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能否消弭？——三大宗教的碰撞与启示
一、文明的冲突VS观念的冲突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追根溯源的话，他们本是同根同源，然而，从三大文明的时间轴线看，2000多年的历史演化中，三大文明却交织着冰与火，一半火焰，一半海水。历史上，8世纪阿拉伯铁骑横跨直布罗陀海峡，11世纪伊始的“十字军东征”，14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就是近百年以来，纳粹大屠杀、以色列建国、五次中东战争、伊斯兰圣战、伊斯兰革命输出、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911事件”，以及近期ISIS的“伊斯兰国”战争。似乎三大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犹太复国主义、艾格鲁撒克逊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宗教精神，错综复杂，交织成21世纪的东西宗教版图。在这每一个历史的片段，都无一不以宗教信仰为导火索，令人不禁试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回顾历史，才能展望未来。施莱尔马赫说：“历史解释就是创造性地重建历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当代性的诠释。”21世纪，在三大宗教文明相互仇雠的今天，只有透过对历史的解构，才能有重塑文明的可能。又如乔治·奥威尔的名言：“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controls the past.”（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今天的讲座，我们将回归历史的地平线，窥探三大宗教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历史的断片和时空的轴线中，寻找文明的踪迹，并借以殷鉴我们的未来。
一定意义上，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而民族的性格则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形态，作为西方文明的揭橥之作，犹太教至少伴随人类走过了3200年的时间，而发轫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诞生于公元8世纪的伊斯兰教，也都是浸淫于犹太教的胚胎之中。各大文明都曾在演化史中相互借鉴，并为人类带来了诸多进步观念，闪烁着人类成功走向21世纪的“智慧之光”。比如，有论者说：“犹太人创造了时间，希腊人创造了空间，罗马人创造了国家，而基督徒创造了天堂。”犹太文明最早树立起了“线性时间”的历史观念，《旧约·圣经》是最好的体现，它不仅是犹太人的精神典籍，同时它也是一部按线性时间观念和进化观念而编写的编年史——从创世纪到救世主降临。犹太文明否定了机械的“历史循环论”，如赫西俄德认为人类历史是“黄金、白银、黄铜、英雄、和黑铁”五个时代交替循环的；如柏拉图认为人类文明是五种政体更替变迁的。犹太文明认为，人类最终的结局将是：救世主的降临和永恒的天堂。否定了机械而悲观的历史观。这种“时间观念”也深刻的烙印在基督教的身上，航海大时代以来，清教徒们对编撰《世界通史》的热衷，以及对B.C（Before Christ ）、A.D（Anno Domini）纪年方法的运用，与犹太教《圣经·旧约》的“线性时间”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对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建构的“宏观叙事”体系的延续。然而，这些“智慧之光”往往因“冲突”而被遗忘，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
美国政府的智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在21世纪，儒家文明会同伊斯兰文明结合起来，同基督教文明相对抗。这在中西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前大使、欧洲科学院院士吴建民便曾当面指责亨廷顿的论断是相当武断的，并质疑问：“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相同文明里面打起来的，怎么看？”令得亨廷顿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从概念上讲，“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不严谨的提法，作为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化，其本身并不会构成所谓的“冲突”。而在三大文明的漫长演化史中，冲突的本质其实是观念：敌对观念的树立、对峙和强化，超越了文明本身。千百年来，三大宗教文明之间，借以“上帝之名”的征伐，使文明蒙上了尘垢。观念上的“傲慢与偏见”，才是形成人类文明演化史上深度雾霾的主因。
理论上，作为“一神教”的宗教，并不像希腊神话、印度神话那样，因存在“诸神的困惑”而争讼不休。而且，历史上的伊斯兰教，自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以来，中东大部分地区都容纳了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雅兹迪教徒、德鲁兹教徒和库尔德人等各种宗派和少数民族。那么，是什么推导成了如今的宗教格局？这也似乎印证了社会学中的一个结论：作为演化史的宗教形态，在时过境迁中，往往因人的精神意志而“基因突变”。
我们不禁试问，历史上的三大宗教文明，真的是如此水火不相容吗？1187年，当阿拉伯军队在萨拉丁将军的领导下，从基督教十字军手中夺取了圣城耶路撒冷后，数千名基督教十字军战士沦为俘虏。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些俘虏只有在交纳了赎金后才能生还。但是，这批贫穷的基督教徒无力筹足赎金。仁慈的萨拉丁并没有处死这些俘虏，而是把他们都释放了。1492年，当基督教军队重新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夺回了西班牙后，穆斯林和犹太人被勒令离开西班牙，否则他们就会面临被处死的险境。当穆斯林在摩洛哥和北非找到归宿时，许多犹太人则无家可归。就在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接纳了一大批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把他们安置在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直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犹太人社团。
如今，ISIS不仅加剧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嫌隙，也加深了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社会和犹太文明主导的犹太社会，对穆斯林世界的敌对。而这些的背后，其根源都是观念上的冲突。以公元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为标志，基督教文明开始占据世界宗教文明的版图，并随着航海大时代、启蒙运动、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拉开了与其他宗教文明的发展差距，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然而，穆斯林兄弟会则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一方面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世界始终未能摆脱基督教文明笼罩下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是，在牢牢掌握21世纪“话语权”的基督教文明世界中，无论是“文明僭越论”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还是“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想象”（Huntington's imagine），他们同样是一种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对抗性观念。总之，非穆斯林者用自己的方式思考穆斯林世界，非基督者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基督世界，非犹太者也用自己的方式思考犹太世界，这些隔阂观念无法突破，三大文明之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000年，教皇保罗六世公开为天主教在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向犹太人道歉，称是“基督徒对上帝的另一部分儿女的令人遗憾的行为。”想必，这种观念上的扭转，才是展望未来的真正契机。
二、寻根：《旧约》的创世纪
看过《苏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一书的听众应该有印象，书中提到过，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都是秉持“一神论”的“天启”宗教，都坚信“线性史观”。 这与“印欧文化”中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不同，印欧民族源自黑海与里海地区，秉持“多神论”，也倾向于历史“轮回/循回论”。 然而奇异的是，这些“多神论”者，历史上反而和谐共处的多，典型如印度，当今的各种神祇竟多达一千多种。反而“一神论”者，在历史的此消彼长中却互相抵牾，令人疑窦这是否是“文明的悖论”。
