗与宗教的冲突，折射出世俗威权国家与宗教色彩的民众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角逐，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新旧势力的消长和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具有宗教社会对抗世俗国家的浓厚色彩，其特定内涵在于政治发展进程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剧烈转换，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中东诸国的民主化进程表现为明显的非同步性。民主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内源性矛盾，民主化的动力在于民众政治的崛起，而民主化的进程取决于民众社会与威权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土耳其自1950年起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实现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替，率先完成政治领域的历史性转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选择成为此后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以君主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制度寿终正寝，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和普选制的常态化实践奠定了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框架。埃及自萨达特当政期间开始经历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长期垄断国家权力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复存在，多党制政治进程的启动导致民众政治参与的相应扩大。

政治环境、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着相应的政治理念，进而决定着相应的政治实践。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政治环境各异，政治实践通常表现为政治革命、议会选举、街头示威和极端暴力的不同外在形式，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亦然。高压的政治环境导致激烈和激进的政治反抗，宽松的政治环境则是政治实践趋于温和的沃土。

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世俗威权政治极度膨胀，官方长期操纵议会选举，排斥世俗政党的政治参与，禁止民众的自由结社，世俗反对派政治势力往往缺乏必要的立足之处，宗教几乎是民众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的狂热则是民众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巴列维王朝之自上而下的高压政策，导致伊朗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激进政治倾向。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思想，可谓巴列维当政期间的伊朗之世俗威权政治和高压政策的逻辑结果，直至演变为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埋葬了伊朗君主独裁的传统政治制度，进而为伊朗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具有宗教与世俗的双重属性，强调法基赫至上的政治原则。尽管如此，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30年间，选举政治日渐活跃，常态化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成为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渠道，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趋于吻合。

埃及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政治实践。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是徘徊于政治舞台边缘地带的下层民众，支持者遍及城市和乡村。赛义德·库特布崇尚政治暴力，强调“战斗的伊斯兰”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其颇具激进色彩和极端倾向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可谓纳赛尔当政期间世俗威权政治极度膨胀的产物。后纳赛尔时代，政治环境逐渐宽松，世俗威权政治出现衰落的征兆。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被西方学者称作“自由化的威权体制”，区别于纳赛尔时代的“绝对威权体制”，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赐予民众以有限的自由和公民权，赐予反对派以有限的政治空间。官方主导的自由化政治改革进程，提供了穆斯林兄弟会通过合法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条件。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埃及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反对派，致力于推动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进程，寻求现存秩序框架内的政治参与，力争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致力于在宪政框架下推动政治改革进程和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选举，试图在议会选举的框架下寻求新的政治空间和实现政治参与，直至逐渐淡化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色彩，试图弥合反对派阵营的教俗分歧，进而扩大与世俗反对派的政治合作，政治立场趋于温和。与此同时，长期致力于政治暴力的伊斯兰主义极端派别在世纪之交亦出现温和化和去暴力化的明显趋势。2011年春，街头政治自首都开罗蔓延至埃及各地，挑战官方主导的所谓“无参与的政党政治”和“无民主的选举政治”，缺乏民主的选举演变为抛弃选举的民主。从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演变为自下而上的街头政治成为导致埃及政治深刻变革的历史路径，而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埃及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主流派别无疑是“倒穆运动”最重要的幕后推手。

穆斯林兄弟会

土耳其共和国前期的世俗化改革缘起于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包含世俗国家与宗教社会的悖论倾向，世俗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并未表现为同步的趋向。自由在传统社会原本是相对于奴役状态的法律概念，在现代社会成为与公民权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民主化无疑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宗教权利构成人权的要素之一，宗教自由则是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随着民众的政治崛起和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民众对于宗教自由的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自80年代开始，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土耳其趋于高涨，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然而，土耳其自二战结束后长期实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权力角逐在土耳其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激进政治纲领。政党政治的活跃、议会政治的完善和选举政治的成熟，决定了土耳其现代伊斯兰主义之政治实践的温和色彩。包括民族秩序党、救国党、繁荣党、贤德党和正义与发展党在内的诸多宗教政党在土耳其的合法政治活动，以及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广泛合作，构成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消长和并存，以及世俗政党与现代伊斯兰主义政党之间的权力角逐，体现了战后土耳其政治生活多元化与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历史走向。在民主化的历史背景和多党制议会选举的政治框架下，现代伊斯兰主义政党兼顾民众的宗教诉求和世俗诉求，旨在广泛动员民众、争夺选票和竞选议会席位，其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在诸多领域与世俗政党可谓异曲同工。进入新世纪，正义与发展党异军突起，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经历了继凯末尔时代之后的第二次飞跃。

