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伟 刘爱娇 | 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编者按

沿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光谱，气候变化逐渐由低政治的环境安全问题转变为高政治的安全议题。当前，全球面临气候变暖的威胁，在过去30年中，中东地区气温上升了约1.5℃，是全球平均值0.7℃的两倍多。由气温上升所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土地退化、农牧业和渔业减产、海平面上升、瘟疫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溢出了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具有了传统安全的属性，相关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地区 国际关系等无不受其波及。

本文认为气候变化作用于不同的安全领域，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机制，并非单一的模式，而是形成了“复合安全”。并尝试从宏观视角探索认识这种复合安全威胁的基本框架和影响安全的类型，以便为深入理解相关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图为本文作者之一闫伟

作者：

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刘爱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引文格式（GB-2015）：

闫伟,刘爱娇.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J].世界社会科学,2023,(04):188-210+246-247.

内容提要

中东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十分脆弱，全球气候变化作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变量，对中东国家造成“复合型”的安全挑战。沿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光谱，气候变化逐渐由低政治的环境安全问题转变为高政治的安全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呈现出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化，形成气候—干旱—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水源争夺两种主要作用机制。中东国家普遍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着力推动减排去碳，发展清洁能源，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但中东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产地，尚未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资源受限，面临着兼顾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与能源转型的两难处境。这需要平衡两者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防止引发新的危机。

关键词

气候变化；中东国家；复合安全；“双碳”战略；《巴黎气候协定》

中东（西亚北非）的生态环境相当脆弱，围绕生态变化的地缘政治博弈十分激烈。从中东上古文明的诞生到近代奥斯曼帝国的兴衰，气候变化作用于生态环境、人口与民族迁徙等因素，构成了影响中东文明兴衰的重要变量。当前，全球面临气候变暖的威胁，2015—2022年，全球气温连续8年高于工业化前1℃以上。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影响和冲击尤为突出。在过去30年中，中东地区气温上升了约1.5℃，是全球平均值0.7℃的两倍多。由气温上升所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土地退化、农牧业和渔业减产、海平面上升、瘟疫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溢出了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具有了传统安全的属性，相关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地区 国际关系等无不受其波及。2011年，叙利亚、埃及、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的剧变与气候变化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密切相关，萨赫勒地区极端主义也与当地环 境的恶化息息相关。2022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7）在埃及举行，重要议题就是中东、非洲的气候变化问题。2023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8）将在阿联酋的迪拜举行。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成为未来影响中东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与中东安全的相互关联。但学界对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中东安全存在争议，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主要影响因素(major contributor)安全的倍增因素(threat multiplier)以及不确定因素(indeterminate contributor)。上述讨论具有简单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安全内涵的多维度和多层次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等16个安全领域。气候变化作用于不同的安全领域，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机制，并非单一的模式，而是形成了“复合安全” (complex security)挑战这种复合性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安全。气候变化对于上述安全领域的影响呈现出由直接到间接、由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变化。本文尝试从宏观视角探索认识这种复合安全威胁的基本框架和影响安全的类型，以便为深入理解相关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气候变化的环境安全风险与直接后果

气候变化主要指长期的平均气温、气候的显著变化，一般由气温、降水、风暴以及相关极端气候等指标进行衡量。气候存在双向变化：气温下降和气温上升。当代的气候变化主要指由温室效应而产生的气温上升及一系列相关的气候事件。相较于社会稳定、区域内国家间关系而言，气候变化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是直接和确定的。气候变化可能对中东个别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总体来看，中东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大都为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直接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压力，呈现出多重后果叠加的效应。

（一） 水资源的匮乏与中东地区的干旱化

中东北部地区以温带气候为主，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暖、相对潮湿；南部地区属于炎热的沙漠性气候，降水量少，植被稀少。在过去30年中，中东地区气温上升了约1.5℃ ，是全球平均值0.7℃的两倍多，历史上没有先例。未来中东地区的平均气温将继续攀升。2010—2039年，中东的平均气温可能上升 1℃ ～3℃ 。气温上升使中东地区的降水总体呈减少的趋势。气温升高4℃ ， 中东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将减少45％ ，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降雨将减少50％ 。在过去30年中，埃及的降水减少了22％ 。中东其他国家也陷入不同程度的缺水困境。根据世界资源中心（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研究，到2040年，世界上最缺水的33个国家中，14个位于中东，其中9个是极端缺水国家。

