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土耳其作为位于中东和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的隔离国，长期以来具有传统隔离行为体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在“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表现出异常积极的“非传统”特质。该主义以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纵深”为逻辑起点，给土耳其设定了“全球行为体”的超前目标，选择发挥“中心国家”优势，积极介入多地区并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其实现路径，意图突破隔离国的身份。但隔离行为体性质对土耳其外交的制约依然明显，且与战略纵深主义间存在巨大张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刺激土耳其冒险采取武力作为重要外交手段，最终导致这种张力无法调和，外交陷入孤立。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仍奉行战略纵深主义，而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中“隔离行为体”（Insulator）的相关论述和经验研究，指出了土耳其作为“隔离国”的共性与后冷战时期愈发突出的特性，并断言尽管对隔离国的概念和性质提出了重要质疑，在可预见的将来，土耳其将仍是一个隔离行为体，但会采取比传统隔离行为体更加积极活跃的政策，并试图借此处理复杂局势。自艾哈迈特•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以下简称达武特奥卢）2002 年执政以来，在其“战略纵深主义”（Strategic Depth）指导下，作为执政党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以下简称正发党）奉行多向（Multi-directional）、多维（Multi-dimensional）的积极 （乃至激进）外交政策，并为土耳其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全球行为体”（Global Actor）2023目标，意图挑战隔离国的性质。这种挑战会成功吗？战略纵深主义推行的异常积极的外交政策适用于土耳其吗？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可从分析其“隔离国”的性质着手。

隔离行为体性质与非传统隔离行为体

“隔离行为体”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特有的概念，指位于安全复合体之间的国家或地区，在它所处的位置，更大的地区安全脉动之间彼此互不关联。正如Insulator一词“绝缘体”的本意，隔离行为体的突出特性在于客观上将位于自己两侧的地区安全复合体（即有相同的首要安全关切的一组行为体）隔离开来，从而达到分隔不同地区安全脉动的效果。我们可以归纳出隔离行为体的三大特性：地缘位置的脆弱性、边缘性及其所导致外交的消极性。由于周边存在了一种制约结构，在此结构中隔离行为体的利益在于避免周围出现冲突升级。因此通常来说，隔离行为体相对消极并借此从不同复合体中“汲取”能量来发挥作用，其外交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在于不卷入临近国家的争端。然而，有些隔离行为体随着自身实力的壮大，逐渐呈现出强大、积极的“非传统”特质。

本文讨论的是国家充当隔离行为体的情形，将“非传统”隔离国定义为：一国处于隔离行为体的位置，但其国家构建较成功，综合国力较强，倾向于奉行较为积极、独立、多元的外交，追求更高的地区、国际影响力和声誉。但由于隔离 行为体自身特性与奉行积极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天然张力，且隔离行为体非传统 特质越明显，这种张力就越大。因而非传统隔离行为体在推行外交政策，尤其是周边政策时更需谨慎。

由于巴尔干次级复合体和中东安全复合体都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地，这使得土耳其成为坐落在这两个地区安全复合体中间的隔离国。用隔离行为体性质的理论衡量土耳其，不难发现它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隔离国。后冷战时期土耳其开始逐步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发党政府执政以来更是试图突破隔离国的属性，但土耳其隔离行为体的性质目前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制约作用。 

隔离国土耳其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其国土西濒爱琴海，西北与巴尔干半岛接壤、扼土耳其海峡，东至高加索地区和波斯湾地区，东南与伊拉克、叙利亚接壤，北临黑海，南濒地中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这种处于亚欧结合部的“非东非西”的地缘位置也放大了它作为隔离国的脆弱性和边缘性，显著制约了其奉行积极、独立外交的能力，也使其外交政策的消极性呈现阶段性特点。 

1、“非东非西”——土耳其地缘位置的脆弱性 

首先，土耳其“非东非西”的脆弱地缘位置明显体现在它身处卡赞斯坦所比喻的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东的“百慕大三角”中。由于历史、民族、宗教等错综复杂的联系，上述三大动荡地带中任何一个的任意一种矛盾都有可能将土耳其卷入其中，并直接引发其国内安全形势恶化。

