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伊斯兰的西方: 诞生于500年前
作者雷蒙德·易卜拉欣(Raymond Ibrahim)是美国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朱迪思·弗里德曼·罗森(Judith Friedman Rosen )研究员。文章发表于2017年11月1日的中东论坛（www.meforum.org）。
译者 诚之。
中东，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欧洲所熟知。
五百年前的昨天，1517年10月31日，一位名叫马丁·路德的天主教徒将他的95条论纲钉在了德国教堂的大门上，从而拉开了著名的新教改革运动的序幕。无论别人怎么评价他，路德都无意中引发了一些常被忽视的事情。欧洲历史学家佛朗哥·卡迪尼(Franco Cardini)解释说:“宗教改革产生了一个合乎情理的结果。这无疑促进了对伊斯兰教的积极评价，因此也促进了西方传统的、温和的亲伊斯兰立场的诞生和发展。”
因此，虽然路德保留了传统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看法——谴责古兰经是一本充满“可怕的令人憎恶之事”的“被诅咒的，可耻的，绝望的”书——他谴责了对一些欧洲基督徒生存至关重要的十字军概念 ，比如在西班牙：自从8世纪被伊斯兰教征服以来，伊比利亚半岛遭到了一波又一波地源自北非的伊斯兰入侵（尤其是在莫拉比德人和阿尔摩哈德人手中，他们的圣战热情和野蛮手段让ISIS望尘莫及）。
路德也不仅仅是反对十字军“在那边”（例如，去解放耶路撒冷的圣墓等）。1517年，即他钉95条论纲的当年，历史上最大的圣战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吞并了中东和北非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大片领土，且已征服巴尔干半岛大部，准备将圣战推进到欧洲心脏地区。
路德起初宣扬对奥斯曼土耳其人顺从
与此相反，路德起初宣扬顺从，甚至说，尽管穆斯林苏丹“极度猖獗地在肉体上杀害基督徒……毕竟，他无能为力，只能让天堂里充满圣徒。”1529年，当土耳其人向维也纳城墙进军和围攻时，反叛的路德派士兵听到了叫喊声：“不受洗的土耳其人”(意为苏丹)比“受洗的土耳其人”好。
通过将天主教教皇描绘成一个比土耳其苏丹更糟糕的“反基督者”形象——苏丹作为穆斯林领导人的要职，曾以圣战的名义屠杀和奴役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路德和约翰·加尔文认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和天主教皇是“敌基督的双角”，开启了一种在西方盛行至今的相对主义; 其中之一即是从天主教历史中本能地引用（通常是扭曲的）事件来相对化并最大限度减少正在进行的穆斯林暴行。
可以肯定的是，天主教会以自己的谩骂作出回应“并且经常试图通过将新教教义比作伊斯兰教来抹黑新教教义——穆罕默德是早期的新教徒，而新教徒是后来的萨拉森人，”伯纳德·刘易斯解释道。卡迪尼阐述道：
宗教改革引发了基督徒之间更激烈和连贯的争论，其最终结果是支持穆斯林。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每个人都习惯性地谴责对方宗教的“恶习”，重视以异教徒（穆斯林）来例证相应的“美德”，这自然会更适合基督徒……事实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争论经常导致两者之间的竞争，因为二者都可能通过赞扬异教徒来更有力地打击对手。
匈牙利的约翰·西吉斯蒙德参拜苏莱曼大帝。
一直以来，穆斯林都静观且嘲笑着——如伊拉斯谟等明智人士的愤怒：“虽然我们一直在无休止地内部斗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说，“土耳其人大大扩张了他们的帝国，或者说他们的恐怖统治。”顺便提一下，“路德的论点是，那些与土耳其人为战的人是在对抗上帝，上帝通过他们[穆斯林]来惩罚我们[天主教]的罪恶，”伊拉斯谟反驳说，“如果因为上帝通过他们来惩罚他子民的罪恶，而说不该抵抗土耳其人，那么，在疾病期间也不该求医，因为上帝也通过降下疾病来清除他子民的罪恶。”
尽管如此，从路德开始的一切都留给了后来的新教领袖。这只是预期;早期的新教徒和穆斯林有相同的敌人——天主教的基督教徒，尤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幌子下——“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一原则开始戏剧性地发挥作用。到1535年,“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写道,“相较于曾经致力于的与苏丹苏莱曼”(难怪不少伊斯兰对欧洲领土的征服发生在“大帝”统治下)的战争，天主教国王查理五世将花更多的时间、金钱和资源去和法国人和新教徒作斗争。
同样，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穆斯林巴巴尔海盗一起共事——后者奴役了大约130万欧洲人，包括不少来自爱尔兰和冰岛的欧洲人。他们一起反对天主教的西班牙，这促使该国教廷大使感叹：“所有的邪恶都是由那个女人指使干的，这很清楚，以武器支持摩洛哥 [阿布德· 马立克(Abd el Malek)]，尤其是赞助火炮。”
伊莫雷·托克里王子（左）和迈克尔·阿帕菲支持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攻。
1683年，当土耳其人再次来维也纳奴役并最终屠杀约3万名基督徒时，他们的主要非穆斯林盟友是两位新教徒：路德派匈牙利人伊莫雷·托克里和加尔文派特兰西瓦尼亚人阿帕菲王子。事实上，进入维也纳的穆斯林借口向当时反抗奥地利帝国的托克里提供军事援助。告诉盟友穆斯林指挥官，“他们应该利用围攻维也纳造成的基督徒的混乱，征服这个地方可以确保征服所有匈牙利人 ，打开通往更大胜利的的通道，”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可以说是动员有史以来的最大穆斯林军队入侵欧洲。波兰国王约比·索比耶斯基在驰援维也纳之前，认识到托克里的狠角色，写信说：“如果有人在盟友的领土上或者在他的领土上烧掉一根稻草，他就会去把他和他全家烧死在家里。”
新教改革无意中使伊斯兰教获益，不应被解释为对宗教改革的攻击或对天主教的辩护。它也没有说任何关于神学价值或真理的东西。(在此声明，我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可以说，我与二者也没有利益干系。)相反，这里的关键是，在宗教信仰方面，犯错的人的行为会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而且，如果在基督教界的历史地分裂——自公元451年在凯西顿开始，正教(不是天主教或新教)分裂——总是会影响到伊斯兰教的优势，那么，基督教的大分裂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也不奇怪。
时至今日，对伊斯兰教的天真和有利的观点在历史上的新教国家中尤其根深蒂固。
简而言之，“宗教改革产生了一个合乎逻辑却意想不到的结果：明确地推动了对伊斯兰教的积极评价，并因此促成了一个常规和传统的亲伊斯兰教立场的诞生和发展。”这种“传统的”和“亲伊斯兰的立场”在今天仍然存在并继续困扰着西方。毕竟，对伊斯兰教的天真和有利的观点——更不必说对穆斯林侵略的消极回应，和对被视为对抗伊斯兰教的“十字军运动”的消耗一切的恐惧——都是根深蒂固的，并且损害了包括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内的历史上新教国家的安全。
当然，这些观点与新教神学固有的东西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是与许多历史性的力量有关，这些力量最终导致在西方对一切事物的不加批判或盲目的容忍——包括毫不掩饰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在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中显而易见：今天，它是天主教教皇——一个传统上由伊斯兰教最大的和最响亮的对手充当的角色——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决心授权穆斯林和粉饰伊斯兰教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