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以东，麦加以西：繁花似锦土耳其
导语：土耳其的各种颜色和气味，混杂而浓郁。这是一个同时以大教堂和大清真寺为骄傲的地方，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碰撞、交织，留下一个活色生香的多元社会。独特的传统社会和文化为这种 “马赛克”式多元文化格局打下基础，并昭示了现代的世俗化国家道路。
应辰（发自伊斯坦布尔，原载于《环球财经》）
地处欧亚之间的杂与不乱
去土耳其旅行，如果选择只去一个地方，多数人会选择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广场（Sultanahmet）。对伊斯坦布尔这整座城市的认识，在脑海中都可以以此作为时空中的坐标原点。从高处俯视广场中央的苏丹花园，可以看到地下水宫遗址、索菲亚大教堂、托普卡帕老皇宫规整有序地分布在广场周围，这是典型的古罗马式公共空间，城市规划服务于罗马式生活方式的规则感，街道、建筑和设施如同心圆般层层向外扩展。今天广场南面的大部分，在罗马时期是大赛马场，从那里开始以逆时针方向环顾，先贤祠、宗教建筑群、广场、浴室，对帝国疆界的想象呈现在这些设施的几何式布局上，和谐、庄严地制造出仪式感；最终所有建筑和道路组成的线条汇集到帝国权力的中心——大皇宫周围，也就是今天蓝色清真寺的坐落地。
走出苏丹艾哈迈区进入老城腹地，对罗马的想象开始渐渐消失，蜿蜒的羊肠小道纠缠在一起，但总能神奇地把你引向大巴扎和香料市场的所在地。从这里你开始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属于奥斯曼苏丹和丝路商人，被一种杂乱的秩序感所支配。几百年来大巴扎周围的老城区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不过是贩卖的商品从中国的茶叶、瓷器和爪哇的香料，变成了今天中国的小商品、服饰和爪哇的香料。在这种陈旧、狭小但又不会感到局促的空间里，盛在玻璃杯里的土耳其红茶是恒久不变的日常生活核心，饮茶意味着时空在杂乱中的片刻静止感，人与人之间也获得了片刻的融合感，只有老城里精灵般的野猫不受这种人类消遣的约束。浓厚的市井气息中，老建筑自然缺乏修缮，但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混搭在一起，杂而不凌乱，让他们看上去格外独特、挺拔。
走出迷宫般的老城进入一片开阔的码头区，这里被称为艾米诺努（Eminonu），从这里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域，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伊斯坦布尔城的三镇格局，欧洲和亚洲的两片城区让博斯普鲁斯海峡看上去仿佛仅仅是这座城市的内河。而在欧洲部分，金角湾划分了伊斯坦布尔历史记忆的两部分：海湾以南的老城，属于被尘封的罗马和穆斯林征服者；而在北面，那里的塔克辛广场以共和国纪念碑为核心，向四周延伸繁华的商业街和娱乐场所，旧而不破的有轨电车是19世纪西化的产物。新城区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拥抱欧洲、走向现代化的轨迹。
从中世纪开始，艾米诺努就是君士坦丁堡连通世界的窗口。来自意大利的商人，比萨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先后来到这个令人艳羡的古都，用相当于葡属澳门的形式在海峡沿岸设立据点贩卖货物，把艾米诺努和对岸的加拉塔连成一片繁荣的商贸地带。君士坦丁堡由此变成了中世纪世界最繁忙的贸易港，建筑师、传教士和文人也随着贸易路线来此朝拜罗马人留下的丰功伟绩。人们因宏伟的大教堂和庙宇而来，同时也留下了各自的商品、文化和生活方式。尽管今天在艾米诺努已经看不到这些古代商贾留下的历史痕迹，但依然保留了当年由海上贸易带来的活色生香，面向欧亚的艾米诺努几乎浓缩了奥斯曼乃至今日土耳其生活的精髓：嘈杂而丰富、无条理却不逾矩。这也提供给我们一把理解土耳其的钥匙，地跨欧亚，在罗马和东方之间，一个宽容、多元的现代土耳其及其历史遗产。
罗马人的遗产，穆斯林的致敬
伊斯坦布尔是名符其实的三朝帝都，罗马、拜占庭和奥斯曼和战略重要性，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陷入了由于过度扩张而带来的内外交困，罗马人决定以迁都的方式重新激活帝国的活力；“新罗马”被称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这座以君士坦丁大帝命名的新城市被赋予了帝国的新希望。罗马东西分裂以后，强盛的东部帝国在基督教和希腊文明的洗礼下渐渐脱胎于古代罗马世界，成为一个自主的拜占庭帝国，当西罗马崩溃，西欧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漫长中世纪里，东罗马的存在让西方古典文明得以免受蛮族入侵和政治动荡带来的灭顶之灾，在君士坦丁堡固若金汤的海峡和高墙后面，希腊和拉丁文明的灯火又继续在欧洲的土地上幽幽燃烧了一千多年。