从民族问题看，达武特奥卢曾明确指出“土耳其国内有许多来自临近地区的族裔。这些冲突和在相邻地区民众中产生的影响将会直接影响国内政治”，使“土耳其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区民族冲突的牺牲品”。最为典型的当属土耳其的库尔德分离主义问题。因其跨界性极易受相关邻国（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的有意操控和（或）它们国内局势的影响，且长时间是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因而被称为土耳其的“阿克琉斯之踵”。以土耳其和叙利亚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博弈为例，叙利亚政府自 20 世纪 80年代就开始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以下简称“库工党”），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为了应对土耳其支持叙反对派对其进行政权更迭，巴沙尔•阿萨德（BasharAl-Assad）政府开始重新与库工党叙利亚分支民主联盟党进行合作，再一次对土耳其打“库尔德牌”。在叙利亚政府支持下，民主联盟党势力迅速壮大。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人民保卫军，还建立了3 个自治州，并于 2013 年宣布成立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临时过渡政府。这极大地鼓励了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分离倾向。并且由于两国库尔德人的紧密联系，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动荡对土耳其国内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外溢效应。在叙利亚库尔德人被伊斯兰国（IS）围困在科巴尼（Kobani）后，土耳其政府最初拒绝任何人从其境内进入此地对前者提供帮助，结果引发了土耳其近 20多年最严重的民众动乱。数以千计的土耳其库尔德人穿过边界进入叙利亚参加人民保卫军，截止2015年6月，估计约有500名土耳其库尔德人在战斗中牺牲。迫于压力，土耳其政府最终不得不同意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从土叙边界进入科巴尼。在科巴尼保卫战中，土耳其库工党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力量展开了自20世纪以来首次重大联合行动，使土耳其政府首次感受到区域库尔德人整体军事行动的巨大威胁。

从宗教问题看，邻国动荡常会以难民为载体，打破土耳其局部地区教派力量的脆弱平衡，导致冲突。叙利亚内战引发大量难民涌入叙土边境处的几个土耳其省份，在其中之一的哈塔伊省(Hatay)，本来该省阿拉维派和逊尼派的人口数基本持平，但短期内大量叙利亚难民（多为逊尼派）的到来使该省教派人口比例失衡。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土耳其阿拉维少数派遭到本国政府歧视，而他们往往对叙利亚难民持敌视态度，从而引发双方的对立和冲突。

此外，三大动荡地带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使得土耳其外交易遭受敌对双方的掣肘。尽管正发党政府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它已经足够 强大，能够追求与视彼此为战略对手的国家建立战术性的伙伴关系”。但现实却清楚无误地展现出这种制约。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在2009年签订的关于《结束两国长期敌对状态并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协定》，被正发党政府视为外交领域重大突破和“零问题”外交的标志性成果，但此协定最终在两国议会均未得到批准。土耳其的战略盟友，亚美尼亚宿敌阿塞拜疆的坚决反对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土耳其“非东非西”的脆弱地缘位置使其难以形成清晰的认同和统一的行为规范，在欧洲和中东陷入双重困境。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土耳其在认同塑造过程中，同时受到了国内现代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要使其面向 西方、南方、东方的撕扯和争夺。针对土耳其领导人热衷于将本国描述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亨廷顿指出“联结两个牢固实体的桥梁只是一种人工的架设，而不是两者中任何一个的一部分”。并且由于西方精英长期不接纳，导致土耳其在文明上将长期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菲利普•罗宾斯（Philip Robins）将 土耳其定义为一个“双重引力”（Double Gravity）国家：即一国感觉到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地区对其行为规范的不同方向的拉力，但难以对此进行调和。土耳其的外交、安全政策被欧洲和中东两个子系统产生的引力沿相反方向拉扯，使得其政策在权力政治（中东的行为规范）和国际社会价值间（欧洲的行为规范）摇摆。诚如土耳其知名学者凯末尔•基里什奇（Kemal Kirisci）所指出的，土耳其是一种介于霍布斯和康德国家之间的存在。它既在中东依靠武力攫取地区领导权和解决自身安全问题，同时又努力符合欧盟的行为规范，追求成为其正式成员。

再次，土耳其地缘位置的脆弱性还体现在容易招致多个全球行为体对其追求独立外交的广泛干预。鉴于周边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土耳其对周边地区介入日趋积极并追求自己相对独立的目标时，与全球层次大国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必定会受到欧盟影响，在高加索、中亚扩大影响力的举措也无疑 会遭遇来自俄罗斯的制约；对中东的政策目标也不得不考虑到与美国、俄罗斯的协调，结果往往是土耳其只能调整自身政策进行妥协。诚如达武特奥卢指出的：“为了使土耳其崛起为穆斯林地区强国，它应该谨慎行事，在全球大国设定的战略参数（Strategic Parameter）内校准（Calibrate）外交政策” 。