降水减少和气温升高将使河流的流量减小。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约旦河以及尼罗河等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地表水来源，前两者是西亚最大的两条河流，也是世界上干涸速度最快的河流。2040—2069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年平均流量可能下降9.5％，约旦河流域的可用水资源也将减少22％。到21世纪末，中东地区的径流量将下降约10％～30％。降水减少、气温升高将进一步加剧中东的干旱问题。全球气温升高4℃，中东许多土地的干旱程度可能增加60％以上，2050年，雨水灌溉的农田可能减少8500平方公里，2100年将减少17万平方公里，作物产量可能下降高达60％。干旱问题将进一步加剧中东土地的退化和荒漠化，引发更严重的粮食危机。据联合国报道，2025年，中东的粮食将减产30％。

（二） 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问题

中东人口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2030年，预计有1亿人在沿海城市生活。沿 海地区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190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海平面上升了约20厘米。埃及、阿曼、阿联酋、约旦、土耳其等国的沿海地区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胁，43个港口城市受到影响。阿联酋的阿治曼、沙迦和乌姆盖万三个酋长国海拔不到10米。亚历山大、巴士拉、贝鲁特、科威特城、迪拜、麦纳麦、沙姆沙伊赫、达曼等中东城市将受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影响。

海平面升高1米，埃及将有10％的人口受到影响，尼罗河三角洲可能损失12％～15％的农业用地，并丧失大部分沿海湿地。2005—2050年，洪水造成的损失将增加十倍，沿海地区盐碱化、沙漠化的风险加大，对沿海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中东地区城市化加速，大量工业和能源设施、人口、旅游业等分布于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将持续加剧。海平面上升和飓风的增加将使中东沿海地区的GDP减少24％，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

（三） 极端气候与自然灾害的增加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频发。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温天气的强度、长度和天数分别增长了7.6±1.3、7.5±1.3和6.2±1.1。近年来，中东夏季的平均最高气温约为43℃，21世纪中叶将增至46℃，21世纪末可能达到近50℃。埃及、伊拉克、伊朗、科威特等国频频刷新最高气温的纪录。2020年5月，埃及的高温持续一周，气温达到44℃。2021年夏季，巴士拉的气温连续突破50℃。21世纪末，如果全球气温上升2℃，安曼的连续高温天气将从4天增加到约2个月，巴格达从8天增加到3个月。极端高温可能引发火灾。2021年，黎巴嫩、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造成严重损失。

高温、降水减少、土地沙漠化导致沙尘频发。埃及沙漠和努比亚沙漠、阿拉伯半岛的鲁卜哈利沙漠，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等是沙尘的重要来源。全世界15％～20％的沙尘源自中东地区。2001—2012年，中东地区的沙尘每年增加15％，中东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沙尘暴的威胁。2020年3月，埃及遭遇26年来最严重的沙尘暴；2022年5月，伊拉克全境连续遭遇沙尘暴；2022年3月，阿尔及利亚北部地区遭遇沙尘暴，一度影响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国家。沙尘暴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影响大气环流，进而对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气候变化还使中东部分地区尤其是山区的极端降雨增加，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等灾害。近年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也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国部分地区频频出现强降雨。1900—2011年，中东地区15个国家发生了213次洪水，造成近1.9万人死亡，对860多万人产生负面影响。2022年7月，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6个国家中的5个发生了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

（四）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及人类健康的影响

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人类健康。气温的升高对鸟类尤其是候鸟的生存影响巨大，导致鸟类的迁徙路线、孵化条件等改变。气候变化使动物栖息的森林、湿地等锐减。在过去70年中，土耳其至少130万公顷的湿地消失。与此相应，1994—2004年间，土耳其53.6％的鸟类种群数量下降，3504种特有植物中12种已经灭绝，3492种濒危。海洋温度的变化也会导致鱼群寻找更合适的生存环境。