但也正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富庶和文明，这座“万城之城”让各方势力垂涎不已。与此同时，老迈的拜占庭也逐渐成为了名义上的“东部罗马”，到15世纪为止，当时仍然自视为东罗马人的拜占庭帝国，实际控制范围已经收缩到了仅剩君士坦丁堡城及其周边地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新崛起的奥斯曼帝国及伊斯兰世界已陈兵百万做好总攻欧洲的准备；而东罗马在西欧的“基督教兄弟”却同样虎视眈眈，天主教世界视东罗马的正教会为异端，最终以此为借口，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野蛮地洗劫了这座地中海最文明的城市。同伊斯兰“异教徒”的威胁相比，天主教徒对拜占庭的打击才是真正毁灭性的。再经历了亡国和复国之后，尽管东罗马皇室继续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最终还是无法抵挡庞大的奥斯曼帝国，1453年，“万城之城”落入了穆斯林之手。公元395年-1453年，后人以罗马分裂到东罗马灭亡为跨度，定义了中世纪的开始和结束，也是君士坦丁堡作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中心的生命期，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她将是伊斯兰世界的心脏。
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征服者那样大肆践踏被征服的领地，相反，“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 II, “Fatih”）视自己是欧洲文明甚至基督教徒的新守护者，他禁止奴役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因为他们和穆斯林一样信的是同一个神，读着同一部经典，还有一样的先知。在他的感召下，很快许多因为战乱而逃离的基督徒和希腊人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这不仅仅得益于这位开明君主对宗教和欧洲文化的宽容态度，事实上也是奥斯曼民族对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文明一贯的崇拜，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称的“伊斯坦布尔”其实就是希腊语中的“城内”，日常用语中仅仅把君士坦丁堡称之为“那城”，可见其崇高地位。
作为一个由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起初并不精于建设和规划，这也是他们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前对“城内”的好奇所在。他们和入关后的满清统治者一样，都是好学的征服者，这反映在了他们对东罗马建筑的保护和发扬光大上。穆斯林为了展示自己的武功，试图重新打造君士坦丁堡的天际线，三座新修建的清真寺全部吸收了索菲亚大教堂的设计风格。奥斯曼苏丹手下的建筑师对拜占庭的建筑艺术赞叹不已，在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和亚美尼亚工匠的合作下，他们将东西方风格糅合在一起，创造了独特的奥斯曼建筑艺术。走进一间奥斯曼时期的厅堂或高档住宅，总能在伊斯兰文化独特的细密纹饰和蓝白配色中，找到熟悉的欧洲影子，古希腊的柱式、意大利的透视画，以及巴洛克式样充满炫耀和繁复的装饰艺术；欧洲进入启蒙年代后，轻快、纤细的洛可可风格也进入了奥斯曼的室内艺术，更注重使用描绘自然风光的水彩画来搭配精美的阿拉伯书法。尽管伊斯兰教和伊斯兰艺术依然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帝国里占支配地位，但奥斯曼的苏丹们却总是乐于吸收“异教徒”的最新文化，来将自己包装为欧亚不同文明的看护人。
苏丹统治下的“马赛克式”多元
这种游牧征服者带来的多元，也反映在奥斯曼社会的另一种独特的制度上——米利特（Millet）。米利特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民族”，或是带有一种明确宗教信仰属性的民族，实际上是一种以宗教信仰为依据的社会划分。奥斯曼帝国所控制的疆域内族群、信仰成分复杂，帝国政府准许不同宗教的社区设立自己专属的法务机构，来自治管理各自族群，这些社区可以自己制定、裁判各自的宗教法律，当地臣民的生老病死以及教育等，皆由米利特负责。这些“独立王国”和帝国政府并不存在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它们以苏丹的名义维持自己独特的传统。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米利特，就是诞生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后所创立的正教会基督徒米利特。穆斯林占领者必须很快同这些东罗马遗民达成和解，才可以顺利地坐镇这座“万城之城”。米利特赋予了这种和解的可能性，君士坦丁堡的普世教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在东正教世界里享有最高荣誉，基督徒也从未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受到迫害。相反，许多希腊人和外国基督徒还在苏丹的宫廷里担任重要职位。
