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土耳其模式”能走多远？
作者=昝涛
来源=《欧洲研究》
中东大变局经过一年多的持续发酵和演进，其内在的特质及对区域和世界的影响正在显现，“土耳其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模式/模板”成为讨论土耳其在变动秩序中不变的主题。阿拉伯诸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需要借鉴的模板，土耳其现代化道路因此受到阿拉伯民众的关注。这是争做地缘政治领袖，在国际事务中凸显影响的良机，土耳其亦当仁不让地致力于推广该模式。西方急于从深层次上解决伊斯兰恐怖主义，急于向中东人民证明接受民主、现代性的标准将带来丰厚回报，以此巩固在中东的利益，因而也乐见其成。基于以上原因，土耳其模式的影响正在扩大。
关于土耳其模式的争论
作为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相对成功的发展道路，土耳其模式在学界和政界引发了争论，核心聚焦于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 什么是土耳其模式，它在中东大变局中得到推崇的原因及其适用性问题。
( 一) 什么是土耳其模式
本文在梳理中东动荡以来关于土耳其模式的争论后认为，学界对土耳其模式的由来和内涵这两个无法剥离的因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而言之有三种主要观点。
( 1) 土耳其模式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
休·波普( Hugh Pope) 坦言，作为现代化发动机的土耳其模式像土耳其一样难以定义，也难以将其纳入某一区域或者意识形态。土耳其已经远离好战的军方领导下之贫穷、内向、西方的傀儡和远亲等拙劣形象，也遗弃了冷战时代西方代言人的标签，转而成为商业良港和区域经济的发动机，而这一切关键性成就都是威权主义、军事主义、国家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粗糙平衡的产物。休·波普倾向于认为土耳其模式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矛盾复合体，土耳其民主虽然粗糙和不成熟，却是伊斯兰世界最发达的民主制度。
中国学者王林聪和昝涛也认为，土耳其模式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先后存在两个不同版本。王林聪认为，旧版本是凯末尔时代的世俗威权政治作用下的土耳其模式，新版本则是埃尔多安时代的教俗力量作用下的产物。昝涛将土耳其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形态： 一是凯末尔主义的激进世俗化； 二是以世俗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主义。两位学者都强调教俗力量博弈在土耳其模式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同是强调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王林聪和昝涛注意到其中的断裂，休·波普则更注重延续性。
( 2) 土耳其模式即正义发展党模式
阿尔珀·德德( Alper Y． Dede) 将土耳其模式界定为正义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发展道路，它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 正发党与伊斯兰教自下而上的公民的、宽容的联系，区别于极端伊斯兰教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模式； 坚持市场导向催生的经济发展的张力； 包括经济成功、新生的保守的商业阶层在内的软权力。这三个方面主要得益于正发党执政以来民主进程的提速，迥异于世俗和威权的凯末尔主义。相对而言，阿拉伯世界更倾向于认同该观点，如突尼斯的复兴党将土耳其模式等同于 2002 年以来正发党的崛起，核心是伊斯兰主义和民主的结合在一个激进世俗主义国家中获得合法地位。
大多数阿拉伯民众将土耳其模式归结为正发党领导下的虔诚的穆斯林、民主的政府和成功的经济三者的混合物。该观点突出了正发党执政以来的作用，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割断了历史。
( 3) 与西方的制度性联系成就了土耳其模式
华盛顿中东研究所土耳其中心主任格尼尔·托尔( Gonul Tol) 认为，土耳其模式源于与西方的制度性联系。她认为，伊朗、苏丹、阿富汗的经验证明了伊斯兰主义的失败； 以“六日战争”和 1978 年“戴维营协定”为主要标志，泛阿拉伯主义也宣告破产。土耳其模式兼顾了区域和全球、神圣和世俗、伊斯兰教和政治以及理性和道德伦理这四对关系之间的平衡，是全球理念、地区特性和实际国情相结合之典范。土耳其温和的伊斯兰教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公共伦理，为不同身份的认同留下生存空间，它与西方的启蒙思想和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主义保持着对等距离，因而为中东在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之外提供了新的最佳选择。这种观点强调了土耳其模式与西方制度性联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一般而言，这种观点更为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青睐。
( 二) 中东大变局以来土耳其模式得到热议和推崇的原因