 2、“非东非西”—— 土耳其地缘位置的边缘性 

达武特奥卢曾提出，土耳其特别不应被视为一个处于穆斯林或西方世界边缘 的普通国家。这从反面印证了上述两个地区长期以来对土耳其的定位。土耳其在1950 年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书时，西方以“土耳其既不属于西欧，也不属于大西洋”为由予以拒绝。当前，土耳其被欧盟视为与动荡中东地区（特别是中东难民）的隔离墙。恰恰源于其边缘性，土耳其在中东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土以关系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土耳其与以色列均被认为是中东的异类，双方在安全和能源上也互有所需，具备发展关系的政治与现实基础。然而，土耳其要想成为中东地区的领袖，就必须在巴以问题上坚持立场。这种矛盾会引发土以关系不时出现波动，甚至严重受损。 

3、隔离国土耳其对外政策的消极性及其演变

自共和国成立到20 世纪80年代末，在国力尚弱之时，土耳其“一边倒”的消极外交行为与隔离行为体的理论非常契合，被西方视为“边缘国家”（Frontier Country），具备典型传统隔离国性质。20世纪90年代，厄扎尔总统 (Turgut Özal) 将土耳其定位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国家”（Bridge Country），采取多边外交战略，执行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体现出非传统隔离国的特点。正发党2002 年执政以来，将土耳其视为欧亚非的中心，自定义为周边多个地区“中心国家”（Central Country），产生了借此崛起为全球行为体的雄心。土耳其对外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完成由传统隔离国向非传统隔离国的转变后，土耳其正在奉行某种挑战隔离行为体性质的激进政策。

战略纵深主义提出的背景

达武特奥卢认为，在外交政策的诸多参数中，历史、地理是无法被更改的两个，既然无法改变“就取决于你如何解读，并改变（Transform）你的外交政策来适应这两个因素”。他认为，在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下，土耳其的地理和历史遭到了误读。冷战时，土耳其被视为对抗苏联扩张的屏障，就是对其地理的一种防御性（Defensive）解读，对土耳其历史的解读也是为巩固新建立的共和国服务。然而，后冷战时代带来了新的挑战，主要是两极格局瓦解导致之前遭到压制的地区、民族矛盾急剧爆发，在土耳其临近地区（如波黑、高加索、伊拉克）冲突、局部战争不断。为了理解外交政策面临的新挑战，历史应该被重新解读。因此， 战略纵深主义实质上就是达武特奥卢在否定 “误读”的基础上，在后冷战时期对土耳其地理和历史做出的最有利于土耳其外交雄心的解读。此外，达武特奥卢本人深厚的“奥斯曼帝国情结”及在土耳其社会引发的“奥斯曼帝国热”也颇值得关注。《战略纵深主义》一书提出：“在这个地区，如果不利用奥斯曼帝国的档案，将无法解决任何政治冲突”。 

战略纵深主义的基本内涵

1、土耳其具有多元的地理、历史和文明认同。 

达武特奥卢认为，战略纵深基于地理纵深和历史纵深。作为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继承者，土耳其具有历史纵深，同时也拥有极大的地理纵深。简言之，战略纵深意指土耳其优越的地缘位置和丰厚的历史遗产，突出体现在其具有多元的地理、历史和文明认同上。在地理认同上，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是欧洲国家、地中海国家、中东国家、黑海国家、高加索国家、里海国家、中亚国家、红海国家和海湾国家。这些身份之间是互不冲突的。“针对不同的地理认同我们需要重新构建我们的手段。不应排斥这些地理特征的任何一个方面，严格的洲际地理是一种限制。”历史认同也是多元的，土耳其的传统和历史不应该被静态解读，应该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才能应对挑战。土耳其国家和人民中有来自周边所有地区的因素，土耳其是周边地区人口的大熔炉，有着与周边不能割裂的联系。此外，土耳其处在多个“地缘文化带” （Geocultural Basins），如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的重叠处，在文明上也有多重认同。