让我们的视野转向耶路撒冷，从“圣石”上谈起。有论者说：“当前，全球政治的暴风眼是中东，中东的暴风眼是巴以关系，巴以关系的暴风眼是耶路撤冷，耶路撤冷的暴风眼是圣殿山，圣殿山的暴风眼是圣石。”
这块天下最神奇的“圣石”长17.7米，宽13.5米，高1.2米，现保存在耶路撒冷的萨赫莱（Sakhrah；意为“岩石”）清真寺。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将儿子艾萨克捆绑在这块“圣石”上以献祭上帝耶和华，《圣经·旧约》传说中的诺亚方舟、与上帝订立“十诫”的圣物“约柜”，也都曾停放在“圣石”上。而基督教徒则认为，上帝在“圣石”上用泥土捏造出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伊斯兰教徒则认为，真主的最后一位使者穆罕默德便是脚踩此“圣石”“夜游和登霄”。
一样的“圣石”，维系着不一样的宗教灵魂。对于犹太教来说，犹太人曾两次为“圣石”建立过圣殿，第一座圣殿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国摧毁，第二座圣殿于公元70年被罗马帝国焚毁，尔今只留下一段“哭墙”（圣殿西墙部分）。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公元638年阿拉伯帝国在圣殿遗址上兴建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以纪念621年穆罕默德的“夜游和登霄”，“哭墙”被纳为阿克萨清真寺的围墙部分。对于基督教来说，耶路撒冷是耶稣受难、埋葬、复活、升天的地点，于是在离“圣石”400米处修建了基督圣墓（复活）教堂。围绕着“圣石”而寻根三大宗教之间的渊源，有助于更好的解读她们之间千百年的恩怨情仇。
3700多年前， 分支于闪米特族的一支弱小的牧羊部落——希伯来人，其首领亚伯拉罕尊奉“耶和华”为万能的神，并视希伯来人为耶和华的“选民”，这是犹太民族的根源。3200年前，在埃及歌珊地区生活了400多年之后，作为犹太人的另一位先知——摩西，带领着他的犹太民族，出走埃及，在西奈山与上帝订立“十诫”契约，初步形成了犹太教的教规、教律与礼仪。然后抵达耶和华“所许之地”－－迦南（Canaan；意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今约旦河与死海西岸一带定居。《圣经·旧约》中的“创世纪”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嫡子艾萨克是犹太民族的先祖，而《古兰经》则记载了易卜拉辛（亚伯拉罕）的庶子以实玛利是阿拉伯民族的先祖。在基督教信仰中，亚伯拉罕将嫡子艾萨克献祭的绝对虔诚，预表了耶和华献出耶稣。在伊斯兰教里，易卜拉辛也同样对耶和华献出了庶子以实玛利。
到了公元1世纪前期，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重要分支，起源于地中海东部地区。教主耶稣于30岁开始传教，自称是“上帝之子”，是预言中的救世主。宣传由于犹太人屡屡违背与上帝的“契约”，于是耶稣代表上帝与人们重立“新约”，是为基督教的源头。有趣的是，耶稣及早期的基督徒都是清一色犹太人，其信仰体系也植根于犹太教《旧约》的基础上。创立之初，基督教即被视为异端邪说，尤为甚者，即是来自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耶稣及十二门徒中的雅各布、彼得、保罗等人，先后都被罗马帝国处死。特别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犹太人难逃其咎，也从此埋下了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宿怨。这里搁置信仰不言，有宗教学者戏称，上帝先是创造了不完美的人且又惩罚其不完美，后又安排了耶稣之死且又惩罚其迫害耶稣者，既然“上帝永远不会掷骰子”（语出爱因斯坦），却又如何意外的让他的“选民”与“圣徒”之间互相攻讦？这种吊诡似乎又是另一场“文明的悖论”。而其异议的背后并非上帝，而是人类的观念。
耶稣之后，使徒保罗用文字将基督教教义编纂成圣书《新约》。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母亲海伦娜的影响，发布政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并积极支持基督教，使得原本处于“地下状态”300年之久的基督教一跃而为生机勃勃的宗教。当然，君士坦丁的决策还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其时的罗马帝国发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从上到下，已是人心涣散，分崩离析，国家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方向感。而新兴的基督教则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既然要重塑国家权威，就需要改弦易辙，树立新的信仰标杆。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亲自指挥了一场将决定他皇位命运的战役——罗马密尔维桥战役。据说战斗开始前，他仰望天空，见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书一行希腊文字：“以十字架的名义，胜利！”“天启”传说极大的鼓舞了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士兵，士兵们在盾牌上刻上基督“十字”，最终大获全胜。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翌年，狄奥多西皇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由于罗马帝国的强势影响，从此基督教在塑造欧洲文明的过程中，开始起到决定性作用。
公元8世纪，即基督诞生700年前后，正当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陷入漫长的酣战之际，第三股势力悄然兴起。两个帝国之间的战争给东西方的贸易带来了阻碍，东西两大世界的商队只能折道中东的麦地那，一时间，本是不毛之地的麦地那商贸繁荣，络绎不绝。商人们在这里传播资讯，传教士在这里传播福音，各种文化在这里融汇一炉。于是穆罕默德从诞生地麦加出发，来到麦地那，在吸纳和传承古犹太教、基督教的基础上，并成功的创立了伊斯兰教。尔后，阿拉伯商队逐步化身为阿拉伯军队，并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席卷了阿拉伯世界和基督世界，为东西两大文明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可以说，由于伊斯兰文明诞生的特殊时空背景，以及阿拉伯军队强大的征服能力，这也使得三大文明之间的历史猜忌和宗教积怨根深蒂固。至此，三大宗教文明的发展脉络基本定型。蓦然回首，我们看到，从《旧约》“创世纪”以来，发轫于古犹太教的三大宗教文明，她们之间，既存在根源性的递承关系，却又因递承的“纯粹性”之争，而引发矛盾，甚至干戈寥落。
他们有共同的神祗（犹太教称“雅威”、基督教称“耶和华”，伊斯兰教称“安拉”），有共同认可的先祖——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有共同的精神圣地——耶路撒冷，如是等等。比如，对于犹太教而言，在《旧约》中，“耶路撒冷”（希伯来语）意为“上帝祝福之城、和平之城”，犹太教的圣殿哭墙也在此处。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耶路撒冷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升天之地。对于基督教而言，耶路撒冷是耶稣传福音、背十字架受钉以及复活的圣地。
不同的是，诸如在“先知”的问题上，犹太教只认可亚伯拉罕和摩西是先知，而犹太人是上帝“唯一的选民”。然而，基督教则认为犹太人违背了上帝与犹太人的“契约”，所以派他的儿子耶稣（圣子）作为弥赛亚（救世主），以自己的生命为人类赎罪，并和全人类另订“新约”。犹太人也并非上帝“唯一的选民”，所有基督教徒都将最终得救。而伊斯兰教则认为，真主安拉（耶和华）每隔一段时间会选出一位先知，并赐予一部经卷，他们相信真主安拉共遴选了28位使者，其重要的有人类始祖阿丹（亚当）、造就方舟拯救人类的努海（挪亚）、以及犹太教认可的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大卫王、基督教认可的尔萨（耶稣）、伊斯玛仪（以实马利）等都是先知，而穆罕默德则是真主安拉的最后一位使者，教称“封印至圣”。犹太教还不接受“圣子论”，不认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救世主），并继续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伊斯兰教同样不接受“圣子论”，不认可基督教中“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神的说法，不相信上帝会有儿子。
在“经典”上，犹太教也只承认《圣经·旧约》，即《希伯来圣经》（或称《希伯来手稿》），否定了《圣经·新约》和《古兰经》。而伊斯兰教则相信安拉留给人类的启示共有104部，因失传故，只剩下4部：第一部叫做Torah，即《旧约》中的“律法书”；第二部叫做Zabur，即《旧约》中的“诗篇”；第三部叫做Injil，即《新约》中的“福音”；第四部叫做Koran，即《古兰经》。《旧约》和《新约》都是上帝赐予《圣经》的经卷，后赐的经卷则是对前经卷的修正和补充，而只有《古兰经》是上帝发出的最后一部最完善的经卷，是众经中最权威的。由于这种宗教形态的递相传承，犹太教常年所宣传的天主（安拉）、启示、复活、末日、天堂、火狱等，伊斯兰教也均予以承认。
文明的溯源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天窗，从中我们窥探到三大宗教文明之间，在观念史上的因循与演化，在错综复杂的时空交织中，曾经是如何走向文明的深渊？又将如何走出历史的沼泽？
三、较量：耶路撒冷之争