气候变化同样对人的健康造成直接威胁。极端高温的环境不仅会引发中暑、睡眠障碍、心理健康等疾病，还与该地区近年来死亡率攀升存在关联。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精神疾病等的临床状况往往会恶化。肥胖者、孕妇、残疾人、贫困人口、室外劳动者、老年人更易受到影响。1990—2018年，全世界死于高温的人中，1/3与气候变化有关，在中东达到2/3。温度上升1℃，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率翻一倍，升高5℃，死亡率增长8倍。预计到2100年，波斯湾一些城市的夏季气温可能超过人类的极限，65岁以上人群因高温面临的死亡风险比1951—2005年升高8～20倍。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给人类带来威胁，如水资源短缺、沙尘暴、暴雨等，以及登革热、血吸虫、黄热病、疟疾、尼罗河热等与温度相关的传染病。2022年，伊拉克严重的沙尘暴致使数千人患病就医。

（五）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最直接地反映在农牧业上。农牧业是中东经济的重要支柱。气候变化将改变作物的生长周期和产量。例如，温度升高1.3℃，突尼斯小麦的生长周期缩短10天；升温2℃时缩短16天；升温2.5℃、4℃时分别缩短20天、30天，导致农作物减产。水资源的缺乏冲击农牧业生产，中东国家70％～80％的土地依赖自然降水，80％的水资源用于农业生产，叙利亚、阿曼、沙特阿拉伯等国甚至达到90％。气候变化势必导致粮食产量下降。2007年和2008年，叙利亚东北部的小麦和大麦产量因干旱下降47％和67％。此外，气候变化改变原有的草地、水源分布，降低草场的质量，游牧部落不得不改变生活的地区。旱季的延长制约了畜牧业的规模提升了养殖成本。2005—2013年，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因干旱损失近85％的牲畜。21世纪末，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旱季可能延长2个月。因此，中东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2050年，中东地区将因缺水损失6％～14％的GDP。

上述因素与中东人口的高出生率等相叠加，加剧了粮食危机。中东国家的粮食自给率并不高，对外依存度从1961年的10％提高到2011年的40％。2015—2017年，科威特、阿曼、阿联酋、也门、吉布提、约旦、毛里塔尼亚等国小麦的自给率不足10％，以“北非粮仓”著称的埃及也不到50％。1960年，中东的人口为1亿左右，2020年增长到约5亿。中东的人口仍将呈高增长的态势，而气候变化将加剧粮食危机。如果中东地区在饮食结构、生产力和耕地面积等方面未发生显著变化，人口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那么到2050年，中东70％的粮食将依赖进口。

二、气候变化导致中东地区冲突的主要机理

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是中东地区冲突的催化或者驱动因素，并非原生的变量。但是，气候变化与中东地区原有的问题相互叠加，使前者超越了环境和生态安全范畴，上升为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成为公共的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而深刻影响中东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当环境安全成为国家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安全维度之一时，也就意味着环境安全进入政治化进程中。气候变化对于中东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与安全的影响具有多种路径，主要存在两种机理，即气候—国内冲突型和气候—跨国水资源冲突型。

（一）气候变化对中东社会失稳的催化作用

国外学界关于“气候冲突”的研究存在争论，代表性的有“气候—冲突论”和“冲突—气候论”。前者认为，气候变化加剧或者减少了冲突事件的发生；后者认为，冲突的破坏性作用于脆弱的生态和社会环境，进而放大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两种观点都无法回避气候变化与冲突的强相关性。就中东地区而言，气候变迁与冲突的关系可能并非点到点的线性关系，更可能是相互影响的循环论复杂图景，即气候影响冲突，但冲突造成的应对气候变迁的脆弱性反过来进一步加剧或减少冲突。气候变化与干旱、农业减产客观上加剧了中东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属于“气候—国内冲突型”。

在中东地区，气候变化更多作为间接变量，对社会冲突与稳定施加影响。气候变化加剧了自然和社会资源的紧缺，使气候和资源环境问题政治化。中东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较弱，无法化解资源短缺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而引发社会冲突，甚至反政府运动。当然，这里并非“气候决定论”，而是强调气候变化作为一种长时段和系统的变量在催化社会危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中东地区的某些冲突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气候变化对中东国家社会稳定的影响大致具有如下两种类型。

