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道格拉斯·诺斯｜人物志

编者按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其研究重点在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政治学领域，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们理解“路径依赖”等政治制度的演化规律提供了丰富启示。本篇与诺斯的会谈由华盛顿大学的加德纳·布朗（Gardner Brown）主持，尽管访谈以经济学为重心，但诺斯在其中阐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学术态度演变以及对资源与制度关系的思考等众多方面的内容，使得谈话丰富有趣又不乏深刻。本文既能够增进我们对诺斯的理解，亦有助于拓宽我们对社会制度乃至人生道路的思考视野。

对话道格拉斯·诺斯

A Conversation with Douglass North

作者：

Douglass C. North, Washington University;

Gardner Brow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ean Lueck, University of Arizona

译者：

郭瑞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

引文格式（MLA）：

North, Douglass C., Gardner Brown, and Dean Lueck. "A Conversation with Douglass North." Annual Review of Resourse Economics 7.1 (2015): 1-10.

关键词

产权；制度；经济史

迪安·吕克（Dean Lueck）的引言

道格拉斯·诺斯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给予诺斯奖项的动因是“通过应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来解释经济体制的变化，从而更新了经济史研究”。委员会进一步指出，他的贡献“为欧洲和美国在工业革命之前以及与工业革命相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他强调了产权和制度的作用”。诺斯与另一位经济史巨匠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分享了这一奖项，但两人的研究截然不同。福格尔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诺斯则将罗纳德·科斯（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引入了制度与经济增长这一古老而重要的问题。

尽管诺斯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并深入到政治学、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他对产权和制度的关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的影响相对较小，至少是直接影响较小。诺斯在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简称UW）工作了三十多年，因此他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有限影响力或许更令人吃惊。毕竟，诺斯在华盛顿大学担任了12年的系主任，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在那里即使不是领先的，但也是一大重要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者。这篇短文探讨了诺斯对资源经济学的影响，并建议资源经济学家在工作中借鉴他的方法。

诺斯出生于1920年，曾在伯克利大学攻读本科和研究生学位（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成为华盛顿大学代理助理教授。他于1960年成为教授，1967年至1979年担任系主任，1983年前往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简称 Wash U）并停留了下来，尽管他同时也在胡佛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资源经济学一直在发展，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小组是这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同一时期，诺斯开始了他关于产权、法律和政治组织等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研究。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观点与科斯关于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研究成果在业界传播的时间大致相同。科斯的研究对工业组织、政治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经济史产生了影响。

制度——经济、法律、政治、文化——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存具有重大影响，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例如，渔业法规、水权、濒危物种法规、土地使用以及当前关于气候政策的辩论。同样明显的是，农业需要强有力的产权制度，用于推动工业革命的自然资源也是如此。然而，诺斯在其卓越的职业生涯中几乎没有关注过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要想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任何关于资源的论述，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事实上，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讲中，他对制度如何影响自然资源或资源特征如何影响制度只字未提。除了李·奥尔斯顿（Lee Alston）和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之外，他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人研究过这些问题。并且，对于奥尔斯顿和安德森来说，他们也是在跟随诺斯的研究生工作结束后才转向资源议题的。

1983年，62岁的诺斯成为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教授。此后不久，他担任政治经济学中心主任，成为该校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领袖。当许多学者的产出能力下降时，诺斯却经常与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时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合作，出色地提高了自己的成果产出。在过去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政治制度，以及信仰体系如何影响制度、如何被制度所决定。1997 年，诺斯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现为制度与组织经济学学会），这是一个新的学术协会，旨在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分享和推进有关制度的工作。由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来对资源和环境问题兴趣不大，诺斯在该校对资源经济学的直接影响甚至小于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时候，在华盛顿大学时他经常与从事该领域工作的教师和研究生接触。

资源经济学的历史学家们会注意到，在诺斯的重要著作之前，有时是在科斯著名的产权著作（1960 年）之前，J. H. 戴尔斯、H. 斯科特·戈登、安东尼·斯科特等学者（均为加拿大人）就已经在研究自然资源的产权问题了。西里西·万特鲁普（Ciriacy Wantrup）是一个地理上的例外，他在1955年撰写了关于水权的文章。这些著作强调，缺乏资源所有权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并建议通过改变产权制度来制定政策。因此，尽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早期研究具有很强的制度性，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诺斯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该领域的研究重点趋向于（a）资源利用的理论模型（如布朗）和（b）非市场的环境产品的评估。李·奥尔斯顿（Lee Alston）、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罗伯特·迪肯（Robert Deacon）和罗纳德·约翰逊（Ronald Johnson）等华盛顿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管理自然资源的制度。采用诺斯的方法研究资源问题的一位重要学者是加里·利贝卡普（Gary Libecap），他并不是诺斯的学生。事实上，利贝卡普采用了历史产权的方法来研究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演变，而斯科特则采用了一种更广阔的方法。