在犹太人的圣典《塔木德》里有一段话：“世间的美丽与荣耀，上帝把九分给了耶路撒冷，剩下的一分给了其余的地方。世间的苦难与哀愁，上帝把九分给了耶路撒冷，剩下的一分给了其余的地方。”在《圣经·旧约》的“诗篇”中，也有一段充满“黍离之悲”的忧郁诗歌，弥漫着家国之痛：“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这座维系三大宗教文明的“圣城”，这座希伯来语中的“上帝祝福之城、和平之城”，却似乎从未曾被“祝福”和赐予“和平”，成为颠沛流离的犹太民族心中的至痛。先让我们看一份耶路撒冷的历史简表：
约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率领以色列人征服耶路撒冷地区，并更名为“Yerushalayim”。
公元前970年：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并建造了第一座圣殿。
公元前930年-公元前586年（史称：第一圣殿时期）：王国分裂成南北。北方10个支派建立以色列王国（首都位于撒马利亚）。南方建立犹大王国（首都仍在耶路撒冷）。
公元前722年：亚述人征服了北方的以色列王国。
公元前607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耶路撒冷，年轻的国王约雅斤和大多数贵族均被掳到巴比伦囚禁，史称“巴比伦之囚”。尔后，耶路撒冷在西底家的带领下反抗巴比伦王国。
公元前588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率领大军再度攻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摧毁，圣殿被焚，西底家被剜眼并囚禁。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灭亡巴比伦，允许犹太人回到犹太地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圣殿重建。此后600年间，犹太地先后是波斯、希腊和罗马的一个省份，耶路撒冷则是犹太省的首府。
公元70年：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暴政，提多将军率领罗马大军围困耶路撒冷达4个月25天之久，拆除了城墙和圣殿，仅剩下西墙残垣（现在的哭墙）。110万人丧生，97000犹太人被俘虏，多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
公元130年：耶路撒冷无人居住。罗马皇帝哈德良在此重建城市，并下令在希伯来历埃波月九日，即耶路撒冷遭巴比伦和罗马军兵两次攻陷的周年记念日（恰巧是同一日），将旧耶路撒冷彻底铲平，在原址新建罗马城市Aelia Capitolina，圣殿山上另建罗马神庙；将犹太省的名字改为“巴勒斯坦（Palestine）”，同时将所有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400年间，犹太人不准进入耶路撒冷。
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控制耶路撒冷，并将之变为基督教中心，建造了圣墓教堂。当时，虽然仍然禁止犹太人居住耶路撒冷，但他们已经开始在每年的埃波月九日来到西墙前哭泣。公元395年：拜占庭帝国建立，耶路撒冷在基督教势力中得到保护。
公元638年：阿拉伯帝国征服耶路撒冷。
公元691年：阿拉伯哈里发阿布杜勒•马里克在登霄石，即圣殿山圣殿的原址上建造了圆顶清真寺（萨赫拉清真寺），三个世纪后他们又在这里建造了阿克萨清真寺。
公元1010年：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即中国所称“绿衣大食”）哈里发哈基姆下令摧毁耶路撒冷所有的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
公元1099年：耶路撒冷被十字军攻占。十字军进城后屠杀了城内大多数穆斯林和犹太人。
公元1109年：十字军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穆斯林不准入城。
公元1187年：埃及穆斯林领袖萨拉丁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
公元1219年：大马士革的苏丹下令将耶路撒冷城墙销毁。
公元1228年-122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组织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通过与埃及签定条约，重新得到耶路撒冷。
公元1243年：基督徒再次占领耶路撒冷，又重建城墙。
公元1244年：被蒙古亡国的花剌子模在逃亡途中占领耶路撒冷，1247年，花剌子模被埃及人驱逐。
公元1248年—1254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但无法夺回耶路撒冷。
公元1260年：埃及奴隶骑兵马木鲁克夺取耶路撒冷。
公元1291年：耶路撒冷王国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城被马木留克人攻陷，耶路撒冷王国不复存在。
公元1517年：奥斯曼帝国占领耶路撒冷直到20世纪，城墙和老城也被重建，城内任何宗教都可以存在。
19世纪：初期，耶路撒冷只有不足8000人口，但依然是一个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很重要的城市。二战期间，从沙皇俄国、东欧和中东，不断有犹太人逃避宗教迫害而移居至此。欧洲殖民国家、基督教传教士、考古队纷纷进入耶路撒冷。
公元1897年：第一次全世界犹太人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由西奥多•赫茨尔当选主席，开始从事锡安主义（又称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准备复国，建国的地点选定在犹太人的故乡巴勒斯坦。
公元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军中东总司令艾伦比将军向土耳其发动总攻，取得耶路撒冷战役的胜利，占领了该城。
公元1922年：国际联盟批准《贝尔福宣言》，委托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并帮助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此后大批犹太移民回到耶路撒冷，与阿拉伯人冲突升级。
公元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国家联盟（七个成员国）共集结军队四万多人，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公元1950年：以色列定都西耶路撒冷。
从历史年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耶路撒冷的3000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沧海为桑田，桑田复为沧海。3000年来，摧毁与重建，似乎成为耶路撒冷的两大主题，而三大宗教之间的宗教意志和宗教实力，则决定了摧毁与重建的历史周期律。仇视、然后征伐、然后对抗、接着杀戮、最后驱逐与奴役，而又不断加深了反抗与仇视。这似乎让耶路撒冷陷入了历史的“死循环”。我们不禁发问，这难道就是耶路撒冷真实的一面吗？不是的。
譬如，从巴哈特 、萨巴尔闻名遐迩的合著《耶路撒冷3000年》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耶路撒冷，可以说是一座存在于真实与想象、物质与精神之间交相辉映的“圣城”。在摧毁与重建的表象之下，她的精神底色，却散发着独特而神秘的魅力：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艺术，上帝的精神与意志。而这些，无一不闪耀着人类的智慧，以及三大宗教对人类真正的启示录。
公元前607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耶路撒冷，第一圣殿被毁，犹太人亡国，国王约雅斤及贵族均被俘虏到巴比伦囚禁，史称“巴比伦之囚”。之后半个世纪，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灭亡巴比伦，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原址重建第二圣殿。而公元2世纪，强悍的罗马入侵，再次踏平耶路撒冷，并将之夷为平地，改建罗马神庙，耶路撒冷也随之被改名为“巴勒斯坦（Palestine）”。在希伯来语中，意为“腓力斯人的居住之地”，Pales源于希伯来语中的腓力斯人（Philis），后缀stine源于印欧语系中的印度古梵文stan，意为“居住之地”。在《圣经·旧约》中，腓力斯是与上帝对抗的民族，并搅扰着以色列，即使在现代英语之中，Philis依然含有市侩、俗气、粗鲁及没有文化等贬义，常见于文化评论与思想批判的文献。所以，这个名称对于犹太人是有侮辱性的。随后的400年间，犹太人不被允许进入耶路撒冷。公元4世纪，耶路撒冷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控制下，建造了圣墓教堂，俨然变为基督教中心。又过了300来年，公元638年，城头变幻大王旗，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也征服了耶路撒冷。半个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在犹太教的圣殿遗址上，建造了萨赫拉圆顶清真寺，三个世纪后又在此建造了阿克萨清真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阿拉伯帝国对耶路撒冷的统治进入了辉煌时期。然而，横扫亚欧的强悍阿拉伯帝国，还远远不是历史的终结者。
11世纪开始，另一场漫长的腥风血雨到来——十字军东征。自公元1096年至1291年的195年间，围绕耶路撒冷而发动的九次十字军东征（特别是前三次），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推导到历史的极致。上帝因耶路撒冷而荣耀，也因耶路撒冷而哭泣。