达尔富尔冲突属于“资源竞争型”，资源受限加剧了地方力量的竞逐与无序。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劣，存在黑人农民和阿拉伯牧民两大群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地区平均气温上升了1.5℃，气候变化引发严重干旱，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1980年以来，该地区平均降水量下降了40％，沙漠每年均向南侵袭。这使阿拉伯牧民向黑人村庄迁徙，两个群体的缓冲区被压缩，进而突破了以往族群边界，导致两者围绕水源和土地的竞争升级。苏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默许阿拉伯人的迁徙。最终，阿拉伯人与黑人的冲突加剧。这成为2003—2005年达尔富尔战争的重要原因。一些学者和媒体将这场战争视为“第一场气候战争”有些绝对化。冲突爆发的原因十分复杂，苏丹政府与当地黑人的矛盾、域外力量的介入，以及族群和宗教长期的矛盾等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生态危机影响不容忽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达尔富尔冲突起源于生态危机，至少是部分源于气候变化。如今，苏丹和南苏丹生态环境仍然在持续恶化，未来几十年，高粱等作物的产量可能下降70％，干旱与冲突仍将萦绕在这一地区。

2010年末之后，气候变化与阿拉伯剧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从气候变化的角度看，叙利亚冲突属于“社会—国家对抗型”，干旱导致农牧业严重衰退，农民生活维艰，进而对抗国家。叙利亚以农业为主，全国1/4的土地为耕地，2/3的耕地靠雨水灌溉。北部地区是叙利亚的粮仓，其小麦和棉花产量占全国的一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北部地区处于中度干旱。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期，通过加大地下水开采，推动农业生产，实行农牧业补贴政策。这缓解了干旱，但也造成地下水超采，农牧业发展超过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加剧了环境的脆弱性。2006—2009年，东地中海地区遭遇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叙北部的卡米什利2007—2008年的降水仅为同期的25％，南部的代尔祖尔只有同期的12％。干旱严重打击了叙利亚的农牧业和农村。农业产值占比由2003年的25％降至2008年的17％，小农几乎绝收，牧民的牲畜损失殆尽。2010年左右，世界各地尤其是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加拿大、阿根廷等主要粮食出口国普遍遭受极端气候影响，推高了中东的粮食价格。旱灾使150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成为“气候难民”，涌入城市，形成了畸形的城市化。城市人口由2002年的890万猛增至2010年的1380万。这些人背井离乡、生活困苦，成为叙利亚冲突爆发的社会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叙利亚独特的教派和族群结构、外部力量干预、阿拉伯剧变外溢效应等对这场冲突具有重大影响。

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退化也为极端主义势力提供了沃土。中东一些国家治理能力较弱，大量气候难民的产生、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极端组织有机可乘。近年来，萨赫勒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各种地方力量争夺水源和土地，导致社会冲突加剧，“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通过为边缘群体提供福利，加大在当地的招募和渗透。“伊斯兰国”将水资源武器化，一度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量水利设施，囊括了叙利亚20％的电力来源以及为500万人供水的幼发拉底水坝，并借此威胁和控制异己力量。

气候变化对达尔富尔和叙利亚稳定造成的挑战具有共性，即气候变化（极端气候）导致干旱和粮食危机，进而增加了社会的脆弱性，激化了原有的各种矛盾和裂痕，构成了气候变化引发社会冲突的核心机理，反映了农牧业对于气候和环境的高度依赖性。气候变化放大了原有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在中东十分普遍。2010年以来，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门、非洲之角等不同程度遭受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2021年阿富汗的剧变似乎与连续多年的大旱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对于中东的社会稳定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中间变量。气候变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增加社会经济的压力，并非一定爆发冲突和战争，这还取决于相关国家的治理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等其他因素。但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显然越来越大，逐渐常态化。近年来，中东地区多国发生“夏天抗议”，很大程度上源于持续极端高温，而电力和水资源的供应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二）气候变化与跨界水资源争端

中东地区水资源匮乏，早在4500年前，两河流域的城邦国家已围绕水资源进行征战。如今，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性的安全话题，各国都认识到气候变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的持续匮乏将使各国面临“生存威胁”，水源成为国家安全的要素。国际河流流量的不确定性以及上下游国家对水权的争夺，极易引发国际争端。可以说，各国对国际河流的争夺是对灾难预期的“安全化”。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安全威胁将进一步加剧中东地区的水资源冲突。

