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共拖欠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艺珈伊扶贫搬迁、幼儿园、小学等10个项目约2.2亿元工程款，马艺珈伊讨要8年未果，区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被马艺珈伊拒绝，而后政府以寻衅滋事罪逮捕。这是《中国经营报》的报道。
此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水城区政府立即做了情况说明，指出女企业家马某某承建的10个项目中共计金额约16332.71万元，目前已支付14670.6万元，支付比例89.82%。所谓 “共欠企业约2.2亿元”，“区里要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2亿余元的债务”的报道均不属实。从贵州水城的官方通报来看，回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即女企业家马艺珈伊讨工程款被寻衅滋事批捕一事。这份通报其实不算反转，却透露了两个事实：
1、马艺珈伊与水城有经济纠纷，具体如何，各有各的账本；2、马艺珈伊和她的律师们因为“恶意炒作”而有了“寻衅滋事”的嫌疑。这里面有一些小小的细节问题，其实耐人寻味：
比如，“编造虚假信息”，那经济纠纷里，水城坚持几千万，而马艺珈伊说上亿，数字不对，算不算“虚假信息”？
再比如，这份通报的内容是对案件情况，但是发布主体是“水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而不是公安机关或其他办案机关。
这些细节透露出来的，不是“寻衅滋事”是否被滥用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何“寻衅滋事”容易被工具化？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同时，水城事件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保护民营经济的问题，更是留给我们很多沉重的经济和财政问题要思考。为何“寻衅滋事”容易被工具化？
法律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悖论：法律本意是制约权力的，但是权力运作的逻辑却必然努力让法律成为工具。
法律的本意，是对权力的制约，这是一场伟大而永恒的博弈，全世界法治的发展都是这一博弈的演绎过程。但是，权力从来是最难制约的，因为，一旦权力有了制约，就会产生更重要的问题：权力的面子与尊严在哪里？
纵观中国的历史，法律的兴衰史，其实更多的是权力尊严的起伏史。你看朱元璋仁民爱物，勤俭治国，也得在律令格式之外，搞一个“大诰”。
大诰是什么？就是权力的面子与尊严。在古代，他们不是不爱民，但是怕人们“无理取闹”，有问题，我可以改，但是你不能随便到处说。
可是，法治的本意，就是不要让权力有面子或尊严这种想法，而是要让权力适应责任与义务。
面子是无法量化的，而责任与义务可以有清晰的边界，法治要的是更清晰，而不是更模糊。
否则，权力要有了尊严，法律就没有了尊严。所以法律就是通过有效的系统设置，（不是单纯的法律条文），来让社会各界有效地在规则之内进行博弈。
充分、有效、理性的博弈结果，就是法治。没有博弈的结果，这就只是工具的胜利。
为什么那么多寻衅滋事让法学家以及普通人困恼呢？这不是修改法律本身的问题。
你看法律的条文，刑法293条，以及《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里面哪里有说这类行为属于犯罪？罪刑法定，不是应该所有的行为都应该罗列出来，清晰表达，而不能随意阐述吗？！
你今天修改了寻衅滋事的规则，那只要这个问题还在，明天还得有一条冒出来，做新的工具，新的替补。流氓罪不是没有了吗？为什么“若亡而实在”呢？！
梁启超当年做司法总长的时候，在罗文干的事件上，他都说了一句：在放跑人和放跑法律之间，我宁愿人跑掉。
如今，问题也是一样，在不要面子和不要法律之间，宁愿不要面子，面子是一时一人之得失，而法律却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石。
1945年，陈云同志还专门写了一篇内容：《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这个内容很重要，换成今天的思路来讲，就是：要讲法律，不要讲面子。
这样营商环境才会真正越来越好！
水城事件背后的地方财政危机
其实，水城事件背后是，过去二十年贵州在取得脱贫开发巨大成就的同时，很多基层地方的短期主义操作也严重透支了未来，造成了地方财政已经根本无力化解政府巨额债务的问题。水城事件不过是贵州地方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冰山一角，同样也是中西部很多省份都在面临的严峻问题。根据水城地财政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91.52亿元，另外还有城投公司债务这种隐性政府债务。整个六盘水市城投债与政府债务比约为1.1:1，那么意味着水城区的城投债在100亿左右。截至2023年11月 ，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一共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等共8家法院9次列为被执行人或失信人，涉及金额达9.56亿。我们大致可以推算，一个仅有60余万人口的西部贫困县区，政府各类债务总和应该在200亿上下。而该区财政收入仅有21亿，财政支出57亿，财政自给率不足37%，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上一级政府的援助，该地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偿还巨额债务，只能任债台进一步高筑。所以，水城区政府是没有能力偿还马艺珈伊的企业的债务的，企业律师通过调取资料发现，政府平台公司在两家国有银行贷款5.8亿元，并未用于借款用途，显然可能是用来偿还其他更紧迫的债务。