1097年，一支由15万基督徒组成的军队会集在拜占庭而开始了十字军的第一次东征。两年后，基督教徒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还占领了今天的叙利亚和以色列的一部分。十字军进城后屠杀了城内大多数穆斯林和犹太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后，1187年，埃及君主萨拉丁领导穆斯林起来抗击基督教国家，并趁势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这座差不多为基督教统治了一个世纪的城市又一次响起了清真寺宣礼楼发出的高亢的呼拜声。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由英格兰、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所组成的联军，围绕耶路撒冷战斗了两年。1192年，十字军和穆斯林军队双方签订了和约，坚守基督教文明的狮心理查德王甚至将他的妹妹乔安娜许配给穆斯林领袖萨拉丁的弟弟马立克•阿迪尔而结下联姻之盟。第四次（1202-1204年）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1221年）由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领导，但他的诸侯及将军们早已置之不理，反而攻占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了基督教徒互相残杀的战争。而这个期间，还怪诞的出现了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的历史插曲。教廷在神谕中指出，只有一支完全由儿童组成的十字军，耶路撒冷才会被无罪而纯洁的灵魂，和平的攻克。而结局却是，数以万计抵达儿童，病死、饿死和被贩卖为奴隶。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里德里克二世主持下进行的。这是一次和平的进军，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年）由法国国王圣•路易率领攻打埃及，但他的军队在尼罗河三角洲为穆斯林军队所包围和俘获。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由法王路易九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率领，在北非的迦太基（今天的突尼斯）登陆，但军队遭到了疫病的侵袭，死者甚众。英格兰的军队被迫放弃远征，而剩下的十字军于次年抵达巴勒斯坦，却一无所获。最后一次的十字军东征（1274年）是由教皇格利高里十世在法国里昂鼓动起来的，然而未等这支十字军组织起来，教皇旋即病故，东征也无疾而终。直到公元1517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迅速崛起，所向披靡，才从穆斯林手中抢占了耶路撒冷，并统治了近400年的时间，直到20世纪。
历史往往充满了偶然与必然。历史的意料之中与历史的意料之外，往往更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类游戏。在十字军东征的观念史冲突中，刀光剑影、锋镝相鸣的沙场厮杀声背后，东西方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互融，却像一股潜流，汹涌而激荡。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即开始学习如何和睦相处。他们互相贸易、来访，彼此之间建立了奇妙的友谊。穆斯林的礼节、文化、技艺和风度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开始雇佣穆斯林工艺师和雕刻家，建造阿拉伯式的房屋，穿戴阿拉伯人的装束，制作阿拉伯人的食品。十字军不仅从穆斯林世界，将火药、蔗糖和指南针等带回了欧洲，而且还从穆斯林那里学到了经营农业和水利灌溉的新方法，以及纺织、印染和毛织等工艺，阿拉伯世界的玻璃、制陶、银器和搪瓷等工业技术也介绍到了欧洲，促进了法国和意大利当地作坊业的生产。
在穆斯林商人的影响下，欧洲的不少城市出现了商行。由于与阿拉伯人的贸易，法国南部的马赛甚至一度超过了意大利的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而成为一个大港口和商业中心。叙利亚和欧洲商人互通商业信贷券，在穆斯林世界中流行的商业交易方式被引入了欧洲。当意大利人和西方人第一次使用威尼斯人铸造的金币时，由于币面上铸有阿拉伯文，还误将之称为“拜占庭撒拉逊（即阿拉伯穆斯林）币”。十字军东征的时代，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大商国都在叙利亚公国的阿卡设立了贸易办事处，还委派了类似于今天的商务参赞。
不得不承认，在三大宗教文明中，从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进驻耶路撒冷以来，直到十字军东征的这段历史，伊斯兰文明是最为璀璨的。从公元8世纪开始，穆斯林世界中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Caliphate；750-1513年），就引领着人类文明的辉煌步伐，并延续了763年。比如公元758年，阿拔斯帝国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工程师和测量师，阿拉伯人开始建造辉煌的“巴格达”，波斯语意为“神赐的城市”。文献中说，“（巴格达）大理石台阶一直铺设到底格里斯河边”、“这座金碧辉煌的阿拉伯建筑为了体现《古兰经》的精神”。公元1227 年，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建立的阿拉伯世界第一所大学：Al-Mustansiriya University，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9-13世纪期间，阿拉伯人在这个“智慧之家”大量翻译了波斯文，希腊文，印度文的各种科技文化典籍著作，并且开展了大量而系统的科学研究。这些科研成果，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无可匹敌的伊斯兰科学文化中心”，包括：伊斯兰数学（Islamic mathematics），伊斯兰天文学（Islamicastronomy），伊斯兰医学（slamic medicine），伊斯兰炼丹术和化学（Islamic alchemy and chemistry），动物学（zoology）和伊斯兰地理学（Islamicgeography）等等。这些，都深刻的影响和刺激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比如，由于阿拔斯王朝控制了与东方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才迫使欧洲人不得不进行“大航海”，以寻找新的贸易路线，而最后意外的发现南北美洲等“新大陆”。又比如，我们熟知的阿拉伯文学（Arab literature）——《一千零一夜》（OneThousand and One Nights），成为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艺作品。还有，这个时期的阿拔斯王朝引领的“阿拉伯农业革命”（Arab Agricultural Revolution），阿拉伯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交流了很多植物品种”：高粱，柑橘，甜菜，芒果，大米，棉花，小麦等等。史学家称：“这些农作物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和进程”。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深刻评论：“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学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总之，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文明，是人类文明星空中的一颗耀眼之星。
在这一段历史的文明较量中，伊斯兰文明一直压制着基督教文明和犹太文明，一时间风光无限。从历史的维度看，在这场文明的较量中，冲突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耶路撒冷本身。可以这样说，从公元7世纪伊始，阿拉伯穆斯林军队攻克耶路撒冷并与拜占庭帝国的铁血搏斗，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关于信仰与财富的第一次严酷交锋。而从公元8世纪伊始，穆斯林军队与基督教诸国在西班牙和法国以及地中海西岸的冲突，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关于生存与话语权的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文明碰撞。从公元11世纪伊始的九次“十字军东征”，则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为了争夺圣城耶路撒冷和地中海扩展权而发生的第三次文明对垒。公元711年，阿拉伯的军队向西横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了西班牙，西欧无数金银、宝石等财物被运回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大马士革。西班牙并被统治了700年之久，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就已经被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了。在强悍的阿拉伯铁骑的横扫之下，欧洲文明至少有过两次岌岌可危的境地。第一次发生在公元732年，阿拉伯军队与查尔斯·马蒂尔率领的法国联军在图尔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最后，穆斯林被法兰克人所打败。“图尔战役”从阿拉伯人手中拯救了基督教的欧洲。第二次发生在公元1529年，土耳其军队兵临维也纳城下，包围了这座享有古老欧洲文明的城市，战争最后以奥斯曼帝国的败北而结束。这是欧洲基督教文明再一次成功地抵御了伊斯兰文明的冲击。甚至到了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如果上述这几次战争阿拉伯胜利了，那么，人类的世界史必将改写。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评价中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在漫长的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较量中，穆斯林世界掌握着这段历史的话语权，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也正是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在两度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后，才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伺机反击。