土耳其模式之前也曾受到推崇，然而并未开花结果。伊朗、阿富汗、埃及和伊拉克民族主义领袖曾学习凯末尔时代改革和国家建设的经验。上世纪 90 年代诞生的高加索和中亚几个突厥国家曾热议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尤其强调世俗主义在现代化中的重要性。“9·11”事件后，布什时代的“反恐战争”需要伊斯兰教与民主相容的模板，土耳其无可争议地成为首选，这成为土耳其模式的第三个变种。现在所谓的土耳其模式就是新的变种。
凯末尔·基里什( Kemal Kirisci) 用“民主示范效应”概括了土耳其模式再次被推到国际舞台前沿的原因：“贸易强国”带给阿拉伯国家商业机会、贸易和投资； 新外交塑造了土耳其在区域的正面形象； 前进中的土耳其民主，与西方民主相比，可以消除阿拉伯民众的鸿沟感、等级感，使得民主制度既可望也可及。凯末尔·基里什推出的是一个立体的土耳其模式，强调政治、经济和外交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强调阿拉伯社会对土耳其模式的需要，这恰恰是该模式再次得到热议和推崇的主因。
( 三) 土耳其模式的适用性问题
适用性，实质上是能否复制的问题。学界关于土耳其经济模式的可借鉴性没有太多异议，阿拉伯国家可以向土耳其学习如何从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主导型。而土耳其民主化道路被认为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 1) 土耳其模式不可复制
休·波普将土耳其模式难以复制的理由概括为： 第一，伊斯兰教受到各种缓和因素的影响( 与伊斯兰教的草根联系、正发党的选民基础) ，尤其是 20 世纪 80年代厄扎尔的自由化动议( 主要是经济上的) ； 厄扎尔时代培养的商人成为正发党的中坚力量，他们保守且支持竞争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缓和或弱化了极端的宗教意识形态； 第二，90 多年的和平局面； 第三，申请入盟推动的改革； 第四，经济更加多元化和更加开放； 第五，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甚至是拜占庭帝国基础之上，如此悠久的历史只有埃及和伊朗可与之比肩。阿尔珀·德德强调“正发党模式”的伊斯兰主义长期受到各种缓和因素的作用，正发党与保守的商业阶层之间的富有活力的联系，为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所不具备。正发党继承了厄尔巴坎繁荣党的政治遗产，这也为阿拉伯国家的政党所欠缺，因而它们难以仿效土耳其模式。
伯纳得·刘易斯在 90 年代指出，没有被殖民经历； 自主选择并渐进推行民主； 长期的西化经历； 市民社会的长足发展，是土耳其产生民主并区别于伊斯兰国家的主要原因。王林聪也认为土耳其模式乃独特历史的产物，难以被复制。
这种观点强调土耳其历史和发展道路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因而土耳其模式只能是土耳其的，其他国家无法复制，明智之举是发展出自己的模式。比较而言，吉汗·图加尔( Cihan Tugal) 的观点并非如此绝对。他将土耳其定义为美国化的伊斯兰国家，认为流动的阶级力量、国家结构和文化传统三者之间特定的结合和作用，使得土耳其模式的可复制性尚待观察。
( 2) 土耳其模式可以复制
这一观点从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民主和伊斯兰教、区域与全球这三对关系出发，强调土耳其模式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具有可复制性。格尼尔·托尔指出，土耳其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地区冲突的调停者，而在于它为后意识形态下中东地区的冲突指明了方向。土耳其的现代化以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相互影响为基础，超越了意识形态，这种民主化模式既与区域文化有着有机联系，又与全球规范和理念相匹配。阿拉伯世界需求的国家、社会以及公共文化和伦理之间的新社会契约，可从土耳其获得。正如亨廷顿所谓之“示范效应”一样，土耳其由于与中东北非国家居于同一区域，又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以及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再加上土耳其民主自身的缺陷性使得该模式具有可学习性。这些观点倾向于强调土耳其模式是普世性的民主和伊斯兰教这一特定宗教相嫁接的范例，可以从特殊上升到普遍，因而具备了可复制性。
阿拉伯民众也倾向于认同土耳其模式的可复制性。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 TESEV) 2010 年 3 月公布的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可以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模板。75% 的民众认为土耳其是伊斯兰教和民主相得益彰的案例。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 2011 年 2 月公布的民调显示，66% 的民众赞同土耳其模式，将该模式概括为穆斯林身份、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和民主制度。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 2011 年 5 月公布的民调显示，82%的民众认为土耳其经验可形成文化模式，80%认为可成为经济模式，72%认为可成为政治模板。