这一传统使奥斯曼社会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文化马赛克格局。马赛克镶嵌画艺术是拜占庭文化的骄傲，东罗马人从历史舞台消失后，这种希腊化的工艺却可以作为奥斯曼土耳其社会的形象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交流但并不一定交往，不同文化混搭但并不融合。同时期，欧洲正在兴起强调民族国家正统性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科学和启蒙思想带来了方法论和测量精神，普通欧洲人因此更倾向于分辨自我与他者之间、本土于异域之间的界限，而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却习惯于自己同说着不同语言、崇拜不一样神的“外国人”一道，被一个宽容的伊斯兰专制皇室统治着。
十字路口上的多民族帝国
然而正是这种独特的多元性，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无法根治的慢性病。米利特的自主独立地位对帝国内部的团结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缓解了多民族大帝国内的族群矛盾，但同时米利特毫无同化差异的能力，各个米利特随之发展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宗教壁垒。奥斯曼帝国的精英往往具有很鲜明的单一文化背景：帝国的航运和贸易长期以来被犹太人和希腊人把持，国内商业则是亚美尼亚人的天下，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经常把持着帝国的官僚机构……不仅如此，19世纪开始来自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让一些族群要求进一步的独立地位，原本强调帝国统一性的米利特制度被赋予了民族独立的话语。最大的东正教族群的独立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希腊人，米利特制的仁慈和宽容让希腊文化在被穆斯林占领的几个世纪以来依然保持着活力，而希腊也一直是帝国与欧洲联系最紧密的地区，那里的地方政权到19世纪甚至已经拥有独立的地方武装。在这一时期，民族“马赛克”的负面效果开始全面发酵，在英国、俄罗斯外部势力的干涉下，民族独立的火势从巴尔干半岛一直烧至阿拉伯地区。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和同时期的大清皇朝一样，如同朽木漂浮在工业化列强主宰的汪洋上。帝国政府除了积极镇压叛乱以外，抛出了“大奥斯曼主义”来试图拯救日益分裂的帝国。在英国向大清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一年，志在改革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决心效法欧洲式的宪政和民事制度，宣称“奥斯曼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意味着统治奥斯曼帝国各民族的最高宗旨将不再是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伊斯兰世界最崇高的统治者自己宣称将让帝国逐渐与伊斯兰教划清界限。奥斯曼的新政从一开始就招致了传统穆斯林的不满，对于很多人来说奥斯曼帝国应该首先是真主阿拉在人间的代表，其次才是其世俗的皇权，而自己也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是奥斯曼苏丹所统治的臣民；对很多非穆斯林臣民来说，“大奥斯曼主义”无疑与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米利特原则相悖，强迫他们认可自己的宗教和传统臣服于帝国权力之下，等同于把土耳其人对米利特的直接统治写进了法律。