四、僭越：基督的胜利
整个中世纪（Middle Ages；约公元476-1453年），灿烂的伊斯兰文化照耀了笼罩在黑暗中的欧洲世界。美籍著名东方学专家希提在他的巨著《阿拉伯通史》中写道：“在8世纪中叶到13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火炬的主要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比如，穆斯林在西班牙留下了许多优美的建筑，特别是科尔多瓦清真寺，这座集阿拉伯和罗马艺术风格的建筑杰作至今仍然为世人所赞叹。穆斯林在科尔多瓦建造的图书馆达17所，其中一所的藏书达40万册之多。穆斯林在西班牙建造的大学培育了欧洲基督教徒达200余年，现代欧洲的大学就是植根于伊斯兰文明的大学教育体系而成型的。一些伟大的穆斯林学者，比如哲学家和科学家伊本·巴哲、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等的不朽著作影响了欧洲基督教的伟大学者，如托玛斯·阿奎那、但丁和培根等。
面对强势的伊斯兰文明，以及其所带来的生存空间的狭迫感，严酷的社会现实倒逼着基督世界的自我反省和觉醒。1054 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东正教（也称：希腊正教）和天主教（也称：罗马公教），这是第一次基督教大分裂，这次大分裂加深了西欧国家和拜占庭之间的敌对关系。然而，基督教内部的分裂与斗争，则为以后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契机。1453年，传承千年之久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了，整个欧洲因之而战栗、忏悔。基督教不仅失去了通向欧洲大陆的桥头堡，也让地中海的贸易繁荣化为乌有。君士坦丁堡被穆罕默德二世易名为伊斯坦布尔，索非亚大教堂被改为了清真寺。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促使基督教世界，在战栗、忏悔和彷徨中，寻找历史的出路。转机出现在公元1492年，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是年，基督教的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王国的联军进攻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坚守的最后堡垒——格兰纳达，阿拉伯统治者不得不逃亡摩洛哥。就这样，穆斯林丢失了他们曾经辉煌地统治了长达700年之久的西班牙。同年，哥伦布与西班牙国王签订著名的“圣大菲协定”，在王室的资助下，开始开辟新航路以“寻找新贸易通道”。从这一年开始，历史的天平开始逐步向基督教文明倾斜，成为三大宗教文明版图重组的转捩点，基督教国家随后扬起了文艺复兴、航海时代和宗教改革三面旗帜。
文艺复兴、航海时代和宗教改革，全面的改造了基督教的欧洲。
首先，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思潮就强调了从“神”到“人”思想重心的渐变，这奠定了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而其本质即是：摆脱了神性对人性的控制。文艺复兴摧毁了僵化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为17-19世纪的自然科学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打破经院哲学统一的局面后，各种世俗哲学的兴起，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为后来的“自然权利学说”、“社会契约论”、“人民的革命权利”、“人民主权”以及“三权分立”等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
其次，航海大发现则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新世界观与全球视野。由于中世纪的西方对胡椒等香料需求量巨大，为打破伊斯兰世界对陆路的封锁，西欧基督诸国开启了航海时代。1498年5月，经历了生死考验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终于抵达印度，当印度人问及他们到来的目的时，达·伽马回答:“基督与香料”（Christ and perfume）。在输送宗教与运走香料的同时，基督教文明观察世界的视野和思考未来的格局，变得更为高瞻远瞩。
比如我们第一部分提及的“历史观念”的进步。在犹太教文明里，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尽管他们纂写的历史著作几乎涉及了当时他们所知晓的全部地理范围，但本质上，他们的历史仍是以民族和地域为中心的。希罗多德关注的是希波战争中的希腊世界，而修昔底德关注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希腊世界，世界史在他们那里仅仅成为了他们写作、叙述的一个地理背景。即使是犹太教的《旧约·圣经》，讲的也不过是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历史。而基督教史学家们，出于传播基督教、维护它的统治地位和普适性教义的目的，需要一种能涵盖全部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这也是他们积极编纂世界通史的动机之一，他们首先把全人类的活动，作为共体而纳入他们的思考体系中，这也为以后的殖民运动提供了理论论证。
其三，宗教改革为尔后兴起的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价值和理论逻辑。这里先交代一下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看过电影《达芬奇密码》的人就有印象，说《达芬奇密码》发现了一个秘密：耶稣是人，而不是神，耶稣也有后裔。如果成真，那么《圣经》中的耶稣形象就是捏造而错谬的，《圣经》也成为“满纸荒唐言”，教会的统治基础就崩溃了。事实上，基督教的历史也从不缺乏怀疑论与阴谋论，而这种疑窦和否定的背后，则象征着教廷统治根基的动摇。16世纪，等级森严的教廷僧侣阶层逐步走向了封闭、腐败和道德沦丧。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篇声讨教廷的檄文写道：“流风所及，德国不再祈祷，丧失了信教的虔诚。淫乱，乱伦，背誓，谋杀，偷盗，抢劫，放高利贷以及其他许多罪孽便是这风气的后果。”教廷的统治权威也走到了风雨飘摇的迟暮之际。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宫廷教堂门口贴出《95号论纲》，公开反对教廷和美因茨大主教兜售“赎罪券”的生意，开启了宗教改革，史称“新教改革”。“新教”宣称“因信称义”，凭恩典得救。在这场运动中，先后从罗马公教中分裂出了信义宗（路德教派）、圣公宗（英国国教派）以及归正宗（加尔文教派）。
新教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籍以解释殖民扩张、商业文明、工业革命、技术改造的合法性，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精神土壤。马克思·韦伯在其鸿篇巨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清晰的揭示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演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说：“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商业与企业家的兴起，新道德伦理观的建立，宗教信念的土壤，最终孕育出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商业文明”。可以说，马丁路德领衔的这场“新教改革运动”，所建立的新思维、新规则、新伦理、新信念，都深刻的影响着17世纪“启蒙运动”、18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轨迹，时至今日。
可以说，以“新教”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其本质已不再是中世纪“宗教动力型”的文明模式了，而是带有“经济动力型”（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说法）的文明模式。这种新的模式一旦开启，就注定要让古老的“宗教动力型”的伊斯兰文明和犹太文明，无法望其项背。时至今日，延续了新教伦理的欧美基督教文明，其“经济动力型”催化下的现代社会，其生活方式中的“消费主义”、“分期付款”、“商业信贷”、“担保与保险”、“金融衍生品”、“风险投资”、“众筹与资本运作”、“股市、期货、商业背书、职业经纪人、基金与资本托管”等等，这些如今司空见惯的商业生态，其实无一不植根于16世纪的“新教”商业伦理。这是后话。