学界关于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尤其是它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蕴藏其中的意义，阐释并不充分。国内学术界对于新旧土耳其模式之间的逻辑关系，外力在土耳其模式形成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外交在土耳其模式中是否应有一席之地，尚存争议。本文首先梳理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和支柱，接着讨论土耳其模式的机遇、挑战和意义，以有助于学界更全面的理解。
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和支柱
土耳其的现代化毋庸置疑取得了丰硕成果，与阿拉伯世界相比更是形成强烈反差。学界的争论和现实中阿拉伯民众对发展的渴求，使得进一步厘清土耳其模式既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 一) 土耳其模式的内涵
土耳其模式是长期历史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它包含政治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成功的嫁接，经济多元化和积极融入区域及世界经济，致力于平衡外交，适时追求具有全球抱负的区域领袖目标三方面的主要内涵。
( 1) 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的成功嫁接
土耳其民主政治历经三个发展阶段： 一党制转向多党制； 军方主导下的议会民主； 成熟的议会民主。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曾有过推行民主制度的理想和实践，民主实验的结果是1924 年的进步共和党因支持库尔德人起义，在1925 年6 月5日遭到取缔。1930 年成立的自由共和党，由于与执政的共和民主党对抗，于1930 年 11 月 7 日被迫关张。凯末尔及其御用反对党为民主所付出的努力虽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努力本身具有榜样效应，巴斯金·奥尔汗( Baskin Orhan) 甚至指出，凯末尔引进和克隆了民主制度。20 世纪 50 年代民主党在选举中胜出，竞争性的选举制度登上政治舞台。
民主党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打压反对党导致社会秩序失控，军方遂发动政变，军人干政自此有规律地约十年上演一次，土耳其进入军方主导下的议会民主制阶段。1960 －1961 年、1971 －1973 年、1980 －1983 年，是三段军人管制时期，军队成为土耳其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但土耳其式军人干政远非简单的打断民主化进程可以概括，因为政变往往由国内秩序失控而起，政变后政权都在较短时间内和平地转交给民主政府，恰恰是军人干政避免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崩盘，保障了民主制度有序推进。1980 年 9 月军人接管政权是“古典式”军人干政的谢幕演出，此后除了 1997 年 2 月短暂的“后现代性”军事政变外，军人基本完成了民主政治的代理人的使命。
土耳其民主逐步成熟，此前总统职位往往由职业军人担任，而自厄扎尔( Turgut Ozal) ( 1989 － 1993 年) 起，后任的德米莱尔( Su-leyman Demirel) ( 1993 － 2000 年) 、塞泽尔( Necdat Sezer) ( 2000 － 2007 年) 和居尔都是文官出身。2002 年正发党在选举中的胜出标志着土耳其自 1987 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一个政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局面，文官政府相对于军人政治，温和的伊斯兰主义相对严格的世俗主义，取得了各自的优势地位。另外，欧盟 2004 年《土耳其进步状况报告》认为土耳其已经充分满足了“哥本哈根政治标准”( 民主、法治、人权) ，于 2005 年启动了土耳其入盟谈判，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得到了“有意义”他者的承认。因而 2005 年前后应该是土耳其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成功嫁接的重要界标。
( 2) 经济上坚持多元化和积极融入世界及区域经济
与阿拉伯世界单一的能源经济模式不同，土耳其长期以来坚持多元化和出口导向，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贸易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土耳其传统的贸易伙伴是西方，对外贸易份额的一半来自欧盟，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量呈上升趋势。土耳其对中东和北非的出口量 10 年内增加了六倍，即从 2001 年的 43 亿美元到 2010 年的 260 亿美元。2011 年土耳其与中国贸易额达到 240 亿美元，中国因此成为土耳其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土耳其 － 中国双边贸易额在2000 年时只有 10 亿美元。这种贸易伙伴多元化的基石是富有活力的经济，也促进了土耳其外交的多元化，为其赢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丰厚获利。
