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2期

东方主义是关于东方和西方世界关系的经典理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海湾战争以及“9·11”事件的刺激下，新东方主义在二元对立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延续与补充东方主义的原有内涵、强化“他者化”方式以及在传播中提升伊斯兰世界本土声音的消息源功能等手段，成为现代西方世界审视东方世界的新框架。本文通过分析美国三家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相关报道，认为新东方主义叙事方式对后“9·11”时代美国媒体的报道产生了重要影响力，这种叙事方式成为美国媒体报道反恐战争与伊斯兰世界事务的重要手段。

新东方主义；美国媒体；伊斯兰世界；叙事方式；“他者化”

谢许潭，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经所助理研究员、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与国际反恐联盟的重构研究”（16CGJ014）和2015年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青年创新人才项目（人文社科类）课题“国际反恐斗争新态势下的美国媒体外交”（2015WQNCX05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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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深刻影响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9·11”事件以来，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关注度大幅上升，注重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提供平台。政治学界和传播学界开始呼吁，在研究媒体语境中的伊斯兰世界时，应考虑摒弃东方主义“二元对立”思维。在反恐战争的语境中，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曾长期主导着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但随着报道内容、叙事框架和语言使用方式的变化，这种叙事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本文运用量化结构和文本话语分析等方法，以《今日美国》（USA Today）、《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以及美联社国际新闻在线（Associated Press International News on Wire）2001年9月11日至2016年12月5日期间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9·11”事件后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叙事模式的变化。

关于东方主义和新东方主义对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伊斯兰世界叙事模式的影响，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领域：一是对东方主义的理论阐述，包括东方主义对文学、艺术、电影等领域的影响，以及运用东方主义与霸权理论相结合的视角解读媒体行为；二是涉及美国媒体对反恐战争的报道，这类研究主要从媒体外交、公共外交等视角分析美国媒体；三是以“伊斯兰恐惧症”为逻辑起点考察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关系的转变。

国外学界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对于新东方主义的关注度明显增加。这些研究成果有的聚焦美国媒体对反恐战争和政策的报道；有的关注各国媒体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报道，选取某个伊斯兰国家或特定案例进行研究，注重从“伊斯兰恐惧症”、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等视角来进行分析。本文在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对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话语分析，试图回答“为何美国媒体加大了对伊斯兰世界报道、甚至正面报道的力度，但以美国等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裂痕依然难以弥合”的困惑。

一、新东方主义的理论要义

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批判了当代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他认为“东方主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对“东方”与“西方”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即两者不仅分立于东西半球，在政治、经济、宗教和语言文化领域也长期对峙；二是指强势的西方对弱势的东方具有主导性影响，西方长期对东方进行话语权压制，使彼此关系最终固化为影响与被影响、控制与被控制的模式。具体而言，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实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刻意夸大东西方世界的差距。东方主义将东方世界进行“他者化（othering）”解读，并不断强化这种鸿沟；同时，通过种族象征主义建构一种观念，即“那个地方的人和‘我们’不同，‘他们’不欣赏和不接受‘我们’的价值观”。二是通过强调东方的落后来渲染西方世界的永恒优越性。以色列首任总统、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魏兹曼（Chaim Weizman）曾说：“阿拉伯农民至少比西方农民落后4个世纪。”他还认为，同西方相比，东方世界的民众普遍缺乏理性，办事低效，且缺乏自我管理的基本能力，“他们唯一具备的恐怕只有语言能力”。三是以背离科学逻辑的“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方式来描述东方世界。东方主义者通过僵化方式，将东方描述为无力反抗、狭隘无比和缺乏想象力的形象，并据此解释东方世界面临的问题。有学者就曾以“俄罗斯是热衷于醉酒、懒惰和懈怠的”的偏见，解释其外交政策难以执行的原因。