18世纪，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1798年，拿破伦侵入埃及，在金字塔战役中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埃及的马木路克军队。拿破伦占领埃及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标志。它意味着，历史的天平以绝对优势的向基督教文明倾斜了。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欧洲基督教文明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工业和先进武器，伊斯兰世界在震惊中节节退守，渐渐地沦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那些在历史上光焰无比的伊斯兰帝国，比如波斯帝国（公元前550-1921年）、奥斯曼帝国（1299-1922年）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1526－1858年），都在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的坚船利炮攻击下，纷纷割土赔款而委屈求生。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穆斯林大国都在地图上黯淡消失了。此后的伊斯兰世界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列强的对抗以一种新的方式，即：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立等。即便在今天，人类仍然生活在这种基于不同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而引发的相摩擦、相撞击、相交流和相对话的时代环境中。
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眼下，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利坚合众国（1776年—今），从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因素来看，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而其主体依然是基督新教。她强大的意志和实力，依然主导着全球的秩序和规则。而21世纪的阿拉伯世界，面对基督教文明的咄咄逼人（如对穆斯林世界的干预和渗透），以及伊斯兰文明无可挽回的失落，一些不满的穆斯林还自嘲，阿拉伯已经不再是伊斯兰文明，而是一种消失的文明，如今只是“靠出售石油维持的政权”。
总之，昔日光辉的伊斯兰文明在西方列强的铁骑下被践踏成支离破碎的记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似乎是历史无情的嘲讽和启示。西风压倒东风，基督教文明在成功的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之后，僭越了犹太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并开始引领人类的未来，给世界文明带来了新的曙光，时至今日。
五、启示：重塑观念史
从人类历史的经验和文明的演进来看，一个文明的韧性，取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和进步。而18世纪以后，基督教文明所凸显的，则是信仰（思想），工具（科技），经济（商业）三大根基，三者的良好结合，为基督教文明模式引领潮流创造了可能。基督教世界对信仰的狂热，对工具的掌握，对商业的激情，促使基督教文明在漫长的文明演进史中，后来居上，成为文明模式的僭越者。
从本质上讲，这三大文明体系都是“宗教动力型”的，讲究“禁欲”、“原罪”、“忏悔”、“节制”······这些无疑是与商业文明背道而驰的。而基督教文明在16世纪新教改革后，一跃变为“经济动力型”的文明模式，这是其取胜的精神法宝。可以说，信仰（思想）的高度决定了一个文明模式的韧性和生命力，决定了这个文明模式对商业和工具的理解程度。反过来，这个文明模式对商业和工具的掌握程度，又是延续这个文明模式生命周期的土壤所在。
回到我们讲座的原点。从一开始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3200年前，犹太文明的崛起，那个时候，也正是中华文明进入商周的璀璨时期，犹太文明与中华文明，成为寥落星空中最为耀眼的两颗明星。犹太文明也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滥觞，并为之修筑了艺术武库和培育了精神土壤，然后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僭越了犹太文明和基督教文明，18世纪工业革命后，基督教文明又主导了人类文明的模式。从历史的维度和漫长的时间轴上看，我们无法定论谁才是至聪明者？谁才是上帝真正的恩宠者？谁才是人类终极真理的掌握者？她们都为上帝带来过荣耀，也都让上帝为之蒙羞。跨越千年，我们几乎看到，三大宗教文明之间的历史冲突，其实大多时候是可以避免且无必要的，冲突的根源并非文明本身，而是种种错谬、蒙昧与对峙的观念。21世纪的今天，睿智的人类还依然未能有效的解决耶路撒冷之争，这让这座“圣城”更增添了几分神秘和敬畏。我们不禁要问，回首过去，曾经璀璨的三大文明将给予人类以什么启示？展望未来，三大文明的历史冲突，在21世纪的未来也将是否有化解之道？
犹太文明的启示
犹太民族在世界上流亡了2000多年，犹太人以擅长经营珠宝、放贷和金融业而闻名，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就，令人“羡慕嫉妒恨”，也因此而导致犹太人反受其害，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比如，一方面，西方话语体系中，将“犹太人”（Jew）一词演化为“珠宝”一词（Jewelly），肯定了犹太人在商业上的成就。另一方面，“ Jew”又被西方国家赋予“奸商、欺诈、守财奴”等含义。又比如，20世纪，以色列在英美国家的支持下而复国，这些都折射了基督教文明对犹太文明交织的复杂情结，可谓爱恨交加。
在《世界文明史·卷一》提出：“古代犹太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仅次于古埃及人”。犹太人的智商一直被广为赞誉，他们中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实业家等，成为撬动人类文明杠杆上的支点，犹太文明的这种优越性其实植根于他们：共同的民族厄运、强烈的民族自尊、多元的文化吸纳、唯一的圣教典籍。历史以来，共同的民族厄运迫使犹太文明走向内敛沉毅而充满忧患意识；强烈的民族自尊促使犹太文明形成高度自觉和“犹太复国主义”；由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浪漂泊，其对多元文化的吸纳则促使犹太文明拥有广博的视野和高瞻的格局；唯一的圣教典籍，则维系了犹太文明的优越感、意志力和精神一统，并由此产生的民族凝聚力。
在另一部重要典籍《塔木德》里，犹太文明提出了决定犹太民族进步的四大要素：婚姻、迁徙、工具和教育。作为政治学概念，婚姻被赋予了力量结盟的内涵，从家庭到国家；迁徙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重要方式；工具则是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科技的运用；而教育，其重要意义则不言而喻。在本讲座的第一部分，我们也提及了犹太文明在《圣经·旧约》中建立的重要“历史观念”，即：线性时间观、普遍史观和进化史观。无论是《圣经·旧约》，还是《塔木德》，这些重要经典所彰显的思想，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好馈赠和文化遗产，也是留给后人最好的精神启示录。即使是到了近现代，犹太文明在对世界商业的繁荣、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论、现代物理学、精神分析学、现象学、科学哲学、现代画派与犹太文学等的诞生，都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这里我还想再次提及犹太人的教育。我所展示的这张照片，拍摄者吴友俊，地点耶路撒冷，时间2015年，一批犹太士兵，手持枪械，在肃穆的圣殿里，手捧《圣经·旧约》而祈祷。这个场景是令人震撼的，折射了犹太民族强大的精神意志。犹太士兵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士兵。1948年，犹太人复国，而在复国之前的30年，他们就已经建立了希伯来大学，第一任校长魏兹曼后来还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他们有着高度重视教育的精神和传统，所以，占世界总人口千分之三的犹太人却能获得诺贝尔奖金中百分之十五的名额，这是有着深刻道理的。又如他们的民族英雄，埃泽尔·本－耶胡达，他以惊人的毅力，奇迹般的恢复了中断两千年的古希伯来语，统一了当今犹太人的语言，这种伟大的精神足以超越任何种族芥蒂而震撼人类。还有他们为复国而进行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考古学家出身的总参谋长伊盖尔·亚丁，在战争最严峻的时候，他意外的考证出了《圣经·旧约》中记载的一条通往埃及的古道，然后经过工程兵的紧急修复，一举包抄了埃及军队并击败之。退役后，他重操考古旧业，1956 年完成博士论文，将新发现的史料《死海经卷》翻译成现代文字，为此获得以色列的国家奖章。至今为止，在以色列的大学专业中，考古学仍然是最为热门的专业。