土耳其目前是世界第 16 大经济体，出口总额从 2003 年的 472 亿美元增长至 2008 年的 1320 亿美元。2011 年土耳其出口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 1340 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持续萧条、欧盟经济发展势头一片黯淡的情况之下，土耳其经济如此良好的表现，实属不易。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 2010 年调查显示、土耳其在该区域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经济体，有迹象显示十年后将成为区域最强经济体。
( 3) 致力于平衡外交，适时追求具有全球抱负的区域领袖目标
外交是土耳其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智的外交保证了土耳其 90 多年的和平，也正是积极的外交重塑了土耳其区域角色。建国初期土耳其践行“国内和平、国外和平”的理念，避免介入中东事务，赢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冷战期间僵硬的世界格局成就了一个需要冷战思维的时代，土耳其将自身锚定于西方阵营，再次从政治和经济上双双获益。冷战猝然结束之后，土耳其无法置身于中东事务之外且与诸多邻国存在紧张关系，甚至是剑拔弩张，因而被贴上“后冷战时代勇士”的标签。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起，土耳其外交开始摆脱冷战思维，塑造积极的区域形象。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推出了“零问题”周边睦邻政策，并希望借助于成功的区域外交增加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土耳其逐步开始追求系统的、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西方的自主外交，借此回归中东。土耳其的这一外交取向和积极争取加入欧盟，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诸多赞许和广泛欢迎，被认为是建设性的行为。2010 年在七个阿拉伯国家和伊朗进行的调查表明，78% 的民众支持土耳其在巴 － 以和平中充当“调停者”角色，期望它在区域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61% 的伊朗受调查民众支持土耳其在伊朗核问题上发挥“媒介”作用，但这种回归真正的意图是将立足中东作为获得西方认可的战略资产。
2008 年之后，尤其是 2010 年末北非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中东外交抱负膨胀，更加卖力地追求具有全球抱负的地缘政治领袖的目标。面对中东变局，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国家内部事务，甚至不惜牺牲经营多年的“零问题”周边政策，先后向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政权发出警告。土耳其外交革命性变化的实质是积极介入中东新秩序的构建，充当转型诸国的“政治导师”。这一战略与西方的中东战略相吻合，因而既可以获得西方对其中东战略的支持，又可以向西方强调土耳其战略资产的重要性，服务于具有全球抱负的区域领袖的政治目标。
( 二) 土耳其模式的支柱
土耳其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各有分工，政治和经济是其内核，外交更多地是一个载体，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 长期与西方的制度性联系； 坚持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则成为撑起该模式的三根“擎天柱”。
( 1) 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
现代社会得以顺畅发展的一个底线是宗教不能过多干涉政治，而在一个宗教传统深厚的社会中，矫枉过正是实行政教分离的经验教训，这是土耳其世俗主义发展史留下的重要启示。土耳其民主制度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博弈中双方都趋向于温和且相互妥协，避免了一方足够大而将对方完全吞没，最终成就了既不同于西方的世俗主义也迥异于伊斯兰神权政治的“第三条道路”。1923 －1945 年凯末尔主义的威权式统治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民族国家，尤其是奠定了世俗主义的坚实基础，为日后的民主化准备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础。这种世俗主义传统在土耳其社会已经根深蒂固，曼德列斯以及厄尔巴坎政府时期因对世俗主义的过度侵蚀而付出沉重代价，而且世俗主义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被赋予新的寓意。埃尔多安在“阿拉伯之春”外交之旅中，也祭出了世俗主义的大旗，建议埃及和突尼斯在新宪法中要突出世俗主义，强调土耳其是一个民主、世俗、法治的国家。这一方面表明政治家通过民主政治的实践习得了诸多经验，另一方面也表明世俗主义成为各个党派的共识。2002 年选举中，正发党和共和人民党都提出了以保守 － 民主和社会 － 自由为核心的第三条道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平衡支撑起土耳其民主。
( 2) 与西方长期的制度性联系
土耳其从 1950 年加入北约起与西方建立了长期的制度性联系，这种联系在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中功不可没。冷战中安全事务上的免费搭车，使其更多预算可用于发展经济。加入欧盟进程对土耳其模式的影响更是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关系，这种作用不亚于土耳其自身的努力。无论土耳其最终能否入盟，由此开启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这是土耳其模式的显著特点，需要认真评估。