2、土耳其是多地区地理、历史、文明的“中心国家”，处于全球“最佳位置”。

达武特奥卢指出，土耳其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作为位于欧亚非广阔大陆中心的一个大国，可以被定义为拥有多元地区认同的中心国家，而不能被降低到一个单一的角色。并且与只在一个大陆处于中心位置，而远离其他大陆的中心国家不同，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来看，土耳其处于最佳的地理位置（Optimal Place），因为它既是亚洲也是欧洲国家，通过东地中海离非洲也很近。只把它同一个单独的地区联系起来，土耳其就不能在地理和文化上得到解释。土耳其多元的地区构成赋予它在几个地区同时起作用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发挥了对临近地区的影响力。

3、土耳其应该采取多向多维的积极外交，追求全球行为体目标。

达武特奥卢指出这种地理纵深将土耳其置于可以发挥影响作用的几个地缘区域的正中心。“对于处于如此有利地形的中心国家，不应该以防卫（Defensive）的姿态界定自己”， 而地理纵深又被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放大了。因此土耳其应该采取与其地理历史纵深相称的积极外交。战略纵深主义提倡土耳其在周边多个地 区都采取积极介入的政策，发挥领导作用，以显示它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4、实现外交目标的手段由主要依靠软实力向主要依靠武力干涉转变。

战略纵深主义理论强调，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土耳其应注重发挥它在软实力方面的潜力优势，这种优势植根于它与各个地区的文化和历史联系、它的民主制度及发展较好的市场经济。正发党政府在 2002-2010 年的外交实践也遵从了上述理念。致力于推动地区冲突解决、与邻国关系去安全化，加强区域经贸合作、人员及文化交流。也即实施广为人知的“与邻国零问题”外交（zero problems with neighbors）。其中，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的正常化与快速发展堪称“零问题”外交的典范。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土耳其对军事干涉行为和军事力量运用持谨慎态度，采取了相对于北约盟国的独立政策。其拒绝在阿富汗派驻作战部队，在伊拉克战争中拒绝美国通过其领土开辟北方战线就是集中体现。而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在充当地区领袖和全球大国的野心刺激下，土耳其抛弃了之前的“软实力”手段，转而采取干涉主义手段高调介入地区多国内政。其武力干涉遭到当事国和其他地区大国的强烈反对。土耳其支持和武装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和叙利亚自由军，在叙利亚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以推翻阿萨德政府为首要目标，为此甚至不惜与恐怖组织合谋。直至发动“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Euphrates Shield Operation）以出兵叙利亚达到干涉的高潮。在未经伊拉克中央政府同意情况下，土耳其向伊拉克北部靠近摩苏尔地区派驻一支拥有重装备的规模相当于一个营的部队。 

战略纵深主义对正发党政府外交影响深远

自成为主要外交顾问后，达武特奥卢就开始用“战略纵深”这一概念指导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其历任外交部长、总理时更是亲自将该主义付诸实践。战略纵深主义也得到了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认同和支持，他本人也深谙战略纵深的话语：“伊斯坦布尔不仅是连接不同大陆的中心，更是连接和促进不同文明融合的中心象征”。战略纵深主义还被写入正发党的 2023年政见：“我们（正发党）以多元和多向的视角来看待土耳其的历史纵深和 具有文明意义的地缘位置”。正如土耳其学者所指出的，（在达武特奥卢时代）“尽管不应夸大该理论的影响力，认为它是土耳其外交的唯一主导力量。但认识到战略纵深主义强大的影响力是理解土耳其外交政策方向的关键”。

即便达武特奥卢于2016年5月辞去总理和正发党主席职务，战略纵深主义仍对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发挥着持续影响作用。因为其核心思想即“土耳其是拥有战略纵深的中心国家，追求全球行为体的远大目标”已经内化为正发党统治集团，特别是外交决策者埃尔多安的外交理念。他坚持从“全球大国”的身份定位出发阐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尽管有时这种抱负已远超其实力，巴卜攻势（Al-Bab Offensive）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土耳其2016年8月底发起了“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在12月的巴卜攻势中，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FSA）战斗能力低下，使其不得不派本国士兵与伊斯兰国直接交战。由于“伊斯兰国”采取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残忍手段和恶劣天气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土耳其自该行动以来的最大单日伤亡。并且埃尔多安表示，在巴卜攻势结束后还将向曼比季（Manbij） 和拉卡（Raqqa）继续推进，以实现消灭叙利亚库尔德人力量的最终目标。这在土国内引发了激烈的外交政策辩论。针对土耳其深度军事介入邻国叙利亚、伊拉克必要性的质疑，埃尔多安表示，“我告诉那些问‘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个世界的事自找麻烦’的人，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土耳其是个全球性大国（Global Power），你们应该懂得这点”。但土耳其的确在为“全球大国”的执念和埃尔多安政府的声誉苦苦支撑：国内外同时反恐，双线作战造成军事能力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并引发国内安全局势急剧恶化。由于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最终目标与美国和 俄罗斯政策相矛盾，上述两国不会坐视土耳其直接消灭人民保卫军，因而拒绝为巴卜攻势提供支援，造成土耳其外交和军事行动均受孤立。