中东地区国际河流争端主要围绕四大流域。一是两河流域，主要涵盖土耳其、叙利亚以及伊拉克三个国家，土耳其位于河流的上游，叙利亚次之，伊拉克位于下游。两河对于流域内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具有重要意义。伊拉克98％的饮用水、卫生和灌溉用水来自两条河流，叙利亚河流总流量的85％集中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二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的水争端。三是约旦河流域，包括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五个国家。四是阿富汗与伊朗的赫尔曼德河水争端。这些国际河流的上下游国家在水权和水资源分配上长期存在矛盾。随着气候变化成为普遍认可的安全威胁，水资源争端进一步加剧，并引发相关国家的矛盾甚至冲突。对它们而言，掌握“水权”就掌控了未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下选择气候变化加剧水权争端的代表性案例进行分析。

尼罗河是埃及农业乃至经济的命脉，95％的水源来自尼罗河，1/3的渔业和30％的劳动力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气候变化对尼罗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1世纪，尼罗河流量在不同年份的偏差将达到50％，意味着旱灾和洪涝灾害可能增加一倍。受到河流变化的可能影响，沿岸国家对水资源的争夺进一步加剧。相对于上游的埃塞俄比亚而言，位于中下游的苏丹和埃及处于不利地位。2011年，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上游修建复兴大坝。在气候变化语境下，这一举措势必威胁苏丹和埃及的水资源供给，特别是扼住了下游国家埃及的命脉。三方围绕复兴大坝的冲突延续十余年。2021年，埃及力图将跨界水资源冲突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争取在气候变化的框架下提升水权。埃及总统塞西在会议上指出，埃及之所以反对在国际河流修建水坝，目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大坝造成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更大的非洲更加缺水、干旱和荒漠化。埃塞俄比亚则强调该大坝对于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埃及与苏丹试图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就复兴大坝问题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遭到埃塞俄比亚的反对。三国在该问题上甚至存在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涉及的国家众多，20世纪中期以来，各国围绕河水分配矛盾尖锐。土耳其是中东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饮用水每年人均1600立方米，是中东人均的近2倍。这得益于土耳其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国家，在水权上占据主导地位，两河占土耳其水源的31％。然而，20世纪末，气候变化引起各国的重视。国际水法为了引导各国更加公平、合理利用水源，在理论和实践上发生变化，即国际水域水权分配由“绝对主权”(absolute sovereignty)向“公平使用”(equitable use)转变。199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Convention on Law of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公平使用”正式成为国际水法的原则，但土耳其并未批准这一公约，坚持“绝对主权”原则。伊拉克和叙利亚则签署了该公约，并以此要求土耳其进一步加大供水，减少流量限制。

土耳其在气候变化中并未独善其身。土耳其的年均气温显著上升，达到2℃～3℃左右，南部和东南部愈加明显，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的降水将减少30％，黑海沿岸将减少10％～20％。伊拉克和叙利亚亦受到严重影响。三个国家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获取更多的水源，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资本。作为上游国家，土耳其把控水资源分配的主导权。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水权的争夺呈现出“零和”的特征。土耳其水资源特使艾罗格鲁指出，由于气候变化时代河流流量的不确定性，土耳其不会向下游国家定量供水；按照比例分配是土耳其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水权的争夺与三个国家的族群冲突、地缘政治博弈等相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冲突。

伊朗和阿富汗因赫尔曼德河引发争端，是气候变化影响中东国际关系的另一典型案例。赫尔曼德河起源于阿富汗，是阿富汗最长的河流，流入伊朗东部的哈蒙湿地。赫尔曼德河流入伊朗的水源，80％用于灌溉。哈里河发端于阿富汗，流入伊朗东部地区与土库曼斯坦。两条河流对于伊朗东部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两国围绕河水分配存在矛盾。1973年，两国达成了赫尔曼德河的分配协议，阿富汗向下游国家伊朗提供每秒26立方米的水量，作为补偿，伊朗向阿富汗提供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的使用权。此后，阿富汗陷入战乱，上述协议未有效执行。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伊朗东部地区的生态系统衰退。哈蒙湿地和湖泊在旱季逐渐干涸。阿富汗国内水资源十分短缺，赫尔曼德河对于阿富汗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流域面积占阿富汗国土的40％。2001年以来，阿富汗与伊朗在跨界河水的分配上存在严重的矛盾。

