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接收
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往历史中，晚清以来中国与西方关系是中国学人必须认真思考与研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是一个“欧风美雨”浸染中国的时段；然而，从更长的时空关系来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还有一个欧洲百年以中为师、儒学汉风塑造西方人精神世界的时代。只有从长时段的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中，我们才能解开东西方文明相互影响、互师互利的历史真相，而进入这个长时段历史的关键就是：关注1500—1800年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关注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进展。
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在欧洲早期传播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严绍璗先生曾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基础性研究，必须以原典性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典籍向世界的传播，探讨这种传递的轨迹和方式，并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文献。失却了这一基本性功能，所谓对汉学的研究，都是无根之本，无源之水。”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大体是沿着这样的学术路向展开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谢方先生所主持的“中外关系史译丛”拉开了基础文献翻译整理的序幕：利玛窦的《中国札记》、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曾德昭的《大中国志》相继翻译出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大象出版社合作与推动下，一大批16—18世纪欧洲早期汉学原典著作翻译出版；伴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澳门基金会、《文化杂志》等推出了一大批来华传教士的基础文献翻译与研究著作，“澳门学”由此而生。在这个领域，中外学术界的合作成果不断推出，只要读一下新近出版的《卜弥格文集》，就会知道中国医学的经典在17—18世纪传到欧洲的曲折历程。
回首30年来的学术进步,周发祥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阎宗临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李天钢的《礼仪之争：历史、文献与意义》、林金水的《利玛窦与中国》、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计翔祥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阎国栋的《俄国汉学史》等著作均极大推动了国别汉学研究。在中国文化影响史方面，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许明龙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吴泽霖的《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王宁和钱林森的《汉学的重建与世界文明新秩序》等著作琳琅满目。从中可清楚地看到，当代学者在钱锺书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陈受颐的《中国文化对十八世纪英国文化的影响》、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等奠基性著作基础上，已经迈出了崭新的步伐。
正是通过这些研究，一个不为大多数学者所关注的崭新领域展现在中国学术界面前，在那个时代，中国文化影响西方思想进程，传教士汉学与欧洲启蒙思想互动。传教士汉学——这个看似在基督宗教外衣下发展起来的学术催生了欧洲东方学一个新的学科——西方专业汉学。可以说，海外汉学研究是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最为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如果从更为广阔的历史来看西方早期汉学研究，它所包含的思想文化意义就会进一步呈现出来。
第一，这段历史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由于来华传教士记载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这些原本是传教史研究的史料，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语言中国史料学”或“中学西书”的梳理与整理就成为学术界必须做的基础性工作。“西方语言的中国文献学”或“中学西书”包括：凡是用西方文字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藏于西方档案馆尚未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档案、手稿、资料。尽管这些年我们有了一些进步，但还只是刚刚开始。
第二，我们可以初步摸清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传播到西方的历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始于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入华。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罗明坚第一个把儒家经典《大学》的一个段落译成拉丁文，并在欧洲发表。利玛窦确立了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政策后，耶稣会传教士一直把翻译中国典籍作为其重要的任务。在此期间，耶稣会士翻译中国经典的最高成就是捷克来华传教士卫方济，他的“中华帝国之经典”已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孝经》、《小学》全部译成拉丁文。在耶稣会时期，《易经》、《诗经》、《春秋》、《尚书》的主要内容也都先后被翻译成欧洲文字，特别是《易经》当时已经有了多种译本。
1840年后基督新教入华，其间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汉学史上对中国经典翻译作出重大贡献的西方人，他和中国文人王韬合作先后翻译出版了《论语》、《大学》、《书经》、《孝经》等名著，这些译本至今仍是当代学者从事翻译中国经典的重要参考文献。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华期间也翻译了《论语》、《老子》、《列子》等大量中国典籍，特别是他在晚清遗老劳乃宣帮助下，对《易经》的翻译取得了很高成就。西方专业汉学家后来对《五经》也有一系列的译本。以《诗经》为例，英国汉学家阿瑟·韦理的英译本、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英译本，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了解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从事今天的中国典籍翻译十分重要。
第三，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在文明互鉴的史观下重新理解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欧洲人在19世纪以后逐步占据了世界领导地位，由此，他们不再讲述自身文化形成中对异文化的学习。实际上西方文化称雄一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外部文化的吸收与学习。文艺复兴的火炬是被阿拉伯文化点燃，启蒙运动是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只要读一读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论述，看一看伏尔泰《风俗论》中对世界史的安排，就可以看出那时欧洲人对待其他文化的谦和态度。但强大后的欧洲忘记了这些，开始编造一些神话，把本来属于地方性的知识和思想说成全人类都应该遵守的“普世价值”。最典型的莫过于马克斯·韦伯的一些论述。不可否认，西方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整个人类贡献了很多智慧和思想财富，但西方文化不是一个自我成圣的文化，把自己神圣化既不符合历史规律，同时也丢掉了西方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百年烟云，沧海一粟。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化与政治版图将会被重新改写，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东西方文明将重新回到平等对话的起点上。回顾近400年中西思想交流的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出新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看，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加强我们对西方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的实际演进历程的认识，也可以走出长期困扰我们的“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二元对峙的思维困境，同时我们可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作者介绍：
张西平教授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汉学》主编，《国外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主编，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18日第715期
编辑｜杜雅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