正如昝涛指出的：“有一种对达武特奥卢的批评值得重视，即他可能过早地 把土耳其看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力量，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土耳其的现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上述批评对埃尔多安目前在叙利亚奉行的武力介入的激进政策也非常契合。战略纵深主义为土耳其设定的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在后达武特奥卢时代仍通过埃尔多安的外交决策继续得到执行，甚至更加激进。

正发党政府在2015年陷入全面孤立，突显了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的不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组张力上： 

脆弱性与地理纵深之间的张力——战略纵深主义未能客观认识自身的地缘位置 

如前所述，学者和地缘战略家认为土耳其“非东非西”的地缘位置同时具有重要性和易受攻击性。前文也分析了土耳其地缘的脆弱性和边缘性由于处于洲际 和文明的结合部上，因而得到了放大。而达武特奥卢对其地缘位置“亦东亦西”、“中心中的中心”、“全球最佳位置”的观点，对其拥有的多元认同互不冲突的看法，实有脱离实际之嫌。即使如战略纵深主义只强调土耳其地缘环境有利的一面，那谈论的也只是在周边地区投射影响力的一种便利性与可能性，是一种潜力，并不会自动成为外交政策成功的保障。而现实的情况恰恰是土耳其争当中心国家的 积极外交在多个地区（高加索、中东）都遭到了挫折。对此，后达武特奥卢时代，土耳其外交部做了比较客观的阐述：“土耳其在地理上地处非洲、欧洲和亚洲的中心，各种机会和风险在这一地区以最密集的方式相互交错影响。历史已经证明，只有采取正确的步骤，妥善地利用现有的潜力时，伟大的文明才会兴旺昌盛于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时代，而错误的代价对整个世界都将是毁灭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奉行稳定而具有建设性的外交政策已变得更为重要。”这表明土耳其开始把稳定视为外交的首要考量因素，体现出对风险的清晰认识，和对外交政策 更为谨慎的态度。 

历史复杂性与历史纵深之间的张力——战略纵深主义未能客观认识土耳其的历史 

奥斯曼帝国遗产对土耳其来说应该是一种“甜蜜的负担”。与前帝国领土上形成的国家在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联系与亲近感固然是历史的馈赠，但库尔德问题、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也都是历史的包袱。更重要的是，土耳其与建立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的其它民族国家和少数族裔对历史的记忆与解读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由于奥斯曼帝国曾统治叙利亚将近四个世纪，在土耳其国内，许多民众都把“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视作解放叙利亚的仁义举动，而非入侵。但那些在土耳其人看来试图扩张领土和重温帝国荣光的行为，对于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居住在叙利亚北部的民族来说，都是对奥斯曼帝国彻头彻尾的负面回忆。土耳其方面闭目塞听或者误导舆论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导致各种势力的反弹和整个地区动荡和暴力的不断升级。

战略纵深主义未能客观认识历史，还体现在对现代中东国家体系形成的认识和对中东地区现有边界的态度上。达武特奥卢指出，土耳其与巴尔干特别是中东的国界线既不正常也非自然形成（ neither ordinary nor natural），形成于20 世纪的新边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割了村庄、部落、民族，制造了这种不正常 （abnormality）。在谈及对中东地区秩序的设想时，达武特奥卢认为其效仿的榜样是欧盟，即国家之间达到高度融合，以至于可以任意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而不自知。而这种设想明显忽视了中东地区都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这一现状。达武特奥卢的上述观点都隐含着对奥斯曼帝国版图和昔日辉煌的怀念和对邻国主权和领土的有意无意的忽视。这在正发党政府的外交中时有体现。例如土耳其最初对叙利亚难民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谢绝任何形式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就源于它对奥斯曼帝国曾经的属地叙利亚有特殊的情结。这种情结也体现在土 耳其对伊拉克摩苏尔地区的政策中。 