两国的水争端虽然与政治、难民问题等直接相关。但气候变化显然是长时段的变量。这两条河对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皆具有重要价值。赫尔曼德河和哈里河占阿富汗四大水系的一半。赫尔曼德河是伊朗东部哈蒙湿地的主要水源，哈里河则关系到伊东北部340万人的生活用水。受气候变化影响，阿富汗和伊朗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2010—2020年，阿富汗冬季平均气温升高0.9℃～2.5℃，夏季平均升高0.5℃～1.2℃，21世纪末可能升高6℃。1962—2017年，阿富汗地表水总量减少22％，哈里河水量减少48％，赫尔曼德河水量减少22％。阿富汗的干旱问题雪上加霜。伊朗的生态环境也不容乐观。1980—2004年，伊朗温度持续升高，未来几十年，伊朗的温度将升高2.5℃，降水减少35％。随着供水的减少，哈蒙湿地基本干涸，逐渐荒漠化，当地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十余万人的气候难民。这势必将进一步加剧两国围绕水资源产生的冲突。

中东国家围绕国际河流的水权之争，呈现出上下游国家的激烈博弈，上游国家具有一定的水霸权属性。水资源具有稀缺性，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水权之争将进一步加剧。未来15～20年内，中东的降水将减少20％。气候变化对中东地区本就脆弱的生态、社会环境造成严重压力，形成了气候变化—环境与生态恶化（干旱、极端气候等）—社会问题政治化的压力传导链条和作用机理。当中东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时，气候变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可能转变为政治问题，威胁地区稳定。气候变化不仅放大了原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还将持续对中东地区的安全造成影响。

三、中东国家气候安全的治理实践及其两难困境

气候变化及其安全威胁已引起中东国家的普遍关注，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签署并批准了《巴黎气候协定》。该协定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限制碳排放的行列，目标是在21世纪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2℃以内，2030年碳排放减少45％，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2022年、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中东国家举行，2021年阿联酋举办气候变化区域对话行动峰会，显示出中东国家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从各国的实践看，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安全威胁大致有两种举措，即减少碳排放、加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一）中东国家减少碳排放量和能源转型

碳排放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减排、能源转型和“碳中和”成为中东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减碳战略，降低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安全影响。2010—2015年，中东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增长30％。2019年，中东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5％，人均每年排放13吨二氧化碳，低于美国的19吨，但高于欧洲的7.8吨。海湾阿拉伯产油国是世界上人均排放最高的国家。人口增长是中东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1990—2020年，人口增长对碳排放的贡献率为53.89％，经济增长只占18.42％。中东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19个国家签署《巴黎气候协定》，16个国家批准了该协定。

批准《巴黎气候协定》的中东国家都明确制定了减排计划和目标。中东国家承诺，与2022年相比，2030年碳排放量降低13％。以色列、黎巴嫩、阿联酋和也门承诺到2050年实现脱碳(decarbonized)，沙特和巴林为2060年。中东国家主要通过使用低碳和清洁能源、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中东地区有丰富的清洁能源，占世界太阳能的22％～26％，摩洛哥、约旦和沙特等国的风能潜力很大。大部分中东国家制订了能源转型计划。卡塔尔预计到2030年实现太阳能发电占总能源的20％，计划普及新能源汽车和环保建筑。巴林投资碳固存技术，计划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阿联酋重视通过数字技术减少碳排放。2030年，沙特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所占比重将从0.3％提高到50％，未来几十年种植100亿棵树，以改善生态环境。埃及制定了《国家气候变化战略》(National Climate Change Strategy)，以便减少排放，计划到2035年实现42％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埃及是中东首个发行绿色主权债券的国家，发行了7.5亿美元进行融资，聚焦于治理环境污染和能源转型，逐渐废除能源补贴。