新东方主义本质上是对东方主义的延续。关于新东方主义何时兴起学界尚无共识。佐比（Mazhar al-Zo’by）认为，冷战结束和1991年海湾战争为新东方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海湾战争成为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转折点，自此美国的全球使命从“示范”转变为“干预”。由此，“伊斯兰威胁论”开始在西方政治话语中蔓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穆斯林愤怒的根源》是最知名的代表作。图斯塔德（Dag H. Tuastad）则认为，“9·11”事件是新东方主义形成的关键，因为它强化了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角色。他将新东方主义的兴起和新野蛮主义相联系，指出新野蛮主义在解释伊斯兰世界暴力问题时否定了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以迎合“在文明西方和野蛮东方之间的冲突是天然的”的需求，为西方的殖民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从这一角度来看，新野蛮主义和新东方主义的论调一致。也有学者从民主、现代化和恐怖主义的视角描述伊斯兰世界。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认为，欧洲穆斯林与民主自由严重对立，他们不仅无法融入社会，还会破坏民主和现代化进程；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进一步指出，这种反民主特质使伊斯兰世界直接演变为恐怖主义的发源地。

可见，新东方主义绝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和颠覆，而是在继承东方主义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深化其理论体系。新东方主义强化二元对立和“他者化”内涵，通过凸显本土信源的权威性强化了“冲突”视角，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理论构建上，新东方主义并非自成体系，而是对东方主义进行了理论内涵的补充和调整。一方面，新东方主义将东方主义定义的“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改造成“世俗化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东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危害旋即成为讨论焦点。另一方面，新东方主义对伊斯兰宗教事务进行了政治化处理，叙事重点从宗教冲突日益转移到政治冲突上来。新东方主义还在“东方世界无力实现现代化和民主”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伊斯兰世界是反现代化和反民主的。

第二，新东方主义对东方主义“他者化”叙事进行拓展，并运用媒体技术使西方世界民众成为新东方主义理念的消费者。在描述东方世界时，新东方主义在“专制”、“非理性”和“崇尚暴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他者化”的叙事表达。哈奇森（John Hutcheson）通过统计指出，“9·11”事件后不久，美国20家报刊以“二元冲突”视角报道伊斯兰世界的内容增加了6倍。新东方主义通过大量引入“圣战”（jihad）、伊斯兰教法（sharia）、头巾（hijab）、乌玛（ummah）等专业术语，试图建构更加尖锐的认同冲突。如伯纳德·刘易斯将所有穆斯林描述为外来的“他者”或“敌者”——无论他们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是专制的、反民主的抑或是崇尚暴力恐怖主义的。

第三，新东方主义对二元对立理念的宣传使“本土”信源的权威性更为凸显。在传统东方主义叙事中，东方本土人士（oriental natives）一直充当着客体角色；在新东方主义的宣传中，本土人士日益成为发声主体，甚至成为权威的消息源。 一些知名穆斯林学者借助其本土的切身体验，充当传播新东方主义的主力军。 如黎巴嫩裔学者阿贾米（Fouad Ajami）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等美国主流媒体及平台频频发声，传播新东方主义的理念。阿贾米发表的相关作品多达400余篇，被美国媒体誉为“对阿拉伯世界具有非凡的洞见力，是最熟知阿拉伯世界历史的天才”。西方主流媒体试图在话语上逐渐取代《古兰经》和“圣训”等宗教经典，成为诠释伊斯兰教教义的信息源，并以此改造伊斯兰世界民众的认知。

二、反恐斗争与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叙事动因

“9·11”事件发生后，反恐议题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工具，参与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话语构建的重要性明显提升，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对冷战期间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经验的模仿

冷战期间，美国将共产主义定义为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在外宣工作中不断加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去合法性”处理，为获得冷战胜利奠定了国际舆论和社会心理基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媒体在宣传上开始寻找新目标来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真空。由此，伊斯兰世界被推至西方世界政治文化的对立面。美国媒体对共产主义的话语对抗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强调美苏之间的形象差异，即通过不断渲染苏联负面形象如报道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行为等，将其塑造为美国的潜在强敌。二是渲染共产主义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美国认为，大量苏联间谍埋伏在西方国家，以颠覆这些国家的政权为主要任务，对西方世界内部构成威胁。同时，在欧洲、非洲和中东等地区的军事存在，会导致全球新一轮动荡和冲突，成为挑战美国本土安全的外部威胁。三是强调共产主义的“非理性”特征，将共产主义视为污蔑和抵制西方世界价值观、阻碍自由和民主进程的罪魁祸首。四是片面报道共产主义，刻意忽略共产主义的积极面，或将其积极面界定为西方价值观，推导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像其他落后思想一样，最终“只能自行消退和爆裂”的结论。可以说，美国媒体丑化共产主义国家形象的对抗性话语，为后来进行反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提供了直接经验。由此，美国媒体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危险”，反共产主义的叙事手法被直接套用到反伊斯兰世界的报道中。