欧盟标准对土耳其现代化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土耳其在前赫尔辛基时期与欧盟建立了关税同盟； 1999 年赫尔辛基峰会确立了土耳其候选国地位； 2005 年欧盟开启了土耳其的入盟谈判。“赫尔辛基峰会使欧盟对土耳其民主影响发生了范式转变，成为推进土耳其民主的杠杆”。加入欧盟的远景将改革者聚拢起来。中产阶级将自己视为欧洲人，商业团体认为与欧盟的联系将带来稳定、贸易和投资； 伊斯兰主义者希望通过改革改变对宗教严苛的态度； 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则希望通过改革保障更大的文化自由。即使是军方也没有将自己置于欧盟标准的对立面，原因在于通过欧洲化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凯末尔主义的信条之一。尼路费·戈尔( Nilufer Gole) 列举了土耳其在欧盟压力下所取得的成就： 世俗主义和宗教就民主达成共识； 废除死刑； 2003 年 1 月拒绝了美军在土耳其领土上开辟进攻伊拉克北方战线的请求； 亚美尼亚问题上态度出现松动。与欧盟的联系赋予了土耳其改革充足的动力。
( 3) 坚持政治、经济、社会改革
土耳其从未停止改革的步伐，改革成为其重要支柱，这也是土耳其模式一个重要特点。建国初期凯末尔推出以世俗主义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20 世纪 30 年代建立起国家控制和保护性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型经济在发 55 43483 55 24052 0 0 1481 0 0:00:29 0:00:16 0:00:13 4786展中弊端日益突出，于是厄扎尔主政的 80 年代开启了经济自由化时期，倡导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由此，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市场资本主义，释放出私人经济的巨大能量，中小型企业成为土耳其经济的中流砥柱。这一改革不仅使市场经济战胜了凯末尔的国家主义，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市场成为形成中的社会、政治，甚至于宗教的模板，伊斯兰资产阶级也随之兴起。政治上逐步修正了凯末尔主义带来的问题，强调多元化和包容性，允许不同身份的存在和表达。然而总体而言，厄扎尔时代的改革成就主要在经济领域，经济自由化对政治民主化影响有限。90 年代被称为土耳其“失去的 10 年”，而且土耳其在 2001 年遭遇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其经济最大的弱点是政治不稳定引发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2002 年上台的正发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压力，开始齐头并进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在政治上基本消除了“管制型民主”的痕迹。经济上通过发行新货币和改革银行体系重建了公众信心，这些根本性的改革从结构上消除了不稳定和周期性危机的顽疾。2004 年通货膨胀率自 1972 年 9 月以来首度降低到一位数。最大的政治勇气表现在开始正视土耳其面临的头号问题———库尔德人问题，反思土耳其在构建单一民族国家过程中对库尔德人造成的不公，先后尝试了“民主动议”、“道歉政治”、“制定新宪法”和“库尔德问题新战略”等多项措施以赋予库尔德人充分的文化和教育权利，力求在源头上解决库尔德问题。正发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相互配合，取得了良好效果。当下土耳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主要致力于制定新宪法和根治库尔德问题。
土耳其模式的机遇、挑战和意义
土耳其模式前景如何，或许可以进行一个比较。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经有望成为土耳其模式的试验田，虽然土耳其希望在后冷战时代发挥建设性和合作性作用，西方也认为推广土耳其模式可以将这些国家导向欧洲，最后还是无果而终。齐亚·奥尼斯( Ziya Onis) 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具有极为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们更希望与土耳其保持有限和平等的关系，而俄罗斯对这些国家依然有很大影响。土耳其自身则受制于财力难以出手阔绰地对这些国家施以援手，自身又有库尔德人问题这一短板。最为根本的是，中亚国家威权主义的传统导致它们对土耳其参与式民主并无太大兴趣，而西方意识到先前高估了伊朗模式的影响后，推广土耳其模式的热情顿减。当下，土耳其模式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 一) 土耳其模式的机遇和挑战
迄今为止，“机遇的窗口”依然向土耳其敞开着，然而挑战也日益增加，考验着该模式的生命力和政治家的智慧。
( 1) 土耳其模式的机遇
