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95岁生日：消灭特权，捍卫私权
编者按：2024年1月14日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95岁生日。我们特别重刊茅老自述文章，以飨读者。恭祝茅老福如爱琴海，寿比大宪章！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6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了我们4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著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每天要我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就给我一个铜板。
我直到今天仍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应该说，祖母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她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3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
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后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又去了加拿大实习，再从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1950年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竭力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学生的背景，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的，且崇信科学。
学习和教育
我上的头一所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那时候我只有5岁多，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我不服气，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校长倒也没有认真，哈哈一笑了之。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就去了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是46级的校友。总的来看，这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
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都是勉强及格。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经常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因为频繁转学，学习很受影响。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上海交大的四年教育。这四年的特点是老师好，听得懂，而且专业课全部用英文，做习题、考试都用英文，我的英文主要靠在上海交大这四年培养起来的。在交大学的力学、数学、热学、机构学(现在叫机械原理)都非常有用，甚至影响到我的人生观。
大学毕业后，我自己十分重视学习，天文地理无所不学。1955年，我调到了铁道科学研究院，需要更多的知识，从那以后我坚持自学，至今不断。我看的书中以数学方面的书最多，另外还学了空气动力学、计算机和数值计算(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用计算机了，用于给试验数据加工分析)、燃气轮机，还学了俄文，都是很难啃的学问。
近来看的书都跟经济学有关，另外感觉自己历史方面的知识太缺乏，因而看了不少历史书。铁道科学研究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给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
我听数学课至少有四年，但是因为没有人指导，有些课费了很大的劲。我的数学基础对后来推导择优分配原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有机会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我听了三四门课，但没学到新东西，只有一门讲税务的课，觉得颇有收获。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税”的观念。在国外，我的主要收获是了解国际上的学术动态，结交了不少大学者，特别是明白了如何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出版物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书，至今未断。
1990年，我应聘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作客座高级讲师。这是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我能够获得这个职位跟我认识他们经济系的主任有关。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在加拿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相识，他知道我的经济学水平，所以请我去。我在那儿讲三门课：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环境经济学，都是研究生的预科课程。我的月薪按当时的汇率合3000美元，交掉1000美元的税，还剩下2000美元。一个中国人，没有学过正统的经济学教育，没有博士学位，却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教主流经济学，这不但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恐怕至今也是凤毛麟角。
爱人赵燕玲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开织造厂生产绸缎的，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问他家要过去织出的样本。
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因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当局的是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1937年抗战爆发，那时候她父亲正在张家口开蛋厂，因为战争，于是卖掉了厂回苏州。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最娇的娇小姐。她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但是她集全家宠爱于一身。
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是我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我称之为舅妈的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我是她姑妈的儿子的三次方。我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妈的儿子偷来给我的。以后又弄来一张，比较胖了一点，我见到之后当然羡慕不已。
她的出身对她一生有很大影响。虽然她没有念大学，是中专毕业，但是人们都说她是大家闺秀，说她气质非凡。她从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贤妻良母，又到孙儿绕膝的古稀之年，一贯保持着秀丽端正、雍容华贵的风度。
她的恋爱故事可以写一本书。在无锡助产学校时同时追求她的有五六位男士，包括她的老师和医院里的医生等。她毕业之后之所以来到齐齐哈尔，也是因为追她的人太多，不好摆平，索性远走他乡。那时候我只跟她见过3次面，她敢于去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只能说是缘分。
当然，也许跟我的表现有关。她爸爸看见我写给她的信，称赞我的字写得好。之前的一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郑锡坤作业法“动能闯坡”的研究》的文章(此文我得了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稿费)或许也有关系。
1954年她到了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最吸引人的明星。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到了北京以后她同样惊动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馆，在橱窗里都挂她的照片(不论她在苏州，在上海，照相馆无例外地都挂她的照片)，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光说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她为全家人织毛衣，为全家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衬衫衬裤到中山装。她是助产士，接生过1000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护士们都愿意跟她的班，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文革”后她主持家务，更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极大地提高；她给我理发，自那以后我从来没上过理发馆，只除了在国外的两年她不在身边。
朋友成就学术
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在理工方面。我对所学的力学、电学、热力学、数学都认真地下过工夫，可以说是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像《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弗洛伊德、韦伯、柏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
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记》《孟子》等。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在写文章时极少引经据典。
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这些恶名都安不到我的头上。
我之所以能取得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结交的朋友有关。我们互相交流，彼此得益。其中主要有王国乡、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人。
我的学术成就大体上可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人权、道德、制度方面。
当“文革”接近尾声时，工厂领导照顾我回铁道研究院作助勤，我等于就回了家。回到北京后，我在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所做助勤，从事铁道经济研究。
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完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时我正好50岁。我领导运输所经济室的学术工作，很有声色。我还给研究生开数理经济学的课(宋国青、张维迎、王国乡都来听过我的课)，给室内同事开概率论的课，去北京经济学院开数理经济学的课，我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我的研究领域越来越超出运输经济。
我常讲，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发现的。这个发现过程就是推导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我写的《经济学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就是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其特点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用非线性规划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得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从而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