在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设立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和环境、城市化与气候变化部，颁布《可再生能源法》《气候法》《氢能战略2023》等，2023年将全面禁止使用煤炭生产能源，停止建造煤电厂，着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和氢能等，2030年电动汽车销量增加至少20％，2053年实现零排放。伊朗将美西方解除制裁作为批准《巴黎气候协定》的先决条件。长期的制裁严重阻碍伊朗的能源转型，但伊朗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在环境部下设国家气候变化办公室。2015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布了15条环境政策指令，积极应对荒漠化、沙尘等环境威胁，号召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产业、绿色公共交通等。伊朗承诺到2030年减少4％的碳排放。以色列设立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制订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借助科技优势，加速进行清洁能源替代，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

（二）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减少碳排放只能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成为各国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降低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提升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埃及、叙利亚、以色列等中东国家大都制定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其中包括应对水资源供给紧张、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等的具体举措。以水安全为例，中东各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保障水资源和粮食供应。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水资源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海湾的阿拉伯产油国利用清洁能源进行海水淡化、废水回收，以便缓解水资源短缺。沙特阿拉伯将此作为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100家海水淡化厂中，47家位于波斯湾沿岸的8个国家。阿曼实现废水全部回收，重复利用率达到78％。2019年，沙特制订了“水滴计划”（Qatrah），以实现节水目标，预计十年内可减少43％的用水量。以色列通过技术创新以及合理规划国内水资源分配，实现了从地区缺水国到区域水源稳定大国的转变。除了对约旦河河水的开发外，以色列大力发展海水淡化技术以补充国内用水，研发滴灌技术并对其进行更新迭代，最大限度节约农业用水量。但相对而言，由于技术和资金的缺乏，尽管大部分中东非产油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但能够利用的经济、技术资源有限，成效不足。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仍然具有脆弱性，容易引发社会冲突。

气候变化加剧了中东各国围绕跨国水域的争夺，但一些国家也在该问题上进行合作。以、约、巴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上共享约旦河的水资源。具体措施包括在约旦建设海水淡化厂并投入使用，以色列增加向约旦提供水资源等。实际上，以色列和约旦都称对方为水资源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在尼罗河流域、新月地带，各国围绕水资源的争夺仍然激烈。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在地下水开发与保护领域的有效合作为其他中东国家提供了借鉴。三个国家共享西北非地区的撒哈拉含水层，其含水量相对丰富，是撒哈拉地区重要的地下水资源。20世纪80年代，三个国家在勘测储存量等领域进行合作，随后共同建立了信息与监测数据共享平台与机构。

总体来看，除了阿拉伯产油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国外，其他中东国家在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气候适应与减少碳排放不仅考验中东国家的治理能力，更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相应的科学和工程技术支持，以及大量的经济投入，对于中东国家而言，在短期内是重大的挑战而非机遇。中东国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较低的地区一体化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提升。因此，尽管中东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举措，但气候变化对这些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仍然具有严重威胁，不仅无法在短期之内破解，甚至还隐含着新的危机。

（三）中东国家气候变化治理的两难困境

中东国家对气候变化的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其中的核心是如何平衡这种治理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气候变化将对中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势在必行，从逻辑上看，这与中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矛盾。但是，无论是减少碳排放，还是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都是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中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与道路。从短期来看，两者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现象：对气候变化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经济发展为代价；而气候变化本身对中东国家造成严重消极影响，需要积极应对。

中东地区是世界化石能源的中心，降低碳排放将根本改变中东许多国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海湾国家大都制定了2030年愿景等类似的发展规划，将经济多元化和摆脱对能源的依赖置于重要地位，着力发展科技、航空航天、金融、贸易、旅游业、高水平制造业和医疗产业，利用主权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等。但是，这些国家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没有明显改观。如今，海湾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占它们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政府收入的70％左右。这些国家的经济多元化本身依赖巨额的石油收入，其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基本建立在高石油收入的“地租型”经济基础上。由此，产油国与其民众建构了某种“社会契约”，即民众享受高福利和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相对低的政治参与，大量引进外籍劳工提供社会服务。2011年阿拉伯剧变之后，沙特阿拉伯等国通过增加社会补贴等方式，以财富换安全。