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民众呼唤民主和发展，与 90 年代相比，土耳其模式有着广泛民众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政权更替后结束流亡回到国内的埃及宗教长老格尔达威和突尼斯宗教领袖加努什，都表示在今后的国家发展中要走土耳其之路，甚至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都做出与伊朗拉开距离、靠近土耳其的姿态。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 Mo-hamed Hussein Tantawi) 指出，“土耳其的经验最接近埃及人民的经历，我们可以从土耳其模式中获得灵感”。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最新发布的关于土耳其区域形象的报告显示，中东动荡以来，土耳其在中东地区赢得的正面评价日趋稳定化和结构化，它仍是区域国家学习的模板。《金融时报》调查表明，即便在黎巴嫩，这样一个真主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93%的民众依然对土耳其持有好感，迥然不同于 90 年代中亚国家对土耳其民主的漠然。
与 90 年代相比，土耳其更有能力，也更为主动地推广该模式，西方也迫切需要和积极支持该模式。中东大变局以来，土耳其迅速调整了外交方向，总理埃尔多安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进行了访问，致力于销售土耳其民主进步模式，并对叙利亚发出最后警告。西方则充当了土耳其模式的幕后推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出“中东北非的民众从土耳其模式中获得教益并付诸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土耳其模式与伊朗模式之争中，土耳其具有比较优势。伊朗模式的诞生出乎西方的预料，受到西方的打压； 土耳其模式历史较长，并得到西方的推崇。最根本的区别是伊朗模式是极端、本土、神权性质的； 土耳其模式则是仿效西方，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长期作用、相互平衡的产物。
综上所述，无论就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态度而言，还是论及土耳其自身的发展，土耳其模式面临的机遇都为 90 年代所无法企及。
( 2) 土耳其模式面临的挑战
第一，能否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尤其是保证库尔德问题不至于恶化。土耳其民主尚未完全成熟、经济成就有待巩固发展、土耳其外交因叙利亚问题遭遇了重大挑战，这些都对土耳其模式的推广构成了重大掣肘。就民主政治而言，“土耳其民主还未得到完全的巩固，库尔德问题、军方的干扰、凯末尔主义的威权性质、凯末尔主义与民主政体之间的紧张，构成了主要问题”。土耳其目前最大任务就是重新制定宪法，通过宪法改革根除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遗留下的监管遗产。然而叙利亚局势的持续恶化并与国内库尔德问题裹挟在一起，对改革成果的巩固构成严峻挑战。第二，能否妥善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土耳其在中东日益增长的作用是其西向战略的补充，也仰赖于它与西方的制度性联系，但西方学者对土耳其模式的质疑从未消失，表现出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随着土耳其对自主外交的追求，尤其是融入西方挫折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与西方的冲突仍会不断上演，这就带来了土耳其与西方制度性联系的可持续性问题。虽然诸多西方学者强调土耳其模式对跨大西洋合作的意义，指出 1945 年战后欧洲重建，1989 年后东欧融入西方，2011 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觉醒先后为跨大西洋合作提供了三次机遇。前两次合作中土耳其只能敲边鼓，此次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土耳其 － 西方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证明土耳其模式的生命力。然而，这种论断更多的是强调土耳其对西方的价值，土耳其的利益则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密集的交往有时会与发展西方关系构成零和博弈。发展新的中东外交损害了土耳其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土耳其的这种两难处境短期内难以摆脱。第三，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有学者考虑到阿拉伯世界的不稳定和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预测土耳其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将在 2012 年破产，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将损害埃尔多安政府的国内统治能力，连带损害向国外投射的力量。考虑到土耳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走走停停的顽疾和世界经济普遍的萎靡，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土耳其面临的挑战归根结底还是自身力所不逮，区域局势却持续恶化的结构性矛盾。布鲁塞尔安全和防务议程主任贾尔斯·梅里特( Giles Merritt) 认为，“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问题远非土耳其单独可以解决”。土耳其很难摆脱中等国家实力与抱负不平衡之间的困境，何况中东冲突不断，碎片化趋势日渐明显。旧秩序难以持续、新秩序不稳定的几率正在增加，土耳其的优选应该是地区和平的、可控的转型。倚重“软权力”首先转型显得左支右绌，而回归硬实力则将从深层次上损害土耳其模式。“阿拉伯之春”对土耳其模式构成了长久的挑战。土耳其运用其“软权力”远非得心应手。土耳其可否借机扩大影响，化风险为机遇，尚需观察。