制度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之间的重叠如此之少，其原因虽容易提出，但却不容易靠数据确证。在华盛顿大学，尽管诺斯周围都是资源经济学家，但他的研究重点却是历史学。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政治体制，而不是资源经济学。与此相反，早期的资源经济学家往往很少关注历史，他们的研究方法通常是皮格维式（Pigouvian）的，而不是科斯式（Coasian）的。也就是说，资源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环境问题视为最优税收问题，而不是比较制度问题。此外，可能还存在一种意识形态选择偏差，将大多数资源经济学家（左派）与大多数产权经济学家（右派）区分开来，这种意识形态隔离可能限制了合作。专业化力量和对期刊编辑的迎合可能也是造成这种隔离的原因之一（很可能现在仍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制度的历史正如诺斯所预期的那样重要。在资源经济学关注制度的领域——尤其是渔业和水权——研究倾向于考察制度的后果，而非制度的动态原因或变化，后者一直是诺斯关注的重点。在财产权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尤其是矿山和商业森林——资源经济学家忽视了制度的微妙之处，且倾向于追随纯粹的新古典分析。

诺斯影响深远的一个领域是对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源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分析。他的研究为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土地改革、联合水资源分配和转型经济奠定了基础。诺斯的制度视角也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要素，他最近对治理结构的强调可以告诉我们治理结构在自然资源和其他商品体系中的作用。这项工作的重点是选择“正确”的治理结构，而不是“正确”的政策。

如今，诺斯式研究与传统资源经济学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但正如诺斯的研究成果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差距表明了贸易带来的收益。受诺斯启发，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在制度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是过去二十年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这种现代实证方法似乎有潜力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其研究范围超越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文献。诺斯从总体上强调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也为“资源所有权的细节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影响结果”这一问题的研究打开了大门。研究自然资源的人非常清楚现代制度中存在的重要而巨大的差异。例如，加拿大和美国有大量的政府土地；而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私有的。然而，在北美和欧洲，对环境产品的需求导致了公园和保护区的出现，尽管它们由不同的机构管理。在南非，野生动物主要由私人土地所有者拥有和管理；而在肯尼亚等东非国家，野生动物属于公共财产，主要栖息在大型保护区内。人们对造成这些差异的经济因素还不甚了解，对这些制度建立过程中历史参数的重要性也不甚了解。此外，传统的新古典主义方法也不太适合对离散的不同制度所产生结果的比较。

诺斯理解历史力量在形成制度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改变制度的成本，而资源经济学家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理查德·霍恩贝克（Richard Hornbeck）的最新研究成果是诺斯式经济史与资源经济学的现代融合。鉴于经济学界重新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资源经济学家吸收诺斯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应用于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在资源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问题时，“诺斯”视角应该尤其富有成效，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制度薄弱（由于例如缺乏法治、官僚腐败或土地权利界定不清）往往占主导地位，而制度改进的潜力也很大。诺斯最近关注认知、信仰和观念在形成制度方面的重要性，这对资源经济学是一个挑战。

与道格拉斯·诺斯的对话

道格拉斯·诺斯：我母亲的父亲来自意大利，“意大利人”是我身上最好的一部分。我父亲来自堪萨斯州，他之前是英国人。他们相遇是因为我母亲住在布鲁克林，她父亲是那里的意大利进口商。我父亲和她的兄弟们一起踢足球，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布朗：他在哪里踢球，大学还是街头？

诺斯：只是一场随意的球赛。我父亲在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担任代理人。

布朗：你母亲的厨艺好吗？这是你喜欢美食的原因吗？

诺斯：我母亲是个很好的厨师，是的。她是一流的。她从未受过正规教育，没上过大学。我想她读完了高中，但我不确定。她是个迷人的女人，我喜欢的关于过去的东西几乎都来自她。

布朗：但你父亲也扮演了一些角色。

诺斯：是的。他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我母亲对美国的教育并不看好。她把我带到欧洲，我们住在英国、法国、伦敦、巴黎，然后搬到日内瓦和洛桑。我在洛桑上的学。我学了法语，事实上我学得很辛苦。在洛桑的这所学校里，只要你说一句英语，你就得写出20页的法语语法。第一周我差点饿死，因为我甚至不知道法语中“递盐”是什么意思。我指着一些东西，他们说“不，不，你必须说出来”。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布朗：你在哪里上的高中？

诺斯：我在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的乔伊特学校毕业。我父亲最终带我们回来，他去了纽约的大都会办事处。在那之前，我们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因为他是加拿大办事处的负责人。在纽约之后，我们搬到了西海岸，他是西海岸办事处的负责人。我们搬到了旧金山。