（二）反恐现实需求推动媒体报道政治化

为配合美国提升全球反恐战争的“正义性”，美国主流媒体一方面报道全球各类恐袭事件，另一方面致力于构建反恐文化，营造反恐舆论环境，如分析主要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解读所谓的伊斯兰文化本质，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等。“9·11”事件后反恐的现实需求，让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日益政治化。反恐宣传被视作维护国家安全和赢得舆论支持的有力手段，并推动了美国政治媒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所谓政治媒体化，是指政府利用媒体沟通和宣传来进行公众舆论的动员，以及意识形态和决策的推广，从而影响个人生活与政治参与进程。在媒体政治化进程中，媒体不再是简单的消息提供者，而是成为各种政治游戏的代理人。有研究指出，媒体经过特定框架设置的“故事”左右舆论导向的能力，甚至可以超过某些科学证据。通过媒体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左右政治决策，早已被视作美国民主政治的“应然”和“必然”。美国媒体根据“9·11”事件以来历届政府的不同反恐策略不断调整，实现了反恐宣传和安全战略之间的高度吻合。如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媒体频频用“反恐战争”一词；该做法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遭受各种诟病，美国媒体开始将“反恐战争”改称“海外紧急行动”，也尽可能减少“伊斯兰恐怖主义”（Islam terrorism）的表述。而持有鲜明反穆斯林立场的特朗普上台后，却多次在媒体上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宣传策略，称其拒绝使用“伊斯兰极端主义”措辞的做法导致了反恐斗争的失利。

三、后“9·11”时代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

萨义德曾指出，东方主义长期主导着西方媒体报道伊斯兰世界的叙事模式。新东方主义在继承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了强化了“他者化”的理论内涵，并不断强化本土信源的权威性。在这方面，《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和美联社国际在线成为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典型代表。

（一）继承东方主义既有的叙事模式

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是指传播主体在阐述事实时，选择性地设置一系列优先议题，传达对受众具有吸引力的讯息，服务宣传和各项政治决策的推行，具有界定问题、确认原因、道德评判和提供解决方法等功能，因而成为分析新闻文本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从框架理论视角来看，新东方主义媒体的议题设置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界定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关系的现状。由于美国媒体涉及伊斯兰世界报道的种类和数量繁多，本文采取关键词组合搜索和相关度（Relevance）排序的方法来提取文本样本。在《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以及美联社国际在线资料库的历年报道中，笔者使用“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中东”和“穆斯林”等代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词汇，与“西方”、“美国”和“欧洲”等代表西方世界的关键词分别进行组合搜索。根据搜索结果，本文提取了《华盛顿邮报》发表的78篇社论，其中对伊斯兰世界持负面立场的社论共31篇，占比40%。在这31篇社论中，28篇报道以悲观论调预测了美国全球反恐的前景，或间接引用伊斯兰世界内部自我批判观点，其余3篇直接描述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对抗和敌对状态。这些社论总体上持有“伊斯兰教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立场，甚至将伊斯兰教等同于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一篇题为《伊斯兰教需要进行一场内部改革》的社论这样写道：

“西方国家错误地将穆斯林分成极端派和温和派，正确的分法是将其分为极端狂热的、不使用暴力手段的和并不重视伊斯兰教的这三种穆斯林，狂热穆斯林身上的能量远远超过后两种。……西方错误地认为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冷战时期，可没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和平的意识形态。……现在我们经历的是像当年欧洲面对的纳粹主义一样的威胁。因此，宗教改革是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最好办法。……赞美伊斯兰教的时代结束了。”