这也造成了中东产油国的人均碳排放排在世界前列，但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却并不高。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发展清洁能源和减少碳排放，乃至完全脱碳已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化石能源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巴林等国的石油资源面临枯竭的威胁，全球化石能源消耗将显著降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40年左右，世界石油需求将达到峰值，此后可能逐渐下降。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下，这些国家现有的金融财富可能在未来15年耗尽。中东产油国本身也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和发展清洁能源。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产油国面临着重构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重任。从《巴黎气候协定》内容来看，这个时间窗口可能并不长。

中东非产油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除以色列外，非产油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后，技术、金融和财政储备薄弱，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有的国家面临西方严厉制裁，有的还处于战乱状态。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意味着能耗的增加。加之中东国家人口的高出生率和人口爆炸，碳排放成为刚性需求，“双碳”战略是根本性的能源与经济转型。从短期来看，中东非产油国将发展的重心置于减少碳排放，推进成本更高的能源转型，投入大量资源应对气候变化，无异于自缚手脚、饮鸩止渴，不仅透支了发展潜力，而且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问题和冲突。

一是在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减少碳排放意味着能源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的重大变革，工业发展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中东大部分国家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缺乏推进“双碳”战略的相应技术、资金，影响工业化进程。二是减排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能源成本。中东国家存在较为普遍的能源补贴，这是平衡物价、维系民生的关键。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社会动荡不胜枚举。在减少碳排放的前提下，许多中东国家也在逐步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补贴，引导使用清洁能源。2012—2022年，能源补贴占埃及政府支出的22％、GDP的6％，2019—2022年降至GDP的0.3％。但盲目地推动能源转型和减少补贴，可能推高能源价格和物价。气候变化引发的持续极端高温导致对电力的需求剧增，可能引发社会矛盾。三是碳中和、清洁能源替代等能源转型是高技术领域，也有经济门槛，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联合国预计，阿拉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资金缺口达2300亿美元。这一方面需要寻求国际社会、国际组织的支持，另一方面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发行绿色债券进行融资。2003—2021年，中东国家主要通过贷款获得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71％用于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供水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占比很小。此外，2019—2020年，中东国家获得的国际气候融资只有16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杯水车薪。巨额的资金投入可能进一步恶化中东国家的财政状况，加剧对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依赖。

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深刻影响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安全，其面临着未实现现代化、工业化但需要承受其气候和环境后果的困境，在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面临两难选择，处理不当将迟滞现代化进程，可能加剧社会冲突，掉入债务陷阱。

四、结语

气候变化是历史上中东文明兴衰的长时段影响因素，独特的气候特征也深深印刻在中东文明的基因之中。20世纪末以来，全球面临新一轮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微观上看，气候变化可能改善中东个别地区的生态环境，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个别冲突的降级。但从宏观上看，中东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十分脆弱，气候变化对当地的影响愈加凸显，相应地带来了严峻的安全挑战。气候从多个维度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在不同层面有着相异的作用机理，而非简单的线性决定论。循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线索，低政治的气候环境问题向高政治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国际关系转变。沿着这一路径，气候变化的作用机制也由直接变量转变为间接变量，深刻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气候、干旱、水资源短缺、粮食安全等问题极易发酵为政治和安全议题，进而威胁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的短缺，并引发中东国家围绕跨界河流的争夺，水资源问题成为对生存构成威胁的安全问题，诱发了资源民族主义，加剧了中东国家的竞争和冲突。

中东人民具有应对恶劣自然环境和气候的丰富经验，并发展出了独特的文明形态。当前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中东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加入这一进程，应对气候变化，并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中东是世界能源的中心，产油国和非产油国都受益于百年来化石能源开采。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举措就是减少碳排放，发展清洁能源，提升环境治理能力。这使能源作为中东国家的“相对优势”逐渐转变为“相对劣势”，这些国家尚未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却要担负现代化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对人类产生严重影响。但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发达国家构建的一种全球治理的重要话语体系以及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新通道，隐含着新的现代化模式，深刻影响中东国家的发展模式与能源生产、消费方式，加剧国家之间的资源竞争。中东国家在科技、资金、地区合作等方面都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先天缺陷。如何平衡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安全，通过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预防因气候变化治理而引发社会冲突和安全风险，是中东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处理不当可能会完全受缚于气候变化，再度迷失现代化方向，引发更深层次的主权安全和政治稳定问题。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

编辑：翟晓茗

一审：石寒冰

二审：大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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