布朗：在乔伊特，有没有哪位老师或哪项活动让你印象深刻？

诺斯：杜德利·菲茨在那里。杜德利·菲茨主修英语，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

布朗：他是学生还是教师？

诺斯：他是那里的教员。我本来应该去哈佛的，因为他去了哈佛。但在最后一刻，我父亲搬到了西海岸，在那时候从东海岸搬到西海岸是一项大工程。我去了伯克利。二战爆发前，我在伯克利读了四年本科。1942年，我加入了商船海军陆战队。

布朗：你是自己选择的去商船海军陆战队，还是...

诺斯：我是一名依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我不想杀人。我选择了别人会向我开枪、但我不会还击的工作。

布朗：所以你是一个非正式的依良心拒服兵役者，只是战略性地选择了商船海军陆战队？

诺斯：是的。

布朗：我要说干得好。

诺斯：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在海上航行了4 天后，船长把我叫到舰桥上，他说：“诺斯，你上过大学”。我说：“是的，船长”。他说：“好吧，我们迷路了。我给你24小时学习航海”。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他们乘坐的是凯撒造船厂出来的船，但他们给船配备的都是从未上过学的海员，更不用说领航了。这些海员被提拔为船长和大副等等，但没人知道如何驾船。我们当时正在前往澳大利亚的途中。我彻夜不眠，学习如何航行。领航员是如此稀缺，以至于战争第一年我们在新喀里多尼亚时，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可以到各地的各种船上。因为他们需要领航员，而他们缺少领航员。事实上，战争结束后，我在西海岸的海事学校教了几年航海。

布朗：那是在你读研究生之前吗？

诺斯：那是在我读研究生之前，是的。

布朗：但你回到了伯克利，对吗？去读研究生。

诺斯：是的。

布朗：那是因为邻近，还是因为你在西海岸或海湾地区，抑或更直接地选择去那里？

诺斯：我想主要可能是我母亲的选择。我母亲说：“你必须回到学校”。我想回去，我一直都想回去。当时我还没有决定要成为一名经济史学家，我只是想回去读研究生，然后去伯克利，接着我逐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布朗：经济史是在哪里发展起来的？当你来到华盛顿大学时——你选择来华盛顿大学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诺斯：我想我是1950年去的。我是作为经济史学家去的，我的专业就是经济史。我打算成为一名经济史学家，主要是因为 M.M.奈特。M.M.奈特从未考虑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事实上，他的兄弟是弗兰克·奈特，他们并不和睦。但M.M.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

布朗：你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在你进入华盛顿大学后开始消退的，还是？

诺斯：在那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我认识唐·戈登（Don Gordon）之后，这种兴趣就淡了。他对世界上所有被认为是严肃的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唐经常纠正我，说我总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通常是正确的。我从唐那里慢慢地、非常非常非正式地学到了很多经济学知识。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我就对正规的经济学深恶痛绝，认为那都是些垃圾。直到我成为助理教授，我才开始认真学习经济学，并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我之前所学到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我逐渐成为经济史批评家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史模仿了新古典经济学，但并不涉及正规理论或类似的东西。当然，它也不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而这正是经济史应该关注的。所有这些都是我必须去学习，然后自己重新学习的东西。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么做。

布朗：请谈谈塑造您在经济史研究中的特定方向的因素。在我看来，也许唐·戈登对微观理论的强调起到了一定作用。你选择了一些特定的方向，比如产权，这又会回到制度上来。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道路？

诺斯：这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起先，我抗议正规经济学。后来，在我由于唐·戈登的缘故成了一名正式的经济学家、变得比古典经济学家更新古典主义后，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摆脱这种状态，开始关注其他事物。

布朗：也许我应该问，如果你在一般经济框架中更明确地引入资源，这会如何影响我们对我们所言事物的观点？

诺斯：我认为影响不大，因为我认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是开始思考人类是如何随着时间自我组织起来的。这占据了我大半生的时间。这与资源有关。显然，没有太多的资源会给人类如何演化带来真正的根本性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关注资源问题。但我一生的主要关注点是人类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如何学会演化出更复杂的结构、制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一直主导着我的生活。

布朗：很久以前，你确实写过一篇关于环境法、政治经济学和环境政策的文章，那是在1970年。你采取了一种科斯式的观点，在这观点中，你说交易成本在外部性（如污染）的解释和存在的描述中显得很大，我想你是否愿意重新考虑或反思三个观点。首先，你喜欢赢家应该补偿输家的想法；事实上，为了从贸易中获得收益，你认为政治过程会阻碍它。因此，你认为虽然应该有补偿，但不太可能。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它将我带回了加尔布雷斯（Galbraith）和他的《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