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与美联社国际在线也存在对伊斯兰教、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持比较理性、客观甚至友好立场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挪威奥斯陆爆炸枪击事件是由反穆斯林情绪煽动的暴力事件，应该以理性文明的手段予以平息。部分报道还通过赞扬穆斯林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和平进行战斗和牺牲，来展现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友善姿态。 美联社国际在线大量报道都强调大部分穆斯林反对恐怖主义的事实。

美国主流媒体上对抗式报道占比远低于积极正面报道，而其中大部分报道都可看出其宣扬美国制度优越性的倾向。如在穆斯林言论自由的问题上，《华盛顿邮报》发文指出，瑞典漫画家维尔克斯（Lars Vilks）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亵渎成狗的漫画形象，随后伊拉克、土耳其和埃及政府对言论自由进行压制并引发了抗议狂潮。而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则转引了拥有穆斯林身份的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埃利森（Keith Ellison）的言论，即“美国穆斯林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另外，新东方主义的叙事焦点逐渐从宗教事务转向政治问题，这种趋势也反映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美联社和《今日美国》重点描述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如巴以冲突至今仍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严重缺乏政治互信，导致伊朗被美国视作伊斯兰世界的一大威胁；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催生新一轮恐怖主义等。这些均被视作造成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重要原因， 宗教议题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

其次，对导致伊斯兰世界各种问题及其与西方世界关系紧张的原因，进行道德层面的评判。在《华盛顿邮报》56篇相关议题的社论中，有27篇将双方矛盾的主因归结为伊斯兰极端主义造成的安全威胁（48.2%），14篇归结为伊斯兰世界缺乏民主（25%），6篇认为双方缺乏了解（10.7%），5篇认为是美国或欧洲国家决策的失误（8.9%），4篇认为是历史遗留问题所导致（7.2%）。不难发现，其中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教威胁的报道占比最高。《今日美国》的报道指出，伊斯兰世界的根本性问题并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伊斯兰教问题。 在分析造成矛盾的责任方面，美国媒体出现了明显的情感偏好。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的对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易卜拉欣（Youssef M. Ibrahim）的访谈中，当被问及：“为何过去美国总是因中东地区无法实现民主而遭受指责？”易卜拉欣回答道：“我也不明白为何美国遭到此种非议，我倒是听过许多伊斯兰世界的民众对穆巴拉克和巴沙尔·阿萨德的谴责。”

再次，探索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及其与西方世界矛盾的解决之道。面对中东地区暴恐活动肆虐和政局动荡等问题，《华盛顿邮报》以强硬口吻强调美国必须对中东事务进行干预。如曾有报道援引奥巴马政府中东北非与海湾地区事务特别协调员戈登（Philip Gordon）的言论，即“美国需要对中东进行强势干预”。也有报道批评奥巴马政府从中东撤军是错误的。有报道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彼此间缺乏相互了解，是造成双方冲突的主因。双方需要进一步加强积极互动来解决冲突。对此，《今日美国》则提供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即使充分了解伊斯兰教，也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另一种观点认为，深刻了解伊斯兰教才是打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关键所在，仍未跳出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极端主义挂钩的思维定势。

（二）丰富东方主义“他者化”的理论内涵

“他者化”通过强调任何两个世界、种族、国家之间在价值观、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区别，加深和固化受众对两者对立的认知。目前，学界大多聚焦针对穆斯林群体的“他者”叙事行为，忽略了对伊斯兰世界“他者”叙事的整体性剖析。事实上，美国主流媒体不仅对穆斯林群体，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报道的叙事时也存在明显的“他者化”倾向，其主要体现在报道论调和高频词汇使用两个方面。

首先，美国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语调（tone）结构以消极为主导。受众对某个群体怀有强烈的负面情绪，不仅是受到高度敌意报道的煽动，也可能是受到负面语调结构的报道的影响。通过考察2001年9月11日至2016年12月5日期间《华盛顿邮报》对主要伊斯兰国家报道的文本，基于对原教旨主义、性别歧视、暴力和极端主义等负面词汇的搜索结果，对文本进行肯定、否定和模糊三类语调的分析，得出以下结果（见表1）：