水城在六盘水还不是最严重的，债务最多的是县级盘州市拥有政府债务228亿，如果加上城投债，估计在460亿左右。就整个贵州省而言，到2023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15124.69亿元，另外，全省城投公司债务余额也至少有1.5万亿，那么全省债务余额约3万亿。而该省GDP为2.09万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2000亿，根本无力偿还如此规模的债务。
贵州全省不得不举新债还旧债，2020年至2023年之间该省固定资产投资大大收缩，但是债务总额依旧却上升了4200多亿。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改观，可能显性和隐性债务余额突破5万亿，或者达到本地GDP两倍以上。巨额地方债进而影响压缩民生基本支出，以及必要民生项目建设。比如，贵州2018年教育支出为1275亿，而2023年降至1202亿。基层政府拖欠工资和奖金现象也越来越多，与民营企业的工程款纠纷也越来越普遍。这都意味着全省人民今天在为巨额债务买单，并且这个过程是看不见尽头的。1月7日，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中，落马的原贵州副省长，曾经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的李再勇的忏悔，让我们看到了此次水城区政府与企业家纠纷的产生的根源，以及各级基层政府债务膨胀的过程。2013年到2017年，李再勇在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期间，不顾地方财力和自然风光资源不多等实际情况，无节制地搞旅游项目开发，以及热衷各种豪华场馆建设，任职不足四年，当地新增债务超过1000亿元，债务增长率超300%，给当地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包袱。用李再勇的话说：“我欠债从来没想过还，反正一拍屁股走人，后来继任者谁来继任谁承担责任”。六盘水地处亚热带，即便是1月份平均日高温也可以达到10度左右，李再勇却有雄心将其打造成为“中国西部滑雪之都”，一意孤行拍梅花山滑雪综合体项目，举债30多亿，仅近万米的“亚洲第一索道”就花了9个多亿。这种建设思路，与50年代末的放卫星、亩产万斤，强迫在沙漠种水稻，并无任何区别，甚至更加恶劣，如果放在以前一定是饿殍遍地、激发民变。马艺珈伊在水城承担的很多项目，便是这种“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项目，比如造价3755万元的绿色度假酒店，造价6310万元的海坪鞭陀小镇，最为荒唐的造价是野鸡坪自行车赛道3000万元。试想，能像马艺珈伊那样在一地拿下这么多项目的老板，并不太多，这充分证明她的背景非同一般。依靠她的资源与背景，既拿不到钱，还要被逮捕，当地财政状况可想而知。而贵州省大大小小的李再勇又何其多，比如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不顾该县毫无知名度、吸引力，又极为偏僻的情况，规划兴建天下第一楼、独山大学城（总投资70亿）、贵龙国际养生中心（规划投资100亿元）。为了完成诸多世界级工程，该县成立了36家融资公司到全国各地举债，很多融资利息都在10%以上，其不顾人民死活程度，恐怕隋炀帝也自愧不如。所以，本次水城的企业和政府债务纠纷，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保护民营经济的问题，更是留给我们很多沉重的经济和财政问题要思考。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真的是拉动经济增长灵丹妙药吗？第二,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健全的财政纪律，防止地方无限举债，甚至是举债成瘾呢？第三, 当下最迫切要做的事情，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贵州这样落后省份的巨额地方债危机怎么化解？在以前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尚可随着财政收入增加和政府资产增值对冲债务，现在进入经济紧缩时代，既不能开源，资产又在贬值，中央的援助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地方政府怎么才能应对呢？负债率高的不止有贵州，还是有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和天津等地，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乏力，财政没有什么增收潜力的地方。现在至少有15个省份的广义负债率处于财政部规定的300%红线以上，处于100%绿线以下的仅仅有一个省份。很显然，全靠寻衅滋事式的权力拱卫模式，是行不通的，甚至可能会引发民怨商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