其次，犹太民族强大的“马萨达精神”（Masada）一直支撑着这个民族不屈不挠。公元68年，反抗罗马统治的大起义刚刚开始，一群犹太坚贞教徒占领了马萨达，这里后来也成为了义军对抗罗马军队的最后防线。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圣殿，数千名勇士逃到马萨达，据险而守誓与罗马人生死斗。公元72年，罗马军围攻马萨达，并在西面筑起一条巨大的土坡，罗马总督搬来数量三倍于犹太人的士兵，在马萨达四周修建了好几个军营。守城领袖希律王除了修城筑寨，又于西面山脚下的河谷建造水库，在山顶修筑巨大储水槽，这样每次下雨的雨水都顺着水渠流入水槽。三年后（公元73年），罗马集合1万人攻陷了马萨达。4月15日，也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第一天，悲壮的一幕发生了：960名死守马萨达峰顶的犹太坚贞教徒为避免被罗马军队生擒，但自杀又严重违背犹太教义，于是百姓推出十名义士作为执行者，每家的男子先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全体男子抽签留下十人杀死其他男子，最后一名男子则放火烧毁房舍，然后自尽，只有一个人违背教义而成全了其余人。之后，Masada被人遗忘，在近两千年的沉睡中逐渐颓败，希律王的宫殿成为乱石一堆，直到1838年被重新发现。从此，Masada对于犹太人来说，便是捍卫民族生存的代名词。以色列军队的新兵宣誓仪式在这里进行，誓词里有一句：“Masada shall never fall again！”马萨达永不陷落！2001年，Masada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
基督教文明的启示
上述讲到，14世纪，发源于发源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了摆脱神性，回归人性主体。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和强化。19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尼采更是在《查拉图特拉如是说》一书中，直接宣称“上帝死了”，把对人的主体性的颂扬推导到极致。他描述了一位疯子拿着火灯笼跑进城市广场，在桌子底下、板凳下面左看右找，口中喊着：“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上帝死了，我们把祂给杀了。”尼采的振臂一呼，让他名声大噪，尼采也因而被后世无神论者奉为大先知、预言家，他的思想令基督世界振聋发聩，并在21世纪发酵而产生深远影响。基督教文明主导下的思想界，撑起了近代人类的文明旗帜，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首先，基督教文明也十分重视教育。教会学校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根基。教会鼓励基督教徒通过学习，以更好地理解上帝，去触摸上帝的伟大和无所不能，鼓励信徒研究自然。欧洲的大学诞生以来，除讲授神学、拉丁语、艺术、逻辑等课程外，自然哲学（包括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几何学等）也是其重要的必修课。教会大学在培养了大量的神职人员的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罗吉尔·培根、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开普勒、布鲁诺就是其代表。中世纪以来基督教兴起的修道院、主日学、神学院等，其实都兼备学术研究的另一面。时至今日，美国182所大学中，有92%是基督教创办的。在欧美，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海得堡大学、瑞士巴塞尔大学等，都起源于基督教。
在思想领域，基督教最早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指出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高于一切，催生了以生命、自由和尊严为首要的欧美律法体系。16世纪以后的基督教文明，并义正辞严的与中世纪陋习划清界限，提出反对杀婴、弃婴、堕胎、自杀，人体献祭等陋习，一些国家也逐步放弃了野蛮的角斗表演，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在基督教文明影响和反对下，一些国家逐步废除了野蛮的奴隶制。如是等等。
在基督教文明逐步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基督世界并开始高度关切人类的生活。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伴随着全球殖民的不光彩历史，基督教文明也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政教分离、三权分立、议会制、自由企业、现代科学、灵魂救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公共慈善、医疗与保险等新思想和新意识，带到了全世界各个角落。这些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精神，在18世纪之前显得惊世骇俗而高标独立。这里举隅一份简略的历史年表，以更好的观察基督教文明：
公元1世纪中叶：基督教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慈善机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钱库；
公元2-3世纪：基督教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国家福利制度建议，成立了第一个援助团体；
公元3-4世纪：基督教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孤儿院；
公元321年：基督教提出对残疾人的帮助和关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精神病人医疗的助残机构；
公元4世纪末：基督教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病人服务机构——医院；
公元5世纪：基督教向整个人类呼吁对老人的关爱，在世界上创办第一所养老院；
公元1158年：基督教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
公元13世纪：基督教发明并率先建立“姊妹护理会”，是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医疗护理机构；
公元16世纪30年代：基督教首次提出“税收支持公立学校”的理念，兴办世界第一所公立学校；
公元17世纪：基督教在世界上首次提出“普世教育”和“两性平等教育”，即任何人，不分男女，均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公元18世纪：基督教第一个提出反对雇佣童工，并促使了童工法的制定；
公元1782年：基督教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
公元1775年：基督教开设了世界第一所聋哑人教育机构；
公元19世纪中叶：基督教创立“红十字会”，成为救赎敌对双方互相惨杀中高举的人道主义象征；
在“黑暗中世纪”，尽管基督教没有积极的举起文明的火炬，但由于她触使整个欧洲基督教化，并成功地保全了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希伯来文明的精华，使之没有毁于蛮族之手。这对于文化的传承，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笔重要遗产的保留，是基督世界走出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走向繁荣，并刺激“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基础。在随后的“海上贸易”和“全球殖民”中，基督教又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文化的交流和民族融合，建构了一个以基督教世界为核心和纽带，进而融合全球的庞大文明体系。
伊斯兰文明启示
从文明演化的时间轴上看，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她们都不仅是一种纯粹的信仰体系，而是一种社会制度、文化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特别是伊斯兰教，中国著名学者易中天在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中指出：“（伊斯兰教）几乎是文明与宗教同格起源，同步诞生，同位发展的，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终极关怀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这是世界上的唯一。”
美国近代著名东方学家希提在其《阿拉伯通史》一书中说：“讲阿拉伯语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世纪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做出慷慨贡献的人民。”比如，在被史学家称作“铅与铁的世纪”的10世纪，这个世纪的技术成就与伊斯兰文明密不可分，这源于穆斯林世界对学术、技术、教育和文化的重视。一言以蔽之，欧洲之所以能够顺利走出蒙昧的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贡献功不可没。
前面讲座中，关于伊斯兰文明在中世纪的贡献，已经长篇累牍了，这里我要再提及伊斯兰文明对当前人类仍起重要作用的几点启示。
一是我们上面曾谈及的，中世纪伊斯兰文明发动的“百年翻译运动”。这场始于8世纪中叶，持续到10世纪末的文化盛举，实际长达两个多世纪。在第一阶段（哈里发曼苏尔至哈伦·拉希德执政时期；公元754-809年），穆斯林世界翻译了波斯文的《卡里莱和笛木乃》、印度文的《信德罕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等等。在第二阶段（自哈里发马蒙当政时期；公元813-913年），“百年翻译运动”的高潮期，穆斯林世界重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译了毕达哥拉斯、希波克拉第与格林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几乎涉及古希腊学说的各个领域。在第三阶段（阿拔斯王朝衰亡期；公元913-1258年），这个时期穆斯林世界主要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及其注释。