根据上表数据，《华盛顿邮报》虽多次发表支持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开展反恐合作的报道，但对伊斯兰国家的报道总体上仍偏向负面语调。这些报道一方面肯定穆斯林在反恐斗争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即使只有小部分穆斯林倒向极端主义，他们仍可能对西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

其次，美国主流媒体的高频词汇偏好体现了西方对伊斯兰世界持有强烈偏见。学者列文（Van Leeuwen）认为，有必要在批判话语分析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基础上，结合运用词汇属性分类法研究“他者化”叙事模式，以更好地考察媒体对某些特定意义的“囊括”与“省略”行为。本文将美国三大主流媒体报道的样本按地区和国别进行划分，将在西方世界的“国家”分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两类；同时以是否为美国盟友为标准，将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划分为“盟国”和“非盟国和敌对国”两类，据此对媒体高频词汇的使用偏好进行分析（见表2和表3）。

西方媒体采用“他者化”叙事方式并不新鲜，但“9·11”事件显然让这种叙事更加复杂。如表2和表3所示，美国三大主流媒体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词汇使用偏好。在描述较大的地理范围或抽象概念时，这些媒体倾向于使用积极的表述。如以文化多元主义和社会包容等积极词汇报道整个欧洲，但叙述某个具体欧洲国家的穆斯林问题或反恐事宜时，则屡屡采用争论、紧张、冲突、焦虑等词汇；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报道美国时却不断强调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同样，在对伊斯兰国家的报道方面，美国媒体对反恐盟友大多使用褒义词汇，而对非盟友和敌对国则采用消极词汇批评，在“落后”、“暴力”和“单一”等东方主义语汇之外，还增加了“专制”、“混乱”、“反民主”和“反自由主义”等表述。

（三）将伊斯兰世界本土人士的观点作为重要信源进行大范围传播

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始强调伊斯兰世界本土人士观点的信息源功能。在美联社国际在线的信息库中，笔者以“穆斯林”和“恐怖主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后得到656篇报道。在关联度排名最高的40篇报道中，有27篇（67%）聚焦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在反恐和安全方面的矛盾。经分析，有多达20篇（50%）报道援引了伊斯兰国家领导人或民众的观点，这些观点或侧重于伊斯兰国家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不满，或倾向于控诉西方国家歧视伊斯兰世界意识形态的行为，还重点报道了民众对言论自由受限、遭受安全机构各种搜查的愤怒。相对而言，以美国或其他国家相关人士观点为信息源的只有7篇（17.5%）。相比而言，《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上引用伊斯兰世界本土观点的报道，在数量上尚未达到主导的程度，但其影响力却呈日益上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如黎巴嫩裔学者阿贾米等在《华盛顿邮报》多次撰文，强调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关系，对美国民众理解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在美国主流媒体的表现及特点

与冷战时期美国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抨击和丑化相比，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以更加丰富的“他者化”话语体系，以及更加具有“真实感”的本土人士观点，进一步传播了“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也是“伊斯兰恐惧症”广泛传播的重要推力。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是建构美国对伊斯兰世界话语影响力的载体。具体而言，《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和美联社国际在线等主流媒体在运用该叙事方式时，体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美国主流媒体对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使用，具有浓厚的美国例外主义色彩。后“9·11”时代，美国媒体开始对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良好的互动进行了大量报道，使得公众产生了一种错觉，即美国媒体较冷战时期相比，已变得更“宽容”且“温和”。但仔细剖析后不难发现，这些报道刻意将美国作为“特例”与其他西方国家区别开来。一方面，这些媒体在报道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尤其是美国政府与本国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时，大多采用积极论调进行阐述。如美联社在报道中称，对于伊斯兰世界痛斥阿富汗战争的行为，美国穆斯林组织持“审慎的赞同”；在报道穆斯林妇女被禁止戴头巾时，部分媒体指出，法国、英国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政策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标志着“一体化的失败”， 而在美国发生类似问题时，却强调头巾“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禁止戴头巾并不是对穆斯林妇女的歧视。即使在报道美国无法回避的反穆斯林或反伊斯兰现象时，主流媒体还是不断地强调美国政策的合理性，如《今日美国》曾在一篇题为《美国对伊斯兰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的报道中指出：“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为避免‘9·11’事件重演，把穆斯林描绘像小白兔一样可爱……但必须记住，穆罕默德在征服麦加时曾使用过暴力。”然而，当涉及法国、英国等国家时，美国媒体却热衷于渲染这些国家“反穆”动态。如2015年《查理周刊》恐袭事件发生后，《今日美国》有报道援引了欧洲反伊斯兰化爱国组织（PEGIDA）的言论，即“你们要警惕伊斯兰极端分子，他们排斥民主政治并倡导死亡和暴力”。《华盛顿邮报》也曾报道过2015年德国籍伊朗人被政府误判为极端分子的事件，强调德国政府故意将罪责错加给穆斯林；美联社曾报道过穆斯林妇女在法国因戴头巾无法获得公民权，以及英国外交官认为穆斯林妇女戴头巾会造成社会分裂的言论。