( 二) 土耳其模式的意义
土耳其模式的历史和未来、强势和短板，以及它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争议，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对土耳其自身改革、发展的肯定，为土耳其人民带来了福祉。
承载历史重负的土耳其终究成就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从任人鱼肉的“欧洲病夫”到蒸蒸日上的中等强国和区域国家的学习榜样，这一巨变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土耳其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福祉，在文化和心理上更为自信。中东大变局真正的动因是阿拉伯世界的长期不发展、发展不均衡。土耳其则通过长期改革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解决了不发展的问题，因而中东普遍动荡，土耳其却可以兜售土耳其模式。土耳其模式已成为土耳其人的“名片”。
( 2) 表明了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并不必然相互排斥，为区域内其他国家及伊斯兰世界带来启示。
中东问题专家法瓦兹·格尔格斯( Gerges) 指出，在美国外交决策的智囊团中，有许多人对政治伊斯兰和民主的相容性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政治伊斯兰是反民主的、专制的。民主和繁荣是阿拉伯世界一直以来的梦想，与以色列相比的落后，以及多次交手的重大失败更加挫伤了他们的尊严，也使得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具有了新的政治意蕴。然而令阿拉伯世界难以释怀的是： “法国人建立了议会式的共和国，英国人则建立了本于宪政的君主政体。可是这些模式在它们的后台老板撤离之后，几乎全数崩解或是被人废弃，中东地区的人们，纷纷寻求其他的模式。”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明确声称： “其他国家采用的民主制度并不适合海湾国家的国情。”阿拉伯世界在采用试错和排除法之后，又回到了原点，跳出这一怪圈成为阿拉伯国家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土耳其模式则证明了民主制度可以在穆斯林社会中运转，保守的穆斯林教徒可以成为民主主义者，反驳了中东地区“民主赤字”论，证伪了“伊斯兰教与民主不相容”的命题。
( 3) 土耳其最终无法融入西方，显示了伊斯兰国家仍然是西方眼中的“他者”。
土耳其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世界现代化图谱增添了新的类型，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伊斯兰世界，提供了新的可供思考和借鉴的发展模板。正如单级的世界是危险的一样，多元模式的存在和竞争更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国模式”也在热议中，各种模式的存在方显出世界的丰富多彩，方有利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土耳其模式也警醒着我们： 虽然西方不失时机地不断推广土耳其模式，但在承认土耳其西方特性以及将其完全融入欧洲文明等问题上，西方总是扭扭捏捏。土耳其建国 90 多年来不懈地主动追求加入“西方集团”，西方则根据现实利益的需求对土耳其忽冷忽热，难以从根本上接受其为“自己人”。土耳其这样规模中等、主动加入“西方”的国家，由于文化上非天然地属于西方，而最终无法融入西方。这对其余规模更大国家，对整个国际政治都显然更具警示意义。它提醒中东民众： 美国及西方在中东的存在主要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中东民众的福祉还是系于自身。如果说中东变局是冷战结束以来该地区发生的最深刻变化，这一变化的动因超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内涵，则土耳其模式的解读同样也超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含义。
土耳其的经验
土耳其模式对改革、民主和平衡外交的强调，兼具了全球、地区和自身的特色，可以为广大阿拉伯世界提供有益的参考。具体的历史进程自然难以复制，然而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教俗关系，协调与外部世界关系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如何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互为表里，均衡发展，阿拉伯世界无疑可以借鉴土耳其的经验。
土耳其模式本身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仍需在发展中完善。诸多学者意识到土耳其的综合国力并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将影响到土耳其模式的未来。索利·厄泽尔指出，土耳其模式往往是因应外部环境变化，尤其是西方的需要，而被推至前台。对土耳其模式的热望更多的是西方政界和知识界的反应，而非历史自然发展的合适机遇。土耳其需审时度势，完善土耳其模式，打好土耳其模式牌，才能成就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