现代伊斯兰主义既非存在于真空之中，亦非浑然一体和静止不变，而是与特定的政治环境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政治内涵千差万别。剖析现代化进程中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不尽相同，政治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在静态的层面包含激进与温和的不同模式，在动态的层面经历从激进到温和的转变过程，表现各异。另一方面，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环境的宽松与伊斯兰主义的温和倾向表现为同步的趋势，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内在逻辑联系。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广泛政治实践，无疑是构建公民社会、活跃选举政治、完善政党政治和扩大自下而上之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催化剂，与现代民主政治表现出明显的同质性和兼容性，可谓推动中东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有力杠杆。致力于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选举进而实现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政治理念，则是现代伊斯兰主义之政治实践的主流发展方向。

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错综交织普遍存在于现代化进程启动以来的中东伊斯兰世界，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激烈博弈对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走向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后期直至世纪之交的中东伊斯兰世界，挑战威权统治和推动政治改革的呼声，往往并非来自世俗阵营，而是来自现代伊斯兰主义阵营，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然而，就埃及和土耳其而言，现代伊斯兰主义者通常来自世俗领域，具有世俗教育背景，以世俗知识界人士作为中坚力量，代表新兴中产阶级和社会下层民众的政治诉求；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并非等同于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抑或宗教学者欧莱玛，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亦非以建立教法至上和宗教学者欧莱玛主导的神权国家作为最终目标，相比之下，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抑或宗教学者欧莱玛大都长期游离于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之外，无意谋求政治权力，且与官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持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就伊朗而言，伊斯兰共和国实行法基赫制，赋予教法学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政治权力。然而，究其原因，所谓教法学家的统治并非在于什叶派的神学思想和教派特质，而是在于伊斯兰革命期间伊朗特定的政治环境，可谓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特例。阿里·沙里亚蒂作为伊朗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先驱，并非具有欧莱玛的宗教身份，却有留学西方的教育背景，深受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影响。霍梅尼早年尽管倡导宗教学者参与国家事务，却并不主张实行教法学家直接统治下的国家体制。伊斯兰革命后的30余年间，即便在什叶派欧莱玛内部，亦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公开质疑现行法基赫制的合法性，可谓最具影响力的持不同政见者。选举政治的常态化和民主化，则进一步挑战着现行法基赫制的政治权威。

当代伊朗妇女

2014年，伊朗妇女摘掉面纱晒照片

引发国内宗教强硬派抗议

此外，在土耳其和伊朗，官方曾经对于女性的服饰予以颇为严格的限制。在土耳其共和国，自凯末尔时代开始实行的世俗化举措之一，是官方通过立法的形式，严格禁止女性披带具有伊斯兰教传统色彩的头巾。无独有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时代实行的伊斯兰化举措之重要内容是官方强制女性披带具有伊斯兰教传统色彩的头巾。公民权是现代文明的社会基础，自由则是公民权的基本要素，亦是现代文明之区别于传统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服饰自由构成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官方对于女性服饰的清规戒律，无论是土耳其共和国之禁止女性披带头巾抑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强制女性披带头巾，皆属剥夺女性的服饰自由权，进而侵犯女性之公民权，可谓异曲同工，与现代文明之公民自由相去甚远，而所谓世俗化与民主化之非等同性，亦由此可见一斑。进入世纪之交，在土耳其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官方关于女性服饰的禁令引发民众的广泛关注，解除服饰禁令和争取服饰自由成为女权运动的强烈诉求，而女权运动的高涨反映出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和民主化的长足进步，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历史发展方向。

（此文原刊于《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新著《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一书，限于篇幅，注释从略，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