第二，美国媒体采取新东方主义叙事时，所阐述的“伊斯兰恐惧症”和“伊斯兰威胁论”等理念，与美国主流媒体“伊斯兰教是温和的”等观点一起，组成了一套高度矛盾的话语体系。如《今日美国》和《华盛顿邮报》一方面通过大量报道暗示伊斯兰国家是恐袭的高发国家，另一方面为穆斯林“正名”，宣称真正的穆斯林排斥暴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热爱和平。据萨义德所言，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受到民众广泛的“默认”，逐渐控制并吞没了正反辩论的空间。在后“9·11”时代中，这个“被吞没的辩论空间”貌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对美国三家主流媒体报道的上述分析表明，这种“修复”绝不意味着新东方主义“他者化”和“刻板印象”视角的消失。事实上，美国媒体在报道伊斯兰世界时采用的“温和”语调，仅涉及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和中东等较为笼统的区域或者某个抽象的概念；而当报道某个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或特定的热点事件时，如伊朗核问题和建立世贸遗址清真寺（Ground Zero Mosque），新东方主义的“对立”叙事模式则再次成为主要手段。

五、结语

“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媒体采取的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有力地影响着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据盖洛普2015年调查显示，多达43%的美国人对穆斯林持有强烈的偏见。2011年盖洛普调查也显示，西方国家近半数民众都认为，西方世界缺乏对伊斯兰世界的尊重。与此同时，这种叙事模式也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持续高涨，由此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合作带来更多挑战。首先，新东方主义理念的广泛传播，使得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固化。例如，尽管巴基斯坦和美国长期保持反恐合作，但巴基斯坦《新闻报》和美国《邮报》就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反恐合法性、巴国是否支持哈卡尼组织等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两家报纸的尖锐“框架对立”，一方面导致了高达45%的巴基斯坦民众认为，美国对该国构成了比较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直接让双方反恐合作大打折扣。其次，美国主流媒体的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将重点从过去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敌视，转变为集中报道特定伊斯兰国家和反恐热点事件。对“他者化”叙事的深化严重削弱了反恐宣传的公信力，并使得美国民主价值观同反恐利益考量产生了矛盾。最后，这种新东方主义叙事极有可能被恐怖极端势力利用，渲染“文明冲突”已成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招募新成员的重要手段。

新东方主义叙事在美国媒体上的演绎态势表明，冷战时期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目标，更多地转变为美国现实利益和对外政策服务。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不仅是反恐战争的政治宣传，也是检验反恐决策、处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重要载体。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报道的大幅增加，并不意味着美国民众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随之丰富起来。萨义德曾感慨道：“细节、人性、阿拉伯穆斯林的生活和情感，都没有引起媒体人士甚至是专门向西方介绍伊斯兰世界的专家的注意。”这种现象至今深刻反映在美国媒体的话语体系之中，真实的伊斯兰世界远未在美国媒体上得到充分展现。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不仅颁布了针对部分伊斯兰国家的“旅行禁令”，将打击伊朗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更是在媒体上发表批评“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具有反伊斯兰倾向的言论。美国媒体构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对立关系的行为表明，“9·11”事件以来的美国主流媒体宣传仍未跳出种族主义、“文明冲突论”和“伊斯兰恐惧症”等框架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