这一时期，君士坦丁堡的新城区开始繁荣茁壮起来。马哈茂德二世在这里修建了几乎完全欧式风格的新皇宫多玛巴切宫；现代化的邮政、电报服务也开始在这里出现；私营公司和工厂让艾米诺努区那些古老的同业行会渐渐消失；在对岸的加拉塔，奥斯曼银行的诞生让这里逐渐取代对岸的老城，成为整个帝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同大清一样，搞洋务、办实业的努力寄托了帝国统治阶级复兴祖宗基业的希望，相比重新团结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他们更在乎一个团结统一的奥斯曼帝国是否能重新回到欧洲的政治舞台。此时的土耳其，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继续前行彻底西化，还是回望自己的传统，重拾宗教大旗来团结国家？多远文化的马赛克是否还能持续，如果要将不同族群融合成同一个土耳其民族，又该如何融合？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伊斯坦布尔那些有些年头的咖啡店或小餐馆，多数都会至少悬挂一张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阿塔图尔克（Ataturk）的画像，以显示该店的历史气息。这位领袖在中文世界里以他的本名凯末尔更为人所知，阿塔图尔克这个姓氏是土耳其国会授予他的赐姓，字面意思就是“土耳其之父”。
1923年，凯末尔和他的土耳其国民运动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宣布成立共和国。奥斯曼在一战中的失败彻底撕裂了这个早已危机深重的老帝国，根据战后签署的《色佛尔条约》，战胜的协约国阵营要求控制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几乎全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只准许帝国征服实际控制安纳托利亚地区中部的一小片区域，这无疑将奥斯曼帝国的疆界推回到了14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卖国”行为激怒了包括凯末尔在内的土耳其进步人士和军人，设在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拒绝承认这一不平等条约。而此刻，脱离奥斯曼统治不久的希腊正迫不及待地代表英法势力进入土耳其，清剿新生的共和国，此外更是把目光投向了君士坦丁堡，希腊民族主义者梦想着借军事干涉来复辟已亡国近五百年的东罗马帝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战战胜国的那一边，中国作为协约国阵营的一员却被列强拒绝归还遭德国侵占的胶州半岛，除此之外英国和法国出于“均势考虑”，支持日本保留极不公平的《二十一条》。两个古老文明在被迫步入现代化后不久，就遭到了相似的排斥和边缘化，1919年一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重新洗牌，不仅仅葬送的是欧洲旧秩序，同样也让中国和土耳其这样的新兴国家感到心灰意冷。这种被列强格局支配的屈辱感，此后将以不同方式奠定了两国塑造现代国家的基石。
如何塑造一个新土耳其？当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同时存在，旧王朝对西方的瓜分以及民族主义者的反抗无可奈何，而代表共和国的凯末尔很快给出了答案，必须毫不保留地向西方展示实力，才能让共和国坐上谈判桌，撤销对土耳其人毫无体面可言的《色佛尔条约》。此前在一战中，他就已经成功指挥了奥斯曼军队抵挡住试图登陆君士坦丁堡的英法联军。此役让土耳其人记住了一个作为杰出将领和民族英雄的凯末尔，并且为他在军队中赢得了官兵们绝对的忠诚。他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很快让土耳其军民相信，只能凭借一次针对西方的军事胜利，来为支离破碎的土耳其创造一个新的开始。1922年，在沙卡利亚河畔的决战中，希腊干涉军败下了阵来，协约国阵营立刻向安卡拉政府承诺废除《色佛尔条约》，就此奥斯曼帝国不再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新的《洛桑条约》在协约国和安卡拉政府之间达成，它确立了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疆域。1922年，同样也是君士坦丁堡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的年份。
革命吧，为了世俗化
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又重新有了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但现代化的问题依然有待回答。此时凯末尔的声望，已经近乎成为新土耳其的无冕之王。他继续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践行着自己对现代化社会的理解，用军事独裁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愿景。凯末尔的改革在实际上已经不啻为一场无声的革命，代表奥斯曼和穆斯林神权统治的一切都被认为是“反动”的；支配土耳其社会几个世纪的米利特制被废除，各个族群和社区不得再以各自的宗教法律来支配民众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以土耳其政府为唯一权威的普世公民权。