大多数人认为加尔布雷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个词用得很宽泛；但在读这本书时，他表达的一个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观点后来被获得诺贝尔奖的以色列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做了更正式的阐释。他谈到了人们对经济权力的担忧；他举例说，农场经销商控制了农场机械，然后出售机械，赚取纯利润。加尔布雷斯对此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农民们会组成合作社，产生一种抗衡力量，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当时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想法，对吗？所以就有了这个问题：好吧，如果人们在财产被掠夺时没有得到补偿，他们会成立组织来纠正这种不平衡吗？

诺斯：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各地的情况不同，这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其他选择或他们认为的其他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对所面临的替代方案的理解非常有限，而且这些方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成功的替代方案会以拓宽他们视野的方式不断演变，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随之出现。

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都不了解，而我们必须了解这些事情，才能从这个世界中获得意义。

布朗：我突然想到亚当·斯密说过，专业化会带来收益。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和重要的，但我们也知道，过于专业化的物种极易灭绝。

诺斯：而且过时并最终消亡——没错。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最讨厌的就是经济学家，事实上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狭隘性，他们没有开拓全新的领域。例如，我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非常重要，因为它迫使人们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确实存在成本，这阻碍了他们为自己打开新的大门。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布朗：我想知道，如果你有一个研究生有兴趣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工作，你会把他引向哪里？

诺斯：我试图说服——现在我退休了，我不会说服任何人——但我一直试图说服我的学生，他们应该一直寻找新的方法来看待事物。

社会科学正规训练的整体本质，我想物理科学也是一样，都意味着你一直在变得更加专业化。而越来越专业化，就会不断缩小关注的范围，而你应该始终记住，我们是一个巨大过程中的一小点。

布朗：我在想资源经济学。我们在动态和时际最大化方面做了很多简单的模型。但直到最近，我们对空间一直保持沉默，很少关注空间经济学。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您曾说过，您一直在回避与一般均衡理论类似的经济学讨论，并将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视为盟友。弗兰克·哈恩是我在伯克利的主要教授。我读了他的一篇特别的文章，他说交易成本和规模收益递增，除了微不足道的情况，都不适合纳入传统的分析模式，这让我很吃惊。

诺斯：我不确定我会这样表述。如果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我想我会同意他的观点。

布朗：你认为他想表达什么？因为一方面，你认为交易成本很重要，但怎么能…交易成本本身是否适合被纳入传统模型？或者说它…

诺斯：不，它给传统模式带来了真正的问题。一旦你把交易成本引入到事物中，你就得问为什么交易成本会以这种方式存在，这意味着你得研究思维是如何运作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类似的问题，而我们传统上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思考——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确实是我们可以做的更好的一个重要领域。

布朗：你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指出，制度是人类设计的约束，并创造了非正式的约束。我想知道你的论点是否有点松散——我会告诉你我在想什么。我记得读过加利福尼亚州1912年左右的一项地区法案，这个地区法案的整洁之处在于它是极其灵活的。例如，它允许一个制度像防洪区一样包围一种外部性，并且它允许——如果你想要它——该地区选择是否征税和被征税。因此，这个案例让我很快想到约束被解除而不是被添加的地方。似乎制度可以同时起到约束和允许的作用。

诺斯：我想这是对的。

布朗：后来，你得出结论说，变革最根本、最长期的源泉是个人和企业家的学习。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想到了阿罗在196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在做中学”的文章。它为规模收益递增提供了启发式思维，我认为这会促进增长，当然这也是讲述一个动态故事的重要元素。

诺斯：将动态纳入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动态意味着你必须弄清楚你关闭了什么，你打开了什么，你永远不知道你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也许明天就会发现你做了错事。我认为学习过程是持续进行的，它对我们时时刻刻发展的方式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影响。

布朗：你说过，解释历史上经济变化的速度和方向是一个重大难题。

诺斯：确实如此。因为如果你扪心自问，在不同的时代，你是否会像我们今天这样思考问题，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你必须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我比较宽泛地用这个词，因为我通常担心复杂性会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专业化和狭隘性。

布朗：你是指像诡辩吗？

诺斯：是的，没错。

布朗：道格，我想我要结束了。还有什么意见、遗漏、委托、你想补充或修改的地方吗？

诺斯：没有了，我觉得你做得很好。我觉得我想留给你最重要的建议是，我们必须更多地研究心智和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以及随着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知识，还有当其朝着创造性的方向发展时，结构是如何随时演变的。

翻  译：郭瑞涵

校  对：聂凯巍     

编辑：石寒冰

一审：焦    磊

二审：大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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