穆斯林世界大规模翻译了古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的哲学及自然科学等古典著作100多种，并作了大量考证、勘误、增补、注释和评论后，通过占领的西班牙领地，传入了“拉丁欧洲”（法国、摩纳哥、安道尔、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力诺等），然后经过天主教学者研究，才催生了灿烂非常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后来“希腊欧洲”的大本营君士坦丁堡被突厥穆斯林攻克后，希腊学者逃入“拉丁欧洲”，他们所携带的穆斯林文献、希腊文献才激发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二是中世纪伊斯兰文明创造了最早的“科学方法”。特别是11世纪集阿拉伯学者、物理学家、数学家于一身的海什木的成果，他被视为实验物理学的开创者。科学方法最重要的发展是实验及量化的应用。海什木写作了《光学书》（Book of Optics）一书，显著地改善了光学领域的发展，他以实验证明光线进入眼睛，所以产生影像，他发明了暗箱去说明光线的物理性质。海什木是首位采用科学方法的人，被视为“第一位科学家”，加上他对心理学及视知觉方面取得的开拓性成果，使他被视为精神物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先驱。
三是中世纪伊斯兰文明创造了最早的“同行评审”规则。时至今日，该规则已遍布各个领域，依然让我们受用无穷。该规则最早见诸于穆斯林世界的医学领域，叙利亚的阿拉伯医学者伊沙克·本·阿里·拉哈威写下了《医生的道德》一书，该著作与后期的阿拉伯医学手册都提到，访医在每次探望病人的时候，都须将病人的状况记录在一式两份的笔记上。当病人康复或死亡后，该医生的笔记会被当地由其他医生组成的评议会检阅，以此来决定该医生的工作是否符合所要求的医疗标准。如果评审的结果是负面，执业医生可能会面临各类起诉。由具备资格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科学同行审查”制，深刻的影响了基督世界，1731年，爱丁堡皇家学会出版了《医学论说及评论》，完整的阐述、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科学同行审查”制度，其影响时至今日。
四是伊斯兰文明中的“天启文献”对21世纪的人类生存方式依然有着重大昭示意义。从《古兰经》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伊斯兰文明“和平与顺服”的本质。《古兰经》（16﹕90）中说﹕“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并禁人淫乱﹑作恶事﹑霸道﹔他劝戒你们﹐以便你们记取教训。”伊斯兰教强调，凡是遵循真主正道的人，都要维护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幸福安宁，而且是建立在仁慈﹑公正﹑正义、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和睦相处﹐并由此创造的幸福与安宁。
“天启文献”是穆斯林世界的最高精神指示和生活的百科全书。比如她建立在“经训”及“教义”基础上的法学精神，不仅探讨了教法的根源、立法的准则和方法，还规定了信仰的最高原则、宗教制度（礼仪）、民事律法、刑事法以及应恪守的行为道德规范，它被视为安拉意志的体现，具有法律的强制力，使信仰同社会生活相结合成为穆斯林的宗教职责，起着强化信仰、捍卫伊斯兰教的作用。伊斯兰教法其内容和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法，它是宗教、律法、伦理道德的合而为一。
在《易中天中华史》中又如是说：“事实上，穆罕默德创造、穆斯林们共同建立的，不仅是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更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历史传统，甚至时代特性。古兰经和圣训，不但昭示着过去和未来，而且直接指导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生活方式。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是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才做到了的。”
在21世纪的今天，刀光剑影的历史尘埃，依然笼罩着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恐怖主义、极端原教旨主义、ISIS活动等，都让已经失去历史主导权的伊斯兰世界雪上加霜。而事实上，伊斯兰文明也在顺应历史潮流，反诸求己，并探索自己的新路。2009年5月，伊斯兰会议组织通过了《大马士革宣言》。宣言表示：“过去几年，世界政治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动摇了世界的稳定，特别是发生了损害伊斯兰形象的运动，文明冲突论的实际表现是把对恐怖主义的指控与伊斯兰和穆斯林挂钩，对穆斯林心理造成深刻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不应当只让别人承担责任，我们自己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我们应当据此制定行动纲领，开辟美好的未来。伊斯兰国家有必要加强团结，不要分裂，远离封闭，准备积极的开放，研究强国之道，用我们的双手解决我们自己的难题。”21世纪，伊斯兰文明要力争摆脱极端原教旨主义的阴影，才能成功的走出笼罩已久的历史雾霾，并在文明的版图中，力争像中世纪那样，在文艺和科学等方面，高举文明的火炬，继续为人类作出慷慨而卓越的贡献。
消除“傲慢与偏见”
从宗教本质看，三大宗教文明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也导致了他们宗教观念上，出现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特别是公元8世纪以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始终无法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而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的全部真理。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因此，三大宗教文明就这样，从同质走向了异化，从吸纳走向了排斥，从互融走向了冲突。
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动力型”的犹太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逐渐被以科技和经济为表征的“经济动力型”基督教文明所瓦解。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继而又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人性中的创造性开始彰显，并催生了“技术革命”；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全新的生活模式，不仅瓦解了旧有的道德伦理，还推动了“全球化”商业文明时代的到来。所以，文明僭越的逻辑基础，必然是观念上的解放、重建和超越。
再次回到讲座的原点。这里再次强调，作为静态的文明，其本身是没有冲突性的，而历史上三大宗教文明，缤纷复杂的千年恩怨背后，其实是观念的冲突。无论是发轫3200年前的犹太文明，还是孕育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文明，或是诞生于公元7世纪的后起之秀伊斯兰文明，他们都曾为人类文明创造过辉煌。在21世纪，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在观念上，三大宗教文明都不应该再执着于谁才是上帝的“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的今天，只有彻底消除三大宗教在观念上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走向“理智与感情”（Senseand Sensibility；注：此两处借用作家简·奥斯汀（JaneAusten）的著作之名），人类文明才有“水涨船高”的可能。
21世纪，历史将不会是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也未必如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人类文明既不会终结于福山所言的基督教文明，也完全可以避免于亨廷顿所言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冲突。只有各大文明之间，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超越历史恩怨，人类文明的和平与进步，才不再遥不可及。基督教文明要摆脱对伊斯兰文明等同于“恐怖主义”的激进指责，伊斯兰文明也要摆脱对基督教文明“新殖民主义”的负面思维。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只有超越观念的冲突，化干戈为玉帛，才能迈向文明的对话。
最后，引用《圣经·新约》中《路加福音》中的话来结束这次分享。
Glory to God in thehighest,
and on earth peace,
good will toward men.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