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世俗化愿景，在凯末尔手中如一股旋风冲击了土耳其的传统社会。政府官员必须着欧式西服；传统的菲斯帽被禁止；妇女不得在公共场合带头巾；不能使用阿拉伯语做祷告……违反者都将被视为反动分子。凯末尔还积极推动对语言文字的改革，并将其视为政治任务，土耳其语从此改用拉丁字母，阿拉伯文字同样也被当做“落后、腐朽的东方文化”遭到排斥。政府同样还改写了公众对历史的认识，所有关于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被扫除出教科书；作为一个全新人为打造的共同体，需要用一段“文明”的历史来强化对新领袖和新权威的认同，于是突厥史和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成为了官方正史。
这些被称为“凯末尔主义”的改革传达了一股清晰的信号，土耳其的世俗化和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传统价值被完全消灭的基础上，这是只希望温和改良的苏丹们所无法想象的。凯末尔主义的问题也显而易见，新生的共和国是彻底的枪杆子政权，凯末尔个人的独断专行完全依赖于军队的忠诚和高效。事实上在改革的过程中，传统米利特制支配下的“马赛克”秩序对新政的反弹非常强烈。至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前夜，米利特管理下的教法社区已经是一个个盘根错节的有机体。在各个社区内，从宗教到民政乃至基本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都由米利特而不是帝国官僚机构提供。凯末尔的改革直接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引发许多地区的保守民众以宗教之名反对凯末尔和他的共和国；这样的反对声音在军人专权的统治下显得微不足道，但在凯末尔死后，共和国开放党禁实行代议制的年代里终于酿成了政治危机。整个“后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政治陷入了一种怪圈：具有传统保守倾向的政党总能在大选中胜出，但总是终结于军事政变。最极端的情况发生在1961年，当时的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以贪腐罪名被军队推翻，随后被绞死，整个过程缺乏正规司法程序参与。此后的土耳其政治政党乱斗、派别林立，军方过于庞大的权力始终干扰着一个稳定的民选政府脱颖而出。
依然在前进中的古老文明
这种情形一直到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的居尔出任总理以后才得以改观，而直到2010年，土耳其才真正终结自凯末尔时代以来的军人干政，由文官来主导防务政策被写进了宪法。目前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为土耳其带来了自凯末尔去世以后政治最为稳定的十年，但今天土耳其政府所面对的，依然是自凯末尔时代留下的未解难题：民主秩序如何来面对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文化“马赛克”格局？毫无疑问，土耳其至今仍然是伊斯兰世界中最包容、开放的国家，但奠定土耳其现代性基础的凯末尔式世俗主义，恰恰同现代精神中另一个重要要素——民主相悖，这也是欧盟至今迟迟不愿向土耳其敞开大门的原因之一。凯末尔对世俗化和打造现代土耳其民族的追求，建立在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被消灭的基础上，留至今天最大的后遗症便是库尔德人问题。被现代土耳其“抛弃”的库尔德人逐渐被边缘化成为一股极端力量，扰乱政治进程和社会安全，也是当今土耳其在联合打击IS议题上招致国际社会反感的原因。
同西方式倡导公民社会融合的“多元文化主义”不同，土耳其版的宗教和民族多元奠定在其跨越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上，这种看上去并不现代的“马赛克”式共存，有其难以割断的历史延续性。他们拥有一座连接东西方的帝都、一个开明的穆斯林王朝、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土耳其人应该同时为这些独特的历史遗产感到庆幸，也需要不断同自己的过往对话，才能不断前行。遗憾的是，这种在东西方两种文明深厚影响下产生的模式并不容易复制，在世界上多数传统宗教势力掌控的地区，拥有强力的执行机构来推广一种强调宽容的社会文化，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双重挑战，既需要同不同文化的充分接触，也必须要有一种传统秩序沉淀下来的社会结构遗产。如果一定要给制造这种“马赛克”式多元的成分下一个定义的话，那只有可能是“文明”二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