隔离国与全球行为体之间的张力——战略纵深主义未能设定恰当的战略目标

战略纵深主义为土耳其制定了全球行为体的目标，而全球层面的国家包含两个层次：超级大国和大国，土耳其无疑追求的是大国地位。有土耳其学者针对正发党治下土耳其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越发积极的外交，提出了“大国隔离行为体”（Great Power Insulator）概念，试图调和隔离行为体和全球行为体之间的矛盾，为土耳其免于“东向”还是“西向”的抉择困扰，由隔离国上升为全球性行为体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而战略纵深主义选择成为多地区中心国家从而成为全球行为体的路径，也与成为大国的条件契合，即能够在周围不止一个地区投射力量、发挥影响。但这一理论忽略了由地区大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并非物质性的，而是观念性的：取决于其他全球层次大国的评估。只要其他国家对其行为的回应基于一种体系层面的计算，把它作为潜在的超级大国来对待，其他条件都不是必要的。

埃尔多安持续批评联合国在叙利亚危机、伊拉克问题、巴以问题上的低效和应对不力，并将其主要归因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存在代表性不足等缺陷；同时不断提醒国际社会应重视土耳其在应对上述问题时发挥的领导作用和影响力，要求承认其“全球大国”地位。他“世界不止五国”(the world is bigger than five)的著名言论足以彰显土耳其期待获得更高国际地位的迫切心情。但现在还丝毫看不 到其他全球层次大国把土耳其看作潜在超级大国来对待的迹象。美国、欧盟、俄罗斯均仅从地区事务层面考虑土耳其的作用和与其的双边关系。美国国会研究报告指出，土耳其仍是一个和西方有联系和共性的核心地区大国，扮演美国在不稳定地区利益促进者的角色。欧盟也仅从防止中东难民危机对自身外溢的严重后果层面上，看重土耳其发挥安置难民的作用。土耳其曾批判欧盟将其作为实现欧盟内部政治目标的工具，有违欧盟自身原则。土耳其在主动缓和与俄罗斯关系，形成应对叙利亚危机的“同盟”后，不断对俄罗斯妥协，在同盟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对叙利亚局势影响有限。此外，与调停邻国冲突（例如以色列与叙利亚 纷争）获得成功相比，土耳其在充当全球大国与地区国家关系的调停者时却均告失败（例如斡旋伊朗核问题和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这些都清楚表明了土耳其的实力和影响力远未上升到全球层面。

奉行战略纵深主义的土耳其是一个非传统隔离国，实施积极的外交政策与隔离国的固有性质本就存在巨大张力。若在“全球大国”的雄心刺激下和深厚“奥斯曼帝国情结”的影响下，不能客观看待自身的地缘位置和实力，严重依赖武力推行激进的外交政策，会触发隔离行为体性质带来的结构性制约，不仅外交失败不可避免，还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正发党在“阿拉伯之春”后遭遇的全面外交孤立已充分说明自我膨胀、目标失当、手段过激是土耳其失败的根源。面对外交困局，自2015 年末起，土耳其已开始着手调整。新任总理耶尔德勒姆（Binali Yıldırım）明确表示：“土外交政策的性质正在改变，新政策以多交友少 树敌为目标。”正是基于这种改变，“在与俄罗斯、以色列和解后，土耳其是时候修正与叙利亚的关系了。”但遗憾的是，在后达武特奥卢时代，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进一步恶化。如前所述，这都源于埃尔多安依旧深陷全球大国的迷梦，执意依靠武力追求远超土耳其自身实力的外交目标和国际地位。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已迫在眉睫。

土耳其追求更独立、多元外交、更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是建立在综合国力提升基础上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诉求，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这一追求也不会停止。因此，非传统的积极外交与隔离国固有性质之间的张力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只能通过土耳其主动调整外交战略来缓解，使其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隔离国性质的天然不足，使二者达到某种动态平衡。这种调整应该首先建立在客观认识地缘位置和本国历史的基础上。而设定适当的外交目标，采取恰当的外交手段调整的关键。故而，土耳其有必要重新审视全球大国的战略目标，考虑地区大国充当隔离国（Regional Power Insulator）这一务实定位；管控帝国情结，尊重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重新致力于与邻国关系去安全化；改变以武力作为解决外交问题重要手段的做法，回归到主要依靠软实力在周边地区安全和发展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总之，土耳其外交战略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对战略纵深主义扬弃的基础上。

注释略

（作者为上海国研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